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把守祖国南大门

　　一九七八年四月，习仲勋返回北京后不久，就奉命去广东“把守祖国的南大门”。在这里，年逾六旬的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努力工作，要把失去的十六年时间补回来。他团结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省革委会（后改为省人民政府）一班人，率领广东人民，开展整风运动和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面纠正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开创了广东工作的新局面。

　　■主政广东

　　春节后的首都北京，虽然天气寒冷，但已透出春天的气息。习仲勋怀着对首都的深情眷恋和对党的事业的坚定信心，从河南洛阳再度回到北京。这次中央召习仲勋回京，是为了要他参加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三月八日，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当习仲勋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时，那些熟悉他的同志和战友们，都十分惊喜。对他们来说，历经劫难，九死一生，今日能得以相聚，实在是一大幸事。这次会议一致选举邓小平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习仲勋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与此同时，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也同时举行。习仲勋列席这次会议，听取了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还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会议期间，叶剑英亲切接见了习仲勋。他一见到习仲勋不禁愣住了，惊讶地说：“仲勋同志，你备受磨难，身体竟还这么好！”习仲勋激动地望着年逾八旬的叶剑英，由衷地感谢他在百忙中接见自己，简要地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习仲勋十分敬佩叶剑英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同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一起，坚决果敢地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他认为这些领导人在中华民族危难时刻所起的巨大作用，将永载史册。

　　习仲勋和叶剑英在延安时就相识，他对叶剑英渊博的军事知识、卓越的组织指挥才能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十分钦佩也很仰慕叶剑英的为人。习仲勋后来回忆说：“当时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工作日夜繁忙，还抽空接见了我。他见我身体很好，非常高兴，紧紧握着我的手，鼓励我要向前看，以后多为党做工作。他那宽广的胸怀，恢宏的气度，对同志亲切、谦和、真挚和深情厚谊，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个共产党员，还有什么比能为党多做些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

　　叶剑英接见习仲勋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习仲勋被错误审查关押十六年后刚刚恢复工作，另一方面是他希望习仲第勋，刮广东去工作。当时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身兼数职，既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这时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时还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在北京的政务和军务十分繁忙，广东省的工作实际上难以兼顾。而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那里的问题又比较复杂，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没有平反。因此，分管广东工作的叶剑英就想到了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习仲勋，考虑让他南下广州，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

　　叶剑英同华国锋、邓小平等领导人交换意见后，中共中央于四月初决定习仲勋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尽管这一职务同他当年曾经担任过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领导人和国务院副总理的级别相差甚远，但对饱经忧患、被错误处理、关押十六年之后的习仲勋来说，能重返政坛，在有生之年为党和人民做些工作，已经感到责任很重大了！

　　习仲勋很快得到组织分配他到广东“把守南大门”的通知。在动身去广东之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等都接见了他，对习仲勋到广东工作寄予很大希望，一再指出做好广东工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党中央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习仲勋以充分的信任和热情鼓励，使他深为感动，受到很大鼓舞，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时隔多年后，他回忆说：

　　我已有十六年没有工作了，一出来工作就来到了祖国的南大门广东，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大踏实。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特别是小平、剑英同志都找我谈话，要我大胆工作，来了要放手干。接着，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在京约请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谈话，宣布中央的决定，并对他们说：“中央决定让习仲勋到广东担任省委第二书记，这是叶帅提名，大家也都同意的。”由于韦国清要赶回广州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便把习仲勋赴广东的事情交给了吴南生办理。吴南生在全国总工会招待所找到习仲勋，商量确定了他赴粤的具体事宜。

　　习仲勋从河南回到北京后，因家中住房拥挤，暂时住在全国总工会招待所。昔日的同事和战友，听说习仲勋回到北京都到这里来探望他。由于人很多，又南下在即，时间很紧，他便不得不把每天的接待时间延续到凌晨四五点钟。

　　四月五日，习仲勋从北京乘飞机抵达广州，一到住地就投人紧张的工作。

　　四月六日上午，习仲勋出席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韦国清首先介绍习仲勋和代表见面，大家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决定，热烈欢迎习仲勋来广东工作。习仲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这次党中央分配我到广东工作，感到担子很重。我决心和同志们一起，在省委的集体领导下，努力做好工作。”他强调做好广东工作的重大意义，指出当前为了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必须努力学习，大力宣传党的十一大路线和五届全国人大会议精神；必须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抓紧、抓好，把被“四人帮”败坏了的党的优良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必须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侨务政策、民族政策、对敌斗争政策，以及经济建设中的各项政策；必须赏罚严明，伸张正气，打击歪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广东全省真正掀起一个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高潮。习仲勋在讲话中感情真挚地说，北方水土养育了他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他的讲话言语不多，但把广东作为第二故乡，要和广东人民共同奋斗的决心溢于言表，感人至深，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时任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回忆：“他不像很多人那样，讲话都用稿，他讲话没有稿子。再者他的话语很朴实。他在讲话中还讲到自己的不足，说自己刚到广东，对这里的具体情况还不熟，可能会犯一些错，希望大家指正，这让我们感觉到他和我们很交心。”

　　六日下午，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一次会议上，韦国清当选为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当选为第二书记。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任命习仲勋为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十二月任主任）。会后不久韦国清返回北京，广东的工作由习仲勋主持。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省委的工作上，省革委会的日常工作则放手由刘田夫负责。

　　这时，习仲勋身体虽然还好，但毕竟六十多岁了。广东省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创伤累累，百废待兴，百乱待理，局面纷繁复杂，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正像他所说：“我到广东前，已经十多年没有工作了，一下子到位置重要而情况又比较复杂的地方工作，在当时难度毕竟是比较大的。”面对这种情况，习仲勋义无反顾地“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革命胆略、远见卓识、大无畏气魄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既沉着面对，又雷厉风行，团结省委一班人，稳住大局，励精图治”

　　习仲勋上任不久，叶剑英就到广东视察工作和休息。叶剑英在听取了习仲勋关于广东工作初步设想的汇报后，以六句话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习仲勋在广东工作期间，一直把这六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一九八〇年一月，习仲勋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在革命战争年代，习仲勋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有丰富的经验，与军队中许多老帅、老将军有着密切的关系。善于协调军地双方的关系，是他的突出特点。他在广东工作期间，十分关心广州军区的部队建设和政治工作，把部队建设作为省委一项重要工作，注意动员地方各方面大力支持国防建设，有效地保障了队在广东的生产生活和训练需要，使部队建设进一步发展。同时，习仲勋十分注意把部队建设与地方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发挥军队优势，使部队在保卫国防和抗灾抢险等重大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了广东人民的拥戴。这一时习期，广东军政之间、军民之间关系团结融洽，“双拥”工作在全国前列。

　　■从整风入手拨乱反正

　　十年“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在广东培植死党，安插亲信，干了许多祸国殃民的坏事。从政治上揭批“四人帮”和在组织上清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方面，有很大进展，但从思想理论上批判“四人帮”，拨乱反正，在弄清路线是非方面，却不够有力，人们的思想还比较混乱。

　　正在这时，习仲勋来到广东。他以饱满的热情夜以继日地工作，一方面大量地阅读相关资料，一方面找干部谈话，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在较短的时间内对广东的情况有了基本认识。习仲勋认为，广东省的党组织和各级领导班子，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不少干部对很多重大问题认识不清，中央的路线方针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有的干部受过去“反地方主义”和“文化大革命”后期批修正主义及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影响，工作积极性不高；有些干部强迫命令作风依旧，群众意见很大；有些干部因“海外关系”受到排斥而感到不公，心气不顺。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经过认真分析研究，认为不解决干部队伍的这种思想状态，就谈不上开创广东工作的新局面，必须用整风的方式，解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按照习仲勋的要求，中共广东省委借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精神和做法，“把林彪和‘四人帮’连在一起批”；领导带头整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把整风作为抓纲治粤、拨乱反正的重大措施，动员全省干部、群众，首先是各级领导骨干通过整风弄清思想，统一认识，解决问题。

　　广东整风运动的开展有一个发展过程。六月初，习仲勋主持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进一步部署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并研究农业发展问题。会议进行到第三天时，参加会议的干部对省委个别常委在路线斗争、农业生产和工作作风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强烈要求省委常委首先解决好路线是非问题，把全省的农业和其他各项工作搞上去。鉴于这种情况，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研究决定，因势利导，及时把地、市委书记会议改为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以常委扩大会议的形式开展省委常委整风。省委领导王首道、刘田夫、李坚真、郭荣昌、王全国和吴南生等分别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在习仲勋主持下，这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发扬当年延安整风精神，初步冲破了林彪、“四人帮”强加在人们思想上的精神束缚。会议坚持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坚持“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针，“一方面，放手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另一方面，在对人对事的分析和处理上，坚持实事求是，治病救人”。开始时，有的同志担心把矛盾揭开，捅出乱子。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做，不但没有乱，而且安定团结的局面更加巩固，干部、群众的信心也不断增强”。这次会议，大家畅所欲言，又采取会内会外和上下结合的方式，“摆事实，讲道理，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各自主动承担责任，初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教训。参加整风的干部把积压在心里的话都敢于讲出来，使党内生活沉闷的空气为之一变。“经过揭露矛盾，分析矛盾，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重大的路线和政策问题上，统一了认识，解放了思想，增强了团结”。习仲勋在后来向中央汇报广东工作时说：“抓纲整风是揭批林彪、‘四人帮’，分清路线是非，肃清流毒的好形式。”因为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思想认识问题，采用整风的方法，可以广泛发动干部起来，联系实际，自己教育自己，统一思想、团结一致。“这样就冲破了一些禁区，干部、群众的精神状态起了变化。”

　　六月三十日，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结束，习仲勋在讲话中扼要地总结了省委常委整风的情况，指出：“这次会议，既帮助了省委常委整风，也教育了大家。”会议“按延安整风的精神，紧紧抓住揭批林彪、‘四人帮’这个纲，中心突出，方向明确，方法对头，发扬民主，畅所欲言，的确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一次重要会议，是抓纲治粤、拔乱反正的一次重要会议。对全省各级党委整风说来，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习仲勋总结会议成果，集中讲了几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首先，是动员全省力量集中解决广东农业落后的问题，这也是省委常委整风的一个重要目的。广东的农业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七年，粮食每年平均只递增百分之二点三，低于全国的增长水平。习仲勋指出：“农业上不去，一切问题都谈不上。因为首先要解决一个吃饭的问题。”他进一步说：“广东农业上不去，带来一系列问题。作为祖国的南大门，就势必拖全国的后腿，对内对外影响都不好。鱼米之乡没鱼吃，水果之城没水果，群众议论纷纷，有些地方甚至怨声载道。现在的确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他提出要通过这次全省整风，实实在在地促进全省农业的发展。

　　习仲勋在讲话中对林彪、“四人帮”破坏广东农业生产的问题做了全面的揭发批判，他以养鸭为例来说明“四人帮”奉行的农村经济政策是十分荒谬可笑的。他说，有的生产队竟然规定农民个人养鸭子不能成群，养两只是社会主义，养三只就成了资本主义。他指出，要彻底改变广东农业落后的状况，关键还是要拨乱反正，找到一条适合广东实际情况的农业发展路子。他要求，要认真贯彻中央连续发出的三十七、四十二和四十七号文件精神，坚决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各级党委抓农业就是要抓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搞好经营管理，坚持按劳分配，减轻生产队负担，发展多种经营，保护正当的家庭副业，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特别要通过整风，改变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瞎指挥和强迫命令作风，“树立起深入群众，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把中央的政策和地方的实际相结合的优良作风，促进广东农业的发展”。

　　习仲勋还举例教育干部要分清路线是非和政策界限。他说，罗定县有一个搞编织的老人有技术，但生产队只给他一般的报酬，他不愿意干就往外跑。为此，这位老人在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教育中受到批斗，说是“搞副业单干”、“搞资本主义”，并进行了处理。老人的女儿给他写信反映这个问题。习仲勋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农村很多东西本来是好的，却被他们当做资本主义批了，或者砍掉了。你说这究竟是谁在违犯政策呢？前些时，我请荣昌同志亲自到那里处理这件事，落实了政策，反映很好。”他要求“从省委起，各级党委、各条战线、各个部门都要重视农业．要抓‘农、轻、重’方针的贯彻执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抓农业科研，搞农业现代化，加快农业发展速度。”

　　习仲勋在会议总结中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对林彪、“四人帮”的罪行进行大揭发、大批判。会议揭批了林彪、“四人帮”在广东的党羽制造的大批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比如按“四人帮”“审理广东地下党”的黑指示，揪所谓的“南方判徒网”，搜集整理诬陷周恩来、叶剑英的黑材料，在海丰制造反彭湃的反革命事件，迫害了一大批干部群众。大量触目惊心严重事件的揭露，把广东省揭批林彪、“四人帮”集团的斗争大大推进了一步，广大干部的思想又一次得到解放，民主空气大为活跃。习仲勋指出：“要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处理这些事件，发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展开大讨论、大批判，联系实际，揭露矛盾。一方面教育各级党委，从这些事件中得到应有的教训，分清路线是非。同时，教育广大干部群众，要把清查工作做到底。”会上揭发的问题和提出的处理意见，对全省上下震动很大，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关注。

　　习仲勋讲的第三个问题，是通过整风对全省各级领导班子进行整顿，团结广大干部。他说，“四人帮”颠倒敌我，分裂干部对伍，挑动派性，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省委要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对各种人加以正确处理，合理安排，恰当使用。他指出，广东的各级领导班子，“总的说是好的，但在一部分干部中，思想有点僵化，有一种‘老大思想’，缺乏朝气，缺乏雷厉风行的作风。有的同志自己思想不解放，还处处卡别人，使得一些本来可以并且应当早日办成的事，也一拖再拖，落实不了”，这就容易导致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他告诫干部：“我们究竟是当官做老爷，还是做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改造到老的共产党员？不少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整风中要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而且是不容易解决的司题。”

　　习仲勋在讲话中指出：“广东工作要上去，根本在路线，关键在领导。要整顿好领导班子，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入领导班子的领导干部要做艰苦奋斗的榜样，做实事求是的榜样，严格要求自己，不要脱离群众。”他还提出要重视对年轻干部的培养，正确处理好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自觉维护干部队伍的团结。他再次强调：“整顿作风，刻不容缓。”

　　省委常委的这次整风，抓住了广东省问题的关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方苞回忆说：“省委扩大会议开得好。这个会议抓住了广东工作上不去的要害问题。习仲勋同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很高，有党性、有革命毅力，来广东才两个月，就抓住了广东上不去的两个主要问题。一个路线问题，一个班子问题。”

　　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之后，广东省直机关普遍开展了以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为核心的整风。在整顿中，整顿作风，分清思想、理论、路线是非；整顿机关，精简撤并机构，改变党政不分的现象，加强革委会的作用；精简不必要的会议和文件，干部深入基层，倾听群众意见，和群众打成一片；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各地市也积极响应，领导之间交心通气，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消除误解和分歧，自觉接受群众监督，领导班子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地市开展整风最早的是湛江地委，接着广州市委、海南区党委和各地委相继进行。为了加强领导，省委领导分别带领工作组赴各地检查指导整风。

　　习仲勋高度重视中共广州市委的整风，委托省委书记吴南生参加和领导广州市的整风工作。七月十四日至二十九日，中共广州市委召开为期半个月的常委扩大会议集中整风。省委有关领导和市委领导干部近四百人参加了十四日的动员大会，习仲勋出席并讲话说，广州市是广东的心脏，工作的好坏，对全省乃至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一定要把广州市的工作搞好。之后他多次参加中共广州市委的整风会议。十月五日，中共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举行市委整风第三次大会，习仲勋再次出席并讲话，肯定了广州市整风运动所取得的成绩，要求加紧做好整改工作，搞好领导班子的团结，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大干快上。

　　习仲勋还十分关心基层的整风工作。夏日的南粤大地，烈日炎炎。习仲勋冒着酷暑，到梅县、汕头和惠阳地区检查工作。七月三十一日，他参加汕头地委整风会议，在讲话中指出，汕头地区整风，要抓林彪、“四人帮”在海丰所制造的大反彭湃事件这个大是大非问题，这既是汕头地区的问题，也是全省的问题，是全省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强调各级干部“要跟上形势，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善于学习”，“各级领导班子的作风要来一个大转变”“不搞主观主义，一切问题都要经过调查研究，搞清情况才怍处理”。他鼓励汕头地区的干部要团结一心，工作先走一步。

　　在中共广东省委和习仲勋的正确领导下，广东的整风运动区得了明显成效，于一九七八年底基本结束。这次整风，彻底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使广东思想混乱的局面得到改变，对于把全省工作引导到正确方向上来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各级党委和革委会、各个部门普遍加强了领导班子建设，密切了干群关系。通过整风，恢复了党在农村的正确路线，落实了中央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农业得到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各项工作也有了新的起色。干部群众普遍反映，从整风中看到了省委的决心，增强了信心和干劲。年底，习仲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向中央汇报广东的工作时，也把整风运动的做法和收获作了全面汇报。

　　对于这次整风，也有不同的声音。整风中，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一些人的发言讲话还没有摆脱那个时代的烙印，往往上纲上线，言词有些过火。这样就产生了一些不同看法，有人甚至把“状”告到了中央。中央经过研究后，于一九七八年八月由叶剑英委托胡耀邦写信给习仲勋并省委各同志，转告他们说：“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对此，习仲勋在省委的会议上说，从来信可知，不光是叶副主席一个人支持，是说“我们”支持；不是支持他个人，是支持整个广东的党员和群众放手干，只要干得对，中央就支持。叶剑英转告的这几句话，对刚恢复工作没多久的习仲勋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鼓励和鞭策。

　　■旗帜鲜明地支持开展真理标准讨论

　　粉碎“四人帮”两年来，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已经逐步展开，但在涉及指导思想方面的根本问题上，几乎都同“两个凡是”的方针发生尖锐冲突。经过政治上批判和组织上清理，社会政治形势逐步稳定。现实向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是继续沿着“文化大革命”所实行的路线和政策前进，还是在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辟新的发展道路，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央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等一方面在逐步谨慎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错误，一方面在总体上还试图继续执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特别是当时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影响了正常政治生活的恢复这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许多理论工作者和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辈的抵制和强烈反对。

　　中国社会发展处在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两种主张的激烈交锋最终引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一九七八年初夏，在胡耀邦的组织下，先于五月十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文章，第二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此文。文章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两个凡事”的错误观点，揭开了催生新时期发展的大讨论的序幕。【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经过“文化大革命”前后十多年磨难的习仲勋，虽然对毛泽东充满崇敬，但他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的交锋中，义无反顾地坚定站在真理的一边，是全国最早一批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张的省级领导人。

　　《光明日报》五月十一日的文章发表后，《广州日报》和《南方日报》分别于十二日和十三日予以转载。对这篇文章，各厅面还存在着不同认识和意见分歧，有的认为文章非常好，切中时弊；有的则认为是“砍旗”，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由此逐步形成了全国性的大讨论。在这种党内思想极不统一的情况下，邓小平于六月二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六月二十四日，《解放军报》又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文章，从理论上回答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种种责难和疑问，堪称是《实践标准》一文的姊妹篇。

　　习仲勋以政治家的敏锐目光，深刻地认识到这场讨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密切关注着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进展情况。六月三十日，习仲勋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公议的总结讲话中，强调指出：“最近报纸上有些文章要好好地读，如《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理论要与实践结合起来，理论要指导实践，实践反过来又丰富这个理论，离开实践，理论一文不值。马列读得多，但不同实践结合，那有什么用处呢？”

　　习仲勋说的确实如此，理论同实践相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是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都早已论述清楚了的问题。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左”的思想盛行，使这一不成问题的问题却成了当时关系全局发展的重大问题，不认真对待，正确解决，许多事情都无法继续向前迈进。当时正在召开的广东省教育工作会议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六月底七月初，广东省教育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会批判教育战线上“左”的错误，就海南“屯昌教育革命经验”展开了激烈争论。这个从一九七四年开始在广东省推广的教育革命经验，自觉不自觉地贯彻“左”的错误，提出要等学生“读书务农”，要“把学校办成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歪曲了学校的性质和任务。尤其是提出“一批二干出人才”的错误观点，所谓“批”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路线，“干”就是大办农场、搞劳动，其实质是以“两个估计”为出发点，曲解毛泽东关于主学与兼学的关系，与党历来提倡的教育方针是相悖的。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经毛泽东圈阅过的，由“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就无法改变，屯昌经验仍然只能说是“正确”的。

　　会上两种意见争执不下。七月四日，习仲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客观分析了“屯昌教育经验”，指出这是“左”的错误思想的产物，同时认为“屯昌经验”与“四人帮”搞的“朝农经验”不同，不能说是黑样板，但其实质是以“两个估计”为出发点的，所以是错误的。不是说今后学校一点劳动都不搞。必要的时候也要到农村、工厂去劳动，但不能把学校搞成农场，搞成生产队。那样，学生的文化基础知识就学不好，就会影响人才的培养，这不符合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他明确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推广屯昌经验的后果来看，也是不好的”，“屯昌教育革命经验是省委总结、推广的，责任在省委，不在屯昌的同志。”习仲勋一切从实际出发，既分清是非、又主动承担责任的做法，有力地推动了广东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后来，习仲勋在回顾这一段工作时说：“开展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当时没有部署基层也开展讨论，但对省委领导来说，是进一步解放了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用实践来检验，使我们在重大决策、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等方面，都有了进步，作用是很人的。”

　　九月上旬，中共广东省委在广州连续举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省委常委和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参加。习仲勋在会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马列和毛泽东的经典著作中，都有过明确论述。现在，弄清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有重大实践意义的、针对性很强的问题。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对于我们肃清林彪、 “四人帮”的流毒，冲破他们设置的“禁区”，解放思想，拔乱反正；对于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新时期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充分发挥理论的巨大指导作用；对于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发展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习仲勋和与会者一起，联系广东的实际，用实践标准总结新中国成立一十九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文化大革命”前，广东省农业发展比较快，粮食增长速度和人均粮食产量都比较高，鱼肉禽蛋、水果和其他副食品供应比较充裕，主要是坚持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贯彻执行了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实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保留少量的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工副业，注重关心群众的生活，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猖獗，动辄给干部群众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到处鼓吹要“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将广大农民当做“小生产者”对待，肆意侵犯和损害农民利益，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致使广东农业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倒退现象。“大家指出，现在干部群众对广东农业上不去议论很多，迫切要求打翻身仗。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改进作风，就能加快广东农业发展的步伐”。

　　这次学习讨论会，“带动了全省陆续开展了讨论，对解放全省干部、群众思想，实事求是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起了很好的作用”。《人民日报》九月二十日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加快前进步伐》为题，报道了习仲勋主持召开的这次学习会。导语说，广东召开省委常委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学习会，联系实际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习仲勋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有重要实践意义的问题。这是见诸于报端的公开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第三位省级领导人。

　　这时，北京的政治局势还“不太明朗”，《红旗》杂志迟迟没有表态。习仲勋后来说：

　　那一段大家心有余悸，我也心有余悸。人家早给你透过风，那些漏风也是从北京方面来的……北京有同志见到了我，说我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早了，你不表态人家不知道你是啥态度……我表态早点，我们也进行了讨论．当时也发了通知，要下面讨论。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际上是跟“两个凡是”对着干的。党内有同志讲，凡是毛主席决定了的，凡是毛主席说了的，或者毛主席划了圈圈的，今后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也不能改动，这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会发展了。毛主席健在的时候经常教导我们，马列主义是发展的。……按“两个凡是”办，毛泽东思想不就停止了吗？就像林彪所说的到了 “顶峰”了吗？没有的，还是要发展的。如果不发展毛泽东思想，用静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毛泽东思想，那我们就不是真正高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

　　习仲勋这段话，说明了当年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在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交锋中，习仲勋尽管恢复工作不久，但他还是冒着再次被打倒的危险，在原则问题上坚定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坚持真理，直言不讳，显示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畏气概。

　　这次学习讨论会后，习仲勋要求广东各地联系实际，广泛开展真理标准的学习讨论活动。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随即召开理论学习座谈会，部署全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十月，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先后召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十月五日，习仲勋参加了中共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强调：“当前正在进行的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意义十分重大”，“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冲破禁区，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也打不好，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就肃清不了，更谈不上探讨新的问题，也谈不上安定团结，大干快上。”

　　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广东省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逐步由理论界扩大到地、市、县领导机关。各级领导班子结合整风，联系如何把农业搞上去的问题，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同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总结经验教训结合整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习仲勋不久后指出：“我们在这方面表态早点，不但表态，而且组织大家讨论，不仅省委讨论、省常委讨论，而且下面的干部、群众也参加讨论。”这样，广东就较好地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出现了思想比较活跃的局面。

　　中共中山县委十月份召开了两天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会，县委常委和部、委、办、公社、镇党委的六十余位负责人参加。县委常委带头发言，与会者思想活跃。会后，这种讨论会很快推广到公社及生产大队，到一九七九年二月，全县共开各种讨论会五百九十八次，有近六万人参加。通过讨论，干部解放了思想，不但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更重要的是冲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粮为纲”的框框，从实际出发发展生产，大胆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还为六十多个被批判的所谓“暴发户”、“庄园主”和“黑旗手”平了反，支持了一部分人在辛勤劳动的基础上先富起来。当时，像中山这样的例子在广东还有很多。

　　当然，学习讨论的发展也不完全平衡。由于“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少数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和模糊认识，甚至有抵触情绪。也有些单位对这个讨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与己无关，没有用处。

　　一九七九年春，习仲勋在传达贯彻四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针对这种情况明确提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许多地方还要补上这一课。”各级党委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加深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自觉地、坚决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不仅领导机关要搞，基层也要搞，讨论一定要结合实际，不要泛泛而谈，才能讨论得生动、深入，真正有所收获。他还指示《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和《海南日报》等党报，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或社论，阐述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他反复强调，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不管谁说的，不管是什么本本，不符合实际的都不能照搬。一定要敢于突破“两个凡是”的禁区，这样，我们才能敢于独立思考，开动脑筋，开动机器，思想才能活跃起来，敢想、敢说、敢做，才能生气勃勃。

　　这次真理标准讨论补课活动，取得了很好成效。习仲勋还领导广东省委把这一活动引人到全省的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和全省农田基本建设等会议中，要求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端正思想路线，解放思想，落实各项经济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他进一步指出：“解放思想必须和深入实践统一起来，在解放思想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意见。究竟谁的对，谁的不对，光在机关、会议上争论，是不能真正统一起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该到实践中去调查研究，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在实践中辨明是非，统一认识。”这场学习讨论和补课极大地促进了广东的改革开放。习仲勋后来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促进了我们解放思想，打破禁区，解决了思想僵化、半僵化的问题”，“使我们各项工作重新走上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这是一场意义极为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于我们端正思想路线，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对于促进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王全国等广东省委领导人，对习仲勋当年领导广东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印象十分深刻。他们回忆说，以习仲勋为班长的广东省委积极参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促进了正在困惑、反思的广东干部群众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思考中国的问题、广东的问题。广东省经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广大干部群众摆脱了“左”的错误思想的束缚，解放了思想，分清了路线是非，端正了思想路线，有力地推动了广东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从而为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大力平反冤假错案

　　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逐步深人，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进一步解放，纷纷要求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和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习仲勋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使一大批冤假错案得以尽快平反。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给广东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在此之前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也形成许多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因此，有步骤地解决这些问题，是一项十分紧迫而又重大的任务。在习仲勋来广东之前，中共广东省委已按照中央指示，开始进行这一工作。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特别是“两个凡是”思想的影响，党的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还处于起步阶段，广东省平反冤假错案的步子还不大。

　　习仲勋到广东上任之后，在“就职演说”中公开表明：“必须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侨务政策，民族政策”等。广大蒙冤受屈者也对习仲勋寄予厚望，认为他本身就是“左”的错误的受害者，能够体谅和理解受害者的处境和遭遇。因此，一封封申诉书寄到省委，一宗宗骇人听闻的案件提了出来。这一时期，平反冤假错案成为省委工作的重点之一。

　　习仲勋首先组织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和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委统战部、省法院等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学习中央有关落实政策的一系列文件，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提出的落实干部政策的要求开展工作。其次，他具体深入了解统战部、政协、宗教和侨务等方面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同时，依靠省纪委进行案件复查，逐一解决，加大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力度。

　　习仲勋不满足于阅看省委信访办公室送来的信件。他指示秘书贾延岩经常去信访办查看人民来信，在接待室倾听来访者的申诉，外出抄写要求平反的大字报。贾延岩回忆说：“一九七八年是‘文革’刚结束的第二年，社会上民众最强烈的要求莫过于平反冤假错案。根据习书记的明确要求，在那个时期我去过最多的省委部门是信访办，外出最多的工作是抄写大字报。”

　　那时广州市中山三路、四路和整条北京路街道两旁，贴满了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字报。一天，在北京路路口，正准备抄写大字报的贾延岩，被一群披麻戴孝的群众刚贴出的大字报吸引住了。大字报说的是一件事关人命的血案。贾延岩看了后，出于同情和义愤，忍不住悄悄给这些人出主意，让他们到省委信访接待室直接申诉，并指点去省委的路线。他的做法受到了同事的批评，说他是感情用事，领导的秘书怎么能叫老百姓到省委闹事呢！习仲勋听了贾延岩的汇报后，严肃地说：“你没有做错，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怕老百姓，对老百姓没有感情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这样的官在封建社会都不是好官！”

　　五月二十九日，习仲勋系统地听取了省委统战部关于全省统战工作的汇报，并指示他们要认真落实党的各项统战政策。六月十八日，习仲勋和省委有关负责人又专门听取关于海丰问题和南路（即湛江、茂名等地）地下党问题的汇报。这两个冤假错案是“四人帮”的爪牙在广东“文化大革命”期间制造的典型案例。

　　海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革命家彭湃的故乡。二十世纪一十年代，彭湃在海陆丰一带开展农民运动，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驱，有“农民运动大王”之称。“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为了反对周恩来和叶剑英，在海丰大反彭湃，诬陷彭湃是“叛徒”，残酷迫害彭湃的母亲及其亲属，大肆诋毁海陆丰农民运动，那些维护革命烈士英名的干部和群众也受到打击和迫害。同时，在湛江等地大揪“叛徒网”，把在抗战期间隶属于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广东南路党组织打成“叛徒党”。习仲勋对这两个案件极为重视。不久，他在深入汕头的调查研究中，进一步实地了解这两个冤案的情况，督促有关部门加快纠错平反。

　　六月三十日，习仲勋还安排省委书记、省委纪委书记李坚真就落实干部政策问题，在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专题发言。李坚真在发言中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凡属冤假错案的坚决平反，凡属应纠正的坚决纠正，错多少纠多少。会后，按照习仲勋的指示，省委批转了李坚真的发言，要求全省各地认真贯彻落实。

　　七月十一日，习仲勋再次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听取统战工作的汇报，专门就落实政策作出指示。他说，民族资产阶级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最大，做统战工作的同志要知道这种情况，他们被查抄的财物、被挤占的私人房屋，要按党的政策办事，该退赔的就要退赔；对错划的右派分子，要坚决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民族工作，要认真解决海南、韶关等地的国营农林场与少数民族社的山林土地纠纷问题。他要求，把国家拨给少数民族地区的款项专款专用，说这样“能办许多事，几年就可以把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搞起来”。习仲勋重视政协工作，提出统战部要通过政协这个组织，做好联系各方面群众和人士的工作。他要求，要把一些有代表性的老人和老干部安排到政协去工作，不要老说他们的缺点，要多看他们的成绩；对党外老知识分子，不要再提他们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直接称“党外老的高级知识分子”。他要统战部门把民主党派成员的分布情况搞清楚，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并指示做好宗教工作，按宪法办事，有信教的自由，也有宣传科学道理和无神论的自由。关于侨务工作，他要求统战部也要管侨务政策的落实。他还要求列席会议的省委组织部、省计委、省公安局、省财政局、省侨务办、广州市委统战部的负责人认真贯彻会议精神，协助落实好各项统战工作政策。

　　习仲勋注意抓了一些影响大的案件的平反昭雪。在他的督促下，庄辛辛冤案得以平反，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赞誉。一九七六年四月初，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广州人民以各种方式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其中突出的一个是广州半导体材料厂的青年工人庄辛辛。他于四月七日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公开写信说：“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革命人们的心中！”“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不要阉割的马克思主义！”庄辛辛因此遭到逮捕和批斗，按“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九七八年七月十四日，中共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习议研究庄辛辛案件，决定为其彻底平反。习仲勋参加会议并讲话说：“‘文化大革命’时，庄辛辛还是个小孩子，他这样关心国家大事，我们比不比得上他？我就比不上他。像这样的人，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这样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是不简单的，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当天，中共广州市委在中山纪念堂召开五千人参加的大会，省委书记李坚真受习仲勋的委派出席大会，宣布为庄辛辛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广东省为庄辛辛案件公开平反，在全国处理同类案件中是较早的。

　　一九七八年底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人的冤案平反，对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冤案平反，对“二月逆流”、天安门事件等重大冤案平反，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各地落实政策的工作，使广东彻底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冤假错案的决心更加坚定。

　　一九七九年一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会上，习仲勋对全省各项工作做出安排部署的同时，集中讲了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他旗帜鲜明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广东的“一·二二”夺权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等，宣布因这些问题受到迫害、株连的人和事予以彻底平反。他还代表省委对广东历史上的重要案件和遗留问题表明态度。

　　习仲勋说，“文化大革命”中，黄永胜等人秉承江青一伙的旨意，在广东成立专门机构，“审理广东地下党”，揪“南方叛徒网”，目的就是要反对和否定周恩来。他郑重地宣布，因这些案件受迫害的同志都应当平反昭雪；抗战时期广东党组织是在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的，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南方叛徒网”本身就是一个冤案，应该彻底平反；全国解放前活跃在广东各地的人民武装队伍，都是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在革命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把广东人民武装称为“土匪部队”，完全是诬蔑之词，必须彻底平反；海丰发生的反彭湃事件，矛头也是指向周恩来和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现在这一冤案已得到平反昭雪，被颠倒了的党的历史要重新恢复过来，对在这一事件中疯狂进行阶级报复、残酷杀害彭湃烈士侄儿彭科的洪桂文和其他几个民愤极大的凶手，交专政机关依法严惩。【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还再次强调了处理反右派斗争和“四清”运动中遗留问题的政策。他说，对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存在的问题，中央已发文件，明确指出凡是属于搞错了的，必须改正。广东省应按照中央指示精神，错多少纠正多少，全部错了的全部纠正，不留尾巴。对在“四清”运动中有些同志处分偏重和处分错了的，也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予以改正。凡是在“四清”运动中补定的阶级成分，都不算数，应以土地改革时划定的阶级成分为准。

　　习仲勋还特别对处理广东所谓的海外关系“黑六条”问题提出要求。他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江青、张春桥就诬蔑过去的“侨务政策都是反动的”，对归侨、侨眷大加迫害。在极左路线横行之下，一九七。年省革委会出台了《处理有港澳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意见》，在顺德、台山等地试点后在全省推行。“黑六条”搞得人心惶惶。侨眷、归侨、港澳同胞的亲属和有海外关系的干部，同海外亲人的正常通信联系，都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海外亲人汇来的养家侨汇，被说成是“特务经费”。“海外关系”成了莫须有的罪名，一批有海外关系的干部和侨眷、归侨被当做“特务”，横遭打击和迫害，制造了一批骇人听闻的政治假案，在海内外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他强调，广东是著名的侨乡，华侨和侨眷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华侨具有爱国的光荣传统，“黑六条”是反动的，应该彻底加以批判，凡因“黑六条”受到迫害的人，都要平反昭雪。

　　同时，习仲勋对解决农村基层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正处理的问题也提出要求。他说，由于极左思想的指导，错误地处理了一些干部，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也有打击面过宽、处分偏重的情况，伤害了一些同志。对这些问题，该平反的平反，该纠正的纠正。各地、市、县的一些重大案件，一律由各地、市、县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对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两退一插”等运动中的遗留问题，也要一一加以解决。

　　习仲勋的讲话引起了强烈反响，对平反冤假错案的认识和开展工作的决心，大得人心，博得了与会同志的阵阵掌声。

　　会议期间，广东省党、政、军和各界代表隆重举行仪式，深切悼念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革命战士陶铸，习仲勋和省里的领导人出席。习仲勋在讲话中高度评价陶铸的一生，号召大家学习他的崇高品质。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充分说明，在陶铸的领导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原中南局和广东省的各项工作中，是始终占主导地位的。原中南局和广东省委是红的，不是黑的。原中南局和广东的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原中南局和广东省的许多干部诬蔑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陶铸死党’、‘陶赵死党’等等，这完全是恶毒的诬蔑和陷害，是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服务的。今天，我在这里郑重宣布：凡是这类诬蔑不实之词，均应推倒。”

　　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各地和各条战线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一月二十七日，习仲勋又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决定进一步抓紧清查和落实政策工作。会议指出：“当前要加强省委清查办和落实干部政策的机构和力量。落实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工作，由省委统战部管起来。右派分子摘帽和改正的工作要抓紧。省委纪检委可多安排一些老干部，既要处理案子，又要抓党风。省委组织部要安排分批召开小型的退职离休老红军老干部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省委统战部可分组召开会议，听取爱国人士的意见。”

　　在习仲勋领导下，省委和各级党委先后发出一系列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各项政策的文件，切实加强落实政策的机构和力量，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步伐，一件件冤假错案得到平反。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还先后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林锵云、朱光、周小舟、邓文钊、冯桑、饶彰风等省级领导平反昭雪，隆重举行追悼会，对他们革命的一生给予实事求是的公正评价。习仲勋还主持了为中共广东省委原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王德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半反，恢复了其名誉和省委书记职务。

　　三月二十日，中共广东省委再次批转省委组织部《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情况和意见》。批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切实加强领导，真正把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抓紧抓好，力争在今年上半年基本完成这项任务，国庆前圆满结束这项工作。之后，省委从省、地、县机关抽调二千四百多名干部，组成联合工作组，分赴各地检查验收。工作组共召开了三百四十七次各种座谈会，抽查审阅了二万五千多宗案件，并接待和处理了大批群众来信来访，加快了各项政策的落实和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

　　在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习仲勋坚决贯彻中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亲自处理了一些重大案件，其中最突出的是“李一哲”案件和“反地方主义”问题。

　　“李一哲”案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广东乃至国内外影响较大的所谓“反革命集团案件”。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日，一张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张贴在广州闹市区的北京路路口i大字报写了六十七页白报纸，长达二万六千余字，署名为“李一哲”。

　　这份大字报抨击当时不完善的民主与法制，公开揭露林彪集团破坏民主与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罪行，指出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延续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林彪路线的表现形式是极左。大字报还不点名地指出江青一伙搞“反复辟”、“反回潮”的一系列罪行，并联系这些反常现象，分析我国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严重缺陷。

　　大字报贴出后，广州为之震动，观者川流不息。不久，它便流传到内地，在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海外其他地区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四人帮”头面人物江青说，这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王洪文则扬言要组织一百万人进行批判。广东省和广州市秉承“四人帮”的旨意，立即在机关、学校和工厂组织批判这张大字报的运动，先后组织了一百多场批判会和辩论会，其中不少是万余人的批判大会。这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李一哲事件”。

　　按道理说，在粉碎“四人帮”后，因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李一哲”应当平反释放。但在清查“四人帮”的过程中，他们的问题却反而升级了。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中旬举行的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批与“李一哲”有牵连的干部和青年，也受到隔离审查和内部批判。

　　习仲勋来到广东不久，就注意到这个案件。而关押在监狱中的李正天，听说习仲勋到广东后，便两次给习仲勋写信申诉。他知道习仲勋因为一本小说《刘志丹》而蒙冤十六年，刚刚平反出来工作，能够理解他的处境，否则也不敢“这么冒险”。他的同伴也认为“习仲勋是个好人”，对习仲勋寄予很大信任。

　　习仲勋确实对这一案件十分重视。从一九七八年的八九月开始，他多次主持召开省委会议，研究“李一哲”案件，并数次报告党中央。十二月二十九日，省委常委又一次讨论此案，一致认为“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不是反动大字报，应予平反。第二天，李正天等便从监狱释放出来。习仲勋并指定分管宣传工作的省委书记吴南生负责处理这件事，吴南生多次接见“李一哲”成员，和他们谈话。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习仲勋和吴南生等省委领导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接见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等四人，与他们谈话。习仲勋在听取他们的意见后，表示尊重他们的意见，并提醒他们注意冷静，防止被极少数人利用、钻空子，要把不正确的观点顶回去。习仲勋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的路还长，希望你们把路子走对，健康地成长。”当时正值春节前夕，习仲勋和省委还对他们过好春节做了安排。

　　这次谈话后，习仲勋感到李正天等人仍有怨气，有必要同他们再谈一次。春节过后，他同吴南生等省委领导再次接见李正天等人，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他说，最初定你们写的东西为反动大字报，后来又定为反革命集团，你们如何发火，怎么讲都可以，因为我们搞错了。我不只是对现在的省委负责，还要对上届省委负责，因为这是历史上发生、发展起来的，事情虽然不是出在我手里，但我也要承担责任。他对李正天等人提出两点意见：第一，当时那样处理不对；第二，要谅解当时的情况，理解当时的历史条件。习仲勋诚恳地对他们说，两次谈话都是交心的，你们的问题是历史问题，但现在解决这个问题要当现实问题来对待，处理这个问题的意义主要是为了问后。我们的思想要解放，你们的思想也要解放。你们受这么多罪，要控诉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对这种错误路线我也反对，但对你们也是个锻炼，要高姿态。我坐过多次监狱，坐共产党的监狱就有两次！我戴了脚镣，还绑了很多绳子，你们没有吧？现在有了民主，要正确使用民主权利，要划清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

　　习仲勋和吴南生还同他们商量了二月五日在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的事情。这次谈话长达三个多小时，习仲勋主动承担了上届省委的责任，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当天下午，习仲勋又根据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批复，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召开平反大会的问题。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郭鸿志、李正天和王希哲三人给省委、习仲勋和吴南生写了一封紧急信，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在广州最大的会场中山纪念堂而不是原定的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二是希望习仲勋参加平反大会；三是强烈希望省委领导接见“李一哲”案件的所有成员。

　　为了妥善处理好这件事，二月三日晚，习仲勋开完省委一个会议后，于十一点半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第三次接见李正天等人，谈话直至二月四日凌晨二点半。习仲勋批评说，你们的紧急信，“好像文化革命时给党委的紧急通令”。他苦口婆心地解释和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各项问题，说明要搞民主集中制，这件事情是常委会议研究决定的，他要赶到肇庆参加地委召开的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大会，实在抽不出时间。他说：“我和你们多次谈话，我的时间就是那么充裕？我已经是六十六岁的人，连续四个晚上连澡都没有洗，你们要谅解老同志。”对他们提出接见“李一哲”案件所有成员和有牵连人的要求，习仲勋当即答应，说明天可以找一个时间见一见。郭鸿志等对习仲勋为这一案件所做的大量而细致的工作深为感动，基本同意省委的意见。

　　四日下午，习仲勋兑现诺言，在省委组织部东湖招待所会议室接见了“李一哲”案的所有成员三十人。习仲勋与他们一一握手，并说，大家都受了一点苦头，这也不足为奇，历史上这一段很乱。平反会，我就不参加了，广东人多，五千五百万人口中有一千万人的口粮在三十斤保护线以下，不解决不行，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要很快搞上去。我不是官僚主义者，同李正天他们谈了三次话，昨天晚上谈到凌晨两点多，一连三个小时。不要说全世界，就是中国也很少吧！

　　但是，这些人却仍坚持他们的意见，要求在中山纪念堂开平反大会，坚持要求习仲勋出席大会并讲话。习仲勋严肃批评他们没有按诺言办事。经过他反复做工作，终于说服他们同意省委的安排，按计划召开平反大会。

　　二月六日下午，中共广东省委在广州友谊剧院召开有一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公开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李一哲”案平反。省委书记吴南生代表省委讲话，肯定他们当时提出的民主法制方面的问题是正确的，并用一大段话阐述了省委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应该吸取的教训。李正天等三人也分别发言，一致拥护省委对于处理这一案件的决定和吴南生的讲话。会场气氛活跃。“李一哲”案件的公开平反，广大干部和群众反映强烈。许多人说，省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为“李一哲”案件平反，并由省委承担责任，公开检查错误，进行自我批评，是大得人心的。

　　会后，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李一哲”案件平反的情况报告》。在报告中，习仲勋和省委总结了经验教训。认为，首先要继续开展对真理标准的讨论，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管是谁说的，不管是什么本本，只要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能照搬，做错了，都要纠正。这样我们的思想才能活跃起来，才能创造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其次，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当前特别需要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党的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应当允许人民讲话，鼓励人民去关心国家大事。人民群众讲话，讲错了不要紧，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顺耳的话，刺耳的话都应该听，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才能生动活泼，热气腾腾。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害怕民主，是神经衰弱的表现。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会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有了这个根本立场，民主生活才能活跃起来，才能进一步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奋斗。第三，一定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决不允许把人民当阶级敌人对待。要学会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不能用错误的方法去激化矛盾。共产党人采取这样的态度，就会团结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结成浩浩荡荡的大军。

　　对广东“地方主义”的平反，习仲勋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广东反地方主义先后有过两次，涉及面很大，伤害的干部相当多，影响了干部的积极性。第一次是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三年，当时，广东省的负责人因为广东情况特殊，没有完全按照中央的要求开展土地改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广东解放后，在土地改革中“迷失方向，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并认为方方犯了“地方主义”错误。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第二书记冯白驹、第三书记方方等分别做了检讨，方方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改任为第五书记。翌年，方方再次受到批判，并受到撤销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五书记、广东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职务的处分，一大批地方干部也受到处分和牵连。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是在一九五七年底。在整风反右期间，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冯白驹和古大存因对五十年代初的“反地方主义”提出质疑，受到批判。由此有了广东的第二次“反地方主义”，加之有人建议在组建海南区党委班子时过多地提名海南籍干部，被主观地认为存在着一个“海南地方主义反党联盟”，于是省委于当年十二月作出《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联盟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报经中央批准，撤销冯白驹省委书记和常委职务，撤销古大存省委书记、省人委党组副书记职务。第二年，又以古大存对其错误处分不做任何检讨，对处分不服为由，报经中央批准，给予古大存撤销省委常委、副省长职务的处分。

　　这两次“反地方主义”，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尤其是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是在紧接着的反右派斗争之后进行的，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的搞错了，有的处分偏重。广东的同志一直对两次“反地方主义”有意见，多次提出要重新审查古大存和冯白驹的问题。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精神，决定对这两次“反地方主意，讲行复查，并希望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都要正确对待历史的遗留问题，团结起来向前看。解决“反地方主义”问题遇到了省委几位领导的极力反对，但习仲勋还是坚持复查这一一历史积案。当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心存疑虑地问及此事时，习仲勋坚决地回答：“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可能是把为地方主义等平反搞成。”一九七九年八月，中共广东省委正式向全省发出《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通知》指出：“当时认定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一个‘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是不当的，应予以撤销。”

　　但是，由于两次“反地方主义”牵涉面广，历时时间长，复查起来非常困难和复杂。习仲勋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仍然关注这一案件。直到一九八三年，在陈云、黄克诚和习仲勋等人的关心过问下，中共中央于这年二月九日发出《关于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指出：“中央同意中纪委《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审理意见的报告》，撤销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撤销对冯白驹、古大存同志原处分的决定，恢复他们的名誉。”这一案件复查后，一大批因古大存、冯白驹错案而受牵连的地方干部也先后恢复名誉，全省撤销了原定处分的有一千二百二十二人，其中属于中央和省委管理的干部一百二十六人。同时，复查纠正了所谓“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陈恩地方主义反党集团”、“蓬荆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等案件。后来，经过复查，中共中央撤销了对方方的处分，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这宗历时三十年的广东“反地方主义”错案，终于得以彻底平反。

　　对习仲勋在为“反地方主义”这一错案的平反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吴南生有这样的评价：“习仲勋来到广东以后，依靠省委做了大量工作，对‘反地方主义’斗争进行复查。没有习仲勋，我们当时很多话都不好说，也就没法把平反‘地方主义’工作做好。”“习仲勋在处理广东‘地方主义’问题时，顶住层层压力坚持复查，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落实了干部政策。没有他，广东平反‘地方主义’冤假错案就不会这样有成就。实践证明，习仲勋的做法是正确的，维护和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促进了广东局势的稳定和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