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家庭生活与家风

　　习仲勋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在工作上他实事求是、公正无私、作风严谨、清正廉明，在家庭生活中他既是一位充满爱心又体贴人微的好丈夫，又是一位和蔼慈祥而又家训严厉的好父亲。他感情丰富，个性鲜明，既有铮铮铁骨，又有绵绵柔肠；他爱憎分明，严慈相济，既敢言敢怒不顾个人进退得失，又宽厚大度没有半点个人私隙。他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家的风范将共产党人廉洁自律和中国人传统的家教融为一体，对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既关爱备至又严格要求，点点滴滴，如春风化雨，深深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亲密无间的革命伴侣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习仲勋与齐心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爱，在陕北绥德结为革命伴侣。刚结婚，习仲勋就对齐心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陷在小圈子里，今后我可能在很多方面照顾不了你。”齐心深爱着丈夫，但她更理解丈夫，知道他肩上的担子很重，都是自己克服困难，从没有要求丈夫和组织上更多的照顾。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忙于革命事业，习仲勋与齐心分多聚少，只能鸿雁传书。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九年，齐心大部分时间在绥德县和延安的农村做基层工作，参加过历次土改。这时习仲勋担任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常在延安，夫妻相隔几百里，长时间不能团聚。习仲勋常常只能写信给齐心，一方面传递思念之情，一方面鼓励她安心基层工作。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齐心的好友伍仲秋偶尔看到了这封信，惊讶而又好奇地说：“这哪里是夫妻通信？简直是革命的两地书呀！”一九四七年春，胡宗南部队大举进攻延安，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部署下，习仲勋协同彭德怀指挥作战，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五月十四日习仲勋出席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的西北野战军祝捷大会。组织上为了让齐心去看望丈夫，便派她随慰问团去安塞。谁知一见面却遭到当众批评：“这么艰苦，你来干什么！”齐心对丈夫的批评十分理解，她心里明白，习仲勋并不是不想见她，而是艰巨的战争形势不容他分心，只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消灭国民党军队、解放大西北的伟大斗争中去。参加了祝捷大会后，她高兴地返回了工作岗位。【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在与习仲勋相伴的日子里，齐心一直把丈夫叮嘱她“工作好、学习好、一切事情都处理好”的话，当做人生的座右铭。她常对人说，习仲勋既是一个好丈夫，又是她尊敬的师长和挚友。一九五二年秋，习仲勋调到北京工作，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党组书记。齐心带着女儿齐桥桥和习安安于年底也从西安到北京安家，一家人说是团聚了，但却不能天天在一起。齐心先是到马列学院学习，后留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远，照顾不上孩子，于是把三岁多的齐桥桥送到北海幼儿园，每周只能接回一次。每当齐桥桥去幼儿园时都会哭个不停，不愿离开父母，有一次竟哭晕在爸爸怀里。小女儿安安基本上是吃奶粉长大的。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六年，儿子习近平和习远平相继出生，齐心一直在远离市区的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中哺育他们，直到十个月断奶后才送回城里家中。她既要照顾家里管好孩子，还要做好工作，不管多苦多累都没有忘记丈夫的叮嘱：以事业为重，不耽误工作，有困难自己克服。在那一段时间里，齐心从来没有想过利用习仲勋的关系把工作调换到离家近的地方。

　　一九三九年三月，年仅十五岁的齐心在太行抗日烽火中参加革命，同年在反“扫荡”中加人中国共产党，在抗大的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她顾全大局，坚持在基层工作，默默地奋斗在组织安排的各个岗位上。习仲勋说自己是“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齐心同样也是如此。

　　齐心竭尽全力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庭环境，使习仲勋能够集中精力，一心一意地为党和人民工作。她从不干预习仲勋的政务，从不给他添麻烦，更没有因为是习仲勋的夫人而自恃高贵，出风头，生活上搞特殊化。

　　受习仲勋影响，齐心多年来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国务院机关经常周末晚上举办一些活动，在一次晚会上，有人看到齐心衣着简朴，议论说：“习总理的夫人，怎么穿着那么土啊！”齐心回家说了这件事，习仲勋诙谐地笑着说：“土比洋好！”

　　习仲勋担任国务院领导后，由于齐心工作单位离家远，与家人团聚只能是周末和节假日，几乎没有随丈夫参加过公务活动。有一次周恩来问习仲勋：怎么老是见不到齐心同志呢？他建议，齐心同志可以副总理夫人身份参加外事活动。但这样的活动，习仲勋仅让齐心参加过一次，那就是蒙古总统泽登巴尔夫妇访华时，按照国际礼节，由齐心陪同习仲勋出席了接待活动。

　　一九七八年四月，习仲勋出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年底任第一书记，一九八〇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其问多次率团出国访问，按规定齐心是可以以夫人身份陪同前往的。可是，习仲勋严格要求齐心，让她谨守自己的工作岗位，对此齐心十分理解，也从来没有提出过陪同丈夫一起出国的事。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习仲勋在广东工作将近三年，后在珠海、深圳休养十多年，齐心竟然连近在咫尺的香港、澳门都没有去过，最远也只去过深圳的沙头角。

　　一九六二年九月，四十九岁的习仲勋遭受不白之冤，继而被审查、下放，“文化大革命”中又横遭批斗、关押。这期间习仲勋和家人天各一方，齐心也受到株连而被审查，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七年多，孩子到农村插队，一家人不仅生活艰辛，还忍受着“反党分子”家属、“黑帮子女”的精神压力。齐心了解自己的丈夫，坚信丈夫对党无限忠诚，坚定地和丈夫站在一起；孩子们不相信强加在父亲身上的“罪名”，始终如一地深爱着他。齐心和孩子们在逆境中没有消沉，坚强地面对命运的坎坷和人生的磨难。一九七二年习仲勋还在被 “监护”时，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和家人见过一次面。直到一九七八年二月习仲勋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时，一家人才在北京得以团聚。

　　齐心与习仲勋携手相伴五十八载，他们互相关爱，相敬如宾。最让齐心感动的是一九九八年四月的一天，习仲勋给她打的一个长途电话。那是四月二十八日的中午，在深圳休养的习仲勋给回北京的齐心打来电话，在电话里他问齐心：“我们结婚多少年啦？”齐心说：“五十五年啦！”习仲勋饱含深情地说：“我祝你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齐心感到了这些话的分量，顿时心生感慨，她对“光辉一生，历经坎坷”的丈夫深情地说：“我对你照顾得很不够啊！”习仲勋听后急了，说：“你怎么这么说？你对党对人民忠诚，一生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也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是很重要的……你要把我们这次通话记录下来，告诉孩子，让他们明白事理。”通过电话后，习仲勋对陪伴在身边的桥桥说：“你妈妈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这是习仲勋对妻子齐心的高度评价和衷心赞誉。齐心按照丈夫的嘱咐，把通话的内容追记了下来，写给儿女留作纪念。这次通话是他们夫妻问又一次心灵的沟通，是相伴半个多世纪的人生追忆，是相互的慰藉和真诚的勉励。

　　■深爱中的言传身教

　　习仲勋是一个职业革命家，把毕生精力全部投入到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上。然而，他对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也有着常人一样的情和爱。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他和齐心的第一个女儿在延安桥儿沟出生，后来姥姥邓耀珍说：“孙女在桥儿沟生，就给她取名‘桥桥’吧！”当时，习仲勋正在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接到女儿出生的电报，非常高兴。回到延安后，他高兴地把女儿抱在怀里看个不够，望着女儿稚嫩的小脸笑个不停。工作之余，常常把未满月的孩子抱在怀里兴奋地走来走去，一次孩子尿了他一身，他笑着说：“子尿不臭，子尿不臭。”齐桥桥自小聪明乖巧，习仲勋对她疼爱有加，齐桥桥也挚爱着父亲。习仲勋离开工作岗位休养时，时任武警总部办公室副主任兼外办主任（副师级）的齐桥桥毅然主动放弃仕途，在家专门照顾父亲十多年。二女儿在西安出生，取名“安安”，每日与姐姐形影不离，分外亲热。习近平、习远平两兄弟小时候天资聪颖，志向远大，好学上进，招人喜爱。习仲勋尽管公务缠身，但业余时间总会尽量和孩子在一起交流感情。那时候文娱活动比较少，孩子们周末从学校回来，和父亲玩闹嬉戏，这是习仲勋最开心最惬意的时刻。星期天只要有空，习仲勋总会陪着孩子们玩。齐桥桥和习安安跳皮筋时，一头拴在树上，他牵拉着另一头，笑眯眯地看着姐妹俩玩耍，只要孩子们不停下来，他从不撒手。姐弟四人最喜欢和父亲玩“骑马”的游戏，习仲勋趴在地上让孩子们骑在背上，驮着他们从桌子底下钻来钻去。有时和孩子们“打成一片”，孩子们向他“进攻”，他把姐弟四人一个个掀翻，还从大到小摞在一起。每逢洗澡，孩子们故意跑开，和父亲一起玩“追击战”，习仲勋拿着撑门帘的长竹竿满院子追，院子里撒满嬉闹声，直到把孩子们一个个“摁”进澡盆，他才满足地坐下来休息。像所有的父亲一样，他喜欢不时地逗孩子玩，有时候把他们逗哭了又赶忙去哄，尽显天真童心。习仲勋是陕西人，每天都要吃面条，他调拌的面色香味俱全，孩子们都喜欢吃。每到吃饭时，四小孩子端着碗，排着队，等着父亲给他们调面。他一碗一碗地拌好，看着孩子们吃得很香的样子，满意地笑了。习仲勋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家人。他疼爱孩子，但从不娇惯，不让孩子养成不好的习惯。节假日公务不忙时，他会带着孩子去游公园，或参加友人聚会。有时也和孩子们一起卖商店转转，孩子们看见玩具就嚷嚷着要买，因为习仲勋从不带钱，孩子要不到，就不高兴，他就耐心地讲道理，同时坚决不让别人代买或赠送。几个孩子从小都非常爱学习，特别喜欢看小人书和故事书，习仲勋就带孩子们去书店，让他们自己买。孩子们对这些书籍爱不释手，互相传看，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

　　习仲勋注意教育孩子从小养成节俭的良好生活习惯，他言传身教，从点滴做起。他经常用“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名言教育孩子，吃饭时掉在桌上的米粒都要捡起来吃掉，一丁点也不浪费，吃到最后还要掰一块馒头把碗碟上的菜汁擦干净。这种无声的教育，使孩子们都养成了不浪费一粒粮食的好习惯。孩子们的衣服和鞋袜大都是“接力”着穿，大的穿旧了，再让小的穿。齐桥桥上初中时，母亲齐心把炼钢时穿过的一件大襟罩衫给她穿，上面有不少被钢花烫出的洞眼。齐桥桥穿过的衣服鞋袜再给她妹妹安安和弟弟近平、远平穿。孩子们习惯穿旧衣服，穿着新衣服反倒觉得不自在，因为同学们穿得都很朴素。以至于习仲勋后来给桥桥做工作说：“你是女孩子，还是要穿好一点。”齐桥桥回忆说：“尽管我们姐妹兄弟小时候没有华丽的衣着，甚至比常人还要简朴，但我们的学习都很好，内心是充实的，精神是健康的，即使是在最艰难、被人歧视的日子里，我们仍然是乐观的，而且活得很有尊严。”

　　习仲勋还非常注意保护环境，节约水电，经常教育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厉行节约。习家人节俭行为出乎人的意料。习勋习惯用浴盆洗澡，每次洗完澡的水留着让孩子们再洗，然后还要用澡水洗衣服。家里厅堂的灯晚上一般很少打开，他要求房间里只要没人，一定要随手关灯。在外面散步时看见地上有烟头，他都会俯身捡起，扔到垃圾桶里。在他的影响下，家人一直保持着随手关灯、节约用纸、拧紧水龙头、自觉维护公共卫生的良好习惯，不仅儿女们一直保持着，就连孙辈们也继承了爷爷的这些好传统。

　　为了让孩子养成独立的生活习惯，习仲勋让齐桥桥、习安安、习近平、习远平姐弟四人都在八一小学寄宿上学，每周回家一次，都是他们自己乘公共汽车上下学，习仲勋从来没有用自己的车接过他们。孩子们除伙食费和乘坐公共汽车费用外，几乎不给零用钱。有时孩子们吃冰棍花了钱，就没有足够的钱乘坐公共汽车，只好走路回家。路远累得走不动了，齐桥桥就拉着弟弟妹妹的手，坚持走到下一站再坐车，为的是省钱。为看电影，孩子们就向秘书张志功要钱，虽然只给几毛钱、甚至几分钱，张志功给了他们但还要记账，月底把账本送给习仲勋过目。有时孩子们怕父亲在账本上发现自己的秘密，就从妈妈那里要来钱把账补上。

　　习仲勋教育子女不搞特殊化，不允许搞任何特权。齐桥桥小学毕业升初中时，报考了北京一。一中学和河北北京中学。由于一〇一中学学风好，齐桥桥很想上，但是成绩比一〇一中学的录取线差了零点五分。习仲勋试探地问：“要不要我去打个招呼？”齐桥桥知道父亲不会做无原则的事，看似征求她的意见，实际上是在考验她，更不会为她说情，因此她明确地回答：“考上哪儿就去哪儿”，高高兴兴地去河北北京中学上学了。虽然学校食宿条件较差，离家也只有一站路程，但习仲勋仍然坚持让齐桥桥吃住在学校，和同学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学习，保持平民本色。那时习仲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上，习姓又很少见，很容易让学校的老师和同学联想到习桥桥就是习副总理的女儿，习仲勋为了避免学校因此照顾女儿，就让她改随母姓，家庭出身也由“革命干部”改为“职员”，齐桥桥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习仲勋工作很忙，往往星期天还在家里和来人谈工作，由于和孩子们见面的机会少，就让他们坐在旁边，一边照料孩子，一边和人谈话。幼小的桥桥看着父亲和人谈话，不解地问：“爸爸，干革命是做什么呀？”习仲勋回答说：“革命就是做团结人的工作。”桥桥又问：“团结就是和人一块儿说话吗？”习仲勋回答说：“对呀，谈话就是团结人的第一步。”齐桥桥上初三担任班上团支部书记时，也学着父亲的样子，主动找同学谈心、做思想工作。可见孩子们受他的影响有多大呀！

　　在习仲勋蒙难下放洛阳期间，齐桥桥带着小弟习远平去探望父亲。一天，他们到工厂小卖部去买苹果，售货员知道他们是习仲勋的子女，出于对习仲勋的敬重之心，专门挑了大个的给孩子们，回家后姐弟俩高兴地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却受到严肃批评，习仲勋硬是让孩子们把大个的苹果退了回去。在广东工作期间，一次一批知名画家到广州采风作画，习仲勋向来尊重文化界人士和艺术家，就热情招待了他们，但由于公务繁忙，抽不出身子陪他们，就让齐桥桥等代表他到宾馆去看望这些画家，并一再叮咛桥桥只去慰问，不许要画，说画家们很辛苦，画一幅画不容易！孩子们从来没有利用习仲勋的权力和威望为自己谋取过一点好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习仲勋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是他一生中职务最高的时候，这时他对子女教育要求更加严格。那时，一些干部子女利用父母的地位和影响经商捞钱，有的违法乱纪、触犯刑律，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习仲勋对此十分忧虑，他认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纠正党风，首先要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家属做起，端正了家风，才能树起好的党风。

　　习仲勋家风之严，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他和前妻生有习和平、习乾平、习富平（习正宁）两女一男。奇儿乾平“文化大革命”前毕业于外交学院，学的是法语，分配到《国际商报》工作。一九八三年，王光英筹建光大公司。有意调她去工作。习仲勋闻知后，当面谢绝了王光英的好意，他说：“还是不要调她去好。你这个光大公司名气大，众目睽睽，别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后来他将此事告诉了乾平，女儿委屈地说：我是学外语的，到光大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做点事情，有什么不好？习仲勋严肃地说，人只要有才能，在哪里都可以发挥作用，就怕你没有本事。你是习仲勋的女儿，就要“夹着尾巴做人”。乾平继续留在《国际商报》工作，后来出了几次国。当时出一次国很不容易，而且还可以低价购买一些进口家用电器。习仲勋知道女儿多次出国的事后，就要她说清出去的理由。父女俩为此在一次吃饭时燃起“战火”，女儿顶撞说，我是记者，我是学外文的，出国是工作需要。习仲勋忽地站了起来，把筷子一摔，高声说道，哪有那么多的工作需要？不要什么行为都加上工作的名义！直到女儿表示今后不再随便出去，要踏踏实实工作后，他才消了气。

　　儿子习正宁，是“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科技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的高才生，毕业后分配到陕西户县山沟里一个国防科研第单位工作，一干就是十三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刚恢复的解放军后勤学院急需从军内外选调一批专业技术人员。由于习正宁各方面的条件都符合要求，被选中并迅速办理了调动手续。就在快要报到之前却起了变故，原来习仲勋得知此事后，没有与儿子商量就让学院撤回了调令。习正宁想不通，认为这完全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与父亲没有任何关系。习仲勋深知儿子当年是因他的牵连而在毕业分配时受了影响，但他这次还是让陕西省委做工作，要儿子继续留在原单位。他说，不能让人说我习仲勋刚刚恢复工作就调儿子回北京，如果那样做就会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习仲勋经常教育孩子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鼓励子女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正是由于习仲勋的严格教育以及家庭的耳濡目染，他的子女都自立、自强，无论是在逆境中还是在顺境中，都经受住了考验，成为党和国家的有用之才。

　　习仲勋在连天的炮火中是铮铮铁汉，又有着常人的绵绵情丝，性格上既有刚强的一面，又有柔情的一面。习安安曾送给父母一对虎皮鹦鹉，一天不小心让猫吃掉了。习仲勋下班回来看到笼碎鸟亡，难过得连饭都吃不下。

　　有一次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习仲勋看到家中的老猫因为哺育小猫变得很瘦弱，就给扔了一块食儿，结果老猫就给小猫吃。他感慨地说：“看，老猫是怎样对待它的小猫啊。猫尚且如此，更不要说人了！”后来有一天，姥爷习仲勋和外孙女张燕南开玩笑，故意发脾气，她却仰起稚嫩的脸对习仲勋说：“难道老猫就是这样对待它的小猫吗？”惹得习仲勋和在场的人都笑得弯了腰。习仲勋的家庭就是这样充满着和谐、温馨和快乐。

　　■父子情深

　　习仲勋的家庭不仅有欢乐、融洽、和谐，也有忧伤和酸楚。女儿习和平聪颖秀丽，恬静文雅，为习仲勋所疼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是习仲勋难以抹去的心痛。儿子习正宁在海南省任司法厅厅长期间，工作积极努力，正当大有作为之际，不幸于一九九七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对习家每一个人尤其是对年迈的习仲勋是莫大的打击。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一直都隐瞒着他。久而久之，不见习正宁回来，又没有任何消息，不免产生疑虑，当他问起时，都被家人与身边工作人员遮掩过去。以后他再没问起过，把对儿子的思念深深埋藏在心里。习仲勋毕竟是经历过重大挫折和风浪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饱尝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坎坎坷坷。他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坚强，忍着内心的伤痛，坚韧地面对现实，面对未来。

　　习仲勋和齐心经常鼓励儿女多读书、多学习，为人民作贡献，每过一段时期都要提出新的要求，要求也越来越高。有一次，当着儿女们的面，齐心对他们说：“家中的小事不能影响工作。”习仲勋听到后却严厉地说：“大事也不能影响工作！”习家对子女大事小事都要求严格，随时提醒他们注意保持好的传统。习近平担任福建省省长时，齐心依照家里的规矩给他写信，语重心长地说“高处不胜寒”，嘱咐他更要从严要求自己。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五日，家人为习仲勋在深圳举办八十八岁寿宴。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八十八岁是“米寿”，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习家三代人及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为他祝寿，这也是习家人难得的一次大团聚，唯独缺席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不是习近平不想参加父亲的寿宴，而是作为一省之长，他实在是公务繁忙，难以脱身，于是抱愧地向父亲写了一封拜寿信。

　　习近平深情地写道：自我呱呱落地以来，已随父母相伴四十八年，对父母的认知也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希望从父亲这里继承和吸取的宝贵与高尚品质很多，给我最深印象的大约如下几点：

　　一是学父亲做人。父亲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我党同志的普遍尊敬，首先是因为您为人坦诚、忠厚。您曾教诲我，您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和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并一以贯之，这正像毛泽东说的，“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二是学父亲做事。父亲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我辈与父亲相比，太过平庸，汗颜不已。但更令我们感动的，是父亲从不居功，从不张扬，对自己的辉煌业绩视如烟云。这才是成大事者的风范，永远值得我辈学习和效仿。

　　三是学父亲对信仰的执著追求。无论是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极左路线时期；无论是受人诬陷，还是身处逆境，您的心中始终有一盏明亮的灯，永远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在社会上喊我们是“狗崽子”的年代，我就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个大英雄，是我们最值得自豪的父亲。历史已经证明，您是一个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四是学父亲的赤子情怀。您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您热爱中国人民，热爱革命战友，热爱家乡父老，热爱您的父母、妻子、儿女。您用自己博大的爱，影响着周围的人们。您像一头老黄牛，为中国人民默默地耕耘着。这也激励着我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事业中，报效养育我的锦绣中华和父老乡亲。【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五是学父亲的俭朴生活。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

　　习仲勋在最后的日子里对子女们说：“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了个好名声！”这就是习仲勋留给子孙后代的享之不尽的宝贵财富！他以光辉的榜样，教诲儿女们如何做一个纯粹的有益于人民的人！

　　■宽厚待人

　　习仲勋向来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待别人却是难以想象的宽宏大度。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一位秘书，在小说《刘志丹》事件中，经不住政治压力，违心地写过揭发习仲勋的材料。习仲勋复出后，这位秘书一直不好意思去见他。习仲勋从别人那里得知他的住房有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时，就指示有关部门很快给他解决了一套住房，使这位秘书心里更感不安和惭愧。在他生病住院时，习仲勋还专程去看望，他感动得泪流满面，哽咽不已。习仲勋却安慰说：“你也是身不由己，我能理解，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安心养病吧！”还有一个大学青年教师， “文化大革命”期间打过习仲勋。“文化大革命”后，这个教师所在的学校派人找到习仲勋调查取证，习仲勋对来人说：“当时都是年轻人，算了吧。”当外调人员要告诉打他的人的名字时，习仲勋摆摆手说：“我不需要记住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审查过他的专案组工作人员，有的办案时态度恶劣。后来，习仲勋不计前嫌，对这些人“一律既往不咎”。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领导者错误发动的一场内乱，工作人员只是奉命从事，只要不是“三种人”，都应该是无辜的，责任更不能由他们承担。

　　习仲勋不仅宽宏待人，而且在关键的时候挺身保护干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国务院机关也贴满了大字报。当时有人揭发信访室只反映阴暗面，应列为运动重点。原来在庐山会议之前，为了纠“左”，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根据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的情况，给领导整理提供过有关材料。看到有人揭发这个问题，信访室的干部很紧张。为了保护干部，习仲勋用毛泽东形容的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关系的比喻，对机关干部说信访工作的性质是“反映‘一个指头’的问题”，不是反映阴暗面，从而使信访室的干部得到解脱。三年困难时期，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主任下乡调查粮食问题，把真实情况反映给领导，却受到被调查地方领导的责难，被调查地方还致函要调查人员到他们那里接受批判。习仲勋认为调查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便没有理睬，保护了这个干部，事后也没有告诉他本人。习仲勋在工作中信任干部、保护干部、支持干部的事例很多，受到广大干部的爱戴和敬仰。

　　习仲勋与人相处时，往往为别人考虑的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特别是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他的这种品格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九六二年，贾拓夫、刘景范等因小说《刘志丹》问题而受到牵连，他们一同被诬蔑为“反党集团”的成员。习仲勋抱着尽量少牵扯别人的态度，把能揽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对此有人很不理解，而他却说：“我身上的芝麻，放在他们身上就是西瓜；他们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他这种不揽功诿过、不顾个人安危的高尚品格，受到同事们的钦佩。习仲勋还非常注意不因为自己的问题影响到别人，也是有心要保护人。在下放洛阳工厂劳动锻炼期间，他有意识地不和厂里的领导主动接触，有人提醒他这样做不好，他却说：“回避好，以免给人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习仲勋情深义重，在工作和生活上很能理解人、体谅人，从不为难别人。有一件事让人非常感动。组织上给他家里派了一位炊事员，后来患上了肺结核病，按规定应该尽快调走。中央保健办的人员找这个人谈话时，他却表示不愿意走，而且当场晕了过去。习仲勋出于同情，不顾把病传染给家人的危险，同意他留下来，并帮助他治好了病。

　　习仲勋念旧、念情、念义，从不忘记每一个为党为人民做过贡献和帮助过自己的人。有一位战友战争年代牺牲了，解放后他把这位烈士的遗孤接到家中抚养，供他上学，直到参加工作。他还把战争年代曾经掩护过他养伤的一位老大娘，接到北京家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齐心的一位战友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因孤身年迈，也被接到习家给以悉心照顾。与他熟悉的老区劳模、陕西乡党和老家亲戚，是他家的常客，他都热情接待，从不怠慢和摆架子。

　　习仲勋还关心和惦记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一有机会他都要去看一看。他在广东工作时，许士杰是肇庆地委书记。习仲勋离开领导岗位后到深圳休养，得知许士杰因病住院，便不顾自己身体不适，在齐心的陪同下坚持坐火车从深圳前去广州看望。他说：广东改革开放靠的就是这批干部，现在情况好了，不能忘记他们。”

　　■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

　　习仲勋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在他身边工作过的秘书、警卫、公务员都深有体会。他要求大家，决不能利用领导的名义和工作的特殊性为他人或个人谋取利益，得到特别的照顾和提拔，要与其他方面的工作人员一样，平等地接受组织的考察、调配和监督。习仲勋特别讲，秘书是一个特殊的工作岗位，因为在领导身边，帮助领导做具体工作，下情上转，上情下达，责任重大，秘书的思想作风、工作质量，尤其是纪律观念，对群众影响很大，也影响着其他工作人员。秘书岗位虽然特殊，但人不能特殊。

　　习仲勋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时，同时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领导考虑到加强地方党委和部队的联系，便提出给跟随习仲勋十六年之久的秘书张志功在部队安排一个职务。习仲勋知道后当即表示反对，他说，地方领导的秘书在部队安排职务，没有这个规矩，我不能开这个先例。

　　一九六一年七月，跟随习仲勋十年的秘书田方工作变动，当时组织上提供了三个中央机关单位供选择。习仲勋却对田方诚恳地说，你还年轻，在国务院机关工作了十年，应当到地方上去锻炼锻炼，鼓励他扎根基层，心向群众。他意味深长地对田方讲了毛泽东艰苦朴素的故事，并叮嘱下去以后切不可搞特殊化。田方到陕西后，向省委转达了习仲勋的意见，并表示：我在机关待的时间久了，还是到基层去。陕西省委把田方安排到宝鸡地委工作，担任副书记，分管千阳、陇县两个山区县。

　　在此前后，遵照习仲勋的指示，在他身边工作的其他几位同志也愉快地下到西北或其他边远贫困地区工作。老秘书陈煦到了甘肃，警卫员杨荫华去了西藏阿里，卫焕新去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习仲勋经常写信或带话，鼓励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锻炼，为人民服务。

　　习仲勋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也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他们。他经常询问每个工作人员的家庭生活情况，凡是节假日都要带去他的问候和祝福。谁的家庭有困难，他就毫不吝惜地拿出自己的积蓄给予资助。几位年轻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他积极撮合，穿针引线，使他们结为伴侣，过上幸福生活。工作之余，习仲勋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散步、聊天或打扑克，有时还讲讲笑话，关系十分融洽。凡是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员，每当谈起习仲勋对他们的关怀和帮助时，都激动不已，由衷地敬重和思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