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苏之恋

如果让时间倒流六十年，有人驾一叶扁舟，沿长江的北岸飘流而下，在傍晚或清晨流经靖江县一个叫作夹港的地方时，他也许可以在一片芦苇后面的江岸上发现一个十多岁的孩子，那孩子呆呆地站在江岸上向长江的南岸眺望，望着天边的青山，望着南飞的群雁。

　　那孩子就是如今的我，一个年逾七旬的老头。我在长江的北岸长大，可却总是憧憬着南岸的天堂——苏州，天堂离我并不遥远，我的姨妈家就住在那里。

　　直到一九四四年，我因病到苏州来疗养，记不清是什么病了，只记得那望眼欲穿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病痛的有无实在是无关紧要的。

　　我穿着长衫，乘着一艘木船进入了苏州的山塘河，我的姨妈家就住在山塘河边。我到姨妈家只是稍坐片刻，便沿着山塘河向虎丘走去。

　　七里山塘到虎丘，这是当年苏州风光最有代表性的地方。我被这天堂的美景惊呆了：塔影、波光、石桥、古庙、河房……她的美妙超过了我的想象。我逛过了虎丘山又乘马车去寒山寺，看完了寒山寺意犹未尽，还到枫桥对面的小吴山上走了一趟。回来时已是万家灯火了，姨妈家的人急得团团转，不知道这乡下来的孩子出了什么事，至少是在苏州迷了路。

　　我不是迷了路，而是着了迷，觉得这苏州简直是一部历史书，一幅风景画。土生土长的苏州人也许会对苏州的景物有点儿司空见惯，可对一个在农村里长大，在小县城里读了几年书的人来讲，进了苏州真的有如进了天堂。更为有幸的是通过亲戚的关系我居然住进了耦园。当年的耦园是苏州著名的私家花园，在娄门小新桥巷。喏大的一个花园里只住了三四个借住的人，晚上我坐在池塘边的小亭中，见满园的茧火飞舞，听园内外的蛙声四起。蛙声时起时寂，阵起时有如雷鸣，沉寂时园中没有一点声息，只听见池塘里的鲤鱼在荷叶下面唼喋，茧火虫飞回池塘中，排成一条直线。楼上有位先生会拉二胡，他也是在养病，拉的是《病中吟》。我那时日夜读着小说，迷恋于各种文学作品，沉醉在梦幻般的天地里。文学与苏州的美景合成了一种针剂，把那艺术的基因注进了我的血液里，只是我当时毫无感觉，因为那药性还没有到发作的时候。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考进了苏州中学，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从此我成了苏州的一个学生，一个居民。每年的寒暑假便在苏州四处游荡，看小说常常是看到天亮。

　　苏州中学在三元坊，隔壁是孔庙，对面是可园与沧浪亭，苏子美和沈三白的居住游乐之地，可我慢慢地对游乐失去了兴趣，通过生活与书本，对苏州、对社会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对社会认识也开始由表及里，觉得苏州也不是样样都好，普通老百姓也不是生活在天堂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冬天，玄妙观的屋檐下常有冻死的饥民，可那权势豪门之中，酒楼青楼之内，仍然是花天酒地，嫖娼宿妓。瘦骨嶙峋的黄包车夫，拉着大腹便便的奸商，一路疾走，气喘如牛，这是什么社会？我没有闲情去欣赏苏州的美景了，愤世疾俗，忧国忧民。那个时代的先驱者发出了强大的声音：知识分子到民间去，到解放区去，去拯救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

　　一九四八年的秋天，我动身去解放区了，临离开苏州之前还去了一趟虎丘山，站在虎丘山顶遥望苏州城区，暗自与苏州告别，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情。

　　壮士一去兮又回来了，时间只隔了不到一年，我随军渡江南下，又进了苏州，成了一名新闻记者。当了六年的新闻记者之后，当年的艺术基因终于药性发作，鬼使神差，竟然写起小说来了。

　　那时候写小说也不管什么流派不流派，只知道小说是写实的，所谓写实就是写自己所熟悉而真实存在过的事情。苏州解放前后的事情我熟悉的很多，当然就会涌到我的笔下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是我写苏州，实际上是苏州在写我。

　　我写《小巷深处》时，并非是故意要想创造个什么“小巷文学”，也没有想到要在大写工农兵，大写英雄的时代别出心裁来写一个妓女从而引起轰动（现在不会轰动），实在是因为解放初期我采访过苏州市的“妇女生产教养院”。

　　解放初期的扫黄是很利害的，几乎是在一个晚上便把全市的妓女都抓起来，关进了昌善局内的“妇女生产教养院”。当然，抓她们并不是要惩罚她们，她们在旧社会里大都是被逼为娼，是些被悔辱被损害的人，新社会要把鬼变成人，抓她们是为了救她们，把她们集中起来学习，医治性病，控诉旧社会，然后把她们分配到各个工厂里去做工，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新人。当时我对“妇女生产教养院”进行过连续报导，还拍过许多照片，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过了若干年，大概是一九五五年的国庆节的前夕。按照惯例，每逢国庆节的时候都要报导一些各方面的成就。我突然想到那些变成了新人的妓女，她们现在都怎么样了？应该是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吧。这是一个很能反映新社会成就的事例，应该选择典型，加以报导。

　　我很快便查找到一个人，这人当年是“妇女生产教养院”的学习组长，在某厂做工，已婚，有了孩子，当上了先进生产者，住进了新工房，实在是一个理想的采访对象。我骑上自行车直奔这位女工的家。这位女工还认识我，可是见了我之后就有点不大自在，知道我要报导她的事迹以后吓得面无人色，连忙把我拉到门外面，四顾无人，对我恳求，千万不要报导她的“先进事迹”

　　，因为她的婆婆，她的左邻右舍都不知道她曾经当过妓女，万一登上报纸，她就无地自容。我也吃了一惊，差点儿又把人家推进了火坑，连忙骑上自行车溜之大吉。

　　报导没有写成，这件事却使我久久不能平静，原来由鬼变成的人却也不能完全摆脱那跟在身后的鬼影。我当年写小说除掉有名利的追求之外，更有对真善美的向往，也像当年要去拯救劳苦大众一样，要用艺术为善良的人去谋求一个公正的社会和幸福的人生。

　　我要为那位曾经卖身为娼的女工去追求幸福的人生了，便拿起笔来写《小巷深处》。有人说我在《小巷深处》里把苏州写得很美，使人通过这篇小说而爱上了苏州；又说“小巷深处”这四个字也很美，现在已经成了常用词了。其实，这些也不能完全归功于我，如果忽略了人间各种痛苦的话，苏州确实很美。“小巷深处”这四个字也是从陆游的诗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中衍变而来的，所以想到如此的衍变，那也是因为我在苏州走过的大街小巷太多了。我走过铺着碎石的小巷，走过铺着石板的小巷，那石板的下面还有流水淙淙作响；我走过那长满青苔用侧砖铺成的小巷，小巷的两边是高高的围墙，墙内确有红杏伸出墙外，一夜风雨过后，小巷里落红满地。苏州人不卖杏花，可那卖白兰花的叫声却是十分动听的。陆游的诗篇，苏州的景物帮助我找到“小巷深处”这四个字作为小说的标题。

　　我熟悉小巷深处的各种人物，也知道这些人在解放前后的的变迁。我认识现今成了女工的妓女，也记得她们在解放前站在昏暗路灯下的情景。我住过耦园，也知道苏州的各个园林，那留园的假山，西园的茶社，这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到我的小说中来。我不能把我要写的人物放到大海之滨，因为我不知道大海的涛声在深夜里是低诉还是轰鸣，可我知道那卖馄饨的梆子在深夜的空巷中会发出回声。当我在艺术的幻想中拼命地搜索我的人物的踪影时，那客观的存在就会把我的各种想象吸附过去，让天马行空的艺术想象找到一处歇脚的地方。

　　在写《小巷深处》之前，我也曾写过一些类似通讯报导式的所谓小说，写一些社会生活表层的掠影，说明一些简单的流行观点。从写《小巷深处》开始，便开始研究社会，研究人生了，开始从拯救劳苦大众转向拯救痛苦的灵魂。此念萌生之时，适逢一九五七年那个思想解放的春天，那时我离开了新闻工作岗位，到南京去当专业作家。在南京与几位同行一起“解放思想”，觉得文学不能只是在生活的表面撇油花，要勇敢地去探求社会，探求人生。几个人一时兴起，决定要办一份同人刊物来弘扬我们的宗旨，发表我们的作品。刊物定名为《探求者》。

　　刊物还没有来得及出版，反右派斗争就开始了，《探求者》被打成反党集团，各位探求者一一坠入深渊，开始了各自的人生的探求。

　　我开始上下而求索了，上天有好生之德，每当我在危难之时，总是有好心人在在暗中助我一臂之力，让我回到苏州，下放到工厂里劳动锻炼，改造思想，没有把我送进劳改农场。如此上下过两次，在苏州的工厂中当学徒，当工人，前后将近六年。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把我从工厂中拉出来批斗一通，行礼如仪之后又纳入了下放干部之列，到苏北的农村里去安家落户，限于五天之内全家离开苏州。

　　这一次临离开苏州之前，我没有到虎丘山去向苏州城告别，也没有了那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情了，只觉得是前途茫茫，此一去将老死他乡；对于曾经苦苦追求过的文学不再存有什么希望，而且还有一种反感，觉得文学只不过是一种工具，作家们被逼得用作品在那里进行政治投机，投中了声名显赫，投错了就由人变成了鬼。老死荒村去吧，中国如果还有一点希望的话，这一切总是要改变的，物极必反，是历史的规律，问题是能否活着见到那一天。那时候我也和许多人一样，暗中在和某些人进行着生命比赛，看谁能活得长点，活得长点的人就有可能见到黑暗的终点，怕只怕这终点和墓地也差不了几公里。可我那时还很有信心，因为当我暮投荒村的时候只有四十岁。

　　四人帮垮了，那种极端的邪恶也只是猖獗了十年，我有幸在见到终点的时候离开墓地还有好大的一段距离，感谢苏州又一次接纳了我这个归来的浪子，五十岁上又回到了这座美丽的城市。

　　文学对我来说已经十分生疏了，十多年中基本上不用笔，许多常用字都想不起来了，更忘记了那小说是怎么写的，像一个带了十多年镣铐的人连正常的走路都不会。好在文学也像某种病毒，它在侵入人体之后便会潜伏在血液里，一旦受到某种激发，它会立即使得你血液沸腾，不能自己，忍不住要用艺术的琼浆来浇胸中的块垒。三十年来家国，多少遐想与企待，辛酸与眼泪，我与苏州人共同走过了这天翻地覆，光荣屈辱，高尚卑微，荒唐正经的三十年。包括我自己在内，几乎是人人都想说话，都要向生活提出问题。我用挣脱了镣铐的手，握住了生疏的笔，开始了我的文学道路上的第二次跋涉。

　　这不是写《小巷深处》的年代了，二十年的风雨荡涤了那种天真的纯情的追求，代之而起的是一种自以为是的使命感。想要写出这一代人的艰辛、迷惘与追求，带着无可奈何的嘲讽与淡淡的哀愁。一种强大的力量推动着我进行了十多年的冲刺，我把自己所经历的各种人与事，一一加以审视，对受难者寄于同情，对卑劣者进行讽刺。我本来想开劈一个“特别法庭”，来对那些卑劣者进行审讯。结果是未能进行到底，原因是真正需要受到审判的人，我对他们并不熟悉，我所熟悉的一些小人物，他们大多是上当受骗，只是为了一点起码生存空间，一点可怜的私利，小偷小摸，罪行轻微，连主审的法官也不能自免。“特别法庭”应该变成研讨会，大家向前看，来清扫前进道路上的垃圾。

　　我慢慢地停了下来，想想看看当今，重新思考，再发起新一轮的冲刺！不行了，年愈七旬，疾病緾身，精力不济，老骥伏枥，主要是休息，能写则写点，不能写就做一点写作之外、力所能及的事。记着鲁迅先生的教导：写不出来的时候不要硬写。我总觉得，一个作家是属于一个时代的，他不能包写一切。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