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伙伴”

　　　　　　　　　　　　　　我的“伙伴” 我是个平常人，我的“伙伴”也很平常。中国大概有三亿人，都有个同我一 样的“伙伴”。它就是在近半个世纪中，年年月月，日久天长，一直陪我、伴我、 帮助我的自行车，自行车也叫脚踏车。它传人中国时，我故乡的人们称为“洋驴”。 在“洋驴”之前，人们骑“国驴”。在传说和历史里，张果老骑驴，是漂洋 过海的八仙之一；孟浩然骑驴采风，成为与王维齐名的大诗人；蒲松龄骑驴去教 书和找故事，写出了震撼中外的《聊斋志异》；阿凡提骑驴，是新疆各族人民善 良与智慧的化身。我骑了大半辈子“洋驴”历经的酸甜苦辣咸，使我对它产生了 说不清、道不尽的情感。 一 在学校时，作为一名穷学生，我是无缘与自行车打交道的。建国前夕，参加 了革命，工作是编辑兼记者，虽说坐办公室，却也经常往下跑。当时，一个部门 只有比单位人员少得多的几辆自行车。车子钥匙由行政人员统一管理。谁外出路 远事急，现去领钥匙。人多车少，当时又极少公共汽车，常常就只能动用“十一” 号，迈开两腿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何况那时单位上有许多老同志，他们进 城前爬山沟，打游击，都是靠两条腿。 有一辆可说是属于自己的自行车，已是五十年代中期的事了。当时，公车渐 多，记者采访任务也日益繁重。报社领导征得市财政局同意，将旧公车作价卖给 经常外出的人员。分配给我一辆约七成新的东德 28 钻石牌自行车。这车虽说已 经原价折扣近一半，但刚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不久，我每月几十元钱，哪买得起？ 车款只好分几个月扣交。这车子开始归我了。我业余时间将它擦得明净瓦亮，骑 出去人喜车亮，颇为潇洒。特别是在谈恋爱期间，星期天同爱人各骑一辆车子， 并肩行进在郊区宽阔幽静的大路上，春风杨柳，笑语连连，真是连人加车都沉浸 在幸福之中。 记者的工作是辛劳的。车子很快便随我风风雨雨，没白没黑，各处奔忙了， 一骑就是三十多年。作为记者，不管是城是乡，是大街或小巷，也不管是平坦还 是崎岖，无处不去。这辆自行车对我来讲，就像老农对黄牛，骑兵对战马，不知 不觉中产生了感情。我由青年、壮年而老年，它也由半新、不新到残破不全，我 们一直难分难离。 五十年代，一般记者可没有现在这般阔气。在我们这个城市，不用说坐小卧 车，骑摩托的也没有。能骑自行车就很知足了。在市里采访还好办，下乡就费劲 了。如去济南南郊，到十六里河，要爬山岭高坡；过大涧沟，又爬分水岭陡坡， 哪段坡都有二、三里地长。爬到最陡处，弓着腰拉纤似的瞪也蹬不动，只好下车 推着走。冬天爬上去，也常汗湿棉衣。这还是在大路上，要在雨季泥泞的乡村小 路上，车子不仅没法骑，甚至也没法推，迫不得已，只好扛起车子，滑滑擦擦往 前走。乡间有人说：“这车子，晴天是辆车，雨天是个爹！”可这又怎么能怪自 行车，它本来就不是在泥水中行走的工具嘛！ 有一年秋天，连降大雨，山洪暴发。我出发去南山，来到仲宫镇南宽宽的河 水前。当时，这里只有一座既窄又低的旧石桥。眼前，滚滚洪流已漫过桥面，正 呼啸而过。我望望洪水，想到任务之急，便挽起裤腿，扛起车子就下了水，那水 很快过膝，浪涛打湿了衣裳。接着，一连几个浪头，打得我晃了几晃，差点儿没 倒在洪水之中。幸亏那时年轻，还有股劲儿，紧咬牙关，坚持到了对岸。回来时， 水势已大为减弱。听说，洪水从这里冲走了两个人，在下流捞起来时都已淹死， 我还真有些后怕哩！ 自行车啊，自行车！平时，以车代步，省了我多少精力与时间，帮我完成了 多少采访任务。在这特殊的天气里，我们又是这般“同生死，共患难”，这又怎 么能不产生感情？ 二 六十年代中期，黑云压城城欲摧。一场史无前例的“劫命”，降临到了中国 人民头上。 记得鲁迅曾说，中国人民有长期做奴隶的时候，也有想做奴隶而不成的时候。 “文革”前，我不是奴隶，而是一名革命工作人员，这时，因为写过一些东西， 就给强行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被关进了“牛棚”，“只准老老实 实，不许乱说乱动”，当然也不准外出，其处境连奴隶也不如，而是有“滔天罪 行”的“牛鬼蛇神”。除被批斗外，还每天罚劳役，打扫厕所和院子。我的车子 因长久不骑，在车棚子里落满灰尘，甚至要生锈了。有天劳动之后，我刚想动手 擦擦车子，被造反派看见就批上了，心想：“人有罪，车子何罪之有？”但想到 古诗《焦仲卿妻》所说：“人贱物亦鄙”，也就无言地忍了。 在翻来覆去历经批斗后，我忽然从“三反”而一下被“解放”，成为高举毛 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五七”战士，全家被送往农村插队落户，名曰“接受贫下 中农再教育”。我的钻石自行车虽属进口，幸好没被划为封资修，也就跟我到了 鲁西南一个贫穷而偏僻的村庄，这村穷到十八、九户人家找不出两辆自行车。这 下好了，我的车子不仅要为我服务，简直成了‘队上的公车。生产队干部因公外 出要骑它，社员孩子生日娘祭日，走亲访友要骑它，而且常常是后座和大梁上还 坐了老婆、孩子，压得车子吱吱嘎嘎。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可也不好说啥。 一次，有位社员好不容易养起了一头大肥猪，可那猪很不老实，怎么也赶不 到几里路外的食品公司去卖。那位社员也来借车子，后座绑上一块板子，再将上 百斤重的肥猪绑在上面，摇摇晃晃地带走了。我真担心会连车加猪丢在路上。当 时，我也曾想，这车子可否不外借？但看看贫穷的社员们办点事那个难，不借的 话怎么也难出口。若是现在，不少农村汽车、拖拉机和摩托车都有的是，自行车 更几乎家家有，谁还借我那破车子，可当时情况不同呀！ 那次下乡三年，我的自行车就在乡村坎坷不平的庄稼道上，这样没白没黑的 超负荷运转，实在难以承受。所以，不仅一般毛病三天两头出，在我临回城时， 终于连车子大梁也喀喳一声断了！一时间，我真如亲人断肢折臂，不仅当时不能 骑了，想想它陪伴我的年年月月，心情更加难受，但又无可奈何。 三 我被调回城市后，花钱将车子大梁焊接起来，又骑着上班下班了。直到八十 年代后期，我已年近花甲，在城市车辆越来越多的大街上，再骑28车子已显得高 了。恰巧，我夫人离退，我便改骑她的26车子。可那辆旧钻石也没舍得卖掉，而 是送给了郊区一家办事仔细认真的亲戚，请他爱惜着骑，时至今日尚存。 近些年，从工作职务和单位条件讲，我办事和上下班可以乘小汽车了。但我 仍坚持骑自行车上班和参加社会活动（只是有时因公到远处去，我才从机关要车， 这样的情况一年也没几次）。我觉得骑自行车既节约，又方便，还可锻炼身体， 也减少因汽车过多给城市带来的交通压力和空气污染，并免得离休后因没有小汽 车坐而产生什么失落感，何乐而不为？ 1966年“文革”前夕，我随济南文工团去北京演出话剧《医生的职责》。记 得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郭小川、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贺敬之，这两位 大诗人晚上到吉祥戏院看我们的演出，也都是骑自行车。八十年代后期，我见中 共济南市委有位年事已高的副书记，星期天外出办事也骑自行车。无形中，我油 然升起了对他们的敬意。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不分青红皂白反对用汽车。在经济发展、条件许可、工 作需要时，用汽车是一种进步，有利于工作和事业。但是，对那种连干部、职工 工资、药费都难以保证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以及灾区和欠发达地区，一方面伸 手向国家要钱，另一方面又不顾条件购买高级轿车，供少数人享用，这简直与犯 罪无异。至于我个人，有时到区县等所属基层去，也常乘公共汽车或长途车，一 是节约，二是免得给所去单位增加麻烦和负担。当然，不管乘什么车，要以不误 事为准则。 说了一通我的“伙伴”，要讲有无什么遗憾，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从张果老 和孟浩然，到蒲松龄与阿凡提，骑中国驴都颇有建树，能成其正果，我骑了大半 辈子“洋驴”却一生平平，所干多凡人小事，岂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