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民主革命的斗土

　　护国举义到两把菜刀闹革命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袁世凯为了当上皇帝，复辟帝制，不惜卖国求荣，勾结日本侵略者，下令各省督军加紧镇压革命党人。湖南督军汤芗铭残酷镇压湖南人民的反袁反帝运动，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反动势力的倒行逆施引起了湖南人民极大愤慨，展开了“倒袁反汤”的猛烈斗争。在这种形势下，桑植县中华革命党组织向贺龙提出了三项任务：第一，惩杀本县大劣绅朱海珊。贺龙接受并完成了。第二，带队伍当团总，准备应变。贺龙拒绝了。他说“我恨的就是团总，不干！”尽管陈图南一再解释，贺龙坚决不同意。第三，派人到警备队当兵，了解那里情况。贺龙找几个人打入了警备队。不久，中华革命党又命令贺龙到石门、沅陵两县的团防局和巡防军中去策反，煽动哗变，组织反袁武装。贺龙约了几个人以贩羊作掩护，先到桃源去摸情况，然后单身去了沅陵。沅陵是湘西首府，驻军千余人，其中有些人和贺龙在赶马时有过①《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59页。另见桑植县公安局历史档案材料。

　　交往。贺龙到沅陵后以交友结拜为名，宣传反袁驱汤。经过半年的活动，秘密组织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准备拖抢举义，不料被人泄露了机密，贺龙只得连夜离开。走到与大庸县交界的地方，碰上了10几个土匪。他们把贺龙当成“肉票”捉到熊壁岩贾家大院。恰逢沅陵警备队前来袭击抢匪，将土匪和贺龙一同抓到沅陵，关进监牢。几天以后土匪被斩首。因为在审讯中土匪说贺龙是抓来的“肉票”，贺龙才没有被杀。但是因为他是“贩羊人”，县衙里的贪官污吏想从他身上捞油水，便反诬贺龙通匪，不予释放，并放出可以出钱赎人的口风。消息传到桑植，贺龙的父亲急忙带着几个人赶到沉陵，用钱买通官府，把贺龙保释出来。贺龙虽然遭此劫难，但并不气馁，继续按中华革命党的指示先后去大庸、慈利等县积极活动，广泛联络有志之士，宣传革命宗旨，全身心地投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

　　1915年5月，袁世凯基本接受了日本政府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获得了日本政府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全面支持，悍然于12月12日宣布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31日，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登基当皇帝。这一系列复辟行径，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发表了《讨袁宣言》，联络各地革命力量举行武装起义。1915年12月25日，云南省首先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不久，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四川各省纷纷响应。

　　湖南的中华革命党人也在积极酝酿举兵。贺龙奉命到石门县泥沙镇策动兵变。泥沙镇有200多户人家，近千人口，设有团防局，有枪80余支。省督军署警察队长唐荣阳的弟弟唐臣之任团防局长。此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当年赶马，贺龙多次来往于泥沙镇，熟悉当地情况，在当地帮会、客商和士兵中都有朋友。1916年1月，贺龙与姐夫谷绩廷等几十位志同道合的乡友，赶着骡马来到泥沙。恰巧大庸县革命党人罗占侯起兵讨袁，派吴佩卿等来泥沙夺枪。贺龙就和吴佩卿一起商定了夺枪计划，由吴佩卿等在赶场的时候设赌场诱使团丁聚赌，贺龙等在饭庄摆下宴席请团防局中相识的团了赴宴，趁团防局空虚，寻机夺枪。

　　1月21日是春节前泥沙镇最后一次大集，四乡农民来得极多，镇子上热闹非凡。吴佩卿的赌摊招来了一批聚赌的团叮贺龙在一家饭馆摆下4桌酒席，请来了团防局的另一批团叮正在欢宴，谷绩廷匆匆奔来低声对贺龙说：“好戏开场罗！”贺龙点头，让姐夫陪着客人，自己走出饭馆。门外的同伴朝贺龙说：“只有一个哨兵守在门口，局长杂种和队长在抽大烟，板壁上有20条枪哩！”“快！”贺龙带着10个伙伴直奔团防局，捉住哨兵，冲进局里，活捉了局长唐臣之和团防队长。他们一枪没打，一人没伤，缴获了20支枪。

　　回到饭馆，贺龙向正在大吃大喝的团丁宣布夺枪成功，并晓明大义，希望他们一起讨袁。团丁们当即表示，愿随贺龙举义。集市上，吴佩卿也得了手，缴了一些枪。

　　夺枪支，砸团防，镇上大乱。贺龙来到集市中心，跳上石凳，向人们大喊：“父老们，我们提了团防局的枪，抓注了干尽坏事的团防局长，想出头的就跟着我们去打倒袁世凯和他在湖南的走狗。打倒帝制，恢复民国！有和团防局长结了仇的，我劝你们和我一起干大事去，不愿意一起于的，我也劝你们离开泥沙，到外地去谋条生路。不然，这个唐家崽子的哥哥从省里带上大队警察来，一准下狠手，就会是野猪还愿一拱而光喽！”

　　贺龙刚讲完，许多穷小伙子拥到贺龙跟前，叫嚷着要跟贺龙当兵讨袁。

　　贺龙拉起这支队伍，乘胜冲人泥沙附近的南北镇和皂市，夺取了那里团防队的40余支枪。不到几天，贺龙的队伍发展到了300多人，取名为“湘西讨袁独立军”。贺龙率领这支队伍与慈利、大庸、桑植、永顺、龙山等县的各路义军联合起来，人数达万余，浩浩荡荡地对保袁武装驻守的石门县城发动了两次围攻。刚刚组织起来的民军不仅缺乏训练，枪弹很少，又没有统一指挥，攻城时一拥而上，攻不下来就一哄而散，各自回家。一时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民军迅即解体。

　　但是，各地民军首领并未灰心。1916年2月，贺龙在慈利与民军首领们商定：一方面派人去四川找正在作战的云南护国军总司令蔡锷，要求派兵到湖南打击拥袁武装；一方面利用农历二月初二（公历1916年3月5日）土地菩萨诞辰众乡民庆寿的时机，再次起义，各自攻占本县县城。贺龙返回洪家关不久，派往四川的人回报说蔡锷难于分兵人湘。贺龙想，一千条一万条，只有一条管用，就是自己手里有武装！有人有枪还怕打不垮敌人？民军散了，还可以再搞起来。当前需要先打掉一处敌人，才能号召人们扩大队伍。贺龙想起桑植境内的那个芭茅溪盐局税卡，那里有一些枪支。夺枪除害，扩大声势，贺龙下了决心。

　　1916年3月16日，贺龙约了21名青壮年，带了1支火枪、3把马刀，3把菜刀，连夜奔往芭茅溪，会合了预先派来的侦察人员，深夜摸进税卡，打死头目，缴获了12支枪，又打开仓库，把财物和盐巴分给了群众。当时在西南几省，盐巴贵如金，穷苦的百姓很难吃到。贺龙开仓放盐无代价地分送给大伙，深得群众拥护，要求加入贺龙队伍的穷人一时多了起来。接着贺龙又率领民军打下了分水岭团防分局，缴枪4支，再与另一支民军会合，打开了上溪河盐局，声势大振。

　　1916年春，护国军一部从贵州开进湘西，与拥袁军队作战，屡获胜利，湘西各路民军也联手参战。大庸民军首领罗占侯派人来到洪家关，协助贺龙召开桑植县讨袁军成立大会。与会民军首领一致推举刚满20岁的贺龙担任桑植讨袁军总指挥。事后贺龙率部奔袭慈利县的三官寺，击毙罪恶很大的都团总；攻占桑植县城，赶走县长，宣布桑植独立，护国讨袁。县内农民黄龙清聚众起义，焚烧田契债据，打开地主粮仓，放粮给贫苦群众。地主武装联合向黄部进攻。贺龙急忙率军赶去援助，打垮地主武装，联合了这股民军。此时，讨袁巨浪已经席卷湘西地区，全区21个县，有16个县宣布独立。湖南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孙中山派程潜来到湖南，召开全省讨袁大会，就任湖南护国军总司令。贺龙被任命为湘西护国军左翼第一梯团第二营营长。贺龙组织和指挥的民军正式编入了护国军序列。

　　在各省反袁斗争节节胜利的打击下，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并于1916年6月死去。袁世凯死后，他属下的那些军阀分裂成直、皖、奉等派系，争权夺利。在南方各省，响应孙中山号召参加护国战争的将领们，也为争夺地盘互相兼并。在袁系军阀与原来拥护孙中山的一些将领之间，出现了勾结、妥协的情况。中国政局一片混乱，湖南也不例外。左右逢源的谭延闿担任了湖南省督军。

　　这时，拥袁武装王子豳部仍在全力进犯湘西护国军。罗占侯、贺龙率军反攻，将王部围困在大庸城内。谭延闿派人调停罗占侯、贺龙和王子豳之间的冲突。罗、贺听了谭延闿的意见率部移驻常德，但是却上了当。不久，谭延闿以整编为名，令卿衡突然缴了湘西护国军的枪。贺龙适因外出得以脱险，只带了3个部下，两支枪返回了洪家关。湘西的反袁民军在袁世凯死后失去了斗争目标，有的被拉拢成为军阀部队，有的被缴械解散，刹时间烟消云散。

　　在这两年的反袁斗争中贺龙虽然积累了不少作战经验，但却被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搞得十分迷恫。袁世凯死了，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依然如故，同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人却互相倾轧，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何在？贺龙找不到明确的答案。

　　贺龙回家不久，在湖南政法学堂读书的堂兄贺连元来信邀他去长沙商讨革命大事。9月，贺龙来到长沙。谭延闿知道贺龙在湘西有一定声望，在湖南局势仍不稳定的情况下，为了笼络人心，便委任贺龙为湖南省督军府谘议，还拨出两只船交给贺龙，让他收税发财。面对这一名利双收的差事，贺龙表示：“我拉队伍为的就是反对苛捐杂税，打倒贪官污吏，你们让我在长沙当官收税装进我的口袋，这不是黑起良心害老百姓么？”他断然拒绝了谭延闿的笼络。

　　贺龙到长沙的时候，湖南省的中华革命党组织正以“正谊社”名义进行革命活动，准备利用辛亥革命元勋黄兴迁葬长沙的机会，反对谭延闿贺龙和罗占侯、贺连元走访中华革命党人林德轩，巧逢正谊社主要领导人都在那里，他们热烈欢迎贺龙。这样，贺龙与革命党组织又取得了联系。林德轩，湖南石门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他对年轻的贺龙很为赏识。他说：“你贺云卿有云，云从龙，改名叫贺龙嘛！”这个建议，得到了在座的正谊社成员的赞同，从此，贺文常改名贺龙。正谊社要求贺龙炸掉谭延闿的公馆。原来，谭延闿身为革命党人，却和北京政府暗相勾结，他标榜反袁，依靠反袁武装攫取湖南军政大权，却又排挤革命党人，消灭反袁民军，因而引起了湖南革命党人的强烈不满。正谊社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谭延闿及其师长赵恒惕、湖南善后督办主任梅植根，提出了“攻谭、杀赵、灭梅”的口号。贺龙接受任务后，就在他住的坡子街福元旅馆着手准备。不料，因正谊社谋刺梅植根未遂，引起了军警大搜捕。他们在贺龙住处搜出手枪1支，炸弹2枚，贺龙被捕押入大牢。

　　革命党人立即设法营救。他们获悉谭延闿赵恒惕与湘军第二师师长陈复初有矛盾。陈利用与北京政府陆军次长傅良佐的关系告过谭延闿使谭陷入被动。革命党人认为两害相权取其轻，陈复初拥有1个师的武装，与北京政府关系很深，应该是主要的打击对象。于是革命党人决定利用谭、陈矛盾，变攻谭为拉谭，与之谈判，要求释放贺龙，共同打击陈复初。谭延闿认为此事于己有利，便释放了贺龙。

　　1917年8月，北京政府下令免去谭延闿的督军职务，委任傅良佐继任，遭到湖南各界的反对。革命党人决定在傅良佐未到任之前，将先行人湘的秘书长、副官长刺杀。这个任务又交给了贺龙。但傅良佐的先行人员迟迟未来，谋刺计划没有执行。

　　贺龙在长沙看到了军阀官僚政客们的明争暗斗，认清了他们的嘴脸。两次谋刺失败，也使贺龙对中华革命党采取的这种斗争方式是否正确产生了怀疑。

　　由于北京政府首脑段祺瑞反对恢复国会，宣布临时约法无效。8月25日至9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开展护法活动，反对北京政府武力统一中国的主张。湖南革命党人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决定由林修梅在湘南、张溶川在湘西起义。贺龙奉命返回湘西发动武装斗争。

　　贺龙回到家乡很快就组建了一支200余人的队伍，担任了湘西护法军游击司令，并立即与其他护法军一起攻击侵入湖南的北洋军阀部队。冬季，护法之战取得了很大胜利，进踞湖南的北洋军阀部队被迫停战言和。督军傅良佐弃职逃走。12月1日，鄂军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在江陵宣布“自主”，脱离北京政府。16日，鄂军第九师师长兼襄阳镇守使黎天才宣布“自主”，任湖北靖国联军总司令。北京政府派兵镇压。孙中山电令湘西护法军将领率部援鄂。

　　12月，贺龙率所部随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张溶川开往常德，准备人鄂援助反对北京政府的武装。这时，湘南护法军总司令林修梅派左翼游击司令罗福龙来找贺龙。张溶川怀疑贺龙将率部去湘南归附林修梅，便以会谈为名，将贺龙、罗福龙扣押，吞并了贺龙的部队。贺龙、罗福龙被关押7天后释放。

　　贺龙对护法军吞并护法军既苦恼又想不通。此时，贺龙的父亲贺土道来到常德，见到刚刚出狱的儿子，就劝他回乡务农，图个平安，再不要在刀尖子上滚打了。

　　贺龙对父亲说：“爷爷给您改名叫立堂，是盼望您能立起宗堂。奶奶给我改名叫振家，是盼望我能振兴家业。结果呢？您七立八立，揭不开锅；我七振八振，当了骡子客。后来，我们父子拥护孙中山，明白了建立民国打倒贪官污吏的道理，明白了平均地权，让穷苦农民有田种的道理，活着就该为这个道理干！”

　　贺士道说：“你赶马时，人家关过你两次：参加了革命党，又坐了三次班房，算得是死里逃生喽。不如好好收场，莫干了。”

　　贺龙说：“莫干？该死的朝天，不该死的万年。我不拖枪，上对国家不忠，下对祖宗不孝。我就不相信队伍拖不起来，孙中山搞队伍还不是成了垮，垮了再搞，搞出个民国来。”

　　贺士道叹着气说：“道理是满对的，只是搞不好就会掉脑壳。既然你横下一条心还要干，我年过60，这条老命也就豁出去了，和你一块干！”

　　想说服儿子，反被儿子说服了。贺士道老人与儿子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后，返回了家乡。从此一直同贺龙一起投身革命斗争，直到壮烈牺牲。

　　贺龙的部下谷膏如从被吞并的队伍里逃出来找到了贺龙。两人认为，在洪家关还有两条枪，队伍虽被吞并，但还会有逃出来的；桑植一带，只要贺龙振臂一呼，就有许多人跟着于。要革命，就要重新组织队伍，重新搞枪。

　　于是，贺龙决定离开常德回乡重新组织队伍。当他路经桃源县时，碰上了赶马时的朋友刘开章。贺龙向他借了一笔钱作为路费和组织队伍的活动经费。

　　贺龙告别朋友走到桃源县和慈利县交界的两水井时，碰见一个走得满头大汗的小伙子，向贺龙打听去桑植洪家关怎么走。

　　贺龙问他：“你去洪家关于么事？”小伙子说：“我的爷让我去投奔贺龙，还说贺龙很仗义，跟上贺龙，他才放心。”贺龙问：“你爷是哪位？”

　　小伙子说：“当年跟贺龙一起在泥沙夺枪的吴佩卿，和贺龙有过命的交情。

　　我是他的侄孙儿叫吴玉霖。”贺龙笑了：“我就是贺龙！”吴玉霖没想到这位比自己年纪大不了多少的年青人就是贺龙。他突然双膝跪倒，惊喜若狂地说：“贺叔祖，受孙儿一拜！”贺龙急忙搀起吴玉霖笑着说：“不要从佩卿那里排辈份，我们各交各的朋友，咱们年纪差不多，我就叫你老弟吧！”贺龙问他：“你找我来打算干什么？”吴玉霖说：“跟着你杀富济贫。”贺龙笑着摇摇头说：“过时喽，光杀富济贫不够，要打出一个让贫苦农民都有田种的天下！”吴玉霖高兴地解开衣襟露出腰间斜插的两把程亮的菜刀说：“我没得枪，磨得两把快刀，砍贪官恶霸脑壳，一刀头落，用不着两刀。”贺龙抽出菜刀看看，称赞地说：“好嘛，看不出你还是个有心人。菜刀也是武器，有它就能夺枪，拿菜刀也能干革命！我也没得枪，见面分一半，一人一把菜刀，如何？”吴玉霖笑着点头，跟贺龙一道走了。

　　走着走着，贺龙发现从常德方向走来了一些人。这些人护卫着一乘4人抬着的轿子，神气十足地朝慈利方向走去。轿前有几个兵开道，轿后有两个兵背枪压阵。大概是太疲惫了，后面的两个兵步子越走越慢，和轿子逐渐拉大了距离。这两个兵背着的两支汉阳造步枪引起了贺龙的兴趣。他和吴玉霖商量了几句，就不紧不慢地跟牢了这两个掉队的护兵。走到连三弯的偏僻小路上，贺龙和吴玉霖猛扑过去，抡起菜刀，结果了护兵，夺了两支枪，飞快离去。事后得知，那乘轿子里坐的是到慈利上任的县长。此后，贺龙就凭着用菜刀夺下的这两条枪，重新召集18位志同道合的伙伴，组织了一支小小的队伍，从石门渡澧水北上，自动和湖南援鄂的护法军一起，在荆江两岸与北洋军阀部队作战，不断取得胜利，在援鄂的两个月的转战中，贺龙的部队发展到了100多人、70多支枪。后来，贺龙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前填写的履历表上写着：“1917年底，曾用两把菜刀，发展到百余人的队伍，任援鄂军第一路总司令所属之游击司令。”

　　多年来，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事迹广为流传。1927年，毛泽东领导湖南秋收起义之后，在井岗山下的三湾改编起义军时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于不起来吗？”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一直成为革命队伍中的美谈。①征战湘鄂川黔1918年3月，北洋军阀的部队大举进攻湖南， 26日进占长沙。

　　27日，北京政府任命第七师师长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湖南的护法军纷纷撤退。贺龙率民军从公安退到澧州。

　　1918年春，贺龙去石门县拜会湘西护法军第五军军长林德轩。林早已听说了贺龙带18勇士自动援鄂，转战10县的事，十分欢迎贺龙来访。他向贺龙介绍说，孙中山虽为军政府大无帅，但云南、广西原来接受孙中山领导的人却不接受孙中山的委任；军政府内部也矛盾重重，护法前途不容乐观。他委任贺龙为湘西护法军第五团第一营营长，率部驻防桃源。不久，贺龙的一些旧部闻讯前来投军，加强了贺部实力。在讨袁和护法战争中，贺龙组织武装几经起落，到如今终于打开了一个小小的局面。

　　1918年9月26日，在湖南的护法军将领谭浩明、谭延闿、程潜、林修梅等与北军将领吴佩孚、冯玉祥等数十人联名通电，要求北京政府代总统冯国璋颁布停战令。实际上，在湖南的南北双方武装已经大部停火。进入常德的北军旅长冯玉祥与湘西护法军业已达成谅解，重新划分了防区。林德轩的第五军移往湘西北，贺龙率第一营驻防桑植。

　　这时的桑植正陷于凄风苦雨之中。5月，“神兵”①扑城，8月又患水灾，县内政事废驰，盗匪丛生，民不聊生。县城内居民不足2000，却有奄奄待毙的饥民200多。贺龙率部进入县城后，立即赈济灾民，三令五申告诫所部官兵对讨米的饥民不得歧视，一律给饭吃。贺龙亲自找来县长，要他打开官仓，每天拨出几百斤米，指定一批住户煮稀饭赈济灾民。当年得过救济的百岁老人袁芹姑回忆说：“贺龙营长回县那年，进城讨米的人全靠贺营长救济。我家3口人，每人每餐领到一大碗稀饭，合起来有一大瓢，再拌些青菜，就能活命了。”

　　在市政建设方面，贺龙也尽力而为。城东有一处险道叫乌龟咀，是桑植通往大庸的必经之路。由于道险路窄，多少年来，不时有人从这段路上摔下河谷。然而，官府对此却视而不见。贺龙驻防桑植以后，立即带头捐款，动员商家富户出钱兴工，凿石开山，将这段路修成了但道。贺龙还组织人力将城外泥泞坡陡的一段路改建成128级台阶的石板路；将城内主要街道平整加宽，铺上青石路面；把通往四乡的几条崎岖山路加宽到2公尺左右，也铺上石板。这样一来，使这一湘西山城的人民，生活便利了很多。在修路中，贺龙以工代赈，又救济了许多灾民。

　　贺龙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痛感学习文化增长知识的必要。驻防桑植后，生活比较安定，他开始广交知识分子。因此，他的客人中有许多新老知识界人士。新派文人、前清的拔贡、秀才、民国的留学生都成了他的坐上客。其中一些人成了贺龙的良师益友。有的被聘为随营老师，给贺龙讲解中外历史、兵法军制和古书古文，使贺龙受益良多。

　　曾参加武昌起义的前湖北荆宜施鹤总司令唐栖之1918年秋天路过桑植，贺龙邀请他检阅部队，请教建军良策。唐建议贺龙“注重军训”。在陈图南的协助下，贺龙开办了军事讲习所，招收青年和选拔官兵120余名，以①指当时农村中一种通过封建迷信活动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他们作战时喝符水，挥刀矛，很剽悍。这种组织有的为土豪控制成为反动武装，有的则是反抗官府守土卫民的武装。

　　3个月为一期，学习孙中山的演说以及政治、军事、文化，每天三操两课。

　　贺龙亲自兼任讲习所主任。他请军校毕业生周敬新主持教务：聘桑植籍留学生和在长沙、常德等地读书回乡的谷纯如、陈少南、钟慎吾、贺连元等为教官。鉴于学员文化程度低，学习吃力，进步缓慢，贺龙又请师范学校毕业的廖茂才为文化教官，并委以秘书、助理营副之职；请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肖珍元主讲时事，加强时事教育。贺龙自己常和学员一起出操上课。

　　贺龙广集人才，培养骨干，注重训练，使他和部队的官兵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正当贺龙忙于整军经武，改善县政的时候，群众对驻防桑植、永顺边境的护法军团长马吉祥所部军纪败坏、为害人民一再提出控告。为此贺龙多次向林德轩报告，但不见回音。贺龙又向马团的上级旅长报告。经旅长允许，贺龙趁马吉祥带少数人来桑植城里吃喝玩乐的机会，派兵将马击毙。不料，却引起了总司令林德轩的不满。不久，林德轩率部开往常德。贺龙恐林挟嫌打击，未随其行，留在桑植担任了独立营营长。林德轩走后，贺龙就放开手脚，统一了县内的地方武装，处决了几个民愤很大的恶霸，使桑植的社会秩序在一个时期内颇为良好。贺龙率部驻防桑植的1年里，在整军、建政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成绩。在湖南政局动荡，形势混乱的情况下，贺龙成了各种势力都不敢轻视的人物。

　　1919年夏，贺龙接到了两张委任状：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委他为支队司令；澧州镇守使王子豳委他为团长。陈、王主动笼络贺龙有诸多原因：一是贺龙在湘西颇具声望，拥有武装，政绩斐然；二是陈、王都想乘国内和湖南政局动荡之机扩大势力。1919年夏，北京爆发了反对北京政府卖国罪行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即有名的“五四”运动。各省纷纷响应，大大推动了民众的觉醒，加深了北京政府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和分裂。在湖南，南方军队内部也出现了矛盾。南方军队多数分属湘军总司令程潜和表面上服从孙中山、实际上拥戴桂系的前湖南督军谭延闿，少部分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这年6月，谭延闿发动驱程运动。程潜出走后，谭延闿进而企图将湘西也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湘西各路武装，按历史渊源虽然多属孙中山军政府体系，但由于军政府鞭长莫及，大都各行其是。这些武装的领导人，得知谭延闿企图兴兵统一湘西，便纷纷扩大实力，以求自保。在这种形势下，陈渠珍、王子豳争着委任贺龙，就不是偶然的了。

　　贺龙与陈渠珍素无关系，与王子豳还对抗过。贺龙当年在泥沙夺枪组织民军攻打石门，打的就是王子豳。进攻失败后，贺龙大姐贺英的房屋就是被王部烧毁的。护法战争时，贺龙任营长，率军攻打大庸县城，又一次与王子豳作战。近年来，王子豳虽然转向了孙中山的军政府，但与贺龙并无往来，更未消除隔阂。不过，贺龙考虑：若对陈、王的委任断然拒绝，势必引起冲突，以自身的力量与之对抗，很可能使部队受损，乡里涂炭，于军于民都极不利。加上贺龙所部离开林军以后，无人发饷，靠桑植一个贫困县供养这许多兵，已经相当不易，急需扩大供应来源，减轻人民负担。于是，贺龙召集会议商讨对策。会上，一种意见主张接受陈渠珍的委任，因为陈的势力距桑植较近，难于抗衡；另一种意见主张接受王子豳的委任，因为王在澧州，距桑植较远，贺龙的队伍可以保持相当独立性。贺龙权衡利弊，决定接受王子豳的委任。参谋谷膏如极力主张投靠陈渠珍，看到贺龙不赞成他的意见，企图谋杀贺龙，拖走队伍，因被贺英发现，仓惶逃跑。谷膏如逃跑后，煽动“神兵”头目王朝章率部偷袭洪家关，血洗贺氏家族，杀死14人，伤30余人。贺龙闻讯立即率部救援，将“神兵”围歼于鱼田坪。“神兵”头目王朝章被群众处死，谷膏如逃脱，投奔了陈渠珍。贺龙赶到洪家关时，那里己是一片瓦砾。他满怀悲愤安置了亲属乡邻， 30多个满腔仇恨的青年参加了贺龙的部队。

　　1920年春，贺龙报请澧州镇守使王子豳配发本部300支枪，300箱子弹。

　　王虽答应了，却迟迟未见发来。贺龙请父亲贺士道。弟弟贺文掌携带书信礼物，由副官贺植卿陪同去浩州拜会王子豳领取枪弹。这一行动被谷膏如侦知。

　　他邀集匪徒陈继之部数百人，拦路设伏。贺士道身中数弹，落水牺牲。贺文掌被捉去，用大甑蒸死，数十名士兵被杀。不久，锺慎吾率部歼灭了陈匪。

　　谷膏如逃脱，不知去向。贺英听到父亲和弟弟的死讯，回洪家关奔丧，要砸毁谷家祠堂，替父报仇。贺氏族人也都义愤填膺，准备动手。贺、谷两个家族的冲突一触即发。贺龙听到后，飞速赶来劝阻。他向大姐和族人说：“枪杆子在我们手里，杀几个人容易得很，可这个仇不能报。”族人极为不满地说：“杀父之仇，灭族之恨，为什么不能报？”贺龙说：“贺、谷两家世代通婚，互相嫁娶的不满千也有几百人。光我家就有一个姑姑两个姐姐嫁给谷家人。要是他杀我，我杀他，世代姻亲变成世代仇人，外面的‘大脑壳’（即大人物）随便的就能把我们毁掉。他们那管你是贺家人，还是谷家人？洪家关可遭了殃。谷膏如不认人，我贺龙认人呀！”贺龙这种顾全大局的气度，说服了贺英和族人，也感动了谷姓一族。他们派出本族头面人物前来贺家赔礼道歉，在贺士道灵前隆重致祭，一场械斗大祸得以防止。24岁的贺龙获得了贺、谷两个家族和乡亲们的爱戴和尊敬。

　　这年，贺龙与土家族姑娘向元姑结婚。贺姓家族因贺龙与前妻结婚多年未能生子，按照当地习俗，为贺龙举行了“丧婚”，借以告慰先灵。这次结婚，贺龙并未参加，由贺龙未出嫁的小妹贺绒姑抱着大公鸡，与新娘在亡父神主牌位前拜了天地。

　　这年，湖南督军张敬尧下台。谭延闿再次掌握了湖南军政大权，但他仍然脚踏南北政府两只船，使民众和革命党人又一次大为失望。

　　1920年7月19日，澧州镇守使王子豳被其副使卿衡谋杀。王的儿子王育寅于7月24日在慈利东岳观率9个团7000人举兵报仇。自任常澧护国军总司令，要攻取慈利县城与卿衡决战。他派人向贺龙说明起兵原因，请求出兵助战。

　　贺龙对卿衡早有认识。1916年，湘西护国军“整编”时就曾遭他暗算，贺龙的队伍被他缴械。卿衡是个政治投机分子，而王子豳却是逐步靠拢孙中山的。因此，贺龙决定率部支持王育寅。他们会面后，决定贺龙所部攻打北门；王育寅军从另外两个方向进攻。7月29日，贺龙率部首先展开攻击，消灭了北门守军1个营。另两路也相继发起攻击。经过激战，守军溃败，卿衡逃走。王育寅向省方通电要求缉拿卿衡，并使本部武装正名列编。谭延闿却复电指责“王育寅称兵作乱，扰乱湘省治安，责令限期缴械”，并令湘军出兵讨伐。

　　面对严重形势，王育寅自感孤军难保。贺龙建议他派人去广东请求孙中山派老革命党人、前湘军旅长林修梅前来主持大计。王育寅立即派代表去广州向孙中山求援。8月16日，粤桂战争爆发，孙中山正在组织力量讨伐桂系军阀，需要取得湖南支持。谭延闿不愿公开支持孙中山，王育寅来求援，表示拥孙，对孙中山和粤军有利。孙中山发电表示：“王育寅报仇雪恨，古称孝勇，更以为国为湘之急，共襄大业”。①他又电湖南当局：“王育寅派员来，自请援粤，文以其颇知大义，遂令林修梅亲往该处视察一切。”①9月，林修梅来到慈利，就任湘西靖国军总司令，王育寅副之，委贺龙为第三梯团团长，通电发兵，援粤讨桂。孙中山复电鼓励，并致电谭延闿称：林军讨桂是湘军的光荣。

　　但谭延闿不予理会。

　　林修梅率部于10月中旬攻占常德，准备往广西攻打桂军，支援孙中山。

　　谭延闿倚桂系为后台，急令大批湘军拦阻、攻击林修梅部。双方交战数月，林部因众寡悬殊而失败。贺龙率部返回桑植。湘西靖国军支持孙中山，全力援粤，征战半年，贺龙有很大贡献，但也遭到湘西一些地方实力派的忌恨。

　　当贺龙率部返回桑植时，湘西镇守使陈渠珍派兵设伏，企图消灭贺部，却反被贺龙打败。陈渠珍见动武失利，即委派一名亲信担任桑植县长，命其游说贺龙归附于他。贺龙因所部频繁征战，枪支弹药已感不足，又苦干部队无处发饷，更不愿加重乡里负担，就接受了陈渠珍的委任，担任了湘西巡防军第二支队支队长。

　　1920年12月，湖南督军谭延闿去职，由谭部师长赵恒惕接任。

　　赵于1921年7月间发动援鄂战争②令陈渠珍率部出湘。贺龙由于不了解这一战争的目的，不愿参加，按兵不动。经一再电催，才随湘西武装向公安移动，途中，援鄂阵线已散，贺龙奉命进驻桃源，担任沅水下游防务。

　　贺龙在桃源与知识界人士广为交往。思想开明的桃源女师校长彭施涤，以湘西政治摇篮闻名的省立二师校长田佐汉、陈伯陶等都成了贺龙的佳宾。

　　陈图南和他的同学花汉儒也来到桃源。陈图南此时鼓吹起了无政府主义，花汉儒则信仰马克思主义。花带来许多进步书籍，他对贺龙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苏俄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没收了大资本家和地主的土地财产，推翻了沙皇政权，打垮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工农当家作主了。又说，社会主义也适合中国，一旦中国广大工农觉醒，一定会走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道路。他还向贺龙讲了“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

　　贺龙对这些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新思想产生了极浓厚的兴趣，对俄国革命更是神往。他请花汉儒天天为他介绍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讲解进步书刊上发表的文章。贺龙像小学生那样专心聆听，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花汉儒告诉他，苏联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全世界有一个总的国际党（指共产国际）。贺龙问中国有没有共产党？花汉儒说有许多共产主义小组，刚刚成立了共产党。

　　这些交谈，在贺龙恩想上点燃了炽热的革命火焰。他后来说：“当时我听陈图南讲的克鲁泡特金的那一套无政府主义，无论在理论上、政权上、国家军队问题上，都没有什么根据。而谈社会主义的，条条有理，有根据，对于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他们讲的党，对我很有帮助??这时候，共产党在我脑子里印象就相当深了。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我就注意找共产党了。”不久，贺龙奉命移防辰溪、浦市。花汉儒返回原籍，陈图南留在贺龙这里担任了副支队长。

　　①孙中山：《复王春初函》，《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第310页。

　　①孙中山：（复湖南省议会电》，《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第360页。

　　②指川湘两省出兵驱逐北京政府任命的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直系将领王占元，助鄂自治的战争。

　　1921年，孙中山召见原川军师长石青阳，令其返川援助四川第一军熊克武部反对依附北京政府的四川第二军刘湘部和黔军袁祖铭部。1922年春，石青阳路经湘西时，向其旧部下陈渠珍借兵。陈渠珍只想当湘西王，不想入川，便极力向石青阳推荐贺龙。其实，陈渠珍深知贺龙坚定地拥护孙中山，担心贺龙久居其下可能生变，便乘机将贺龙遣出湘西。但是，依照孙中山的意图去援助革命派打击军阀，却十分符合贺龙的心愿。他向部下说：“我很想见到孙中山。别人说他是孙大炮，我看中国就是需要这样的大炮。清朝政府怕他，北京政府怕他，就是因为这门大炮威力大。他把四万万同胞鼓吹起来，这门大炮威力还了得吗？”他愉快地接受了援川的任务。

　　1922年春夏之交，贺龙率部随石青阳到达川东西阳县龙潭，会见了熊克武的第一军代表。石青阳召开会议，传达孙中山的指示，并被推举为川东边防军总司令，所辖部队以贺龙指挥的三四千人为主力。之后贺龙率部攻占涪陵、击败黔军袁祖铭部，贺龙被委为川东边防军警卫旅旅长，担负长江防务。

　　8月，第一军、第三军联合刘存厚部击败第二军。

　　1922年秋，贺龙率部移驻彭水。在这里，他明令废除苛捐杂税，奸商、恶霸一经查实，立即严惩。他兴办女子小学堂，以兴女子入学之风，除封建陋习之弊，并带头捐银元400元为开办费。他整饬军纪，处决了一名久随其征战并有亲属关系，但违法乱纪的连长。这些做法深得民心。一些零星的土著武装自动来归，当地青年纷纷入伍。贺龙的部队得到了扩大，增编了1个骑兵团。

　　1922年6月16日，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8月9日孙中山被迫到上海避难。远在川东的贺龙得知孙中山处境困窘，即派人赴沪晋谒孙中山，表示为革命事业当竭尽全力支持孙中山。孙中山甚为感动，复函贺龙：云卿先生鉴：周参谋持来大扎，备悉一是。边徼久戍，艰苦逾恒，而壮志不渝，忠诚自矢，此真可为干城之寄，当勉望于无穷者也。

　　川中久苦内战，迹来以各将领互开诚悃，共企新图，遂有开发实业计划。前各以书来陈说，文曾力赞其成，不独为弭息内争，昭苏民困之要图，而给养有恃，简练益精，一俟会讨有期，建筑而下，且可以襄成大业，幸协图之。

　　我驻闽各军实力充裕，稍事休息，即须出讨。驻桂之张、朱各军，现已下迫梧州，西江震动，陈逆料难久追。切望秣厉待时，共戡大难。此复，即询戍绥此后，贺龙与孙中山领导的政府信使往还不断，使他在战事纷坛、政局混乱的形势下能辨明方向，有所遵循。

　　1923年1月，陈炯明兵败。2月，孙中山由沪返穗，再组大元帅府，下令讨伐受北京政府支持的西南军阀，以求先平定南方再挥师北伐。

　　4月13日，贺龙率部重返涪陵，参加同北军的作战。春夏之交，北军合力进攻，熊克武部屡遭挫折，重庆、成都相继失守，贺龙所部也退出了涪陵。

　　6月4日，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但懋辛、吕超、石青阳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军军长。贺龙为第一混成旅（亦称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仍归石青阳指挥。熊克武受命后率部反攻。贺龙所部与汤子模师、周西成旅协同，完成了攻取涪陵，切断长江交通，阻止北军增援的任务。

　　1923年8月底，在川的北军急电吴佩孚：“限4日运械弹到渝即行反攻，否则危矣。”①坐镇武汉的北军首脑吴佩孚即以日清公司客轮宜阳丸、云阳丸装运大批军火开往重庆，并派军械处长张远矶押送。

　　这两艘运军火的船是日本的，船长是日本人，挂着日本旗，从武汉，沿长江上驶重庆，哪个中国人敢拦阻！因此，吴佩孚认为万无一失。

　　他想错了，这样的中国人是有的，那就是贺龙！

　　贺龙派往武汉侦察的参谋得知日船行动的消息，急忙赶回涪陵向贺龙报告。贺龙认为这件事非同一般，立即与前敌总指挥兼师长汤子模、旅长周西成研究对策。有人说，要放船到重庆卸下军火充实敌军，对我极为不利，但扣船又会惹下大麻烦，不如阻止通行，迫其返回武汉。贺龙站起来，把手一挥说：“轰回去不行。这是送上门的礼物。扣船！没收全部枪械弹药，我们手上也缺嘛！扣了它，我们多了一大批枪支弹药，敌人少了一大批枪支弹药，一加一减，这个仗我们必胜。更要紧的是，这些东西是吴佩孚勾结帝国主义的罪证。我们不是卖国的北京政府，是孙大帅的革命队伍，一定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长长中国人的志气。”②贺龙的主张义正辞严，得到了汤子模的支持，周西成则犹犹豫豫地点了头。

　　如何扣船？贺龙提出：日本轮船以经商为名航行长江。日本商人更是见钱眼开，贪图小利。可以派人化装成老百姓，乘小船围住日本船，就说从重庆往下水来办货，如今打仗，回不去了，请求搭日本人的船回去，我们可以多付钱。日本人为了赚钱，准会允许登船。上了船，就由不得他们了。

　　大家认为这个办法好，可以不公开动用武力，不在江上开火。于是决定由贺龙负责扣下“宜阳丸”，周西成扣下“云阳丸”。

　　贺龙回到旅部，把一些部下找来，朝他们笑着说：“日本人的宜阳丸明早开到涪陵，上边装满了吴大帅运到重庆来打我们的军火。船要扣下，军火没收。我亲自化装登船。要防止日本人逃跑，派1个连、1排炮兵在荔枝园码头上游的龟龙关设伏，瞪大了眼睛盯住宜阳丸。他们要敢反抗逃跑，你们就开炮，敲沉它龟儿子。这桩事关系重大，只准全胜。从今天起，全旅进入战斗状态！这出戏，我们扮演喽！”

　　有人担心贺龙亲自登船会遭到危险。贺龙说：“危险到是碰上过许多，就是没跟日本人打过交道，碰他一碰，看看是我贺龙危险，还是他们得不到安逸。”

　　第二天拂晓，长江江面上雾气蒙蒙，两艘日轮沿江而上，驶近涪陵，接近码头。只见码头上站着几个客商，要求出重价搭船去重庆。日本人果然停船抛锚，让小船划过来。

　　贺龙衣着阔绰，手持“文明棍”，一副大老板模样，率先登上小船。几个化了装的卫士紧傍贺龙左右。七八艘小船上的人登上了轮船。贺龙轻挥手杖，化了装的官兵迅速控制了驾驶台、机器仓、货舱、船长室和买办室等等重要所在。后来上船的官兵也控制了甲板和其他地方。

　　贺龙把手一挥说：“检查！”官兵散开，检查立即开始。

　　在中国行船以来，这位日本船长还没有遇到过敢于检查日本船的人。他愤怒了，竟然拔出手枪就要朝贺龙开枪。贺龙的卫兵们抢先一步，当场击毙① 1923年9月21日四川《国民公报》。

　　②原川军边防军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任川西行署民政厅长）邱翥双回忆。

　　了这个日本船长。船上其他的人都老实了。

　　检查结果，缴获子弹82.2万发，炮弹300发，手枪数十支，捉住了吴佩孚的军械处长和两名日本人。

　　贺龙他们走出码头的时候，码头上人山人海，一片震天动地的欢呼声。

　　多年来饱受日本侵略者欺凌的人民群众，今天扬眉吐气了。涪陵几所学校的师生也赶来参加看守宜阳丸。遗憾的是旅长周西成胆小怕事，只派副官登船，使装满枪支的云阳丸逃回万县，还把上了船的副官捉住带跑了。

　　贺龙扣船大获全胜，汤子模立刻向熊克武报告。贺龙和汤子模还向在汉口的日本日清公司发出了抗议信，指出：“现在我军正奉命讨伐吴佩孚、刘湘，两军对垒之际，该公司轮船公然为吴佩孚载运大量武器弹药，前往接济被我围困之敌，显系故意违反国际公法，参与中国内战，与本军为敌。

　　“涪陵为作战区，早经宣布戒严。该公司云阳、宜阳两轮，既已到岸接客，何以不接受检查？云阳丸何以砍锚逃脱？宜阳丸何以开枪射击？使我官兵受到伤亡！由于两轮严重违犯中国戒严法，该公司应负如下责任：“甲，对我方伤亡官兵，应赔偿一切损失，承担一切后果。

　　“乙，依据戒严法规定，供犯罪之物没收。宜阳、云阳两轮，是此次犯罪主体，应依法没收。除宜阳丸已经我方扣留外，现在逃之云阳丸，应由公司交出，一并没收。

　　“丙，该公司应向本军正式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违法私运军火及其他禁运货物。”

　　抗议信还强调指出：“根据中日内河航行通商条约第七条明白规定，不得私运军火、毒品及其他禁运物资。如不遵守条约，故意违犯，其情节重大者，得停止其营业。试问此次云阳、宜阳两轮，公然参与我国内战，在作战区内，冒烟突火，输送武器，难道情节之重大有过于此吗？本军素持宽大，如该公司能够不吝改过，办好善后，则处罚只没收两轮，否则我军执法相绳，除禁止在本区营业外，还将报我政府，停止其全部营业，以做效尤。”

　　贺龙迅速把缴获的弹药支援了熊克武所率各路讨贼军。熊克武下令总攻重庆。贺龙率领第一混成旅协同友军积极作战，大败敌军，攻克重庆。

　　仗是初步打胜了，可是，日本轮船运送军火一案，尚未了结。各方都紧张活动起来。日本政府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北京政府以及依附它的云南、四川当局左一个电报，右一个疏通函件发到熊克武那里，甚至发到孙中山面前。贺龙是直接当事人，向他为日清公司说情的达官贵人就更多了。

　　日本国驻宜昌总领事贵布根和驻重庆副领事康吉有风风火火赶来面见贺龙和汤子模。

　　贵布根是日本帝国官方代表，盛气凌人。他说，重庆、宜昌领事事务由他主管，日清公司的事由他负责谈判。他质问贺龙：宜阳丸的船主、领江和买办等6人失踪，听说被杀死，应由谁负责？并说被扣押司轮宫崎等两人应立即释放，如果有罪，也应按领事裁判权，由日方处理。

　　贺龙严肃地说：“日方船主、领江是不是失踪，我不晓得。如果属实，我方也概不负责，是他们拒绝检查，首先开枪。我军没有等着挨打的习惯，当然要自卫，我方也有伤亡，又该哪个负责？你们日本人性命莫非比我们中国人高贵不成？扣押轮船嘛，我们已给你那个日清公司写了抗议信，如何善后，我们提得清清楚楚。你们违犯战争状态时期我方颁布的戒严法，当然要按我们的法令办理。”

　　日本总领事责问贺龙：“他们到底犯了什么法？什么罪？”

　　贺龙火了，把桌子一拍，站起来厉声地说：“什么罪？砍头的罪！你们私运军火，参与别国内战，不是犯砍头罪是什么？”

　　贵布根又端出了领事裁判权。

　　贺龙说：“我只管戒严权，谁要在我的防区搞鬼，我就抓他问罪，砍头！”

　　日本总领事见吓唬不了贺龙，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北京政府、四川当局不顾与孙中山、熊克武一方还处于交战状态，不断派人来向贺龙求情。贺龙一概置之不理，并且进一步提出：日商必须赔礼道歉，赔偿我军100万元，才能释放两个被扣押的日本人。

　　吴佩孚的军械处长表示认罪，贺龙予以宽大处理，将其释放，还发给了路费。至于那两个日本人，日方强横交涉失败，又舍不得出钱赔偿，贺龙当然不予释放，把他们扣押了1年多。直到贺部回到湖南，日方履行了赔款和赔礼道歉的条件，贺龙才予以释放，也发给了他们一笔路费。

　　后来，贺龙谈到这段历史时曾经说过：“这件事对我刺激也很深呢！和那两个日本人一起捉来的还有吴佩孚一个军械处长叫张远矶。你看呀，那两个日本人不过是普通的军火商人，可是好多‘大脑壳’打电报来说人情。对那个军械处长呢？连信都没人写一封。这太不把自己人当人了。他还是国家的官吏呢！这一来，我不但更加痛恨日本侵略者，也更加痛恨北京政府了。

　　我对那个军械处长很优待，才押到黄角垭就放了，走的时候还送过盘缠钱。”

　　1923年冬，北军再占重庆。贺龙率部退守成都。不久，讨贼军内部分化，阵线瓦解，熊克武去职，成都丢失，四川讨贼之战失败。

　　这给贺龙的震动很大。3年援川战争，讨贼军之所以失败，除了帝国主义支持的北京政府派兵援助四川军阀之外，更重要的是，讨贼军本身也多为封建军阀武装，他们的领导人拥兵自重、争权夺利、尔虞我诈、互相吞并，背叛孙中山的主张。这种情况使贺龙对孙中山依靠旧式武装进行革命能否成功，产生了疑虑，也促使他进一步思索怎样才是正确的道路。

　　有一次，参谋刘达五问贺龙：“你觉得广东政府怎么样？”贺龙说：“孙中山是个伟人。可是，他依靠的还是军阀队伍，早晚是靠不住的。要革命就要有本钱，不是经商，可以借钱作买卖。”他问刘达五，“你听说过俄国革命没有？”刘达五说：“前几年就听说过，只是不大清楚。”贺龙说：“听说沙皇、贵族、资本家统统被打倒了，由工农当家搞共产。我很想知道这个共产党是怎么‘共产’法，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有什么不同。中国也有共产党了。不过，我想，不管怎么‘共’，要有‘产’才‘共’得成，穷人反正不会吃亏。”

　　又一次，贺龙问刘达五：“你认为我走的路子对吗？”刘达五说：“你常常讲，要为受苦人打天下，谁能说这条路子不对？不过打来打去，还没有打出天下来，你也还在摸夜路呀！”贺龙说：“你说对了，清朝倒了，袁世凯死了，全国还是乱糟糟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我们在四川打了3年，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四川老百姓。中国地方这么大，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能指望过好日子吗？可是困难哪，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哪个能够收拾？我们这几千人又能怎么样？我天天都在想这个问题。”

　　正当贺龙等一些爱国忠贞之士忧国忧民之际，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20多名共产党人参加会议，起了重要作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林伯渠）、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支持下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1924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出任政治部主任。孙中山有了新的奋斗目标，国民党重新有了生气。

　　1924年夏，贺龙率部驻贵州省铜仁县。贺龙的秘书长严仁珊的亲戚、在黄埔的铜仁籍学生周逸群和一些桑植籍的黄埔学生给贺龙寄来了许多书刊和关于广东时局、黄埔军校、国共合作等情况的信件。贺龙异常兴奋，认真地阅读了这些书刊和信件，并请严仁珊为他讲解。

　　读完这些书刊，贺龙高兴地说：”确实这样去做，在政治上就确实找到了出路。”他结合自己多年奋斗的体会，很赞赏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他说：“看来，只有找到共产党，革命才有办法。”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去广东找共产党，旅长职务交由第一团团长谷青云担任。他把这个决定报告了熊克武。

　　这时，熊克武正在筹备组织建国联军，准备乘北洋军阀各派系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兵戎相见的机会，按孙中山的意图，假道湘西，攻入湖北，夺取武汉，讨伐曹锟、吴佩孚，正迫切需要人才。贺龙在四川作战时，功勋卓著，是忠于孙中山的难得的骁将，在湘西又有很高的威望，熟悉湘西民情地理。

　　所以，熊克武不同意贺龙此时去广州。

　　贺龙虽然未能亲自去广州，思想上却有了飞跃。在国共合作形成，革命势力有了很大发展之后，贺龙对孙中山及广东革命政权增强了信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基本政策也有了一定了解。所以后来贺龙率部返湘驻守常德，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中共湘区省委委员夏曦来访，并请求给予经济援助时，贺龙热情接待了他并资助其5万银元。1924年底，毛泽东派兼有国共两党省委委员身份的陈昌到常德专程拜会贺龙，两人相处也极融洽，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十年征战，十年求索，贺龙执着地向真理前进了。

　　经略澧州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认为完成北伐统一中国的时机已到，遂于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声明北伐目的“不仅在推翻军阀，尤在推翻军阀们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同月，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川滇黔建国联军前敌总司令兼建国川军总司令。熊受命后，派人与湖南当局赵恒惕磋商，向赵说明“假道湘省北伐，决不干涉湖南内政”，并命令汤子模为前敌总指挥，贺龙率所部为先锋，离黔入湘。

　　贺龙先致电湘西当局，晓以假道北伐大义，遂出兵进入湖南，直趋湘西首府沅陵。贺龙所部沿路秋毫无犯，军纪严明。陈汉洲等一些地方武装纷纷闻风来投。贺龙收编了几支部队，顺利进军，湘西震动。陈渠珍避往凤凰县；镇守使田应诏躲入乌宿大山。他们令所部旅长杨永清急电贺龙询问：“此次来沅，宗旨若何？永清等莫测高深，而近查兄之所为，实有令人大惑不解者??”①为了消除湖南当局的误解，贺龙再次通电声明：“本军此次假道入湘，早已派人与湘政府接洽，对于湘政无任何用意。现经湘西各县，仍属假道为宗旨，于湘省地域主权毫无侵犯。”①贺龙在湘西素有威望，又不主动攻击湘西地方武装，致使湘西当局是战是和犹豫不决，所以，贺龙的部队没有遇到强烈抵抗顺利地进入了沅陵。随后，熊克武也率军开进湘西。

　　在沅陵，贺龙的司令部设在旧府衙。衙外有一块因为“辰州教案”设立的高达两米的大石碑。所谓“辰州教案”是1902年两个英国传教士唆使一个坏女人制造了一场流行病，当地群众死亡千余人。群众了解了疫病的起源，捉住那个女人，冲进教堂，将两个英国教士打死。在英国压力下，清政府将辰州官吏统统革职查办，有的被处决，还逮捕无辜群众300余人，严刑拷打。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把10名群众捆在一起用火炮轰死。英帝国主义除了向中国政府勒索1万英磅（折白银8万余两），还强迫刻了这块大碑，用以污辱湘西民众。②贺龙搞清楚了此碑的来历，不禁义愤填膺，大声说：“这太可恶！

　　太丑人了！打死两个洋人，赔了八九万银子，杀了那么多百姓，还杀了两个参将，两个游击，还要一五一十的写上，立他妈那么大的一块碑，好像深怕中国人的脸丢不完一样。”他命令将碑立即炸毁。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为了与北京政府谋求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带病北上参加国民会议。行前发出命令，再委熊克武为建国川军总司令，辖川军第一、第二军，与建国滇军、黔军及服从孙中山的部分湘军，待机北伐。

　　按这种安排，西南地区的一些军队要驻在湖南境内。这是湖南当局不能容忍的。

　　11月下旬，熊克武决定贺龙所部进驻津市、澧州；汤子模军进驻大庸、慈利、石门一带。常澧镇守使唐荣阳认为这是对他的严重威胁，便以全部兵力远出阻拦，被贺龙、汤子模部击溃。贺龙率部继续向津市、澧州挺进。唐荣阳纠集余部在津澧外围严阵以待准备决战。贺龙以主力逼近澧州，似欲与唐部决战。唐荣阳见贺龙率部来攻澧州，急调驻津市守军星夜来援。贺龙却① 1924年9月12日四川《国民公报》。

　　① 1924年9月13日长沙《大公报》。

　　②《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99页。

　　派王育英团乘虚袭占津市。唐知中计，又匆忙调主力向津市反扑。贺龙亲率主力和津市的王团实施夹击，击溃唐部一个旅又两个团，另1团阵前倒戈投降。11月30日，贺龙抵达津市，发现唐部许多官佐的眷属滞留津市，惶恐不安，便张贴布告晓谕各方：“唐部官佐眷属，一律妥为保护，如有借故扰害，定即严拿惩办”。唐部眷属对贺龙所部军纪森严极为钦佩，对贺龙尤为感激。消息传到澧州，唐部官兵也很感动，军心动遥贺龙部队乘胜围攻澧州城。唐荣阳部大败，逃向石门。12月2日，贺龙部占领澧州。

　　进入津市、澧州后，贺龙亲访父老乡亲，察看民间疾苦。他了解到历任官府对人民剥削极为残酷，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每年搜刮银元高达20万元以上。津澧一带连年遭受旱涝灾害，群众生活极为困苦。于是，贺龙宣布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津澧人民欢呼称庆。

　　贺龙的基本队伍原来只有3个团，入湘后收编的有10个团，人枪己逾万，但部队素质差别很大。新收编的部队多次发生违纪扰民之事，如果不着力整顿训练，北伐大业难成。于是，贺龙决定在司令部设新兵训练处，以能征善战的团长王育英为处长。命令各部队“自本日（12月20日）起，各部兵士务须逐日出操两次，对于学科亦须上讲堂两次”。又决定开办军官讲习所，从部队中挑选有文化的军官300名入学，每期3个月。1925年1月10日，讲习所改为军官教导团，在澧州隆重开学。贺龙在开学典礼上说：“我们现在正处在列强竞争、内政不修的时候，要想巩固国防、刷新政治，必须以军政为前提，训练一支具有军事素质的军队。”“从来那些训练有素的军队，都非常注意训练部队的实力。所以能以小敌大，以少胜多??练兵之道，首在教育，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我们的部队虽然成立已久，但因长年转战，东征西讨，时刻在枪林弹雨中生活，所以对训练抓得不够，以致作战虽然勇敢，而造就不大。”“设官教导，实难再缓。希望全体官佐肩负重任，挺起精神，精研深造，检验揣摩，自始至终，努力前进！”①贺龙对部队的管理抓得很紧，军纪严明，执法无私。驻澧州东门一带的收编队伍，军纪很坏，贺龙将其包围缴械。第六梯团团长田鸿钧早年曾随贺龙在泥沙夺枪起义，参加过湘西暴动，与贺龙是老关系，后来投靠唐荣阳，贺龙入湘，即倒戈投贺，有一定功劳。但田鸿钧纵容部属勒索商人、欺压百姓，贺龙仍坚决将该团缴械。田鸿钧率部顽抗被击毙，所属部队被解散。这些严厉措施，对整肃军纪起了很大作用。为使部队有法可依，贺龙颁发了军警《巡查守则》，命令各部官兵一律遵行，并建立军警稽查处负责查纠。对违反守则者，当众处分。这个守则的内容是：“1.着军服乘坐人力车者，立即禁阻之；2.酗酒滋事者责罚；3.与人民口角者查究之；4.服装不整者纠正之；5.聚赌者责罚；6.估借民间物品者责罚；7.擅拉民夫者责罚。”贺龙还规定：“凡无端滋扰人民及侮辱官佐眷属，以及赌钱、嫖娼，在公共场所滋生事端者，人枪一并解部惩办。”②这些规定扶植了正气，打击了歪风，维护了部队纪律，提高了部队素质，深受津澧人民拥护。春节期间，澧州各民众团体捐款为士兵赶制寒衣，下乡收买稻草送给部队。贺龙严于治军、关心人民疾苦，在澧州历来驻军中是从未见过的。

　　① 1925年1月19日长沙《大公报》。

　　② 1925年2月13日长沙《大公报》。

　　1925年2月8日，贺龙被委任为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授中将军衔。2月16日，贺龙在就职仪式上说：“龙当激励保国卫民之夙愿，以尽义务于国家。”2月18日组成师部，并着手整编部队。全师编成两个步兵旅，骑兵、炮兵各1个团，机枪、工兵各1个营，手枪队和补充团各1个。升任谷青云为第一旅旅长、贺敦武为第二旅旅长。全师有长枪9440支、机枪78挺、短枪840支、各种炮56门、战马500多匹，官兵1万余人。整编中，撤换了品德极差的军官，以军官教导团培训出来的军官补缺；对被缴械的队伍中比较好的军官或留下来量才任用，或送军官教导团深造；对族人亲属中早年就追随贺龙征战的，也一样严格地论功行赏，量才使用，不予特殊照顾。于是干部中就产生了德才兼备、功劳大的晚辈，担任其长辈的上级官长的情况。贺龙指出：军中只讲军法，不讲辈份，不能任人唯亲唯尊，只能唯贤唯能。

　　经过整编，贺龙率领的第一师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成为敌对双方都不敢轻视的力量。建国联军前敌总司令熊克武来检阅部队时，称赞该部“秣马厉兵，士气益励、堪称表率”。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噩耗传来，贺龙极为悲痛，令部队停操1月，降半旗3天以示哀悼。孙中山逝世后，广东革命政府的人事及军队高级将领是否变动？形势如何发展？是贺龙极为关心的事。他严令全师加强戒备、静观变化，并派人去了解各方动态。

　　形势确已在急骤变化中。湖南督军赵恒惕收起了敷衍广东政府及北伐军的假面具，成了北京政府的急先锋。3月27日他令湖南省议会通过武力驱除川军案，并发出通牒，限建国川军在两星期内全部出境。

　　熊克武在常德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依照广东政府胡汉民来电精神，决定川军于4月中旬离湘赴粤。3月下旬，熊克武亲在澧州令贺龙率师同去广东。熊克武对他说，去广东是要“联络旧同志，组织新政府。”

　　贺龙对熊克武历来尊重，但是，在是否去广东这个重大问题上却持反对态度。当年，贺龙决心去广州，是为了寻找中国共产党，探求新的革命道理和正确的革命道路。现在，反对去广州，是因为他已经得知孙中山逝世后，广东军政各方首脑正在争权夺利，驻广东的福建、云南、贵州军队将领都想乘机扩大自己的权势。川军再去广州，不仅增加矛盾，还可能被吞并，对继续完成革命大业有百害而无一利。此外，还有一个不开赴广东的重要因素，那就是贺龙率军返湘后，虽然励精图治，部队面目一新，但还不十分巩固。

　　所部官兵大都是湘西人，听说本师可能开赴广东，一些人就泣涕请命要求留乡守土。如果断然开赴广东，部队很可能分裂。至于熊克武去广东的目的，贺龙更不赞同。他后来回忆说：“熊克武曾两次来澧州找我。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提出要去‘联络旧同志，组织新政府’。我和严仁珊说，联络旧同志，是什么同志？组织新政府，又是什么政府？北京政府是反动政府，广东政府是革命政府，如果再组织政府，是隶属广东政府，还是隶属那里？我不同意熊克武的意见，并通过严仁珊要熊克武解释这个问题。从此，我和熊克武来往就少了。”贺龙还向熊克武说明，他的部队从民国五年（1916年）讨伐袁世凯以来，就是遵照孙中山的主义干的。几经挫折，几番再起，为主义而战不屈不挠。这次不随总司令去广东，就是不能背叛主义，以免将来背上不义之名。可见，贺龙和熊克武已经出现了政治原则上的分歧。

　　熊克武无法说服贺龙，回了常德，熊部第二军军长汤子模便对贺龙施加武力威胁。3月17日，汤军两个旅围逼津市攻击贺部，被击退。

　　与此同时，湖南当局赵恒惕正筹划对建国军用武。他一面电请北京政府对湘西用兵，一面调湘军3个师开到益阳，进逼常德。5月8日，熊克武率汤子模等部南去，津澧只剩下贺龙这个师了。赵恒惕大军临近，或战、或撤、或和，成为需要贺龙迅速作出决断的头等大事。依当时的形势，上策是备战求和。于是，贺龙发表留湘通电，表示：“去岁追随熊锦公北伐，假道湘中，从师转战，负弩前驱，行战弥月，始达津澧”。但因“半载屯兵，毫无进展??报国既难如愿，害民尤所痛心，午夜访徨，优心如捣，不得已，勉徇部属之请，实行还湘，保卫桑梓。”①湘军返乡，名正言顺，给湖南督军赵恒惕出了难题。赵恒惕依附北京政府，残酷镇压革命，剥削三湘人民，贺龙这样一支革命武装留在湖南，当然成了他的眼中钉。但是，赵正以其主力和建国湘军作战，没有足够力量同时攻击贺龙。省府内又有接纳贺部，让贺龙任澧州镇守使的建议。赵恒惕权衡利害得失之后，以湖南省政府名义委任贺龙为澧州镇守使，管辖7个县。同时，派省议员熊贡卿为省政府代表常驻澧州镇守使署监视贺龙。贺龙很清楚赵恒惕的用心，为了能够暂时避免不利的战事，便接受了委任。贺龙后来说：“中国镇守使多得很，连北京政府都不知道封了多少。他们把你没办法了，就给你一顶镇守使的乌纱帽，他们要是能把你吃掉，大概连骨头都嚼成渣渣了。没有办法，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当个镇守使吧。我这个镇守使就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

　　熊克武去了广东，被蒋介石以“叛国罪行”囚禁于虎门。曾经转战川黔，为护法建有功勋的入粤四川建国军或被缴械，或流入湘黔被收编、遣散，从此消失。由于贺龙对复杂形势判断正确，不怀私念，策略得当，才保留并且发展了一支忠于国民革命的武装。

　　贺龙在澧州立即展开了多方面的活动。首先对澧州附近一些恶迹昭彰的队伍进行讨伐，以巩固防区，使自己处于攻守进退都有主动权的地位。他率部进攻盘踞石门县一带的前澧州镇守使唐荣阳部。唐部旅长率部倒戈，残敌数千一触即溃，唐荣阳逃往武汉。贺龙进而挥师攻克大庸等地，扫平了各路残杂武装。5月18日，回到分别了5年之久的家乡桑植洪家关，祭奠祖先，看望亲族故友。

　　贺龙家中原来的房子已经被敌对武装烧毁。继母正在修建一栋木石结构的大屋，房架搭起来了，刚刚上梁。贺龙回来看到正在兴建的大屋，对亲属、乡亲们说：“你们看看，左邻右舍对门当户这些茅草木屋，单单我家修一座大殿，当成菩萨来供，这不是成心叫人骂我贺龙吗？”他断然决定不准再修。

　　亲友们纷纷劝说，你当了师长，当了将军，修个大一点的屋子也是应该的，再说，屋架已经搭完，大梁已经上妥，搭成个屋算了。贺龙还是不答应，他说：“不要修了，盖个屋顶，让它空着，让往来赶场的乡亲也好有个躲风避雨的地方。”后来，贺龙参加了共产党，领导湘西武装斗争，这幢供四乡来往群众躲风避雨的棚子还是被国民党反动派烧掉了。

　　几天后，贺龙返回澧州，立即投入救灾工作。澧属7县连年战祸，加之3个来月滴雨未下，田地龟裂，寸谷不收，十室九空，到处躺着饿死的人，有的村子里农民们易子而食，悲惨之极。

　　①《贺龙通电》1925年4月21日长沙《大公报》。

　　贺龙一方面向省里发出要求赈荒救灾的急电，一方面带领一批部属到各地视察。看到一些农民饿得半死，而大地主们却囤粮不卖，哄抬价格。贺龙怒火冲天，下令打开地主的粮仓，把粮食无代价地发给饥民。回到澧州他立即召开各县救灾赈荒善后会议，制定赈济措施。贺龙在会上提出了《买谷备荒案》、《劝种杂粮案》等方案。①各县按照贺龙指示，责成殷实富户预交1年田赋，迅速筹办粮食，立即开始低价售粮并无代价地赈济灾民。贺龙还号召各县农民广种杂粮，生产自救，并且相应地作出了三条规定：一，各县不得闲置耕地；二，严禁种鸦片烟，以免妨害农业；三，定期派员到各县考察广种杂粮的成效，根据成绩好坏，给予奖惩。

　　各县灾民拥入澧州，有的沿街乞讨，有的沦为盗贼娼妓，有的倒毙街头，加上城里百业萧条，失业者甚多，难民和失业居民生活都极端困难。贺龙决定恢复和扩建“九澧贫民工厂”，招收失业贫民和灾民600多人，使一批灾民及失业者一家大小有了饭吃。贺龙经常到这个工厂视察，还对厂长说：“贫民进了工厂，就有饭吃，挣了工钱，能养活一家三五口人。一个工厂600名工人就能养活二三千人，城里的失业问题和灾民的生活问题也就差不多解决了。工厂改名平民工厂，平等的平，要和工人讲平等，我们不是骑在工人脑壳上的大老板。”

　　在救灾的同时，贺龙提出了《维持教育经费案》。他对教育非常重视，在一次会议上说：“教育是开发民智的根本。现在的学校不能不整顿，如果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全推光头，这样的学校简直等于零。”他针对实际情况提出了三项整顿教育的意见：第一，严格选择教员，免误青年；第二，学风不正皆因校长因循所致，对校长尤须严格考察；第三，教育经费困难，大都由于专管人员侵吞以致亏空，以后对于亏空学校、侵吞公款者，当事人员无论何人，逃往何处，均需通缉严办。尔后，又派澧县知事（县长）贺寿文专程下乡视察县属各校，进行整顿，还雷厉风行地为各学校追回亏欠的经费2100串钱。他自己曾多次向一些学校捐款，参加学校活动。在短短时间内，澧属7县的教育事业面貌一新。

　　在治理澧州的工作中，贺龙还大力整顿了十分混乱的金融，以工代赈修筑了公路。

　　经过几个月的整顿，澧属7县民心大定，生活逐渐安定下来。中国共产党湘区省委曾在报告中写道：“贺（龙）比较与我们有关系，且对民众亦较好”。

　　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湖南各地纷纷成立“雪耻会”，反帝爱国运动在湖南迅速展开。湖南当局赵恒惕残酷镇压，使这一运动受到很大摧残。但在贺龙管辖的澧州却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热潮。7月中旬，贺龙邀请长沙“雪耻会”代表来澧州讲演，还向上海、长沙等地工人、学生组织发出电报表示支持。当时，长沙《大公报》报导说：“澧州镇守使贺云卿氏，以此次青沪惨案，举国悲愤??沪上罢工已达数十万，自应设法援助，俾克坚持到底。爰于昨日（7月5日）致电驻省办事处严仁珊秘书长，就近由长沙中国银行汇寄捐助3000元??”。贺部第二旅旅长贺敦武也给上海、长沙等地学生发出电报，慷慨陈词，电报说：“沪上外人杀我学生、工人，骇闻之①《贺龙提出四大议案》，1925年9月1日长沙《大公报》。

　　余，不胜发指??敦武乃一介武夫，夙闻匹夫有责之义，愿率数千健儿，誓为后盾，谨此电闻。”贺龙还约请在声援“五卅”运动中有突出表现的桑植籍学生50多人聚会座谈。贺龙向他们提出了”中国为什么不太平”等政治性问题，学生彭玉珊等作了慷慨激昂的回答。贺龙为家乡的进步青年有了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较高的文化水平而高兴。后来，贺龙得知彭玉珊因为思想激进被校方开除，即资助他去广东，进入共产党人李富春主办的国民革命军政治讲习所学习。彭玉珊以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贺龙对待“五卅”惨案及全国反帝爱国运动的鲜明态度，使赵恒惕大为不满。此时，又发生了一件事。来往于长沙、常德、汉口间的日商“戴生昌号”货轮，在”五卅”惨案后，因津澧商民抵制，发生严重亏损。日本驻长沙领事馆以驻津市的贺部刘超雄团长受贺龙指使，强令商家不许与日商往来，违犯《通商条约》及《保护外侨》协定为借口，向湖南省政府提出抗议。

　　赵恒惕如奉圣旨，立即电令贺龙迅速查处。贺龙复电说，此事乃爱国行动，无可非议。日领事诡称刘团长命令津市商号不许货物发载“戴生昌”号等情，查无实据，显系“戴生昌”号捏词诬告，必须严词诘责。

　　贺龙旗帜鲜明地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反帝运动，使赵恒惕下了消灭贺部的决心。10月10日，赵恒惕在长沙召开湘军首脑会议，决定讨伐贺龙。他任命师长叶开鑫为“讨贺”前敌总指挥，师长贺耀祖为中路指挥，师长刘铏为左路指挥，湘西巡防统领陈渠珍为右路指挥，并联络湖北督军肖耀南命令王都庆、卢金山、宋大需、于学忠各师择要防堵，企图把贺龙所部一网打荆但是，赵的参谋长龚浩却向贺龙亮了底，书记官长陈伯陶赶赴澧州把赵的作战计划告诉了贺龙。

　　10月13日，叶开鑫等联名发出讨贺通电说：“贺龙驻澧数月，即少有财产者，无不避徙境外。”而在同日的长沙《大公报》上，却刊登了石门县各公法团体为民请命的通电：”湘西苦兵久矣??近复天灾流行，岁比不登，赤地千里，流离载途，闾阖疾苦，不堪闻问。贺镇守使乘积弊之余，剔除繁苛，休养斯民。不谓谣诼继起，常德驻军又有进逼津澧之说。果尔，则澧城前途何堪设想。我省长受全省付托之责，自当一视同仁，不分畛域。应恳当机立断，以利民福为前提??谨贡刍荛之言，为九澧人民请命??”。两分通电对比鲜明。为民请命虽然阻止不了赵恒惕出兵，不过是非功过却十分清楚了。

　　根据双方兵力对比情况，贺龙决定撤出澧州。他命令第一旅移师慈利、石门；第二旅进驻大庸，与第一旅互为犄角，作好应战准备；让大姐贺英带领全体随军眷属返回桑植。10月12日，赵军兵围澧州，贺龙率部转移，并通电全国，阐明是非。10月16日后，赵部吴尚团进占慈利城，贺部反击，吴团伤亡惨重，弃城而逃。在永顺，贺部与叶开鑫师激战，歼其补充营，击溃其1个支队和前来拦截的陈渠珍部1个团。此后，贺龙率部经月余转战退入川黔边境，保存了5个团主力，精锐尽在。

　　从1925年4月至10月的半年时间里，贺龙担任澧州镇守使率军驻扎澧属7县，取得了当时湖南少有的辉煌政绩，显示了贺龙多方面的才能。

　　贺龙在澧州期间，与王琳结婚。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从香港秘密抵沪。党组织将王琳及贺龙长女贺金莲接到上海。不久，贺龙奉命去湘鄂边组织武装，创建根据地，王琳和贺金莲留在上海，不幸被捕。贺金莲受敌折磨病逝。王琳后经党组织营救被释放。

　　1925年11月上旬，贺龙率部进入四川秀山、贵州松桃一带，遇到川军第四师第七旅陈子江部阻拦。贺龙了解到陈部兵力不大，一面备战，一面派人与其联络，并亲自会见陈子江，说明来意，还送给陈2门山炮，7支短枪。

　　陈子江自知兵力不足，又感于贺龙豪爽坦荡，便默许贺龙所部住在陈的防区内。不久，黔军第十三旅、第十五旅各派代表前来，企图摸清贺龙率部来贵州的意图和兵力。贺龙让熟悉黔军的秘书长严仁珊与他们接洽，讲明贺龙所部不是溃败之师，而是打垮了湘军3个主力师的胜利者，是为了避免给湘西人民带来战乱之灾，才避让到这里的。两旅代表见到贺军实力颇强，只好同意贺龙在此驻防。

　　贺龙的指挥部驻在松桃县。这里是苗族聚居地区，地瘠民贫、生活极苦。

　　贺龙号令部队要特别尊重苗族风俗习惯，并贴出榜文，明确宣布本军纪律森严，绝不扰民，并且挤出部队本来就不很充足的粮食赈济贫苦苗民。这些措施得到了苗民拥护。可是，拥有数千苗族武装的团总田大福却不服气，亲自来到县城找贺龙，声称要比个高低。贺龙告诉这位苗族首领，他的部队打军阀、打土豪、打土匪，不打老百姓。他质问田大福， 11月25日，外国人到松桃惹事，为什么不去下战书？田大福说：“洋人已被逮到寨堡。”贺龙称赞说：“好，有志气，敢在外国人面前抖威风，比那些吴大帅、赵督军强得多喽！”并请他看看自己的部队。田大福欣然接受，随贺龙绕城一周。沿途他看到了装备整齐、威武雄壮的队伍，排列的大炮、机枪，最后来到营部休息。营长罗统一向贺龙报告说：“本营官佐兵夫286人，自到松桃，每天领米2斗4升5合，平均每人8勺，未及半饱。”田大福大吃一惊，问贺龙饭都吃不饱，怎么打军阀？贺龙说：“捆起肚子也要打！我们从澧州撤退时每人3升米，顶往了赵恒惕3个师。军阀和土匪一样，开到一个地方先抢粮。

　　我们是革命军，不能做伤害老百姓的事啊！你也晓得，这松桃县多是苗族兄弟，贫困得很，我们还省出粮食帮助他们呢！”田大福深受感动，对贺龙和他的部队深为钦佩。他说：“我不能眼看你们的队伍在这里挨饿，得给你们搞点吃喝。”他回去以后，果然派人送来了一批给养。松桃县小而且穷，实难解决贺龙这支军队的供应。1926年1月2日，贺龙率部进驻铜仁县城。贺龙从前曾率部在这里驻扎，给群众留下过良好印象，因而受到了群众热烈的夹道欢迎。

　　贺龙进驻铜仁后，得到各界民众的热情帮助，缺衣、少食、减员这三大难题都获得了解决。在这里，贺龙又召募了大批苗族、土家族、侗族青年；收编了原滇黔联军欧百川团、胡泽芝团和一部分铜仁的地方武装共4000余人，将他们编为6个独立团，并召收知识青年200多名，以原军官教导团为基础，开办了随营军官学校，为部队增加了新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