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东路军总指挥

　　太原失陷以后，晋南重镇临汾成了山西省的临时省会。第二战区和山西省的党、政、军、民各种机构大多撤退到这里。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后勤机构也都随着转移到此地。当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到达洪洞时，卫立煌刚晋升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已率领第十四集团军司令部移驻临汾；阎锡山也退到临汾附近的土门镇。他们正忙于对从前方退下来的大批军队进行整编。日军占领太原后，“感到后方交通断绝，极端痛苦，于十一月十七日不得不将其疲劳已极的板垣师团及另一部向北撤退，以便到那里去补充整理和进攻我们的游击队。”①因此，山西战场上暂时出现一个相对平静的局面。

　　一九三七年的最后一个夜晚，朱德在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听史沫特莱介绍国外报刊上发表的有关中日双方各种情况的报道和新闻分析文章中的种种观点。他听得很认真，无论是亲日的还是反日的议论，他都专心地听，还不时作些笔记，或同总部其他人交换一下看法。②他十分重视了解日军的战略意图和战场动态，并把敌我双方的情况结合起来研究，制定对策。

　　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朱德、彭德怀在总结入晋作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运动战、游击战指挥的五条基本原则：“（一）自主的有计划的去进攻和进扰敌人，切忌被动的应战。（二）集中优势兵力，突然包围袭击薄弱之敌而消灭之。（三）避免无把握的战斗。万一被迫而应战，见无胜利把握时，应毫不留恋的向安全及便利于进行作战地带撤退。

　　（四）如遇敌人进攻，只以极小部与敌作有弹性的周旋，主力应隐蔽的迅速的转向敌侧后突然袭击。（五）战斗胜利，应估计敌之援兵可能与否，自己部队应作战斗准备或转移适当地带，不要久驻一地。”③这个月中旬，朱德发现晋东、晋北的日军调动无常。他认为，这种调动，除了对付在敌后活动的八路军游击队外，还有“向南进击，压迫华军退过黄河南岸之企图。”他提醒各部密切注意这种动向，并命令各部抓紧部队教育，“在政治方面加紧民族教育，军事方面应加紧战术、技术的教育，使大批新战士迅速的成为政治坚定，技术优良之熟练战士”；“各级军政首长及司令、政治机关，应有计划的进行军、政教育的指导与检查。”④不久，他又和彭德怀提出对日作战的十六条战术原则，发挥了他一贯主张的“迅速、秘密、坚决”这三项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和在反击多路围攻之敌时以小部牵制各路敌军而集中主要兵力粉碎其中一路的战术思想。⑤他关于游击战争的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也在八路军总部出版的《前线》周刊上陆续发表，并在十一月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单行本。这部著作和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一起，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抗日军民坚持抗战、战胜日军的重要思想武器。

　　在山西战场相对平静的情况下，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蒋介石在河南洛阳召开第一、第二战区将领会议，八路军方面由朱德、彭德怀和三位师长参加。

　　朱德一行先到临汾，再在一月十三日乘火车南行经风陵渡过黄河到洛阳。在临汾，朱德同卫立煌第一次会面。卫立煌行伍出身，早年曾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后来成为蒋介石的一员得力将领，曾参加过对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军事“围剿”。但是，他出身贫寒，为人正直，有爱国思想。

　　抗战开始后，他看到华北前线这么多中国军队都吃败仗，只有八路军打胜仗，内心非常佩服。他对朱德心仪已久，朱德也很赞赏他积极抗日的态度。在忻口会战中，他们指挥部队协同作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彼此对对方都有很深的印象，却一直没有见过面。这次同车去洛阳，给他们提供了一次长谈的机会。两个人谈得很投契。朱德平易朴素的外表、诚挚谦逊的态度、从旧军队高级将领变成红军总司令的不平凡经历以及所讲的抗日救国道理，给卫立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朱德对卫立煌的印象也很好。从此，这两个有着类似出身而走过截然不同道路的中国军人之间的友谊开始发展起来。

　　历来在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主要是听他训话，很少展开认真的讨论，这次也不例外。朱德只是想在会上了解一下蒋介石的想法和打算，以便研究八路军今后的战略发展方向；同时，对国民党上层军事领导人做些统战工作，发展团结抗日的形势。他带去一些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其中送给白崇禧一把日本指挥刀，送给何应钦一头军犬。⑥蒋介石在“训话”中虽然没有改变片面抗战的错误思想，但他当时对抗日还比较积极，准备在津浦路南段同日军会战，准备保卫武汉，还要求反攻太原。他不让阎锡山、卫立煌的部队退过黄河。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在这个时期被蒋介石以失地误国罪枪毙。

　　当时，日军正向河南、安徽进攻，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估计山西的国民党军队可能退过黄河，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下一步究竟向南去河南发展有利，还是向东去河北、山东发展有利，一时还没有确定，但比较倾向于向河南发展。王明、周恩来等建议八路军在长江、黄河之间的鲁、豫、苏、皖地区发展，并要求将八路军驻临汾办事处处长彭雪枫调去河南工作。⑦毛泽东也主张把一一五师转入豫鄂西地区。⑧他曾考虑把山西、鄂豫皖、苏浙皖赣边、陕甘、鄂豫陕边及湘鄂赣边六个地区作为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而以苏鲁边、冀南、热冀边、大青山等几个地区作为辅助区。⑨因此，向河南发展是很重要的一步。在会议期间，蒋介石有一次同刘伯承谈话中，曾表示有意让一二九师去鄂豫皖地区，刘因为不了解朱德曾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讨论过八路军战略发展方向问题，所以，没有向蒋表示态度。以后，朱德才知道这件事，但已失去同蒋进一步商谈的机会。⑩在这次会上既然确定阎、卫所率军队不过黄河，八路军也就改变了主力向河南发展的这个打算。

　　洛阳会议还决定要反攻太原。按照这个计划，八路军担负着截断同蒲铁路北段及正太铁路、切断日军后方交通的任务。但反攻太原的计划没有实行。

　　洛阳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到武汉去了一次，蒋介石问他八路军是否可以在青纱帐起时派队伍袭击津浦铁路，声援徐州会战。彭德怀回来同朱德研究后，他们认为可以策应徐州会战，并向东发展，决定“派出得力支队出平汉线以东向津浦线袭扰。”(11)为了加强对平汉铁路和津浦铁路袭扰的力量，卫立煌从他的部下抽调六个团交给朱德指挥。朱德把其中两个团配属给一二○师，四个团配属给一二九师（邓小平在一月十八日接替张浩担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2)他命令一二九师在这四个团到达指定地点后，由宋任穷率领一个支队，乘平汉路、津浦路敌军空虚的机会，深入到冀南活动。这个支队的任务除配合徐州会战外，还要在这个平原地区“发动民众抗日斗争，组织武装游击队”，为今后建立抗日根据地作准备。朱德谆谆嘱咐刘伯承等，要正确地使用拨归一二九师指挥的友军部队，给他们以必要的照顾和帮助，不要使池门受到敌人的意外袭击，也不要把他们使用在过分艰苦的境域和过分复杂的环境，要求各部做到以热烈、虚心，诚恳的态度对待友军，切戒骄傲自大，看不起友军；另一方面，也提醒要防止友军中有些人以吃喝、金钱等来引诱八路军指战员走上邪路。(13)这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是阴历春节。这一天，卫立煌同他属下的第十四军军长李默庵、第九军军长郭寄峤到八路军总部驻地向朱德等人拜年。这一天风和日丽，马牧村的土墙上贴满了“欢迎劳苦功高的卫总司令”等标语，在村口还挂上横幅。欢迎会上，朱德高度评价了卫立煌及其部下在忻口战役中的表现和功绩。卫立煌在讲话中也表示很钦佩八路军的英勇善战。他说：“我知道八路军确实是抗日的，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尤其是抗日的方法和经验都非常丰富，希望以后不要忘掉责任，不要忘掉自己是中国最精锐军队的一部分，去和日本作战。”(14)卫立煌还要求朱德介绍一些人到他部队里去工作，当时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当记者的赵荣声（即任天马）被卫要去当他的秘书。(15)这以后，朱德和卫立煌的友谊日益发展。每次见面，两人总是促膝氏谈；有时关着门密谈，甚至接连几天长谈。康克清说：“朱老总说过，卫立煌这人可靠。表面看来朱老总与卫立煌的关系不同一般，无话不谈。六中全会前，朱老总路过卫立煌处，卫送给他一支钢笔和一块手表。朱老总对这两样礼物很爱惜，直到后来不能使用了，还专门交代要留下保存好。”(16)朱德也经常送进步书刊给卫立煌。卫以后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同朱德的友谊也日益加深。

　　从抗战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初，国共关系比较融洽，卫立煌与朱德的关系当然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其他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大多同八路军也能友好相处。甚至连后来积极反共的朱怀冰、石友三等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曾要求八路军给以帮助，要求朱德派人去他们的部队传授抗日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争的经验。

　　二月十六日，阎锡山、卫立煌电约朱德面商就任“右翼兵团总司令”（即东路军总指挥）问题，朱德感觉到“其中似包含蒋（介石）意不使八路军过黄河南岸之企图。”(17)所以朱德和彭德怀向中央书记处建议朱德不去晋东而由彭德怀前去指挥。(18)第二天，毛泽东回电“同意彭去晋东指挥，朱在后方较妥”，并提出：“准备以一二九师出安徽，请周（恩来）、叶（剑英）注意选择适当时机向蒋提议，但此刻时机未到，还不要提。”(19)二月十七日，朱德赶赴临汾附近的土门镇，同阎锡山、卫立煌等会商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会议期间，朱德看到阎锡山情绪低落，精神不振。知道他因为丢了太原，军队也垮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鼓励他说：你不要以为你的军队垮了，不得了，就没有办法了。我们是持久抗战，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我们是让开点和线，退到敌后打游击，让敌人去占领一些点和线，分散他们的兵力；它越多占领一些地方，补给线越长，那样我们就越有机动的余地，可以越打越强。不要以为你那旧军垮了怎么样，旧军还有底子，同时要赶快组织新军。

　　希望你阎长官和我们一起坚持敌后。(20)在土门会议前，阎锡山、卫立煌已经决定将第二战区的部队重新划分为西路军、南路军和东路军。西路军主要是重新集结在晋西的晋绥军，会后，阎锡山将他的指挥部转移到晋西吉县去指挥这支军队。南路军主要是卫立煌指挥的集结在晋南的中央军，准备在同蒲铁路南段同日军作战。东路军分布最广，包括在敌后活动的八路军和滞留在晋东南敌占区或接近敌占区的中国军队，其中包括一部分国民党军队。

　　土门会议上决定，由阎、卫拨出七个半师（主要是滞留在晋东的军队）归朱、彭指挥。(21)因此，东路军除八路军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纵队、第三纵队外，还辖有：第三军、第十七军、第四十七军、第九十四师、第十七师、骑兵第四师、第五二九旅等部队。(22)由于晋东局势紧急，阎、卫又坚持要朱德就任东路军总指挥一职；朱德感到“不能在此危难之际不受命”，致电毛泽东表示，决心同彭德怀一起组织野战司令部在晋东南前线指挥作战。这样，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23)二月二十日，朱德和左权率领八路军总部带两部电台离开洪洞县的马牧村，准备去太行前线。随行的除十来名总部工作人员外，只有警卫通讯营的两个连，约二百人。彭德怀比朱德早一天乘车带了一部电台先去长治。

　　这时，山西的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侵占了太原的日军在完成对部队的整理、补充后，看到中国军队在积极活动，蒋介石还打算反攻太原，便抢先发动攻势，从北面、东面分两路向晋南大举进攻。北路日军沿同蒲铁路南下，进展比较顺利。但八路军一一五师师直和一个主力旅正在晋西南活动，随时可以给南下日军以打击。晋南还集结着卫立煌部等相当数量的国民党军队。朱德在临汾时曾同卫立煌商量过对日作战的对策。卫接受朱德的建议，准备在灵石县一带利用韩信岭的险要地形，好好打一仗。因此，对北路日军的进攻，中国军队是有所准备的。而东路军在敌后广大地区分布很散，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还在正太铁路一带活动，原来担负正面的国民党军队在日军进攻面前不战自溃。所以，当东路日军在二月二十日攻占长治并沿临（汾）屯（留）公路西进时，沿途并没有足以阻击他们的中国军队。这一路日军对临汾构成最大的威胁。

　　二月二十一日，朱德到达当时安泽县县城所在的岳阳镇。他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立刻作出相应部署：命令离日军较近的友军第三军曾万钟部和第四十七军李家钰部赶到屯留附近阻击日军；命令一二九师主力迅速从正大铁路一带南下；总部暂驻安泽。当他知道这个县的县长邓肇祥是共产党员后，很高兴，应邀向该县的政府工作人员、牺盟会和其他群众团体骨干、武装自卫队员以及个别开明士绅讲了话。

　　战场局势的变化很快。二月二十二日，日军占领屯留、长子，向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安泽逼近。晚上，毛泽东从延安来电，告诉他们有一部分日军已到晋西黄河边上的离石县军渡一带，请朱德判断这路日军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二十二日凌晨，东路日军的先头部队苫米地旅团已进入良马镇，良马地处屯留和安泽两县的交界处。朱德判断东路、北路敌军的直接目的，都是攻占临汾。因此，他答复毛泽东的询问说，北路日军的一部分进到离石军渡一带，可能是佯动，用来引诱八路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24)当天深夜，毛泽东即致电朱德，对日军意图作了类似的估计。他判断日军这次行动的目的，在夺取临汾、潼关，然后进攻西安、武汉。要求朱德和阎，卫两部“在好的情形下，力图在临汾以北、以东两地区歼灭敌人，顿挫敌之进攻。”(25)那时，朱德身边只有二百名警卫通讯战士。他所在的岳阳镇在临屯公路北面，周围都是山地，要把总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是很容易的。但是，这路日军来得太突然，临汾军民还没有思想准备。如果听任日军长驱直入，迅速攻占临汾，对局势将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朱德不但没有向山地转移，反而毅然率领他身边那些数量很少的警卫通讯部队开到临屯公路上的古县镇（今旧县镇）进行阻击。

　　二月二十四日，总部警卫通讯部队在古县以东的府城镇（今安泽县县城）附近同日军先头部队接触。友军曾万钟、李家钰两部没有依令及时赶到。朱德只得派左权率领少数部队前往阻击。下午两、三点钟，朱德向毛泽东等通报了情况，说明“手中无乓，阻敌不易”；“总部现在古县，拟于明日向南转移。”(26)但到傍晚六、七点钟时，曾万钟部已接近屯留，朱命令他迅速截断屯留、良马之间的大道；李家任部一个团也已向府城急进，准备同曾军夹击日军。另外，阎锡山表示准备抽一个团，卫立煌也准备抽一个师，星夜来援，情况有所缓和。因此，朱德致电彭德怀及八路军各部并报毛泽东等人，表示：准备以手中现有的两个连尽量迟滞敌军，“以待上列各部赶到而消灭此敌。总部明日仍在古县指挥。”(27)第二天，战场局势更加严重，友军却没有能阻止臼军西进。毛泽东连连致电朱、彭（彭当时不在总部），提出御敌对策。对北路日军，除令林彪率陈光旅配合卫立煌部作战外，还提出巩固河防的部署。但他最担心的仍是东路日军，指出：“进入府城之敌欲用间进急趋手段袭占临汾”，要求朱德设法抽调有力兵团“于临汾府城间，正面迎击顿挫该敌，否则临汾不守，有牵动大局之虞。”(28)他又通知在临汾的刘少奇、杨尚昆（北方局书记），吴溉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负责人）作好转移的准备。(29)下午三时，毛泽东电告朱德：“必须使用全力歼灭府城西进之敌。但请预告阎、卫，即使该敌冲入临汾亦决不可动摇整个战局。该敌甚少，可用一部包围之，其余全军应决心在敌后打。”(30)这时，东路日军探知在正面阻击他们前进的竟是威名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少数警卫通讯部队。于是，出动十几架轰炸机，企图一举炸平朱德的驻地古县镇。然而，日本空军驾驶员把安泽的古县和屯留以北的故县弄混了，结果故县被炸而古县平安无事。(31)下午四时，毛泽东来电询问：“总部驻地之古县在何处？是否府城西之旧县镇。”(32)这几天外界完全失去朱德的消息，大后方的很多人，包括对中共和八路军友好的外国朋友，纷纷向八路军驻武汉等地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社探询：朱德将军有无危险？

　　晚上七时，敌军攻占古县镇，朱德率总部退出镇外，转移到临屯公路以南的刘垣村，并致电彭德怀请他迅速向总部靠拢。这时，从临汾派来了五个营援兵，布置在尧店一带。在日军继续西进时，朱德派他身边的那两个连同尧店的友军夹击日军。这两个连从侧面袭击日军，取得成功，还夺到两门炮和几挺机枪，但正面的友军不但没有出击，反而被日军突破了防线。因此，这两连撤退时，无法将战利品带回，营长刘鹏负了重伤。(33)日军继续向临汾迫进。

　　二十六日，总部特务团第二营赶来报到，这是一支新扩建的部队，除班长以上人员外，全部是徒手新兵，每人只有一颗手榴弹。朱德决定由这支新兵袭击日军的后续辎重部队。这些新乓“以手榴弹突然猛袭，很勇敢的一致冲入，完全获胜。计缴获步枪三支，军毡二百余床，大衣、食品甚多，文件数捆，新式通讯灯一，烟幕筒一，六五弹千余发。”(34)又一次打击了西进日军。但临汾终于在二月二十八日失陷。

　　日军从府城沿临屯公路到临汾，中间不过百余里路程。朱德以那样少的兵力迟滞敌军一个旅团达三天之久，为临汾军民的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当时在总部经历这场战斗的陆定一在第二年撰文说：“他（朱德）没有官架子，任何人看到他，就觉得他慈爱可亲。但是，当危难到来的时候，他就表现出革命军人的真价值。他坚如磐石，定如山岳；他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危险，他为人之所不敢为，行人之所不敢行；他不怕反潮流，而总要尽自己的力量，以挽救危局。我亲身看见，当苫米地旅团由长治进攻临汾的时候，朱副司令长官（朱德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就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只带了两个连，在良马、府城一带与敌不期遭遇。那时，他为了争取时间，使当时山西省会临汾数十万军民安全转移，亲率了仅有的两个连与敌人打了三天之久。”(35)接着，朱德又指挥部队向东北方向转进，打破了日军打算将中国军队逼到黄河边上加以歼灭的企图。朱德曾生动描述过这段经过：“他（指日军）以为可以用大的力量来压，将我们压到黄河转弯的地方，那个小角角里面去，你还往哪儿跑？不是下河吃水还干什么？这个办法倒很聪明，但是我们也聪明。那时候我们八路军已经不单是指挥自己的队伍，同时也指挥着一部分国军。我们就全部向东北打出来，让你去打向黄河边上。结果他打到了黄河边上，朝四处望望，一个人也看不见。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已经失败了。”(36)“同时他也不能过河，是相当的困难，因为我们整个的队伍在敌人的后方，他不敢过河，他只有退回来。”(37)当东路日军进入临汾时，北路日军曾几次攻击军渡、碛口等黄河渡口。

　　这是一个十分令人担忧的动向。如果日军在这里突破黄河河防，就可以进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的陕甘宁边区。为了防备万一，朱德和左权向陕甘宁边区的留守部队及当地群众介绍了对付日军进攻的办法：（一）扼守黄河口守兵应少；（二）坚壁清野要做得好；（三）扼隘口并作运动防御；（四）腰击侧击，占领要点埋伏，以手榴弹掷之；（五）尾迫截击；（六）彻底破坏道路；（七）动员群众与游击队四出袭击扰敌；（八）防敌烧杀。(38)这时候，毛泽东又获得一个重要情报，说华中地区的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奉召回国反映了日本战略计划的变更：准备停止在东南的动作而用全力肃清黄河以北，并向西北发展。三月二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要他们调动部队西移。以加强河防，保障后路，而留一部分部队在晋东南坚持游击战争；并告诉他们。“上述方针政治局会议完全同意，望坚决执行，”(39)这时，彭德怀已回八路军总部。朱、彭联名回电表示：现在留在晋东南的许多国民党部队归我们指挥，此时决不能离开此地。同时，分析当时的形势，指出：在晋西黄河边上的离石、军渡、文水、交城一线的日军不超过一个旅；山西全省的日军也不过四万人，要想大规模进攻西北是不可能的。何况目前敌正集中主力在徐州会战。要想转移乓力到华北，扫清八路军，进攻西北，也得等到攻下徐州以后，至少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们表示：到了真有必要的时候，八路军可以西渡，保卫陕北，目前仍希望去太行前线指挥作战。(40)第二天，他们率领总部转移到安泽县的南孔滩村暂驻。

　　张闻天、毛泽东、任弼时十分关心八路军总部和朱德、彭德怀的安全，在三月三日联名致电朱、彭：“八路军主力留晋击敌后路，必须在黄河、汾河不被隔断之条件下，否则对整个抗战及国共关系是非常不利的”；同时，主张朱、彭二人必须回来，即使留一人在前方指挥，也只宜留在吕梁山脉等不被敌人隔断的地区，决不应留在汾河以东。(41)四日，毛泽东又电朱、彭问：“总部现在何处，朱、彭是否已会合？”“望考虑总部取何道移至吕梁山脉，为安全，为便利，如临汾以南现尚无敌，是否迂道临汾以南回来。”

　　(42)

　　朱德、彭德怀经过慎重考虑，在三月七日再电中共中央，申述他们东进太行的主张，指出：“现在华北的中国军队共有三十余万人，分东、南、北三路。(43)东路由朱、彭指挥，在此时不宜过河。并提出：“八路军总部准备转移到太行山区的沁县，在那里召开东路军少将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以求得友军同八路军的行动大体一致。要求中共中央重新考虑他们的意见。(44)三月九日，毛泽东电复朱、彭，同意在目前阶段，八路军主力暂不过河，在不被敌隔断的条件下，配合友军作战；但必须巩固吕梁山脉，布置好太岳山、王屋山地区工作，以保障将来转移便利。(45)同一天，朱德等致电一二九师领导人，重申：“坚持华北游击战争是我们确定方针。(46)”三月十日，朱德率领总部向太行山进发、途经安泽的英寨，屯留的良马、中村、西村，沁县的郭村、白家沟，在三月十五日到达沁县的小东岭。那时，重要的问题是要在太行山区站稳脚跟。朱德在半年后说过：“我们当时在东路上差不多有十个师。我们也不去打他（指日军，作者注）。我们在山里开会，教育我们，讲一条一条的战略战术，同时也补充了自己，把群众也组织了起来，统一战线也做得很好。”“我们把战略战术说清楚了，大家有了胆子。”(47)小东岭在沁县县城东南约十五里。三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朱德在这里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曾万钟、李家钰、朱怀冰、赵寿山等三十多个友军将领参加这次会议。(48)由于交朱德指挥的南路军卫立煌部的几位将领同时参加会议，所以，人们有时也把这次会议称作东、南两军将领会议，沁县是决死一纵队纵队部和山西第三行政公署的驻地，该纵队政委、公署主任薄一波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彭德怀作报告，要点是：（一）必须改造旧政权，实行民主政治；（二）军队要实行战时的政治工作：（三）要武装民众，发展游击战争。另外，对俘虏政策和对汉奸的政策，也作了详细说明。(49)朱德在会上讲话，着重分析了抗战形势及敌后游击战和运动战问题，还讲了政治工作、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等问题。(50)会议的议程是：（一）报告、讨论目前战争形势与任务；（二）改善部队政治工作与健全组织；（三）确定与统一民运工作方针及敌军工作方针；（四）确定作战方针，建立根据地，武装民众；（五）由东路军开办地方工作、敌军工作与部队政治工作训练班。(51)这五天的会议，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会前，友军将领因为临汾等重要城镇相继失陷，阎锡山等逃往黄河西岸，而对坚持敌后抗战缺乏信心。通过这次会议，对坚定敌后抗战信心、稳定友军情绪，起了很大作用。

　　小东岭会议快要结束时，八路军一二九师计划在河北涉县和山西东阳关之间的响堂铺打一次伏击战，在日军侵占临汾后，从邯郸到长治再到临汾的大道成了日军的重要后方交通线。响堂铺的地形条件好，一侧是悬崖峭壁，不易攀登，一侧是起伏高地，便于隐蔽和出击，是邯长公路上理想的打伏击战的地方。朱德批准了一二九师的作战计划，由徐向前担任这次战斗的前线总指挥。为了加深友军将领对八路军游击战术的认识，朱德邀请会议参加者到战场附近的高地上，实地参观这次战斗。(52)三月三十一日上午，当日军第十四师团所属的两个汽车中队进入伏击圈后，战斗立刻打响了，在两个小时内干脆利索地全部解决。接着，又打退日军的增援部队。这次战斗，把日军两个汽车中队共约一百八十辆左右汽车全部焚毁，护车队的日军官兵一百七十多人大部分击毙，缴获迫击炮四门、各种枪几百支。通过这次观战，增强了友军将领对游击战的认识和抗战的信心；而组织这种观战，非胸有成竹、指挥若定是办不到的。

　　朱德任东路军总指挥时期，可以说是抗战期间国共领导下的两军团结御敌的最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