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倾心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

　　“民族问题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实际问题”。这是习仲勋对西北地区区情的基本认识，也是他主持和领导西北工作首先考虑的问题。这不仅因为青海、甘肃、宁夏和新疆这四省民族问题复杂，而且藏族人数众多，大部分地区又与西藏接壤，联系密切，互相影响。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许多政策的制订和贯彻执行，不仅对团结西北各少数民族有决定性影响，而且对做好西藏工作，争取西藏和平解放，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导下，习仲勋与彭德怀一起，领导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为稳定西北局势，争取西藏和平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迎送十世班禅

　　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清朝政府国力孱弱，对两藏地方的统治效能降到最低点。中华民国建立后，对西藏的管理逐渐有所恢复。但由于内地一直处于不安定的战争状态，加上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挑唆，到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时，西藏上层集团在拉萨发动“驱汉事件，限令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在两周内离开拉萨”，并派出“亲善使团”出使印度，准备前往英、美、法等国游说，谋求“西藏独立”。这时，美国直接插手，派出人员同西藏上层人士频繁接触。西藏面临着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危险。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战略决策。一九四九年八月六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对保护十世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藏民，作了周密安排，彭德怀还在此前到班禅驻地塔尔寺访问，了解情况。

　　按照中央的指示和意图，习仲勋和彭德怀十分重视对十世班禅的统战工作，指定由第一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范明具体负责。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十世班禅及其随行人员由香日德返回西宁，同中央人民政府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天，十世班禅致电毛泽东和朱德，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

　　最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考虑把解放西藏的任务交给中共中央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来承担。后来由于西北地区解放战争结束较早等原因，毛泽东又一度准备改由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来担负。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两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羽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派人调查了解了经青海人藏的前路情况，并向毛泽东汇报说：“由青海、新疆人藏困难甚大，难以克服。”最终毛泽东权衡利弊，于一九五〇年初将进军西藏的主要战略方向由西北转向西南，作出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由中共中央西南局担负主要责任，中共中央西北局配合的决定。据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北局，分别作出由西康、云南、青海和新疆多路同时向西藏进军，以军事实力为基础，努力开展和平争取工作的部署。

　　经过充分准备，西北军区于六月和八月分别从青海、新疆派出部队，向后藏和阿里地区进军，支援西南军区第十八军将于十月初发起的昌都战役。与此同时，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加强对十世班禅的团结争取工作。

　　西藏民主改革前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宗教在其政治经济生活中居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宗教领袖达赖和班禅受到西藏人民的高度信仰。这里的阶级矛盾与民族、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国内民族之间的隔阂又和祖国统一与分裂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西藏问题极其特殊的复杂性。因此，解放西藏，处理好宗教问题是一个关键。

　　这时，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贺龙，正主持研究进军西藏问题。他认为：国民党在康藏所以失败，是由于对西藏内部宗教问题处理得不好；而英国的势力所以能够伸张进去，也是从宗教问题着手的。因此，对现驻在青海的十世班禅的统战工作，就成为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重点。

　　达赖和班禅，是在西藏宗教中占统治地位的黄教始祖宗喀巴的两个弟子。几百年来，各有其地位和统治地区，其中达赖的实力和影响占优势；班禅则主要在后藏日喀则等三大寺院地区有影响，并比较多地倾向于中央政府。以后由于英帝国主义的挑唆，达赖和班禅两位宗教领袖失和。一九二三年，九世班禅因惧怕达赖噶厦的加害而出走内地，十世班禅即位后仍未回到西藏。在这种情况下，做好对十世班禅的统战工作，有利于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实现祖国统一。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就积极争取十世班禅问题致电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南局，指示：班禅既已表示拥护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我应积极争取之。在解放西藏的既定方针下，在实际工作的策略上，应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这时，在中央分管民族和统战工作的中央民族工作委员会主任李维汉，也建议中央：“由于历史关系及班禅集团的关系，由西北向西藏可以进行许多工作，建议中央正式通知西北局在这方面利用一切有利条件进行工作。”十月二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共央西北局并中共青海省委，指示：“关于班禅集团的各项事务，中央酉冬电已授权彭（德怀）习（仲勋）负责处理，望西北局即作通盘筹划，分别执行，青海省委应负的责任与工作，亦请西北局加以规定。”

　　十月昌都战役胜利后，中共中央西南局又向中共中央建议：西北局除承担进军后藏和阿里的军事任务外，还要承担这两个地区的政治任务，以便解决经济和运输补给方面的困难。中共中央接受这一建议，于十一月九日电示中共中央西北局、两南局：“因在解放西藏的整个作战中，西北人民解放军担负讲军后藏和阿里地区的任务，又因后藏为班禅集团历史关系最深而现在仍保有相当影响的地区，而班禅的工作则属于西北局，故刘伯承同志提议由西北局同时担负接管后藏和阿里地区的政治任务。为此，西北局应即积极进行各种有关准备工作，如政策、人员、统战工作等。”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先后多次召开会议，认真讨论贯彻中央指示，决定组建专门机构，加强对十世班禅方面的团结争取工作。并确定由西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范明任驻班禅行辕代表，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牙含章“协助担任联络及领导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将有关情况报告中央后，中央即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复电同意。

　　这时，十世班禅已派代表计晋美同中共中央就其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等问题进行协商。九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就十世班禅进藏已商定的事项电告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南局。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又将周恩来与计晋美谈话的内容告知中共中央西北局，以便做必要的准备工作。谈话的主要内容：（一）中央同班禅间的合作是建立在互相信任与互相依靠的基础上；（二）必须尽一切可能争取达赖，主要是为了宗教关系与西藏内部的团结；（三）解放拉萨的进军还有一段时间，在此时间内大家积极做必要的准备，十世班禅方面主要是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青海省人民政府帮助下努力训练干部。进军西藏、护送十世班禅进藏的准备工作正在抓紧进行。

　　在解放西藏的工作实施之初，十世班禅回藏的时机并不成熟。李维汉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致电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南局征求意见。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在仔细分析形势后，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致电李维汉等，陈述他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意见。习仲勋说：“班禅集团进藏心切这是很自然的”，但“在目前情况下，班禅集团只有在全藏解放后或我中央政府与达赖政府谈判协议成立后，回藏才正合时机，过早对我解放西藏决策及团结全藏的方针都会有影响。这种精神已托汪锋同志赴兰（州）向他们就便反复说明，要他们等待时机并将人藏工作进行充分准备。”并说：“以往中央指示各项已分别拟订具体步骤帮助积极进行。”

　　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意见，与周恩来同计晋美谈话精神是一致的。当计晋美返回西宁时，周恩来叮嘱他路过西安时要“与仲勋同志详谈”。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再次讨论了护送十世班禅入藏问题，形成若干实施意见并决定 成立中共西北西藏工委，派专人去北京向中共中央汇报和请示有关问题。

　　一九五一年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副部长汪锋和范明、牙含章到达北京，向中共中央统战部汇报工作。李维汉就护送十世班禅返藏、做好统战工作及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筹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他们一起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对西北地区进藏的任务、路线、部队隶属关系、进藏物资准备和十部等问题作了明确指示。

　　二月十三日，中央军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发出《关于西北方面参加解放西藏的准备工作的通知》。要求：“今年必须全部解放西藏，西北人藏工作必须于三月底以前完成一切必要准备，不得延误”，初步确定西北进藏人员数量：中共西北西藏工委一千五百人，家属一千人，班禅方面一千五百人。《通知》还强调：“所有中央允许班禅集团之条件，必须迅速尉满地予以实现，给班禅卫队配备干部及配备一个医务所和电台等，责成西北军区迅速解决。”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勋进一步加强进军西藏、护送十世班禅的各项准备工作。二月二十七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正式任命范明为驻班禅行辕代表，牙含章为助理代表。三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接到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丁两南只能提供一千人进藏给养的电报后，又召开临时会议，专门研究进藏问题，决定压缩西北进藏人员，中共西北西藏工委为七百人，班禅方面为八百人，总计一千五百人。其中五百八的给养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供给。

　　三月十九日，范明在青海省政协副主席扎西旺喜的陪同下，赴塔尔寺班禅行辕履行职务。班禅方面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之后，护送十世班禅进藏的工作进一步开展起来。二十七日，十世班禅致电毛泽东，希望“人藏前到北京谒见毛主席”。他表示：“最近西北军政委员会派员协助本辕积极准备人藏事宜，深信西藏人民解放与班禅光荣人藏，不久即可实现”，“今后誓愿在主席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效忠祖国，解放西藏，团结全藏人民，为彻底肃清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巩固祖国西南国防，建设繁荣幸福的新西藏而努力”，“并拟于短期内赴京致敬，面耽训诲。”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西北局加紧调配了一千一百余人的进藏干部、工作人员、勤杂人员以及警卫分队，筹集了大批物资，并在陕、甘、宁、青各省购买和租用了一大批牲口，作为驮运物资之用四月二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十世班禅进京，并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妥人妥为护送”。昌都战役的重大胜利，引起西藏上层人士的极大震动，达赖集团几经权衡，决定派出和谈代表赴北京谈判。中央“估计达赖集团的和谈代表四月下旬可到京，如班禅亦于是时前后抵达，或有利于我们促进前后藏的团结”

　　四月十五日，习仲勋致电范明，要求做好十世班禅进京的各项工作：“班禅到兰（州）时，兰市党政军民机关应派代表前赴机场欢迎”，“班禅代表益喜楚臣所提各项要求，均可同意”。范明遵照习仲勋的指示，对班禅率领堪布会议厅各负责官员一行十五人的赴京活动，作了周密安排，于二十二日由兰州乘专机飞抵西安。他们在途经西宁和兰州时，都受到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西北军区及青海、甘肃负责人的热情欢迎和招待。

　　对在西安迎送十世班禅，习仲勋作了精心安排。十世班禅抵达时，习仲勋率有关方面负责人赴机场欢迎。习仲勋后来撰文回忆第一次与班禅会面的情景时说：“我第一次与班禅大师见面是一九五一年四月中旬的一天。那时他率领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赴京途经西安，我代表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到机场迎接。当他走下飞机时，一个活脱脱的英俊藏族少年活佛形象出现在我的眼前。在飞机舷梯下，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心情激动地对我说：我们是专程去北京向毛主席致敬的！我要把藏族人民对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良好祝愿亲口转达给毛主席。”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西北军政委员会举行宴会，欢迎十世班禅。习仲勋主持并致欢迎词。他热情洋溢地说：

　　西藏班禅额尔德尼先生及随行官员，赴京谒见毛泽东，路过西安，我代表西北军政委员会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特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慰问。你们是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西藏，遭到反动派的迫害而离开西藏的。几十年来，你们是一贯为反对外国侵略，为祖国的团结和统一而奋斗的。

　　西藏是中国的西藏，是西藏人民的西藏，不能让任何帝国主义强盗侵占和蹂躏。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早已决心解放西藏，要援助西藏同胞回到祖国怀抱中来，要援助藏族人民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让西藏人民也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现在，西藏快要解放了，你们也快要回到西藏和西藏人民欢聚一处了，这是西藏人民和全国人民最高兴的一件事。祝贺你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团结西藏各方面的人士，为藏族人民的解放和发展而奋斗，为巩固我们伟大的人民祖国而奋斗。

　　习仲勋讲话后，十世班禅再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决心与西藏各界爱国人士一道，为西藏的解放和藏族人民的团结而努力奋斗。

　　从此以后，习仲勋和十世班禅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成为知心朋友，合作共事近四十个春秋。

　　二十五日下午，十世班禅一行与专程前来迎接他的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特派代表杨静仁，一起由西安启程前往北京。一下飞机，就受到朱德、周恩来、李济深、郭沫若等领导人和首都干部、群众及喇嘛六百多人的欢迎。五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十世班禅，希望他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贡献。

　　五月二十三日，经过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等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多次谈判，在十四世达赖、十世班禅的响应和努力下，终于签订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又称《十七条协议》）。协议明确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

　　在《协议》签字仪式上，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和十世班禅讲了话。阿沛-阿旺晋美在讲话中，谈到自己在来京的路上，“亲眼目睹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团结政策区域自治的事实与初步成绩”，“所以，我们衷心地热烈拥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团结政策与和平解放西藏的正确方针”表示要“在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领导之下，与全国各兄弟族团结合作”，“回到我们自己平等、友爱、互助、团结的国大家庭里来！”十世班禅也为《协议》签订而向十四世赖发了贺电，表示：“愿竭绵薄，精诚团结，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协助您和西藏地方政府，彻底实行协议，为和平解放西藏而奋斗。”班禅和达赖终于在失和二十九年后开始恢复联系，西藏民族团结出现了新的局面，促进了祖国统一。

　　西藏和平解放，中国大陆实现了基本统一。六月二十一日，十世班禅在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使命后，返回青海塔尔寺。途经西安时，习仲勋再次欢宴十世班禅，进一步增进了了解和友谊。十世班禅回到塔尔寺后致信习仲勋说：“此次来陕，晋谒崇阶，面聆教诲，蒙您特加青睐，热烈招待，既荷礼遇有加，复蒙惠赠厚贶，隆情雅谊，无微不至。返青时又蒙派员沿途照料，仰见关怀之殷切，益增衷诚之感谢”，“今后敬以至诚，愿在毛主席和您的领导下，为建设繁荣幸福的新西藏而努力。”

　　■中央人民政府特命代表

　　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签订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快了进军西藏的速度，西北方面进军西藏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

　　一九五一年六月七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范明为中共西北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他所带领的部队编人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独立支队序列。七月，班禅行辕入藏工作委员会也正式成立，计晋美任主任委员。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范明率十八军独立支队及西北工作人员率先进藏，牙含章继续留班禅处工作，班禅行辕可派少数人员随范明先行人藏。中共中央并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注意对班禅处工作的领导”。八月十二日，在范明的率领下，西北人藏部队与班禅行辕计晋美等一千三百人，作为先遣队从西宁出发，向拉萨开进。

　　与此同时，护送十世班禅人藏返回扎什伦布寺的工作，也开始实施。按照《十七条协议》规定：“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和职权。”为此，中央决定在时机成熟时护送十世班禅返藏。【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自九世班禅于一九二三年离开西藏后，扎什伦布寺及其所属百姓一直由达赖噶厦政府管理，按照《协议》规定，应交回班禅堪布会议厅接管。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但对十世班禅返藏的时机选择，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经过认真考虑后，认为宜选在十四世达赖表示欢迎之后，这样能更好地贯彻《协议》，促进西藏内部的团结。

　　九月十九日，十四世达赖终于通过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致电十世班禅，欢迎他“即速起程回寺”，并表示在其进人西藏后，沿途各地派乌拉做好运输工作。十世班禅进藏的时机业已成熟。之后，几经磋商，十世班禅返藏时间定于道路封冻之前的十二月内

　　十一月四日，十四世达赖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欣闻班禅仁普亲拟于公历十二月内自塔尔寺启程回藏，至为欣慰。除已令班禅喇章立即派员前往迎接，西藏地方政府已指派堪穷、代本各一人及哲蚌、色拉、噶丹三大寺堪布总代表等即日出发前往迎接外”，“谨请您——伟大的人民领袖，赐予维护帮助，使班禅仁普亲得以迅速启程返藏。”实际上，十四世达赖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了派代表欢送班禅的请求。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意达赖的请求。十一月十一日致电中共中央西北局并转中共青海省委：“对班禅人藏事宜，请你们负责检查督促，帮助其克服困难，不可疏忽”，“请仲勋同志于班禅起程前代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前去向班禅致欢送之意并向随同人藏的藏汉人员讲解政策。”这一决定，说明中央和毛泽东对班禅返藏的高度重视，也表明中央对习仲勋处理民族事务的认可和信赖。

　　习仲勋高度重视十世班禅的返藏和欢送工作。为此，他“多次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就有关的准备事宜进行细致周密的部署。他要求有关人员要以高度的责任感，从维护祖国统一的高度来认识和完成好这一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要看到有利条件，更要看到困难，要把困难估计充分”。

　　十二月十二日，习仲勋乘飞机从西安前往兰州。这时正是两北的隆冬季节，天气变化无常，西安还是晴天，兰州却乌云密布。习仲勋乘坐的中苏民航飞机，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两时才起飞，下午四时到达兰州东郊机场。当晚，习仲勋住在老战方、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在省委机关的住所。

　　第二天上午八时，习仲勋乘汽车前往青海。由于简易公路路况很差，坎坷不平，直到下午五时才抵达西宁。习仲勋第一次到青海，受到了西宁各族人民群众和省属机关干部的热情欢迎，省属机关干部还为习仲勋一行举行了欢迎晚会。

　　十四日，习仲勋在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和甘南藏族首领黄正清的陪同下，前往塔尔寺拜会十世班禅。

　　塔尔寺是青海省藏传佛教的第一大寺院，坐落在青海省湟中县鲁沙尔镇西南隅的莲花山山坳中，距西宁市二十六公里，是藏传佛教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为藏区黄教六大寺院之一。

　　欢迎的僧俗群众队伍从山腰寺院蜿蜒至河滩，排成二三里的长龙，习仲勋一行从夹道欢迎的人群中走过，藏族群众躬躯张臂垂首致敬，有的老媪还双膝跪地叩首膜拜。当他们行至寺院山麓时，鼓乐齐鸣，号音震谷，寺院僧人列队以礼相迎。习仲勋气宇轩昂，神态自若，面带微笑，踏着铺盖红毡的石阶，健步来到十世班禅的庭院。

　　习仲勋在十世班禅和他带领的几位寺院高僧迎接下，进入金碧辉煌的客厅。宾主分席入座后，习仲勋首先向十世班禅致意，诚恳地说道：“我此次来西宁，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主席欢送佛爷返回西藏的。”

　　“谢谢，谢谢！”十世班禅连声致谢，并激动地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我们是回不了西藏的。”

　　习仲勋与十世班禅进行了亲切交谈，就返藏事宜再次征求意见，并作了叮嘱。随后，十世班禅陪同习仲勋参观了塔尔寺。习仲勋“不时地赞叹寺院的精美雕塑和建筑艺术，向陪同高僧询问着佛典经文”。塔尔寺三千多喇嘛排列寺外，奏乐欢迎。该寺法台、活佛和僧官等代表全寺喇嘛向习仲勋敬献哈达，感谢人民政府实行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感谢人民政府对塔尔寺僧众的关怀和照顾。习仲勋与僧院负责人一起座谈，了解情况，征询他们对政府的意见。

　　之后，十世班禅设宴招待习仲勋，酒菜饭食、佳肴美馔，均系汉族风味。习仲勋举杯：“庆祝西藏和平解放”，“祝班禅额尔德尼一路顺风，胜利返回西藏”，“希望班禅活佛与达赖喇嘛闭结合作，为建设新西藏作出重大贡献。”习仲勋与十世班弹及他的随行人员频频举杯，互相祝福，深切交谈，气氛热烈。宴会进行了约两个小时，直到夜色苍茫，习仲勋一行才驱车返回西宁。

　　十五日下午三时，十世班禅按照卜算的吉日，在堪布会议厅要员的陪同下，自塔尔寺出发到达西宁。他们在这里停留三天后前往香日德，再从香日德出发前往拉萨。在西宁，十世班禅向习仲勋和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廖汉生赠送礼品，并举行辞别座谈。座谈中，堪布会议厅的要员们提出，拨给他们一定数量的枪支和银元，并要求带一辆小员车到日喀则供班禅使用。习仲勋爽快地说：“佛爷的要求，我们可以完全满足。明日即全部兑现”，并就轿车如何运抵日喀则作出具体安排。十世班禅一行非常满意。

　　习仲勋对十世班禅很尊重，言必称“佛爷”，随行人员很不理解。习仲勋向他们解释说：“这是民族政策嘛。”

　　十六日晚七时，青海省各民族和各界人民一千多人，在省政府礼堂隆重举行欢送十世班禅回藏大会。会场灯火辉煌，主席台上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四壁张贴着欢送十世班禅回藏的红绿色标语，气氛十分热烈。班禅堪布会议厅也派出喇嘛仪仗队参加欢送仪式，更增添了大会的气氛。大会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赵寿山主持，习仲勋致欢送词。他说：我奉毛泽东主席命令，代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并西北军政委员会，前来欢送班禅额尔德尼先生返回西藏。他在阐述十世班禅回藏的重要性后，强调指出：

　　西藏领土是祖国锦绣山河不可割裂的一部分，西藏人民是祖国人民血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是西藏人民开始摆脱黑暗和痛苦、走向光明和幸福的唯一正确道路。我希望并且相信，班禅额尔德尼先生回藏后，一定能够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同达赖喇嘛更加紧密团结，并在人民解放军协助下，忠实地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的全部规定，为根除帝国主义影响，为巩固祖国边防，为促进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不断获得发展和进步，为建设一个辉煌灿烂的新西藏而奋斗！

　　习仲勋祝愿十世班禅一行一路平安，祝愿班禅额尔德尼身体健康！随后，十世班禅致答谢词，感谢中央人民政府，感谢毛主席和各位首长。他说：习副主席在百忙中不远千里，前来为我们送行，不胜感激。他激动地说：“我们流离内地近三十年了，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与中国各兄弟民族的热诚帮助，西藏和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重返两藏亦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是西藏人民的大救星，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只有同祖国各兄弟民族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西藏民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后来，习仲勋回忆说：“班禅大师这段话情真意切。他的前世即第九世班禅曲吉尼玛，由于同十三世达赖喇嘛失和，被迫离开西藏，长期流落内地达二十六年，直到圆寂时也没能回到西藏。如今，返藏回寺的愿望终于由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实现了。他高兴、激动是很自然的。”

　　十七日中午，习仲勋又与十世班禅及其几位重要随员恳切谈心，再一次嘱咐十世班禅回藏后“不要急，要照顾全局，首先要做好藏族内部的团结，这样西藏各方面的工作才有希望。”十世班禅后来回忆说：习仲勋向他介绍了西藏内部的形势，全面讲解了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中心问题是要认真贯彻执行协议，主动搞好同达赖和噶厦官员的团结，要估计可能遇到的困难，要有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执行协议也要一步一步地去做。班禅说：“那时他才十三岁，有些话的意思还不能完全理解，但是习仲勋同志给他谈话时那种亲切和蔼的态度，反复耐心地解释问题，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永远难忘。后来他在西藏工作中遇到困难时，特别是刚刚回到西藏的头几年，在执行协议的问题上，在处理堪厅同噶厦之间的历史悬案的问题上，一下子遇到一大堆难题，他立即想起了习仲勋同志的话，觉得是那样深刻，那样符合实际，从而真正理解了那些话的意义，于是有了想办法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十八日，习仲勋还在中共青海省委的小会议室里，“用一天时间，向行辕人员和随班禅人藏的汉族干部三百余人作了一次报告，以彻底实现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为题，并提到入藏后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在会上，护送班禅进藏干部工作队负责人牙含章汇报了进藏工作干部的组成和装备等情况。习仲勋关切地询问工作队人员的思想状况和对进藏工作的认识，牙含章逐一作了回答。习仲勋肯定了他们的工作，但又感到“这次随班禅人藏的干部，从领导同志起，多数人都有过急过高的要求，总认为人家落后，殊不知人家就是一个封建集团，是一个反帝爱国和赞成共同纲领的封建集团，但又是我们必须联合而又可能推动其前进的一个封建集团。”为“防止他们和班禅集团搞不融洽，而妨害我们工作的进展”，习仲勋向牙含章和几位负责人反复地阐明这个道理，叮嘱他们一定要顾全大局，做好工作。

　　针对入藏干部的思想状况，习仲勋按照中共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对护送工作做出全面部署。他指出：

　　在西藏做工作，要采取“稳进慎重”方针，不能犯急性病。所谓“稳进”不是不进，而是多用思想，多考虑，应办不应办？办了以后，后果如何？这样做，办一步就有一步成绩，并且可以巩固起来。这是搞好西藏工作的方针。在西藏有些事情宁可迟办，不可急办，不怕慢，只要搞对，否则反而要走弯路。

　　西藏目前主要应搞好统一战线工作。以我们为主体，首先搞好达赖与班禅之间的团结，然后搞民族之间的，宗教界的上层和下层，喇嘛和俗人，农民和牧人之间的团结，组成一个爱国反帝的统一战线。爱祖国、反帝国主义，这是西藏搞统一战线的基础。搞这个统一战线就是为了开展反帝斗争，在斗争中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在西藏反封建目前还为时过早。要争取达赖、班禅到反帝统一战线中来。这一点要在干部中讲清楚，思想上搞通，否则下边会出毛病（如不尊重风俗习惯，急欲改革，不愿与封建势力接近等）。

　　习仲勋要求进藏干部要注意调查研究，了解和熟悉西藏方面的各种情况，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风俗和历史等。要造成一种风气，这就是学习。应多开代表会、座谈会、联谊会等，多让各地区的上层分子上来，讲解政策，建立关系。要采取访问团、调查团、救济组、医疗队等多种方式深入到各地去了解情况，开展工作。对十世班禅要多帮助，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在合作中帮助他们进步。对他们落后的方面不要要求太高，只要“大同”就可以，“小异”是要有的。有“小异”又有大同，这就是统一战线。遇到重要问题要争，不能马虎；小的问题不要争，要马虎，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习仲勋还特别强调西北去的干部要和西南干部团结一致，不要有丝毫隔阂，要特别亲密、特别团结。随班禅进藏的青海藏民也要注意，到日喀则后应与西藏藏民团结一致，要谦虚而不要骄傲，不要在西藏人民中产生不良印象。

　　习仲勋在讲话中提出的这些原则，贯彻了毛泽东对西藏工作“慎重稳进”的方针，也凝聚了他几年来对少数民族工作的经验总结。牙含章到拉萨后，向中共西藏工委的张国华和张经武原原本本传达了习仲勋的指示。他们认为习仲勋讲得非场正确，即把这些指示印发给昌都、三十九旅、波密、日喀则、江孜等所有人藏的干部和战士学习，要求他们“在工作中切实注意”

　　十二月十六日，中共西北西藏工委全体人员和班禅行辕工作队到达拉萨，先后向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发来两封电报。中共西北西藏工委的电报说：“经过三个多月的长途行军，越过了千山万水，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进军任务，同西南兄弟部队胜利会师。现正值我们准备胜利会师大会之际，全体同志莫不万分高兴。我们一致向你保证，绝对遵照你的指示，在干部与战士中继续进行深入的团结教育，坚决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同十八军兄弟部队亲密团结，彻底实现和平解放两藏的协议，共同为建设人民的新西藏而奋斗。”十八日，班禅行辕工作队的计晋美和纳旺金巴也以感激的心情，致电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电报说，我们班禅行辕工作队，胜利地到达了拉萨，“我们深知这个胜利是你和光荣的党——共产党给予我们的，使我们真是感激不尽。我们谨以至诚向你保证，一定要同西藏政府地方官员亲密团结，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而团结全体西藏僧俗人民，坚决彻底全部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同为建设繁荣幸福的人民的新西藏而奋斗！”

　　这两封电报，给习仲勋带来了莫大的欣慰。自从范明支队于八月下旬从西宁出发后，几乎每天都有电报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及西南军区。百忙之中的习仲勋每电必看，时时牵挂着他们，这两封电报终于让他放心了。

　　十世班禅进藏的工作已安排就绪。十二月十九日，十世班禅及随行人员由西宁启程返藏。西宁机关干部、学校师生、汉回群众和从周围牧区赶来的藏族农牧民群众近万人，为十世班禅送行。狭窄的西宁市西郊道路两旁挤满了群众。习仲勋和张仲良、廖汉生、赵寿山、喜饶嘉措、黄正清等，站在送行台上，恭迎十世班禅的到来。

　　十一时许，十世班禅率队来到送行台前，向习仲勋等躬身拜别，献上洁白的哈达。习仲勋紧紧地握住十世班禅的手，动怕地说：“祝佛爷一路顺风，胜利到达。”十世班禅一行在武装队的护送下缓缓离去。习仲勋望着十世班禅渐渐远去的身影，深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策的正确，默默祝福十世班禅顺利到达拉萨，实现宏愿。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十世班禅一行经过千辛万蝴历经四个多月的长途跋涉，顺利到达拉萨。当天，十世班禅调会见十四世达赖，虽然也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情况，但毕竟绸束了二十九年前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失和的状况，为实现谓藏民族团结开创了新的局面。

　　■执行中央指示妥善处理新疆问题

　　新疆解放后，在以王震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的领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新疆部队的努力下，各项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召开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王震、陶峙岳和包尔汉先后发言，介绍新疆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与会者以极大鼓舞。

　　根据与会代表的提议，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发出慰问电，热情慰问驻新疆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欣悉你们两年来，除和新疆各族人民亲密团结，巩固地捍卫着祖国的边疆外，同时以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集体英雄主义的精神，忘我地进行着大规模的劳动生产，为祖国创造和积蓄了大量财富，你们和新疆的人民一道正在为新疆的未来的经济建设开辟着光辉的道路。本会议全体与会人员，对你们的英勇精神和伟大成绩，感到异常兴奋，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与慰问。希望你们不骄不躁继续努力前进，为争取更大的新的胜利而不断奋斗”

　　但是，在牧区改革问题上，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同中共中央而北局却产生了分歧，也引起了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党中央在听取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的汇报后，决定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会议，讨论解决新疆土地改革包括牧区改革问题，刘少奇主持并作总结讲话。会议批评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在牧区改革上所犯的错误，指出“把农业区的经验机械地搬到牧区是错误的”，同时提出新疆土地改革、宗教工作应当注意的问题，强调在新疆实行民主改革应当执行慎重稳进的方针，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勋的意见与中央是完全一致的。这次会议决定改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由王恩茂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兼新疆军区政委、新疆财委主任；徐立清任第二书记，张邦英任第三书记，赛福鼎·艾则孜任第四书记。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决定于七月十五日至八月五日召开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使新疆的各级干部理解中央的政策精神，习仲勋受中共中央委派，于七月四日乘飞机抵达迪化。他广泛接触新疆各方面的干部，深入了解情况。

　　毛泽东高度重视新疆问题的妥善处理。在习仲勋启程去新疆的前两天，他对新疆送来的关于农业区土地改革和牧区工作阳两个决议稿作出批示：“此两件请周总理即阅，明三日或四日至迟五日由尚昆派人乘飞机送迪化交习仲勋、王恩茂二同志收，分于七月六日或七日送到勿误。原件应抄存一份。”两个决议稿是准备提交新疆党代表会议讨论的，一个是《关于在新疆农业区实行土地改革的决议》（草案），一个是《关于在新疆牧区工作的决议》（草案）。前一个决议草案指出：根据新疆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民族特点，在农业区必须坚决地实行土地改革，同时对土地改革又必须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为了保证土地改革胜利，决议对组织最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正确地划分阶级、有分别地开展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不断地教育农民群众等问题，以及保护宗教土地、保护畜牧业和外侨土地等具体政策作出了规定。后一个决议草案在肯定新疆解放以来牧区工作成绩的前提下，着重指出了牧区工作中所犯的一些原则性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是：企图在牧区划分阶级，宣传社会改革，准备消灭地牧主经济；不顾牧民的觉悟程度和是否自愿，企图组织畜牧合作社；对于匪特煽动的群众性的叛乱着重军事清剿，政治争取和瓦解工作做得不够；在镇反中捕人太多，打击面过宽。总之对牧区工作不是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而是企图实行一种危险的冒险政策；不是根据畜牧经济的特点实事求是地去规定若干可能的改良，而是机械地搬用农业区土地改革的办法去改革畜牧经济。决议确定了牧区工作的总方针是：安定社会秩序，保护与发展畜牧业，在可能的条件下适当地改善牧工和穷苦牧民的生活。并在此总方针下实行一系列政策，包括“广泛地开展牧区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人（包括部落头目、宗教首领及牧主），只打击那些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坚决保存牧主经济，对牧主经济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实行牧主牧工两利政策，逐步取消牧主封建特权，鼓励牧主的生产积极性，使牧主经济逐渐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等等。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这两个草案。此后，这两个草案经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讨论通过。【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七月八日，习仲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扩大会议，吸收党代表会议的核心分子四五十人参加，传达中共中央的精神，组织分组讨论。经过五天会议，大家检讨了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初步统一了思想，为党代表会议的顺利召开“做了实际的准备”。

　　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正式开幕，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率中共中央西北局代表团出席会议，并向大会作了报告。第二天，习仲勋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的具体议程和内容。他设想：“会议进行到后期，斟酌情形，我准备就土改问题和领导工作问题再讲一次，着重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帮助分局同志胜利的结束会议。会后，再定出具体办法，在新疆全党内普遍深入地进行传达，停止和扭转各方面工作中的混乱现象，布置土地改革工作。”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收到习仲勋的报告后指示：“你于七月十六日晚写的报告今天收到，阅悉。我们认为你对新疆情况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针是正确的，望即照此去做。”毛泽东还将习仲勋的报告，批示送给已经回国、仍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彭德怀阅示。

　　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习仲勋就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出现的偏差作了几次重要讲话。他从提高党的干部思想政策水平出发，从汲取经验教训和改进工作方法的角度提出意见，并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处理意见。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几位领导和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格平，就民族宗教问题作了报告。“分局几位同志又都带头作了检讨，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展开了”。会议还成立了由贾拓夫领导的财经工作组和张宗逊领导的军事工作组，以及清理积案工作、检察宣传教育工作和研究干部工作三个委员会，准备更系统地了解情况。会议讨论了关于加强外来干部与本地民族干部团结的问题和土地改革工作，通过了《关于防止和克服大民族主义倾向的决定》和《关于新疆农业区实行土地改革的决议》、《关于在新疆牧区工作的决议》。

　　习仲勋在报告和讲话中，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牧区改革工作的政策和策略。他指出：“中央和西北局对牧区工作是坚持慎重稳进方针，规定在目前以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工作任务是：肃清土匪，镇压反革命现行犯，安定社会秩序，保护包括牧主经济在内的畜牧业，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医疗、贸易工作，培养当地干部，逐步建设民主政权，团结和争取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人们，努力发展畜牧业。”他认为：必须重视占牧区畜牧业百分之六七十的牧主经济，这是一种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即其政治上的残酷压榨牧民是封建的，其对畜牧业的经营方法，则是带资本主义性质的。我们的政策，是逐步取消牧主在政治上的封建特权，但又坚决保护其牧主经济，并鼓励其发展，使其成为新民主主义性质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牧主阶级一般是我们联合的对象而不是打击的对象。“对于牧区政权，不论是旧有的千百户制，或新设的县、区、乡制，都必须吸收当地有势力的和较好的部落头人参加，使其有适当地位，并逐渐增加各级政权机关的民主性。”牧区镇压反革命的对象，必须严格控制在现行反革命活动和武装叛乱首要分子的界限内。对于武装割据的部落头人，依据青海省争取昂拉区项谦千户的经验，首先用最大力量讲行耐心的政治争取，确实争取无效而仍武装顽抗时，才组织军事进剿。但在进剿中与进剿后，均不放松政治争取工作。

　　“只要仍有一线机会，都必须坚持政治争取工作。”

　　习仲勋在报告和讲话中说：“在开展牧区工作的步骤上，是首先抓紧安定秩序，开展医疗、贸易工作，培养干部三项基本任务，其他各项工作则依据情况，逐渐推进。”这就廓清了在牧区工作上的政策界限。他强调要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处理党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他说：“有很多事情，明天办是好事，今天办就是坏事。如定居比游牧好，但在今天尚无定牧的条件下，组织牧民定居，便害了牧民，害了畜牧业。所以‘一切决定时间、地点和条件’，离开具体环境去观察和解决任何问题，都是没有准的。”他认为，一些领导干部在看问题的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即“只看到顺利情况的一面，忽视了困难情况的一面；只看到阶级关系的一面，忽视了民族关系的一面；又不是从各少数民族当前的具体情况出发，而是搬用汉族地区的工作经验去看那里的阶级关系；对于封建阶级和上层分子，只看到他们残酷地压迫、剥削群众的一面，忽视了他们多数人尚与群众有某些联系、有共同民族情感的一面；夸大了他们与群众对立的共同性，忽视了这种对立有程度不同的差别性；对于牧主阶级，只看到它在政治上封建落后的一面，否认了它在经济上尚有积极作用的一面；对于劳动群众，又只是看到少数先进分子的一面，忽视了真正广大群众的一面；只看到了甚至是夸张了群众要求进步的一面，却忽视了群众尚被许多传统的落后影响所束缚的一面；对极复杂的宗教问题，也只看到它在少数青年知识分子中影响衰退的一面，而忽视它的渗透群众生活的诸多方面。这样，便不能了解各少数民族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全貌，不懂得必须在巩固民族团结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反封建阶级的斗争，不能领会在反封建阶级的斗争中，上层分子和分化敌人营垒的特殊重要性”

　　习仲勋还针对一些干部在工作中，有时把宗教和封建制度混同起来的倾向，依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及国家之起源》一书中的分析，着重说明不能把宗教当做封建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道理。他指出：人类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便已有了朴素的宗教观念，宗教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必然产物，是群众面对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不可抗衡的自然法则与社会法则而求助于神秘现象的表现。封建阶级只是利用了宗教，而不是由他们制造了宗教。因此，宗教不会随着封建剥削制度的消灭而消灭。由此，他强调说明统一战线在新疆工作中的极端重要性，党在新疆的一切工作都离不开组织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与汉族地区比较，新疆的统一战线工作更加广泛，除开帝国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地主阶级以外，各民族的各个阶级、阶层、集团、重要人物和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开明士绅，都是我们团结的对象。“而团结各民族的领袖人物、宗教界重要人物、牧区的部落头人、知识分子，在目前时期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八月五日，习仲勋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闭幕会议上讲话，对这次会议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这次会议的特点，就是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用耐心说服方法解决思想问题，不仅是讲求方法，更重要的是讲求效果。这次会议的效果很好。关内来的干部和本地干部都毫无拘束地讲了话，大家都把事实摆出来，大家都开动脑筋，分析问题，辨别是非。”“这样，问题弄清楚了，基本政策思想都一致了，结论也就容易做出来了，大家都提高了。”

　　会后，习仲勋专门就这次会议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习仲勋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习仲勋同志的报告很好。”

　　随着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精神的贯彻，新疆牧区出现了新的局面。由于政策对头和积极争取，阿山地区的谢尔德曼、胡尔曼两股匪部五十二人向人民政府请降。一九五三年夏，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出调查小组，在四个月的调查后写出的《新疆牧区调查报告》，也证实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后“牧区社会秩序空前安定”的情况。报告以一个县为例，说：“新疆情况最复杂的地区是富蕴及其周围数县，尤以富蕴最甚。我们在这个县住了月半有余，大部时间又住在游牧部落。据知该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牧民曾经跟乌斯满，去年八月前又有谢尔德曼、胡尔曼等叛乱，致生产停顿，牲畜减少，牧民生活困难，人心不安。解放后，尤其是去年分局党代表会议端正牧区政策后，叛乱停止，秩序安定，大家都能安心生产。今秋和去年八月前相比，该县人口从九千余增至一万九千余，牲畜从三万余增至十万余（不完全是繁殖大部是从外地搬回），农田由大部荒废到不仅全部恢复而且又扩大一倍。县城商民由不足七十户增至二百余户，由高价买不到面粉、油、盐等日常必需品，到基本上可以供应，并且价格降低一倍以上。去年八月前一市斤面粉两万四千元（旧币）还买不到，现在降至五千元一斤。牧民安定后，扩大生产，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去年至今春该县对贫苦牧民又作了三次救济。牧民享受这种安定生活，无不感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新疆》一书，对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是这样评价的：“从以后新疆历史的发展来看，这次会议就牧区工作所确定的方针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会议提出在新疆工作中，应充分注意民族特点，加强民族团结，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对新疆各项事业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从“年轻有为”到“炉火纯青”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及时了解全国各地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和中央方针政策贯彻执行情况，毛泽东要求各大区、各部门领导每两个月至迟一个季度写一次综合报告。习仲勋模范遵循这一制度，每次报告都十分认真，亲自动手，把中共中央西北局贯彻执行中央方针政策的情况，及时如实地汇报给中央。他写的报告实事求是、简明扼要，既有理论分析，也有具体事例和数字，经常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并常常转发各大区参考。从三年近二十份工作报告中，毛泽东对习仲勋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据薄一波回忆，一九五二年初的一天，他到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汇报工作。这时，毛泽东正在阅读习仲勋从西安发来的《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西北地区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问题，内容丰富，论述精辟，为中央了解西北情况，制定政治和社会改革各项工作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毛泽东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薄一波脱口而出：“年轻有为。”薄一波一直十分赞赏习仲勋，在延安时，他就听到过毛泽东用这样的话赞誉习仲勋。

　　那还是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要选择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就是习仲劝。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一九四五年十月，习仲勋担任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并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这一年，他刚刚三十二岁。

　　物换星移，从那时起转眼又过了七年。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任上又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而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率军赴朝后，习仲勋实际上担负起西北地区党政军主要领导者的重任，经常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请示汇报工作。他看问题全面、客观、深刻、稳重，具有前瞻性，对同志宽容大度，所有这些都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

　　听了薄一波对习仲勋的评价，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

　　确实，在解放后的几年中，习仲勋在主持西北工作期间，正确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一切从西北实出发，顺利完成了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镇反、剿匪反霸、支援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等各项社会改革工作，妥善处理了西北地区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培养了大批汉族和少数民族干部，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和发展了西北地区的国民经济，走在了全国前列。他统揽全局，得心应手，表现出很高的政策水平、工作能力和领导魄力，深受西北地区广大干部和各族群众的称赞。

　　经常同毛泽东晤谈、与习仲勋一起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共事的张治中先生，“每谈到习仲勋时，对他的思想水平、工作水平、政策水平之高，处理大政方针的果断，为人处事作风的谦虚、谨慎、细致、全面，赞不绝口，内心倾服”。

　　“炉火纯青”四个字，是毛泽东对习仲勋在西北这几年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同样，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其他各大区、各条战线，也都汇聚了像习仲勋这样一批优秀的高级干部。正是这批干部从各地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执行中共中央各项方针政策，在解放后短短的三年时间，治愈了战争的创伤，胜利地进行了各项社会改革，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为全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一九五二年八月七日，中央决定习仲勋和几个大区的主要负责人调中央工作。

　　这时，习仲勋还在迪化处理新疆问题。之后，他和刘格平等路经兰州，考察了西北民族学院，接见和设宴招待了已归顺的项谦。十四日，习仲勋回到西安。新疆之行，前后整整四十天时间。一路劳顿，对年轻的他来说，当然算不上什么，但即将离开桑梓之地的心情却难以平静。由于工作繁忙，他没有时间考虑这件事情，当务之急仍然是处理这些天积压的工作。

　　二十日，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八十一次行政会议，讨论批准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关于改造与整顿西北各级人民法院》的报告。习仲勋在讨论中肯定了三年来的司法工作，针对司法队伍存在的问题指出：“进行司法改革，就是要坚决清除资产阶级的旧法观点以及贪赃枉法等危害人民利益的恶劣现象，树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思想的法律观点。对于那些违法乱纪、恶习甚深、民愤很大的分子，必须坚决清除，使思想改造和组织整顿相结合，以提高人民司法工作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纯洁性，为今后长期的进行思想改造和建设人民司法工作打下基础。”他要求各省市人民政府必须切实负责，有计划、有领导、有重点地开展这一工作。按照习仲勋的指示，西北区司法改革工作有步骤地深入开展。九月一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向中共中央汇报了西北的司法改革工作，中共中央将《西北局关于司法改革工作的报告》转发全国。

　　在即将离开西北紧张工作的日子中，习仲勋除在九月三日主持召开了全区林业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长篇讲话外，还抓了西北的卫生工作。九月六日，他在西北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普遍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广播词，强调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要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广泛开展，普遍深人，长期巩固，消灭死角，建立和健全群众卫生组织和卫生工作制度。经常由上而下又结合群众由下而上地检查督促，把成绩巩固下来继续发展提高。他要求在九月前半个月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突击工作，掀起爱国卫生运动的新高潮，争取做到“家家卫生，人人清洁”。十四日，他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八十四次行政会议，总结半个月来卫生运动的进展情况，布置了下一步的工作，并决定召开西北地区第一届爱国卫生模范代表大会。

　　西北地区，尤其是陕西，历史悠久，文物遗存很多。习仲勋一直关心着文物保护工作。刚一解放，经他提议，在新组建的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下面设立文物处，负责重要文物机构的接管以及保护和发掘工作，敦煌、碑林、麦积山、炳灵寺等著名文物遗存，就是这个时候接收和保护下来的。当时陕西的碑林，地方很小，收集的很多文物难以展出，在习仲勋的支持下，把相邻的孔庙交给碑林使用，东西两边的厢房辟作展室，使碑林成为初具规模的陕西历史博物馆，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才搬到西安南郊的新址。著名画家赵望云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非常了解习仲勋关心保护文物的情况。他的儿子赵振川回忆说：当年父亲经常讲起习仲勋关心文物的事例，说习仲勋很注意听取和采纳专家的意见，为保护陕西的文物做了大量工作。他记得小时候，父亲在碑林办公，那里的房子年久失修，几乎成了危房，对文物造成很大威胁。父亲反映后，立即得到习仲勋的重视。当时正值抗美援朝，国家非常困难，用钱的地方很多，财政十分紧张，习仲勋却专门为此作出批示，拨出专款，用于碑林博物馆的全面维修，所有危房都换了屋顶，使文物得以保护和展出。习仲勋还关心石鲁、赵望云、何海霞等一批画家的成长，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支持他们创作，使“长安画派”在发展中形成，蜚声海内外。④在去北京赴任前的十一月下旬，为贯彻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的决定》，习仲勋结合大区机构的改变，在西安主持召开了为期十天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十二月七日和八日，又主持召开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习仲勋在这两次会议的讲话中，总结了三年来工作的经验教训，对西北地区今后的工作进行了全盘部署，“并着重研究了在进入经济建设时期的领导作风问题”。他阐明了机构改革的必要性和有关干部配备工作的原则。他说：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军政委员会改为行政委员会，宣布了军事管制时期的结束，标志着建设工作的开始。这次机构改变不是减轻了我们的责任，而是加强了我们的责任，以后的工作要做得更好更细致。他着重强调了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说：

　　全党三年来着重完成社会改革任务，一般地习惯于“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而不习惯于“精雕细刻”的工作作风，但在进入经济建设时期，领导思想上必须来个转变。……尤其是在过去看不出是毛病的，但在搞计划经济的时候就漏洞百出，特别在党内有一部分人满足于过去的成绩，看不见工作的缺点，更意识不到今后建设任务的繁重和艰苦，这是很危险的。目前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是形式主义很多，追求数量，不讲质量，计划性很差，粗打冒算，盲目办事，形成到处紧张，疲惫不堪，浪费很大。……虽然经过“三反”运动，但下面的官僚主义现象仍相当严重．这种情况如不加改变，就将造成今后发展中的很大困难。为此，今后必须明确中心任务，不是进入建设时期什么都办，而是要有重点，有主要次要，有先后缓急地去办。今后一个最基本的中心任务就是经济建设，即城市以工业建设特别是重工业建设为主，农村以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为主，并须稳步前进，讲究质量。其他一切工作都围绕这个中心，并为这个中心服务。明年的计划必须根据可能与需要，务求切实，，不能太大，要有控制，做了一步再前进一步，不要平均主义地事事都办，齐头并进，而要集中主要力量用到必要的地方去。

　　习仲勋特别强调要照顾好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他说：西北名为大区，地方很大，但是很穷，财力不如别的大区。陕西还比较好一点，关中老百姓一年还可以盖上一床被子，一年换一套棉衣；甘肃有些老百姓就三年换不了一套，有些几十年穿一套，被子一辈子盖不上的也有，这是个实际的问题。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抓紧发展生产，抓紧组织农民，抓紧农村合作运动，改良技术，注意施肥，要从保持水土、抢修水利设施各方面着手，和天灾、虫祸作斗争，求得多打粮食，同时照顾群众生活。西北群众生活是有了改善，但不是很大的改善，今后必须想更多更好的办法，加紧进行增产节约，才能使人民生活大大改善。

　　习仲勋还告诫各级干部要注意克服官僚主义，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他说，经过“三反”运动，干部的作风比过去好多了。但似乎又有另一种形式出现的官僚主义现象，即很多事情不征求群众意见，不和群众商量；对问题不做具体研究，就发号施令。这种现象发现的相当多，可见，“三反”运动虽然成绩很大，但是必须继续贯彻下去，经常注意检查纠正。

　　十一月八日，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闭幕，至此，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使命宣告结束，改为西北行政委员会，习仲勋改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当晚，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各位领导和各省负责人，在西安青年路的止园，为习仲勋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欢送会。

　　据当时做会议记录的马松林回忆，在欢送座谈会上，大家对习仲勋离开西北都恋恋不舍。习仲勋动情地说：从内心讲，我和西北人民是有深厚感情的，确实不想离开西北人民，不想离开多年相处相知的你们。我理解毛主席要我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去锻炼，希望同志们特别是五省的人民能谅解我，我一定按毛主席的教导虚心向内行学习，争取尽快熟悉新的工作。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不忘西北五省的特点，要联系多民族地区的实际，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与各民族和宗教头领搞好关系，实事求是，坦诚相见；尊重民主人士，爱护他们，搞好团结，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使他们感到有职有权。习仲勋深情地对大家说：我们是多年的战友，你们都了解我，我是一个直人，不会转弯，不论是党内还是党外，都是实事求是，坦诚相见，相互之间心中有什么话都可以讲，我有错误你批评，你有错误我批评，这就是我和大家相处的原则。

　　习仲勋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养育他的西北故土，路上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