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五章在邯郸的日子
第七十五章在邯郸的日子
1969年2月5日至10月15日,聂荣臻遵照毛泽东指示,来到北京市化工三厂蹲点调查和学习。聂荣臻当时已70高龄。他克服了生活上的种种困难,与厂里的领导人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经常促膝谈心。这年8月,他向中央汇报了在市化工三厂蹲点学习的情况:“我将当一名小学生,继续向工人同志学习,以不辜负毛主席的教育和关怀。”
到工厂蹲点后没多久,陈毅打来电话,传达了毛泽东的两点指示:第一,要求(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们交流到工厂蹲点的经验,对开展“斗、批、改”提出建议;第二,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开会座谈国际形势,为中央提供咨询意见。周恩来确定国际形势座谈会由陈毅主持。
阳春3月,在中南海紫光阁古朴整洁的会议厅里,四位老帅举行了第一次国际形势座谈会。座谈会每周召开一至两次,直到10月18日战备疏散时结束。在7个多月的时间里,聂荣臻能经常与其他几位老帅见面,坐在一起讨论,畅谈国际形势,发表各自的意见,这使他心情很舒畅。四位老帅认真地对国际形势进行了研究分析,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国防建设的重大问题和中肯建议。他们将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成《对国际战争形势的分析》、《从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宝树》等4份有关国际形势的报告,呈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几位老帅在谈到苏联挑起边境冲突时,聂荣臻说:“苏联对我们搞点紧张是可能的,但要在中国大搞,这不可能。搞一个东欧国家动员了四五十万军队,搞中国要多少人哪!”①叶剑英、徐向前点头同意,说:“苏联如果在中国大搞,至少要300万兵力,这谈何容易。”几位老帅一方面认为苏联军队不可能大举入侵;另一方面认为美苏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争取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将成为它们矛盾斗争的焦点,中东局势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要予以高度重视。因此,老帅们建议中央缓和中美关系,尽快恢复中美会谈,打开中美外交的新格局。这些精辟的观点被中央采纳,成为中央制定对外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以后国际局势的发展,证明这个战略观点是正确的。从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开始,中美关系史上20多年的紧张状态开始缓和。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访问中国,达成了《中美上海公报》,双方共同谋求关系正常化。
1969年10月20日,中国和苏联两国总理在北京会谈。在这之前3天,林彪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一道“紧急指示”。
18日,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为名,正式下达了“紧急指示”。
这个所谓的第一个号令一下达,全军立即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实际上,这是林彪为实现篡党夺权而有计划进行的一次预演。在京的老革命家也都被告知限期离开北京,安排到外地。当时,聂荣臻被通知到郑州,经过再三考虑,他表示:“既然是战备嘛,郑州那个地方是铁路枢纽,中原地区我也不熟悉,还是到河北省好些。晋察冀这些地方我熟,如果打仗,还可以起些‘参谋’作用。”说实在的,聂荣臻早就想重返晋察冀老区,到这块英雄的土地上看看那些曾用五谷杂粮养育了子弟兵的乡亲们,但终因工作太忙和病魔缠身,一直未能成行。这次反映了意见后,聂荣臻被安排到邯郸。
聂荣臻乘火车来到了邯郸。这是“第一个号令”宣布后的第四天。在此① 1969年3月16日,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座谈国际形势的记录稿。
之前,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被“下放”到吉林省草原上靠近边境的一个“五·七”干校里劳动。女婿丁衡高在陕西偏远山沟里的一个科研单位工作。
唯一的女儿也去了河南一所“五·七”干校。家里只剩下6岁的外孙女聂菲跟着聂荣臻来到邯郸。{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80_0678_1.bmp}这次战备疏散,老革命家们基本上部分散在京广线一带。陈毅到了石家庄,徐向前到了开封,刘伯承到了武汉,叶剑英到了长沙,朱德和李富春到了广州从化。那时规定,这些人未经批准,不能回北京。聂荣臻到邯郸,没有带秘书。因为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聂荣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被大量“精减”,仅有的一名秘书留在北京值班,不能陪着他去邯郸。邯郸军分区的领导人从机关挑选了一名干事给聂荣臻当秘书,并且向这位干事交侍了三条:(一)生活上一定要照顾好;(二)安全上绝对保证;(三)不能介绍部队情况。有人特意透露给这位即将上任的秘书:聂荣臻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朱德、陈毅、李先念、聂荣臻等都是“九大”中老右的代表。
这位临时借用的秘书,被引见给聂荣臻。聂荣臻慢悠悠地问:“你来给我帮忙啦?”秘书很紧张,他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首长,尽管室内温度不高,但还是紧张得直冒汗。由于领导交待任务时很仓促,他是稀里糊涂地走马上任的,甚至没有听清是叶帅还是聂帅。在以后的朝夕相处中,这位秘书发现聂荣臻是一个言语不多、平易近人的老人,一点架子也没有,对工作人员很和气。
聂荣臻的这次邯郸之行,确实做了打仗的准备。行装十分简单,只带了三、四个战争年代用的马搭子,准备了两盏马灯和一些蜡烛。
聂荣臻很关心邯郸驻军的战备情况,而工作人员却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难于启齿。就连当地部队调防这样的大事,也对这位军委副主席保密。
因为是战备嘛,聂荣臻关心邯郸民兵的情况。军分区政委是聂荣臻的老部下,他和秘书分别向聂荣臻介绍了民兵工作。聂荣臻反复考虑着打起仗来民兵如何组织,如何调动,然后对军分区政委说:“被服、武器装备等要疏散到各地,不要集中在大城市,打起仗来就地发军装,就地参加战斗。”聂荣臻曾将这些战争年代的老经验整理成文,一式几份送到邯郸市革命委员会、公检法、地区革命委员会。尽管泥牛入海,聂荣臻并没有因为人家反应冷淡,而放弃对民兵工作的研究,他要尽一个老兵的责任。
在聂荣臻的卧室里,有一幅巨型地图。那位由于事改任的秘书,很会动脑子。他把邯郸地区25个民兵点,都插上小红旗,标上有多少人口。70岁的聂荣臻眼睛虽然有些花,但他经常站在异常醒目的插满红旗的大地图前,思考着民兵的战备工作。在平常的闲谈中,聂荣臻常跟秘书谈起到南京、济南参观民兵大比武时的情况。当聊起邯郸民兵能够徒手攀登高大障碍物时,聂荣臻兴奋他说:“民兵搞好了,力量很大哩。”
聂荣臻在邯郸的居住情况,与那些被疏散出北京的其他人相比,还算是好的。邯郸有不少干部是聂荣臻的老部下,对他自然较为客气。聂荣臻被安排在邯郸行署宾馆的二楼。房间里,红色的地毯由于天长日久而变成紫黑色,看得出是临时从哪里挪来的。12月的邯郸已经很冷了,而屋里却没有暖气。
工作人员想方设法,从烧开水的锅炉上接了一根管子铺到聂荣臻的屋里,这样才算勉强有点暖意。工作人员把准备打仗露营时用的鸭绒被子找了出来给聂荣臻用,这才勉强解决了寒冷中睡觉的问题,面对这一切,聂荣臻一声不吭。
聂荣臻住在邯郸,除了军分区领导人时常来问候外,那里几乎是个被遗忘的角落。1969年的春节,军分区司令员和政委送来了一个小纸箱,里面装着10多斤花生。于是,在聂荣臻每天吃的米饭里,多了几粒红红的花生豆。
平时,聂荣臻吃饭很简单,宾馆供应什么就吃什么,从来不提特殊要求。
主食经常搭配一些玉米、小米等粗粮。尽管生活条件是简陋的,但聂荣臻仍感到满足。他说,这比起战争年代来要好得多了。然而,最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是失去了工作的机会。聂荣臻一到邯郸,就主动要求出去看看,叫秘书帮助联系到工厂、农村搞些社会调查。经过多次磋商,有关部门终于拨给聂荣臻一辆快要报废的旧吉姆车。于是,他每隔半个月,跑一个工厂。在那段时间里,他先后去了邯郸制氧厂、钢厂、锅炉厂、化工厂等10家工厂和5处农村。
聂荣臻曾去过峰峰煤矿。这是刘少奇当年开展白区工作时呆过的地方,位于邯郸西南45公里处。当时工作人员考虑到路太远,天太冷,车又不太好,提议为了安全就别去了。可聂荣臻坚持要去。在峰峰煤矿,他不仅看了采煤坑道口,还看望了当年他的警卫员。中午,在刘少奇曾经住过的平房里休息时,矿区领导人劝他,这里久未住人,又脏又破,不要呆在这里。聂荣臻听后笑着说道:“这里挺好。”
离邯郸30公里外的何横城大队,是科学种田的先进单位,地少人多。他们经过试验,摸索出了“套种间作”的耕作法,两年种了7茬庄稼。毛泽东曾来过这个大队视察。聂荣臻多次到何横城大队,了解科学种田的情况,并总结了何横城大队“套种间作”的经验,写成文字材料,建议河北省委推广。
在何横城大队,聂荣臻还参观了养鸡尝豆腐坊等。他还特意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北京买了200只优种雏鸡,送给何横城大队。
刚到邯郸不久,聂荣臻就到了邯郸烈士陵园,在左权将军的墓前,脱帽致哀。他沉痛地对工作人员说:“左权年轻,能吃苦,很能干,是我军的优秀将领,可惜牺牲得太早了。”
聂荣臻住的行署宾馆旁边,是丛台公园。丛台公园是战国时期赵武灵王阅兵的地方。聂荣臻几乎每天都要到丛台公园散步。尽管当时正值严冬,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公园里只有松树披着墨绿色的外套,到处是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几乎见不到有什么人在这里逛公园,但聂荣臻长期以来养成的散步习惯却在这里得以如愿。丛台公园附近有座学步桥,出自“邯郸学步”这个典故。讲的是一个燕国人到赵国邯郸,见那里的人走路很美,便跟着学起来,结果不但没有学会,连自己原来的走法也忘记了,只好爬着回去。每当讲起这个故事,聂荣臻就显得特别兴奋。他也常跟工作人员讲战国时期赵国的情况,讲廉颇负荆请罪的故事。聂荣臻散步时,一般是先听秘书讲当天的新闻,而他自己经常谈起的话题是年轻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事,以及战争年代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
1970年初,或许是年事已高、水土不服的缘故,聂荣臻全身起了严重的湿疹,痒得睡不了觉。皮肤被抓破后,就淌黄水。从北京搞来点药也不见效。
实在没有办法,2月下旬,聂荣臻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一情况。周总理很快批准他回北京治疗。
“五·一”节那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聂荣臻,关心地询问他的健康情况。聂荣臻讲了自己的病情后,毛泽东说:“你不要出去了,就在北京吧,北京好治病,出去干什么。”①这样,聂荣臻便结束了短暂的邯郸之行。
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8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