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八月失败前后

　　龙源口大捷后，红四军抓紧敌军受到重创、一时尚未发动反攻的短暂时机，将各部队分兵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第二十八团开往安福，第二十九团开往莲花，第三十一团在永新的石灰桥、吉安的天河一带活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出现一派大好形势。

　　红四军按中共中央规定，是由湖南省委领导的。而湖南省委早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曾规定：“工农军之调遣属于省军委，但经省军委的托付特委可以调遣。”①这里所说的“特委”，是指湘南特委。并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主要又在江西境内，因此江西省委对它自然也十分关心。湖南和江西两个省委都加强了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联系，但随着也带来一些脱离实际的瞎指挥。

　　江西省委在四月十五日、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十日、五月十三日和七月八日多次向中共中央报告边界情况，并曾在五月间“去信毛泽东、朱德同志，要他们赶快向吉安及赣西南发动，因遂川、永新、宁冈本地的工作深入固然要紧，但在军事上不如播[采]扩大的策略”。②湖南省委机关在这时曾遭受严重破坏。所以，四月间井冈山会师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成立是由湘南特委决定的。五月间，湖南省委逐步恢复工作，并在这个月的下旬派巡视员杜修经上井冈山，同红四军取得联系。杜修经在宁冈、永新、井冈山地区了解情况后，返回当时省委驻地安源。六月十五日，杜修经向省委写了关于“红军情形、湘赣边界特委情形、湘南情形”的报告③，汇报红四军的来历、军队党组织情形和湘赣边界持委的情况。湖南省委在贺昌主持下经过讨论，六月十九日作出《中共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界特委及四军军委的工作决议案》，并于六月十九日写了一封指示信，表示对红军“以罗霄山中脉力根据地的计划，省委完全同意，而且前行信亦如此指示。兄处应根据上处各项的指示，积极的发展罗霄山脉中段周围各县的暴动，造成以工农为主力的割据局面。”④他们批评了边界待委和四军，认为“应采取向外发展的策略”，打破原有的“保守观念”，并提出“以后四军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与湘南工农暴动相一致，进而造成湘南割据，实现中央所指示的割据赣边及湘粤大道计划。总之你们目前的主要策略，应当是积极的向外发展，必须打破原有的保守观念。”⑤但当前的重点仍在“巩固罗霄山脉中段的根据地”，并没有提出红四军立刻去湘南的问题。湖南省委还派袁德生带着六月十九日通过的这两个文件去井冈山。

　　袁德生刚走，情况却突然发生变化。在盲动主义影响下，湖南省委对形势变化和敌我力量又作了错误的估计：过高地估计了红四军的力量和湖南群众斗争的形势，过低地估计了湖南统治阶级的力量，从而制定了湖南第二次武装起义计划。随后，派杜修经带着省委给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待委的两封信，再上井冈山，和杜修经同行的还有派往湘赣边特委担任书记的杨开明。

　　六月三十日下午，在永新县城商会楼，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特委、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陈毅、宛希先、王尔琢、何挺颖、朱云卿、谭震林、陈正人、刘珍、刘作述、刘家贤、王怀、贺敏学等。刚好，杜修经由交通员带到永新，就把湖南省委的两封信当面交给毛泽东。

　　湖南省委写给红四军军委的这封信中，认为驻在湖南的国民党第六军已“恐慌极矣”，“有向赣西附近推进模样，因此与赣西部队冲突己为事实”。

　　并根据他们制订的湖南第二次武装起义计划，要求红四军在“占永新县后，立即向湘南发展，与三十、三十三团相联后，帮助湘南党部努力于最短期间发动耒阳、永兴、资兴、郴州的群众力量，以造成四县的乡村割据。对衡阳取包围形势，然后用全力向茶陵、酃县、攸县、安仁发展，以与湘东暴动相联系。只有采取这样的积极发展政策，才能解决一切军事的、财政的、政治的困难。而且可以解决敌人两次‘围剿’的形势。”⑥信中断然要求红四军“毫不犹疑的立即执行！”⑦决定“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与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⑧省委指定（以）下同志组织之：泽东、朱德、陈毅、龚楚、乔生及士兵同志一人，湘南农民同志一人组织之，前委书记由泽东同志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泽东、朱德、龚楚，并派杜修经同志前来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⑨事实上，是要杜修经监督红四军严格执行省委作出的“立即向湘南发展”的错误决定。

　　湖南省委还在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中写道：“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并由二十八团拨枪二百条，武装莲花、永新农民，极力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实行赤色戒严，用群众作战的力量，以阻止敌军的侵入，造成以工农为主体的湘、赣边割据。”提出：“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袁文才同志参加待委，并指定莲花派两个最有能力的同志到特委工作”。⑩联席会议讨论湖南省委的两封来信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省委巡视员袁德生、杜修经不顾客观形势，极力主张坚决执行湖南省委关于红四军主力前往湘南的决定。毛泽东、朱德根据时局的分析，认真权衡了各方面的利弊得失，认为当敌人内部处于稳定时期，而湘南地区敌人的力量又过于强大、各方面条件对我们不利的情况下，红军远离根据地，出征湘南，不论对边界工作，还是对红四军本身，都是不利的。经过讨论，会议顶住湖南省委的压力，仍决定坚持罗霄山脉政权的计划，袁德生、杜修经最后也表示同意会议的决定。

　　七月四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特委的名义，在永新写报告给湖南省委，说明联席会议讨论的结果：“袁、杜二同志于六月三十日同时抵永新，所携省委通告及中央对湖南工作决议案均悉。在省委两信中所指示的前后颇不同，前者要我们继续建设罗霄山脉中段各县政权以为军事根据地，不更变一个月前中央及省委的指示。后者要我们于攻永新后，冲往湘南以避敌人‘会剿’及解决经济上之困难。”“六月三十日夜上由特委、军委、永新县委开联席会议讨论省委来信，袁、杜二同志皆参加，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11)然后，从红军、敌情、根据地，以及政治、经济等方面陈述了六条理由，根据大量事实说明：“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前，尚不能离开宁、永、莲往湘南。一俟此间基础略固，外面有机可乘，四军仍可出茶、攸、醴、浏，参加湘省之总暴动。”提出：“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12)永新联席会议后，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转战于永新、莲花、安福和吉安边境，分兵发动群众，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时，湘军吴尚部趁机侵入宁冈。红军间道出击未成。为了阻止湘军同赣军会合，解除对根据地的威胁，红四军分兵两路迎战。一路由朱德、陈毅、王尔琢等率领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跨入湖南境内，攻击湘军后方营地酃县、茶陵，迫使他们回退，不敢久留永新，宁冈；另一路由毛泽东、宛希先、朱云卿率领第三十一团经拿山打回宁冈，同朱德所部形成东西夹击湘军的态势。当第三十一团回到茅坪时，湘军已由龙源口退往永新。第三十一团立刻跟踪追击，直奔永新。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和军部特务营，在七月十二日一举攻克地处湘赣边境的酃县县城。湘军在永新还没有站稳脚跟，便在十四日匆匆退回高陇。赣军虽然跟着又开进永新，但两军汇合的计划终于没有实现，又受到红军第三十一团的不断袭扰，处在进退维谷之中。

　　第二十八和二十九团攻下酃县后，原来计划北攻茶陵。但是，吴尚已被迫由宁冈、永新一带返回茶陵。这样，红军大队攻击酃县以调动湘军回防的目的已经达到，而赣军侵入永新后对边界割据造成严重威胁。于是，朱德、陈毅、王尔琢决定改变攻取茶陵的计划，率红军大队折回同酃县接壤的江西宁冈，增援永新。

　　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意外的事情。从第二十九团内传出要回湘南去的消息，还提出：“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口号。第二十九团团长是胡少海，党代表是龚楚。这支部队原来由湘南起义后成立的宜章农军第三师改编而成，指战员中家乡观念十分严重，上井冈山后，当地因人员骤增而在经济上遇到一些困难，他们就不愿在井冈山地区继续过艰苦的生活，一心想回家乡去。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和第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又在下面鼓动群众闹着要回湘南。七月十二日晚，第二十九团在酃县县城秘密召开士兵委员会议，“不通知上级官长及党代表，竟决定十三号由酃县去湘南，私自找好了带路的人，出动的时间都决定了。”(13)那时，红四军中士兵委员会的权力很大：可以参加部队的管理，维护军队的纪律，监督连队的经济，做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做群众工作，罢免基层领导干部。军事主官的决定，如果没有士兵委员会的同意，就很难执行。

　　朱德、陈毅得知第二十九团内部出现的情况后，立刻写信给留在水新的毛泽东，并且召开红四军军委扩大会议，对第二十九团要返回湘南的行动加以阻止。“多方面解释阻止，无效，后又由朱德召集士兵演讲亦无效，他们总是要去。他们说官长如果不允许他们去，他们就缴了枪单身去。因为那时永新告急，遂川亦增了兵，大部军队如去湘南，边界有立即丧失的危险，所以军队当时负责的同志都感到非常棘手。后来经过千言万语的解释，说暂时回去解了井冈山之危，再回湘南不迟，勉强将军队开出。”(14)当朱德向士兵讲演时说，“军部没决定，怎么能回湘南？底下就喊：军长带我们回湘南。

　　朱老总讲，革命要听命令。战士讲，你带我们回湘南，我们就听你的命令。”

　　(15)在这种情况下，朱德不得不断然宣布撤销第二十九团士兵委员会，下令红军大队从酃县开往沔渡，仍准备回师井冈山北麓的永新。

　　七月十四日，红军大队在朱德、陈毅率领下，离开酃县城向东开拔。但是，“走了一天只走了三十里。士兵垂头丧气，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零乱，军心涣散，组织解体。如果途中遇着敌人定是不能作战，马上溃散。”

　　(16)红军大队从酃县到达沔渡时，刚一宿营，第二十九团的官兵又闹起来，仍坚持要回湘南。“军委看了这种情形觉得勉强留住他们，不能作战也无用。”

　　(17)红四军中再一次出现混乱。

　　十五日，为了整顿红军纪律和确定部队行动方向，红四军军委在沔渡召开扩大会议。朱德、陈毅、王尔琢、何长工、胡少海、龚楚和杜修经参加了会议。会上，“朱德同志是不同意去湘南。”(18)龚楚却竭力主张把部队拉到湘南去，“还提出‘围魏可以救赵’，我们到湘南，把敌人引过来，可以促进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在永新发展。”(19)随同大队行动并负有监督责任的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也支持去湘南的意见。当天，红四军军委复议后，仍不顾这些反对意见，坚持作出东进遂川以解永新之围的决定。这时，第二十八团内又有人提出不回永新，要去赣南，说是“到赣南就食，一有事马上回来”。(20)在这样意见分歧的情况下，迫使军委改变返回永新的决定，同意第二十九团去湘南的要求。但军委领导这时还有一层难处：“恐怕二十九团单独回去，孤军奋斗为敌所算，乃决定二十八团同去湘南，但二十八团士兵不大愿去。”(21)这时，杜修经怕担当责任，便提出“部队不忙行动，待我去茅坪同毛泽东商量一下，看他的意见如何再定。”(22)龚楚却说：“只能等一天，后天就不等了。”杜修经第二天赶到茅坪时，毛泽东却在永新。

　　杨开明说：“你们既然作出决定，你们就去吧！毛泽东那里由我去说。”杜修经赶回部队，最后定下去湘南。部队由污渡去湘南时，原有的军委取消，组织了湖南省委任命的前委，陈毅为书记。

　　七月十六日，红军大队由沔渡开到酃县水口。十七日，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和军部特务营从酃县水口出发，向湘南开进，踏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毛泽东接到朱德、陈毅的信后，知道部队要去湘南，便派茶陵县委书记黄琳（江华）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追赶部队。这时，部队正在向湘南进军的途中。杜修经后来回忆说：“送来一封毛泽东要我们不去湘南的信，送到我手里，部队在休息，我看信时，陈毅在旁边，我看完后就给陈毅看。信是毛泽东写的，有两页。”(23)毛泽东这封写给杜修经和朱德、陈毅的信，讲了许多不能去的理由。他说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我们必须坚持，绝不能放弃。

　　现在形势的发展对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建设巩固的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十分有利。如果此刻离开边界去湘南，必然会被敌人各个击破。他希望朱德、陈毅耐心说服部队，不要去湘南，留在边界坚持斗争。陈毅看完信后，杜修经问他：“怎么办？陈毅说宿营后，晚上军委开会决定。”(24)大队宿营后，军委决定就地休息一天。“第二天，开连以上干部会”。

　　(25)这次会议，是杜修经主持的。

　　会上，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朱德、陈毅拿来军用地图，摊在桌上，计算回去的路程。朱德提出要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不要去湘南，劝大家赶回去解永新之围。他说：“回宁冈需要两三天时间。”龚楚是一直主张去湘南的。他说：“看来离井冈山近，但因大山相隔实在很远。”(26)还说回去走的是山路，而去湘南是下坡。仍坚持去湘南。并且提出这是执行湖南省委的指示问题。两种意见，各不相让。萧克回忆道：“二十八团有意见，不愿去湘南。王团长（尔琢）就反对去湘南。杜修经在会上以省委代表的资格压人，非常专横跋扈，对王团长讲：‘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在水口住了一天，还是决定回湘南。”(27)会上虽然经过激烈争论，仍没有能改变杜修经、龚楚等坚持的要去湘南的决定。这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28)和“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队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县出发，向郴州前进。”

　　(29)

　　后来，江华回忆起执行这次任务的情况时说：“我为这事从永新县城跑到酃县城，一天晚上就跑到，一天跑了一百多里，找到陈毅、朱德他们。他们正在庙里开会。我带了主席的信，要他们回来。他们讨论了，是在酃县一个大庙里面，都是干部。”“主席这封信的意思，就是劝他们回来，不要打湘南，要打茶陵，打了茶陵回来。我是茶陵县委书记，所以派我去。结果挽回不了。”(30)红军大队一从酃县南下，以湘南农民为主体的第二十九团立刻一改原来那种“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零乱”的状态，行军速度飞快，一路上很少休息。第二十八团在后面紧追都跟不上。这时，朱德忧心忡忡，总觉得打郴州是凶多吉少。他后来说：“当时上面是盲动，下面农民意识那样浓厚。”

　　“八月很远的去袭击郴州，那样远，又那样热，真是好冒险。”(31)龚楚写道：“攻郴州计划决定后，朱德为了保持高度的秘密及出敌意外，决定先下桂东，威胁汝城，然后转攻郴州。于是我们即率二十八、二十九两团及郴州赤卫队于十七日出发，十八日下桂东，十九日至沙田，二十日进抵汝城之南洞，休息了一天，并派出一营向汝城游击，二十二日由南洞出发，越过资兴的龙溪十二洞，经东江，于二十四日下午二时进攻郴州。”(32)七月二十四日凌晨，红军大队赶到郴州城郊，原来以为城内是许克祥的部队，攻城的命令已下，部队正准备发起攻击。就在这时，从城里跑出来的老百姓那里得知，驻扎在郴州的并不是许克祥的部队，而是范石生的部队。

　　这正是朱德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当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湘粤赣边界时，曾得到范石生不少帮助。他们在韶关分手时，曾有默契：今后我们相遇时，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现在遇到这种完全出乎意外的情况，使朱德感到十分为难。他反复思索后说：“不打了吧！”(33)杜修经坚持要打，说：“已经打响了，就打吧！”(34)这时，红军大队已经开始行动，事实上也难于中止。

　　红军大队在“郴州城东十多里的地方，碰到了范石生的两个团。二十九团打下了两个山头就攻不动了。前面传下命令要二十八团赶快上去。”“二十八团上去，果然很快就把正面的敌人打垮了。他们冲出一条道路，直奔郴州城。”(35)郴州城东有一条耒水绕过，并筑有一座大石桥连接两岸。攻城的战斗进展得很顺利。郴州城内驻扎的不是范石生的主力部队，“只有一个补充师，全是新兵”。(36)他们毫无准备，仓促应战。红军以飞快的动作，冲过大石桥，杀向城内。城里的守军得知这支攻城的红军部队是朱德的部队后，“大多数自动停止抵抗，其中有两个连及一部官佐竟集合请朱德亲自来缴械”。(37)郴州，是范石生的后方，刚刚组建了一个补充师，武器装备很充足，而且都是新的。打开郴州后，红军涌迸城里。那时，湘南农民出身的第二十九团士兵“战场纪律不大好，特别有些农民意识严重的同志，包袱、毯子、银元，什么都拣，一个个肩背手提，罗罗嗦嗦一大堆，真不像个红军的样子。

　　直到朱军长进了城，才制止住这种违犯纪律的行为”。(38)第二十九团全散开了，发现敌情时都收拢不了。这也是郴州失败的原因之一。

　　傍晚，第十六军驻在城外的主力部队两个师约五六个团进行反扑，向城内发起攻击。第二十八团在朱德的指挥下，守住了大石桥，并命令部队迅速撤退。“朱军长亲自掌握着机枪连，掩护部队过桥。”(39)军部、第二十八团和特务营都过来了。第二十九团奉命先撤出郴州，在城郊集合。但是，他们在进郴州后，部队已自行散开，难以掌握；撤出郴州时又动作缓慢，被敌军切断，大部分没有过桥，直向宜章方向退散。正如毛泽东所说：“第二十九团随即自由行动，跑向宜章家乡，结果一部在乐昌被土匪胡风章消灭，一部散在郴宜各地，不知所终，当日收集的不过百人。”(40)第二十八团安全撤出，损失不大。第二十九团只余下团长胡少海带领的一百多人。朱德、陈毅、王尔琢带着他们从郴州撤向资兴。

　　七月二十五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红军退到桂东、资兴、汝城之间的龙溪十二洞。由于打郴州先胜后败，第二十九团几乎全军溃散。这时，红军士气不振、思想混乱。于是，红四军军委决定进行一次整顿。

　　当红二十八团开到桂东沙田后，在何长工主持下，召开了营、连党代表会议，会上认真总结了打郴州的教训，严肃批评了把部队拉到湘南遭到失败的错误，许多人要求湖南省委给社修经处分。接着，由王尔琢主持召开士兵代表大会。会上，朱德、陈毅在讲话中，回顾了两军会师后在井冈山开展革命斗争的大好形势，分析第二十八团官兵当前的思想状况和困难处境，沉痛指出前此不顾永新联席会议的决议把部队拉向湘南的错误。朱德宣布：“只有重上井冈山才能保存和发展这支部队，才能扭转目前存在的被动局面。”

　　(41)会后，进行了整编，将军部特务营和第二十九团余下的一百多人编入第二十八团，还从地方武装和青壮年中动员了五百多名新兵充实第二十八团，为返回井冈山作了准备。

　　整编后，第二十八团实行分兵，在桂东地区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重新插标分田，帮助各区、乡恢复党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朱德、陈毅在寨前、沙田、东水等地主持召开群众大会。朱德在会上说：“过去土豪劣绅剥削我们，种田的没饭吃，织布的没衣穿。他们把我们穷人压榨得喘不过气来。我们要团结起来，推翻土豪劣绅的统治，实现耕者有其田。”(42)在桂东东水的群众大会上，朱德宣布当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的要具备四个条件：一，家庭贫穷，受剥削大；二，没替反动派干过事，不是地主的走狗；三，勇敢坚决，不畏一切；四，年轻力壮，有点文化。在第二十八团的宣传和发动下，一个月内桂东各乡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武装。

　　红军大队离开边界后，毛泽东、宛希先等率领第三十一团在永新阻击敌人。为了拖住赣敌的进攻，毛泽东在永新西乡召开干部会议，决定分兵三路，迎击敌人；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彼时敌军势力甚大，计有五团之众，加之第六军的张部及罗定邦亦有三、四团之多前来援助，合计兵力有八、九团之众。我军仅一团人与之周旋二十日之久，围住敌人城市二十里内外，不敢乱动。”(43)后来，国民党军队得知红军大队已西去湘南，便展开猛烈攻势。为了保存实力，毛泽东带领第三十一团一部，退到永新的小江区。永新、莲花、宁冈等县城和平原地区相继失陷。地方党组织和政权大部被破坏，“农民被屠杀者以千计，房屋被烧者不计其数。”(44)杨克敏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这一次失败，我们叫作‘八月失败’。”

　　(45)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46)八月中旬，毛泽东在永新九陂召开有连以上干部参加的特委紧急会议，研究挽救井冈山根据地严重局势的对策。会议正在进行中，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又带着省委的指示信来到九陂。湖南省委仍命令红四军“向湘东发展”，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要求红四军“毫不动冶地执行。会上展开了热烈讨论。毛泽东在发言中，列举大量事实，驳斥湖南省委的错误主张。正当会议进行期间，有一个给红军大队挑伙食担子的农民带回了红军大队在湘南失利的消息。与会者更加气愤，纷纷指责湖南省委的错误决定。会议的内容也转入讨论如何扭转局势，避免第二十八团再受损失，决定由毛泽东、宛希先带领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去湘南寻找第二十八团；由朱云卿、何挺颖带领第三十一团第一营，会同袁文才、工佐的第三十二团留守边界，坚持斗争。

　　第二天，毛泽东、宛希先就带着第三十一团第三营，从九陂出发，直奔湘南。

　　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宛希先率部进入桂东县城后，就派人去东水红四军军部，同朱德、陈毅取得联系。第二天上午，朱德、陈毅从沙田赶到桂东县城见到毛泽东。

　　随后，在桂东唐家大屋召开有营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龚楚、宛希先、杜修经等。下午会议仍在进行时，湘军吴尚第八军第三师有两个团在桂东县挨户团的配合下，突然分两路袭击桂东县城，插入城中，将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第三营隔开。

　　毛泽东和朱德立刻指挥第二十八团第一营和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冲出城去，占据有利地形，进行阻击。战斗一直打到天黑，打退湘军多次进攻后，为了避开强敌，随即撤出县城，转移到沙田附近的寨前。在这里，前委扩大会议继续举行。会上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教训，批评了杜修经的错误，决定红军返回边界，继续坚持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会上还撤销了七月中旬按湖南省委命令组织的前委，另行组织行动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47)决定杜修经、龚楚留在湘南，组织湘南特委，领导湘南人民的斗争。

　　八月二十五日，红军大队分两路回师井冈山。当部队到达崇义县的新地圩时，担任前卫的第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伙同该营的副营长和党代表，擅自带着第二营四个步兵连和团部的机枪连、迫击炮连向思顺开去，企图叛变，投靠赣军刘士毅部。在行进途中，几个连的干部发觉方向不对头，感到袁崇全可能要叛变，连夜带着两个步兵连和机枪连返回，向军部报告。

　　朱德、陈毅立刻派红四军参谋长兼第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带着一个营前往思顺，追回了被袁崇全裹胁走的第二营第五连和迫击炮连。可是，当王尔琢带着警卫员进入袁崇全盘踞的村子喊话时，遭到叛徒枪击，不幸牺牲。但大部分部队还是回来了，袁崇全只带着几个人向遂川方向逃走，去投奔刘士毅。

　　王尔琢是红四军的优秀指挥员，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参谋长，牺牲前是红四军参谋长兼第二十八团团长，作战勇敢，又会做政治工作，在部队中很受敬重。他的牺牲，是红四军的重大损失。杨得志回忆道：“我们怀着悲痛和对叛徒愤怒的心情，从烈士遗体边走过。不一会，朱军长来了。他悲伤地低着头，在王尔琢同志的遗体前脱下军帽，站了好久好久??。”(48)这以后，红军大队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的率领下继续向边界开进。

　　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其主要责任在谁？毛泽东曾对江华说：“主要是湖南省委、湘南特委的问题，军队内部也有责任，二十九团的龚楚，还有些人附和他，结果去了湘南，就失败了。”(49)朱德在一九六二年参观井冈山博物馆时，也曾说：“‘八月失败’是湖南省委代表社修经起主要作用。当时军队由特委指挥，湖南省委要部队回郴州，在战略上不对。”(50)九月八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回到井冈山南麓江西遂川境内的黄坳。

　　当红四军大队回到井冈山时，主力部队第二十八团、三十一团的损失虽不大，但全军的数量质量都不如以前。杨克敏（即杨开明）在一份报告中说：“这个时期要算是边界极倒霉的时期。割据的区域，只有井冈一块地方，宁冈也丧失了，山上是我们的势力，山下则为敌人的势力，土豪劣绅乘机报复，残杀焚烧，逼债收租，一时闹得乌烟瘴气。恰恰那时割禾了，我们分了田的地方，到此时农民要收获的时候，忽然失败了，分了的田都不能算数，真是无可奈何。”(51)“不过在一个失败之后，政策方面较前进步，单独军事行动，打硬仗，忽略地方武装冒进观念等，皆渐次改变。军队有相当休养，各种组织有切实的整顿，军队训练亦有进步，边界群众组织亦逐渐恢复。”(52)那时，国民党“赣西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欺我败残，以五营追我至遂川”。

　　(53)毛泽东、朱德在黄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分析敌情，研究对策，制定了攻打遂川的计划。

　　九月十二日，红军由黄坳出发，到达遂川县的堆子前一带宿营。经过侦察，得知赣军在遂川城外已布下包围圈，打算派一支小分队引诱红军进入包围圈后加以歼灭。于是，毛泽东、朱德决定将计就计，由朱德率第二十八团和遂川县赤卫队一中队作为前卫，突破敌人包围圈后，再杀回马枪，使敌人措手不及；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和遂川县赤卫队二中队作为后卫，当前卫打响后，出其不意地发起进攻，形成前后夹击，实行反包围。

　　九月十三日晨，朱德作了简短动员后，两支队伍一前一后地出发。上午十时左右，第二十八团在草林附近，遇到一股赣军。打响后，赣军自以为得计，一面还击，一面朝遂川城佯作溃退。红军紧追不舍。赣军指挥官看到红军的炊事担子都过来了，以为红军已全部进入埋伏圈。于是命令设伏的军队迅速向县城移动，实行包围。这时，红军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和县赤卫队二中队突然赶到，冲向敌阵。第二十八团也调转头来，杀了个回马枪，大败赣军，一举夺取遂川城。在遂川筹了一些款，还买了不少布疋和药材。这次战斗，红军以四个营，打败了刘士毅的五个营，“缴枪二百五十，俘营长、连长各一，排长三、四，士兵二百余，余部退赣州。”(54)在战斗中，红军击毙了叛徒袁崇全，大快人心。这是红军回师井冈山后的首战告捷。

　　九月二十四日，赣军李文彬部从泰和赶来增援；同时，刘士毅部独立第七师从赣州开来，企图合击红军。红军撤出遂川后，在九月二十六日返回井冈山上的茨坪。

　　这时，赣军正在调防，原来驻守在永新、宁冈一带的杨如轩和杨池生两部调去吉安整编。属于江西地方势力的国民党第五师第十四旅旅长周浑元接替“两杨”的“进剿”任务，进驻永新和宁冈新城。为了摸清红军情况，周浑元派两名女探子化装后到茅坪打探消息，被当地暴动队员抓获。经过审讯弄清敌军的情况后，朱德决定有意给那两个女探子留下红军大队未归的印象，并且故意造成让她们有脱逃的机会，放她们回去报告。果然，周浑元以为红军大队未归，便派第二十七团一个营，在营长周宗昌的带领下，会同当地地主武装靖卫团前来偷袭茅坪。

　　九月三十日，毛泽东、朱德在茅坪召开各团干部会议，布置歼敌计划，决定利用坳头垅有利地形，设下包围圈。坳头垅在两座高山之间的一条狭长的山沟中，是从宁冈新城到茅坪的必经之路。在朱德指挥下，红军第二十八团第二营、第三营和第三十一团，埋伏在狭沟两侧的高山上；第三十二团袁文才部以少数兵力在沟口引诱周部；第二十八团第一营从正面出击，以便将进入坳头垅的赣军一举歼灭。

　　十月一日，周宗昌带着六个连，拿着浸过煤油的草纸进入茅坪，准备大烧大杀。当他们全部钻入坳头垅后，朱德立刻下令各部队发起攻击，一营赣军挤在垅内进退不得。这次战斗，全歼赣军一个营，活捉营长周宗昌，俘敌一百余人，缴枪一百余支，乘胜收复了宁冈全县。这就是二战二捷。

　　坳头垅战斗后，赣军李文彬部错误地估计情况，以为红军将进攻永新，便匆忙从遂川出发，绕道泰和增援永新，在遂川只留下独立第七师一部。朱德、陈毅经过周密研究，认为可以趁机拿下遂川为部队解决给养问题。十月十三日，朱德率第二十八团再攻遂川。赣军第七师留驻遂川的部队不战而逃。

　　红四军再占遂川城。然后，分兵五路游击，发动群众，分配土地，重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壮大地方武装，筹集到一万块现大洋和大批物资。

　　这时，周浑元旅乘红军主力在遂川，派出第二十七团在十月底从永新再次入侵宁冈新城，企图占据茅坪，进攻井冈山。同时，李文彬部的两个团在独立第七师的配合下进攻遂川。红军“为避免硬战”，在十一月二日退出遂川，回师井冈山。“欲以迅雷之势进攻敌力较弱之宁冈、永新，打破包围之一面。”(55)十一月九日，红军主力出击。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一部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由茅坪出发，攻击宁冈新城之敌。在红军的凌厉攻势下，歼敌第二十七团一个营；赣军余部逃向龙源口，红军紧追不放，再战龙源口，又歼灭一营。一天之内，共歼敌两个营，击毙营长一人，俘虏副营长二人、连长一人、排长一人、士兵一百多人，缴枪一百六十多支。这就是三战三捷。

　　红军大队回师井冈山后的三战三捷，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扭转了“八月失败”后的被动局面，重开了边界割据的新局面。

　　但当时边界在经济上越来越困难。“九月、十月，敌人不来攻打，专门围上不动，说是‘久困穷追’。这是王均干出来的新政策。”“我们尽量发展地方工作，不大打仗，战士的生活都变得很苦，都是单衣，天天吃的南瓜。”

　　(56)

　　十一月六日，朱德参加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召开的扩大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特委委员、军队和地方活动分子共三十余人，还有湖南省委的代表袁德生。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六月四日来信，认为“中央来信除一二点（如游击区域过宽与废党代表制）具体事例外，全部原则及政策都切合实际，应依照执行。党的最高机关立即组织前委。”“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织之，毛泽东为书记。”“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57)十一月十四日，红四军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宁冈新城召开。到会代表七十九人，除第三十二团第一营远在永新执行任务，来不及选派代表参加外，其余各部队党支部都有代表出席。大会历时两天，讨论了政治、军事、党务等各项重要问题，并作出相应决议。“选举了二十二人的军委，朱德为书记（照中央指定），对内是军中党的最高机关，隶属前委。对外是边界苏维埃军事委员会，指挥红军及地方武装。”(58)根据红四军“六大”决议的精神，从十一月中旬开始，红四军集合在宁冈新城、古城一带，进行冬季训练。这时，由于湘赣两省敌军的严密封锁，井冈山根据地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几乎断绝了一切贸易往来。根据地内军民生活十分困难，所需要的食盐、棉花、布匹、药材以至粮食奇缺。因为根据地内的土豪几乎已被打尽，筹款也有许多困难。连红军官兵除粮食外“每天每人五分大洋的伙食钱”(59)都难以为继。一日三餐离不开红米饭、南瓜汤，有时还吃野菜。严冬已到，战士们依然光着脚，穿着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大家都懂得是‘为了无产阶级受苦’，因此不怨恨什么人。”(60)当时，在红军中有两首歌谣，正是这种艰苦生活的生动写照：“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净打光。”“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为了解决眼前的吃饭问题和储备一定的粮食，红四军司令部发起下山挑粮运动。这些粮食大部分从宁冈的大陇背来。大陇的粮食是砻市、古城等地集中起来存在那里的。朱德也常去挑粮和背粮。来回一百多里地，翻山越岭，顶风冒寒，非常辛苦，有人回忆说：“一些人叫朱德同志伙夫头，他满身衣服上都是油，帽子上也有油，和我们战士打成一片。他挑粮我是亲眼看见的，他把裤子脱下来背米，把裤头、裤脚捆起来背米上山。”(61)他还常“穿双草鞋，戴斗笠，挑了满满的一担米和战士们一道爬山”。(62)战士们都是二十多岁的人，为了照顾年过四十的朱德，把他挑粮用的扁担藏了起来。朱德找来找去没有找到，就让人向老乡买了一根毛竹，又做了一根扁担，并在扁担上写下“朱德记”三个大字，以防别人再拿走。朱军长带头下山挑粮的事迹，在井冈山上传为佳话，战士们编成歌谣赞诵：朱德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会剿”。

　　那条记录着红军光荣传统的“朱德扁担”，至今仍陈列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

　　在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朱德也处处作出榜样。他一直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从不吹胡子瞪眼地训人，而是循循善诱地向战士们讲道理。他很懂得战士们的心理。陈毅曾对人讲过一件事：“在一次部队作战失利退下来的时候，看到部队战士破坏纪律，乱拿老百姓的东西。他（指陈毅——引者）立即上去指责。那个犯纪律的战士，不但不听，反而扭转枪头放了一枪。陈毅同志对此气极了，把这事告诉朱德同志。朱德同志听到后说：‘傻子！打了败仗退下来，战士肚子里饿，违犯了纪律，这时你去批评他，他是不会听的。只有让他吃好，休息好，到第二天集合起来，提出批评才有用处。’由于朱德同志善于带兵，一般作战失利士气低落的部队，经他带一段时间后，很快就会把士气提高起来。”(63)在平时，他也处处以身作则，十分关心战士。部队给他配备了一头骡子，但他在行军作战中多半是步行，把骡子让给伤病员骑。因此，深深得到战士们的敬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