刘宗周是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也是宋明理学（心学）的殿军。他著作甚多， 内容复杂而晦涩。他开创的蕺山学派，在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儒学史上影响很大。清 初大儒黄宗羲、陈确、张履祥等都是这一学派的传人。刘宗周的思想学说还具有承 先启后的作用。当代新儒家学者牟宗山甚至认为，刘宗周绝食而死后，中华民族的 命脉和中华文化的命脉都发生了危机，这一危机延续至今[注]。

一、杜门重忆十年病 束发谁先天下忧

　　 刘宗周，初名宪章，字起东（一作启东），号念台，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 人。后因讲学于山阴县城北蕺山，学者尊称为蕺山先生。他出生后不满一岁，父亲 就去世了，因此，自幼随母依养于外祖父章颖家中。

　　 章颖字叔鲁，别号南洲，是当时浙东一带很有名气的儒者，精通《易》学。年 青时期屡试不第，遂以讲学为生，与族兄章礼、章焕号称章氏三杰。他有一套独特 的教学方法，故门生之中不乏擢高第、登显宦的人，如徐阶、陶望龄、周应中等著 名学者和官僚都出自他的门下。

　　 刘宗周受到外祖父的培育，学问日进。17岁时，又从鲁念彬学习制艺。由于他 本人的努力，加上先生善于造就，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刘宗周的八股文就做得 很好，为以后登第创造了条件。

　　 万历二十五年（1597），刘宗周考中了举人，4年以后，考取了进士。但因母亲 去世，他没有受官。后来经人介绍，他又师从湖州德清学者许孚远。

　　 许孚远字孟仲，号敬庵，是湛若水（甘泉）门下唐枢（一庵）的弟子。其学以 “克己”为要，“笃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因此与罗汝芳（近溪）一 派讲学不合，认为罗及其弟子“以无善无恶为宗”，不合王阳明的“正传”，故作 《九谛》与之论难[注]。刘宗周拜许为师时，问为学之要，许告以“存天理，遏人 欲”。刘宗周受许孚远影响很大，从此“励志圣贤之学”，认为入道莫如敬，以整 齐严肃人，“每有私意起，必痛加省克。”[注]

　　 次年（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刘宗周北上京师赴选，任行人司行人。路过 德清，拜别许孚远，许勉励他“为学不在虚知，要归实践”，刘宗周“为之猛省”。 他一生对许非常推崇，曾说：“余年26，从德清许恭简公游，邑己问学，于今颇有 朝闻之说”[注]，“平生服膺许师”[注]。后来他提倡“慎独”之 说，与许孚远很 有关系。

　　 当时朝政黑暗，权臣当道，朋比为奸，·排斥正人。万历皇帝昏庸腐朽，深居 官中，服食炼丹，数十年不出，大明江山，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刘宗周 任官不到一年，就以侍亲为由，告辞还乡。不久，外祖父、祖父相继去世，他承重 守制，于居丧之暇，在大善寺僧舍延课生徒，以此为生。他闲居七年，贫病交加， 敝衾破缶，衣食不继，往往靠借贷度日。但他足迹不至公庭，官吏有慕名造访的， 他也拒而不见。

　　 万历四十年（1612），因人推荐，朝廷下诏恢复刘宗周行人司行人的旧职。在 北上途中，路过无锡，拜访高攀龙。高与顾宪成都是当时的理学巨子，又是东林书 院的创建人，天下士大夫仰之为泰山北斗。刘宗周在无锡短暂停留，与高相互切磋 学问，有问学三书，一论居方寸，二论穷理，三论儒释异同与主敬之功。从此刘宗 周论学更反躬近里，从事治心之功。

　　 当时东林党人与朝中大臣互相攻讦，形同水火。刘宗周上《修正学以淑人心以 培养国家元气疏》，指出当时廷臣日趋争竞，党同伐异之风行，而人心日下，土习 日险。他希望朝廷化偏党而归于荡平，不必以门户分邪正。这篇奏疏对当时的党争 作了持正的分析，不全以东林党人为是，也不全以东林党的政敌为非。但朝中党派 倾向已很明显，刘宗周在前疏中发明顾宪成之学，被认为同情东林党。他鉴于群小 在位，党祸将兴，就申文吏部，请给假放归。这时江西巡抚韩浚上疏弹劾刘宗周， 比之为少正卯，说他“行伪言坚”，足以乱天下而有余，乞赐尚方加诛，以为惑世 诬民之戒。归于顾，刘廷元又相继对他进行攻击。于是他踏上了归乡之路。

　　 解官后，刘宗周的心情反而觉得轻松。他早就想潜心学问，摆落世事的缠绕。 在《与周生书》中，他写道：

　　 不佞少而读书，即耻为凡夫。既通籍，每抱耿耿，思一报君父，毕致身之义。 偶会时艰，不恤以身试之。风波荆棘之场，卒以取困。愚则愚矣，其志可哀也。然 而苦心熟虑，不讳调停，外不知群小，内不见有诸君子，抑又愚矣，其志亦可哀也。 嗟乎，时事日非，斯道阻丧，亟争之则败，缓调之而亦败。虽有子房，无从借今日 之著，直眼见铜驼荆棘而已！《易》曰：“小人剥庐，终不可久也。”此曹何利之 有？吾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万物一体，亦会为此曹著忙。若夫一身之升沉 宠辱，则已度外置之矣。惟是学不进，德不修，快取容足之地，而亡其所为天地立 心，生民立命之血脉，于世道人心又何当焉？此不佞之所倦倦而不容自已也。昔韩 退之中废，作《进学解》以自励，遂成名儒，其吾侪今日之谓乎！

　　 小人当道，国事日非，既不能作济世之名臣，不妨作一个弘道之名儒。因此， 刘宗周更加走向了注重内省的治学道路。

　　 刘宗周“早年不喜象山、阳明之学”[注]，认为陆、王心学“皆直信本心以证 圣，不喜言克己功夫，则更不用学问思辨之事矣”[注]，容易导致禅学化。所以他 曾说：“王守仁之学良知也，无善无恶，其弊也，必为佛老顽钝而无耻。”[注]但 到了中年，他的学术主张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次解官后，他闭门读书，“悟天下无 心外之理，无心外之学”，转向了陆王心学，著《心论》一文，阐发了自己的心学 观，认为“只此一心，散为万化，万化复归于一心”，“大哉心乎，原始要终，是 故知死生之说”。表明刘宗周完成了对心学从“始而疑”到“中而信”的转变[注]。

　　 在教学之暇，刘宗周撰成《论语学案》、《曾子章句》两部重要著作。在《论 语学案》中，刘宗周强调“学字是孔门第一义”，指示“君子学以慎独，直从声外 立根基”，“视听言动，一心也；这点心不存，则视听言动到处皆病，皆妄矣。若 言视思明，听思聪，言思忠，动思敬，犹近支离。”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既由心学 中脱胎，又希望矫正心学之失的特征。这表明刘宗周对阳明心学开始了由“中而信” 到“终而辨难不遗余力”的转变。

　　 刘宗周家居三年。这期间，他的学术思想日渐成熟，名声远扬。而这时明朝的 内忧外患也越来越严重，东北的满洲日益强大，明军连年失利；朝中则党争不已， 政治腐败。刘宗周虽身在江湖，但还是心系魏阙，不在其位，并非不谋其政。他在 《与周绵贞（起元）年友书》中，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写道：

　　 今天下事日大坏，莫论在中在外，皆急需匡救，以缓须臾之决裂。况遐荒远激， 尤非帖然无事之日，又重以茸囗子之酿成弊也久矣。今得一二正人在事，地方之患 犹不至一日瓦解耳。敌患孔亟，当事者苟率而处军国，无一举动可人意，恐旦夕有 变，吾辈士大夫诚不知死所。

　　 他认为，国事弄到现在这个样子，“吾党与有罪焉”，不能只怪所谓“奸党”。 他对“正人”的行为作了深刻的反思，指出“吾辈出处语默之间，亦多可议。往往 从身名起见，不能真心为国家。”只顾自家博取好名，不以国家为念，如果天下一 旦土崩瓦解，将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刘宗周痛切地说：“所云吾党之罪，在宋人之 上，不为虚也！”

　　 明熹宗即位，登用东林党人，刘宗周被起用为礼部仪制司添注主事。这时熹宗 乳母客氏、近侍魏忠贤干预朝政，刘宗周上疏参劾。疏入，传旨廷杖六十，幸得叶 向高相救获免。当时上书者多请逐客氏，而纠弹魏忠贤，则自刘宗周始。后来魏忠 贤大兴党祸，扰乱国家，刘宗周不幸而言中。天启三年（1623），刘宗周升为尚宝 少卿，旋告归。次年，奉圣旨“刘宗周升通政司右通政”，朝廷照会赞扬刘宗周 “千秋间气，一代完人。世曰麒麟凤凰，学者泰山北斗。”将推他进入内阁。但刘 宗周鉴于群贤被逐，不愿出山。他上疏推辞说：“世道之衰也，士大夫不知礼义为 何物，往往知进而不知退。及其变也，或以退为进。至于以退为进，而下之藏身愈 巧，上之持世愈无权，举天下贸贸然奔走于声利之场。”[注]他要以自己的行动， 来矫正士风，砥砺气节，为衰世树一榜样。他又作了二疏，一申理诸君子发明忠邪 之界，一参魏忠贤误国之罪。二疏送到通政司，司中人目瞪口呆，说：“此何时？ 进此疏耶？大祸立至矣。”仅把辞职一疏上闻。果然熹宗大怒，降旨说：“刘宗周 藐视朝廷，矫性厌世，好生恣放！着革了职，为民当差，仍追夺诰命。”

　　 此时魏忠贤阉党当道，缇骑四出，削籍的士大夫遍天下。刘宗周既因得罪魏忠 贤得祸，于是慨然叹道：“天地晦冥，人心灭息，吾辈惟有讲学明伦，庶几留民彝 于一线乎！”他召集诸生，于蕺山之麓会讲。他认为世道之祸，酿于人心，而人心 之恶，以不学而进；今日理会此事，正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他日庶不至凶于尔国， 害于尔家。

　　 会讲每月举行一次，到年终辍讲。每次会讲，刘宗周都令学者收敛身心，使根 抵凝定，为人道之基。他曾说：“此心绝无凑泊处。从前是过去，向后是未来，逐 外是人分，搜里是鬼窟。四路把截，就其中间不容发处，恰是此心凑泊处。此处理 会得分明，则大本达道，皆从此出。”于是他提出“慎独”之说，作为自己学术思 想的根本所在。

二、独之外别无本体 慎独之外别无功夫

　　 “慎独”说是刘宗周学说的宗旨。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复强调“慎独”之重要。 他说：

　　 慎独是学问的第一义。言慎独而身、心、意、知、家、厕、天下一齐俱到。故 在《大学》为格物下手处，在《中庸》为上达天德统宗、彻上彻下之道也[注]。

　　 又说：

　　 《大学》之道，一言以蔽之，日慎独而已矣。《大学》言慎独，《中庸》亦言 慎独。慎独之外，别无学也[注]。

　　 可见刘宗周把“慎独”提到了很高的地位。他认为“君子之学，慎独而已矣” [注]，“学问吃紧工夫，全在慎独，人能慎独，便为天地间完人。”[? ?那么什么 是“独”？刘宗周的学生陈确解释说：“独者，本心之谓，良知是也。”[注]“独” 即是本心，即是良知，是人具有的一种主观道德能力，“慎独”则是一种内省的道 德修养功夫。刘宗周把“独”提升到本体论高度，而把“慎独”说成是最重要的修 养方法：“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功夫。”[注]“独即天命之性所藏精处， 而慎独即尽性之学。”[注]所以，“独”是“至善之所统会”，所谓“致知在格物， 格此而已。”“独者，物之本，而慎独者，格之始事也。”[注]这里，不仅宇宙中 的万事万物，而且人类的一切道德准则都统摄在“独”（或者叫本心、良知）之中： “独中具有喜、怒、哀、乐。四者，即仁、义、礼、智之别名。”[注]

　　 既然“独”相当于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慎独”的功夫相当于“致良知”， 那么为何刘宗周还要立异呢？他本人对此有所解释：

　　 千古相传只慎独二字要诀，先生（指王阳明）言致良

　　 知，正指此。但此独字换良字，觉于学者好易下手耳[注]他认为“良知”说不 如“慎独”说简易明白，后者更便于学者下手。而且“良知”说还有流于禅学的危 险。

　　 “慎独”说是刘宗周的道德修养论。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提出“慎独”，主要 是针对当时的士风，希望通过内省的功夫，收拾人心，使人人向善，跻于道德之域， 以解救“世道之祸”。因此，他高度概括了“慎独”的重要性：

　　 君子由慎独以致吾中和，而天地万物无所不本、无所不达矣。达于天地，天地 有不位乎？达于万物，万物有不育乎？天地此中和，万物此中和，吾心此中和，致 则俱致，一体无间[注]。

　　 人心与天地、万物关系极大，通过“慎独”的功夫治心，心为天地万物之本， 本正则天地万物悉正，以此为出发点，齐家则家齐，治国则国治，天下太平则易如 反掌。这里，体现出刘宗周思想的心学特征。

　　 “诚意”与“慎独”密切相关。如果说“慎独”是刘宗周全部学说的宗旨，那 么“诚意”则是他的全部学说的根基。这里，先要理解什么是“意”。刘宗周说：

　　 意者，心之所以为心也。止言心，则心只是径寸虚体耳，著个意字，方见下了 定盘针，有子午可指。[注]

　　 心之主宰日意，故意为心本。不是以意生心故曰本，犹身里言心，心为身本也。 [注]

　　 因此，“意”是“心”之本体，是人心中超越的价值，是“至善”，是“道心”， 是“至善之所上”。刘宗周还特别指出，“意”是“有而未始滞于有，无而未始沦 于无，盖妙于有无之间而不可以有无言者”，也就是说，“意”合摄了一切价值但 又不表现为任何具体的价值规定，具一切相而不落于任何实相。所以“意为心之所 存，非所发”，为未发之中。

　　 “意”既然不是现实的活动，而只是一种超越的潜存，那么它就不可能是“动 念”，而是“至静”。刘宗周与弟子的一段对话说：

　　 问：“一念不起时，意在何处？”

　　 先生曰：“一念不起时，意恰在正当处也。念有起灭，意无起灭也。”

　　 又曰：“事过应寂后，意归何处？”

　　 先生曰：“意渊然在中，动而未尝动，所以静而未尝静也。”[注]

　　 在关于“未发之中”这一点上，刘宗周揭出“意”这一个重要范畴，指出“意 无所为善恶，但好善恶恶而已”[注]，也就是说，“意”只是善必好，恶必恶的一 种潜在意向，不是好善恶恶的具体活动。由此出发，他对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 人都进行了批评：

　　 朱子惑于禅而辟禅，故其失也支；陆子入于禅而避禅，故其失也粗；文成（即 王阳明）似禅而非禅，故不妨用禅，其失也玄。[注]

　　 刘宗周所说的一意”既然如此，那么如何“诚意”呢？他说：

　　 意根最微，诚体本天。本天者，至善者也。以其至善还之至微，乃见真止；定 静安虑，次第俱到。

　　 也就是说，通过“定静安虑”的功夫，使意“以其至善还之至微”，以实现对 超验价值本体的还原。《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 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意”就是要以“思诚”的人 道践履实现天道的本诚。刘宗周说：“诚意云者，即思诚一点归宿工夫也。”[注] 正因为“诚意”是一点归宿功夫，故正心先诚意，这是“由末以之本”，因为“诚 以体言，正以用言”，诚意是体，正心是用。

　　 “诚意”的功夫就是“慎独”。刘宗周说；

　　 《大学》之道，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慎独而已矣。意也者，至善归宿之 地，其为物不二，故曰独。其为物不二，而生物不测，所谓物有本末也。格物致知， 总为诚意而设，亦总为慎独而设也。非诚意之先，又有所谓致知之功也。故诚意者 《大学》之专义也，前此不必在格物，后此不必在正心也。亦《大学》之了义也， 后此无正心之功，并无修治平之功也[注]。

　　 这样，诚意、慎独与致知、正心实际上是合一的，没有先后之分，格物致知的 目的就是诚意。在《学言》中，刘宗周又说：

　　 《大学》之教只要人知本。天下国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意 者，至善之所止也，而工夫则从格致始。正致其知本之知，而格其物有本末之物， 归于止至善云耳。格致者，诚意之功。功夫结在主意中，方为真功夫。如离却意根 一步，亦更无格致可言。故格致与诚意，二而一，一而二者也[注]。

　　 可见，格致是诚意的手段或方式（功夫），诚意则是格致的目的或归宿。通过 “格物致知”这样的经验性方式，去体认人心中的超越的至善本体——意。因此， 格致与诚意是二而一、一而二的。

　　 牟宗三先生将刘宗周这种“诚意”、“慎独”的学说概括为“以心著性”、 “归显于密”[注]。的确，诚意、慎独的内倾性极为明显。刘宗周希望通过对内在 超越的道德本体的探求，找到一个现实道德实践的理论基础，然后再向外展开，去 寻求这种超验本体的实现方式，达到本体与功夫的合一，由诚意而正心、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

三、志慕古人闻道晚 学运当世问津迟

　　 刘宗周被革职后，闲居讲学达四年之久。在这一时期，明代闭祸达到顶峰。东 林、首善等讲学书院被毁，并榜东林党人姓名于天下。很多士大夫被削籍为民、逮 捕入狱甚至被处死，知识界遭受到空前浩劫。天启五年（1625）七月，杨涟、左光 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君子”先后被魏忠贤掠杀于镇抚司狱 中。这六人之中，有好几位都是刘宗周的密友。刘宗周知道他们的死讯，以悲愤的 心情写了一篇《吊六君子赋》。随后，密友高攀龙自沉于止水，黄尊素也被杀害。 刘宗周本人也被列入了黑名单。不久熹宗崩，信王朱由检嗣位，改元崇祯，大赦天 下，解除了党禁，斥逐阉党，为死难者恢复名誉，给还削籍诸臣官诰。刘宗周才幸 免于难，被起用为顺天府尹。崇祯即位之初，即欲改弦更张，励精图治，朝政出现 了一些新气象，明朝的社稷似乎有了一线新希望。刘宗周饱含热情，来到北京，上 《面恩预矢责难之义以致君尧舜疏》，希望崇祯“超然远览，以尧舜之学，行尧舜 之道”，崇祯认为这是迂阔之言。崇祯求治心急，人才、饷粮、流寇、边患等常萦 绕在心，希望群臣能拿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刘宗周却认为这些都是刑名之 术，近于功利，人主应以仁义为本。因议论不合，他只作了一年顺天府尹，就告病 回乡，与陶爽龄成立“证人社”，会集同志讲学。会期定于每月的三日这天，辰集 午散。刘宗周撰定《证人社约》，分为学撤、会仪、约言、约戒四部分，作为证人 社的章程。后来刘宗周将证人社历次会讲编为《证人社语录》。

　　 这以后，刘宗周又独自讲学，先后著《第一义》等说，辑《乡约小相编》、 《刘氏宗约》、《圣学宗要》，著《证人小谱》，又辑《孔孟合壁》、《五子连珠》 等书，一方面对程朱陆王的学说进行筛选，另一方面继续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学术活 动，完善自己的哲学思想。

　　 崇祯九年（1636），朝廷诏升刘宗周为工部左侍郎。此时东北满洲已建国号为 清，日益强大；明王朝内部人民起义已经如火如荼，江山已摇摇欲坠，崇祯求治的 希望化为泡影。刘宗周多年赋闲，对明王朝的痼疾了解得很清楚。冰冻三日，非一 日之寒，急功近利，是无法解决国家的根本问题的。他希望能从皇帝本人做起，先 修德治心，亲近儒臣，这才是为治的根本。他向崇祯上《痛切时艰直陈转乱为治之 机以仰纾宵旰疏》，历数从前弊政，请崇祯帝更调化瑟。他说：

　　 抑臣闻之，有天德者然后可以语王道，其要在于惧独。故圣人之道，非事事而 求之也。臣愿皇上视朝之暇，时近儒臣，听政之余，益被经史，日讲求二帝三王之 学，求其独体而慎之，则中和位育，庶几不远于此而得之。

　　 刘宗周向崇祯推销自己的“慎独”之学，崇祯帝当然不会感兴趣。这位后来的 亡国之君急求向往的是如果打退清兵，平息内乱，如何筹集军饷，解决财政危机。 他认为刘宗周的话是迂阔无用的陈词滥调。疏中刘宗周对他的所作所为加以批评， 这位刚愎自用的皇帝不想再听逆耳之言，龙颜大怒，传谕内阁，想加以重处。后来 他又想，刘宗周素有清名，不妨放他一马，我也乐得一个能容直言的名声。刘宗周 才得以平安过关。

　　 也许作名儒比作名臣容易一些，刘宗周入朝后，很有些勉为其难。他在给儿子 刘伯的信中说：

　　 勉强拜命，真如牵羊人屠肆耳。及既拜命，则不便再容易抽身，只得以老病之 身许之君父，意欲得当以报君恩，以了生平耿耿之怀，是以有前日之疏。

　　 既然入了朝廷；食了君家的俸禄，就要为朝廷分忧。但犯颜直言吧，人家认为 迂阔，不高兴，不说吧，又对不起自己作为孔孟之徒的良心。刘宗周就是以这种心 情，勉强入仕。他始终认为，人心为祸之烈，皇帝躬亲庶务之非，必须自去其聪明， 慎独用贤，昭世教以正人心，崇儒重道，始可救衰亡于万一。但他对国家大事的关 切，得不到皇帝的赏识。这时有人上疏说“刘宗周才谓不足而道学有余，主治未获 经纶之益，甄士殊多砥砺之功”，于是刘宗周再次告病求归。行至德州，上《微臣 身切时艰敢因去国之辙恭申慰悃兼附刍荛之献疏》，极言贤奸颠倒，任用匪人之祸， 崇祯大怒，降旨：“刘宗周明系比私敌政，颠倒是非，姑著革职为民！”

　　 政治上的失意，却换来了学术上的丰收。刘宗周从宦海漩涡之中解脱出来，将 更多的时间投入讲学与著述之中。在他的学术主张中，“诚意”、“慎独”始终占 据了重要地位。但直到这时，他才把自己关于《大学》“诚意”、《中庸》“已发”、 “未发”的学说向学者系统地公开，刘宗周的哲学思想已臻于定型。

　　 崇祯十一年（1638），刘宗周完成了《阳明先生传信录》一书的删定。他做这 项工作的目的，是要纠正王学末流之弊，故选录他认为功夫最切近、最合于王阳明 早年笃实精神的部分，并加了按语，反复辨析，澄清混乱。早在天启六、七年间， 刘宗周就辑过《皇明道统录》一书，共七卷，体裁仿朱熹《名臣言行录》，首记平 生行履，次抄语录，末附断语，褒贬俱出独见。该书对当世推为大儒的薛(王宣)、 陈献章、罗钦顺、王畿等人都有贬词，而对曹端、胡居仁、陈选、蔡清、王守仁、 吕(木冉)诸人无间言。当时他特别推崇王阳明，说：

　　 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治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日良知，因示人以求 端用力之要日致良知。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 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静即动，即体即用，即功夫，即本体，即上即下，无之不 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 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注]。

　　 但是，因王阳明的学说与朱熹之说不无抵牾，且极力表章陆九渊，故有人疑 “良知”之说或出于禅。刘宗周虽然承认阳明之学“从《五经》中印证过来，其为 廓然圣路无疑”，但又说：“特其急于明道，往往将向上一几，轻于指点，启后学 躐等之弊有之”。由于王阳明语焉不详，后学之人曲解了他的意思流入禅学，这在 阳明弟子王畿（龙溪）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刘宗周批评说：“至龙溪直把良知作 佛性看，悬空期个悟，终成玩弄光景，虽谓之操戈入室可也。”操戈入室，指入禅 门之室。如关于有名的“四句教”，刘宗周认为考之《阳明集》中并不经见，为阳 明的未定之见，平日虽曾说过这样的话，但未敢笔于书以滋学者之惑。至王畿始云 “四有之说，猥犯支离”，势必进之四无而后快。刘宗周批评说：

　　 既无善恶，又何有心意知物？终必进之无心无意无知无物而后玄。如此，则致 良知三字著在何处[注]？

　　 王畿“四无”说，认为“心是无善无恶的心，意是无善无恶的意”，将心中本 来具有的“意”的至善品格抹杀了，只剩下一个空寂虚无的心，这样，就堕入了禅 学，使“致良知”三字没有了着落。

　　 刘宗周虽然没有过多地对王阳明进行正面批评，但他认为王阳明在有些问题上 语焉不详可能导致后学者误入歧途。因此，他极力辨解王阳明“似禅而非禅”。王 阳明主张“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本身没有错，这正是儒家修养的正途，错的是 他不知先天有止，却叫人在念起念灭时用为善去恶之力，终非究竟一着，故失之粗。

　　 对于“四句教”，刘宗周认为其根本错误在于对“意”的理解上。他多次说过。 “阳明将意字认坏”，“先生解《大学》，于意字看不清楚”。如第一句“无善无 恶心之体”，刘宗周认为应该改为“有善无恶心之体”。因为“意”为心体，是人 类具有的一种先天性的好善恶恶的潜能，应该是纯粹的善。第二句“有善有恶意之 动”则错得更远。因为“意”是超越动静的“至静”，它是不动的，是“未发”， 动的是“念”。第三句“知善知恶是良知”第四句“为善去恶是格物”虽然没有大 错，但因大本已失，所谓“良知”，所谓“格物”也就徒劳无功。所以刘宗周总结 说：

　　 若心体果是无善无恶，则有善有恶之意又从何处来？知善知恶之知又从何处来？ 为善去恶之功又从何处起？无乃语语断流绝港乎[注]！

　　 王畿从王阳明“四句教”中推论出“四无说”，就与禅学没有什么区别了。因 此刘宗周又对禅学进行了批评。他说：

　　 释氏之学本心，吾儒之学亦本心，但吾儒自心而推之意与知，其功夫实地却在 格物，所以心与天通。释氏言心便言觉，合下遗却意，无意则无知，无知则无物， 其所谓觉，亦只是虚空圆寂之觉，与吾儒尽物之心不同[注]。

　　 对禅学的批评实际上就是对王畿等人的批评。他认为禅学、儒学虽然都在谈 “本心”，但禅学之“本心”没有任何内容，是虚寂，而儒学之“本心”中有“意” 这种超越的至善存在。所以两家在认识心的本体上有很大差别。不仅如此，在功夫 上也是截然不同的。禅学的功夫是觉，通过顿悟去觉此心之空，万事皆空；儒家则 强调“格物”的功夫，由格物而有三纲领八条目。王畿的“四无说”，以党育性， 一觉无余事，是率天下都是禅，因而背离了儒学，甚至也不合王阳明的原意。刘宗 周主张将“四无说”改为“四有说”，即：“心是有善无恶的心，则意亦是有善无 恶之意，知亦是有善无恶之知，物亦是有善无恶之物。”这样，就解决了本体与功 夫之间的关系问题，划清了儒与禅间的界线。

　　 除《阳明先生传信录》外，刘宗周还撰定了《经籍考》、《古学经》，辑《古 小学集记》、《古小学通记》，并著《原旨》、《治念说》。这些学术活动的目的， 都是与他的学术主张密切相关的。

四、决此一朝死 了我平生事

　　 崇祯十五年（1642），刘宗周被重新起用为左都御史。尽管刘宗周不太情愿复 出，但君命难违，他还是去了。入朝后，刘宗周多次上疏，请崇祯革除弊政，以摆 脱国家的危机。在《敬循职掌条列风纪之要以佐圣治疏》中，他提出“建道撰”、 “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等策略。刘宗周 虽素负清望，但毕竟只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者、思想家，而不是一位运筹帷幄的政 治家，因此他的一些主张并不合时宜。在当时明朝江山已是风雨飘摇，但刘宗周认 为“今天下非无才之患，而无本心之患”[注]，因此主张“治心”是解救时艰的根 本。他要求崇祯“明圣学以端治本”、“躬圣学以建治要”、“崇圣学以需治化”。 这表明在刘宗周那里，儒家经世致用的实效已经丧失。

　　 在关于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争论中，刘宗周的主张更暴露出当时儒学已经缺乏 应变能力。崇祯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打算用汤若望制造火器，希望利用西洋的 先进技术，解决内忧外患问题。如果崇祯此举能顺利进行，也许中国可以从此由冷 兵器时代进入火器时代，并由兵器制造业引发一场工业革命，甚至中国近四百年的 历史都要重写。但是，刘宗周坚决反对重用汤若望，更坚决反对制造火器。他说： “臣闻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矣。”“今日不 待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他把汤若望看成异 端之人，请崇祯“放还本国，以永绝异端之根。”[注]他坚持“仁义”说，反对革 新兵器，更拒绝接纳西洋的天主教。表明儒家传统已失去了宽宏大量的开放精神， 这也许是近四百年来中国落伍、中华文化发生危机的原因之一。

　　 崇祯帝急于求治，刘宗周却说先治心，崇祯帝要求才望之士，刘宗周却说操守 第一；崇祯帝访问退敌弭寇之术，刘宗周却说仁义为本。故崇祯说他“愎拗偏迂”， 又一次将他革了职。这一年刘宗周六十五岁，这是他第三次被革职。他在《与祁世 培书》中说：“抱头南下，便无面目见江东父老。”

　　 革职后，刘宗周继续进行学术活动，发挥“诚意”、“慎独”的学术思想。他 又写下了《读易图说）、《易衍》、《古易钞义》、《大学诚意章章句》、《证学 杂解》、《良知说》、《存疑杂著》等重要著作。他对王阳明及其后学进行了批评， 认为“后来学问只有一个工夫，凡分内分外，分动分静，说有说无，劈成两下，总 属支离。”[注]他对先儒分析支离之说，统而一之，兹列表如下：

　　 可见，刘宗周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总结。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崇祯自缢身亡。福王朱 由崧在南京监国，建立南明，诏起复刘宗周左都御史原官。福王政权不仅于内政外 交上没有任何作为，反而继承了崇祯朝的所有弊端：党争，苛敛，苟且偷安，等等。 刘宗周上疏献计，一曰据形势以规进取，一曰重藩屏以资弹压，一曰慎爵赏以肃军 情，一曰核旧官以立臣纪[注]。又上疏请诛内外不职诸臣[注]，于 是他成为众矢之 的，受到排挤。刘宗周对崇祯亡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先帝无亡国之征，而 政之弊有四：一曰治术坏于刑名，二曰人才消于党论，三曰武功丧于文法，四曰民 命促于贿赂，所谓四亡征也。”[注]他希望福王政权能改弦易辙，吸取教训，但这 只是他一厢情愿。在愈演愈烈的党争中，他不得不辞职。但他没有忘记尽一个孔孟 之徒的责任，在出都门前，上《再陈谢悃疏》，对福王进行最后忠告。他的忠告有 五条：一曰修圣政，无以近娱忽远猷；二曰振玉纲，无以主恩伤臣纪；三曰明国是， 无以邪锋危正气；四曰端治术，无以刑名先教化；三曰固邦本，无以外衅酿内忧。 福王不予理睬。刘宗周历经万历、天启、崇祯、弘光四朝，“通籍四十五年，在仕 六年有半，实立朝者四年。”[注]

　　 回到绍兴后，刘宗周与门人编定了《中兴金鉴》。该书原本为福王而作，旨在 总结历史上中兴之主的历史经验，作为福王的借鉴。分为祖鉴、近鉴、远鉴、王鉴、 五帝鉴。该书最终没能送到福王手中。刘宗周又对《大学》进行了考订，著《大学 参疑》，确定了《大学》的文本，并略为诠解。

　　 这一时期他最重要的工作是改订《人谱》。该书原名《证人小谱》，成书于崇 祯七年（1634），以后三易其稿。在定稿自序中，刘宗周说：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今之言道者，高之或沦于虚无，以为语性而非性也，卑之或出于功利，以为语 命而非命也。非性非命，非人也。则皆远人以为道者也。然二者同出异名，而功利 之惑人为甚。老氏以虚言道，佛氏以无言道，其说最高妙，虽吾儒亦视以为不及。 乃其意主于“了生死”，其要归之自私自利。故大上有《感应篇》，佛氏亦多言因 果，大抵从生死起见。而动静虚无以设教，猥云功行，实恣邪妄，与吾儒“惠迪从 逆”之旨霄壤。是虚无之说，正功利之尤者也。

　　 刘宗周对《人谱》极为重视。他认为佛教谈因果、道教谈感应，都出于功利目 的，不能真正成就圣贤人格。而儒者所传的《功过格》，也难免入于功利之门。他 认为：“今日开口第一义，须信我辈人人是个人。人便是圣人之人，圣人却人人可 做。”[注]如何成圣？这便是《人谱》一书的目的。该书先列《人极图》，第二篇 为《证人要旨》，第三篇为《纪过格》，最后附以《讼过法》、《静坐法》、《改 过说》。“言过不言功，以远利也。”他认为“诺人者莫近于是”，“学者诚知人 之所以为人，而于道亦思过半矣。将驯是而至于圣人之域，功崇业广，又何疑乎！”

　　 《人谱》是刘宗周的绝笔。他后来在绝食期间对儿子刘灿说：“做人之方，尽 于《人谱》。”[注]弘光元年（1635）五月，清兵攻破南京，福王被俘遇害，潞王 监国。六月十三日，杭州失守，潞王降清。十五日午刻，刘宗周听到这一消息，时 方进膳，推案恸哭说：“此予正命时也。”于是他决定效法伯夷叔齐，开始绝食。 他说：

　　 至于予之自处，惟有一死。先帝（指崇祯）之变，宜死；南京失守，宜死；今 监国纳降，又宜死。不死，尚俟何日？世岂有偷生御史大夫耶？

　　 当时江南士大夫纷纷降清，做了贰臣，玷污各教，背叛了平时所学之道。刘宗 周要以自己的行动，成就自己的人格，为衰世作一表率。弘光元年（1635）闰六月 初八日，刘宗周前后绝食两句而死。其子刘氵勺遵照他的遗命，书其囗曰：

　　 皇明蕺山长念台刘子之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