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恢复和发展西北国民经济（上）

　　西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煤炭和金、银、铅、铝、钒等稀有金属资源，发展经济得天独厚。解放前西北地区经济极端落后，到一九四九年，全西北地区交通、电力、煤炭、机械、纺织等在全国经济发展总量中仅各占百分之一二。解放初期的一段时间里，经过艰苦的努力，国民党统治期间持续了十多年的通货膨胀很快得以治理，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好转。到一九五一年底，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已超过了解放前的历史最高水平。在恢复和发展西北国民经济的过程中，习仲勋倾注了大量心血，也展示了他领导经济工作的卓越才能。

　　■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刚刚解放的西北地区，经济十分困难。西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主任贾拓夫是这样描述的：“旧中国曾经是一个长期处于经济落后的国家，而旧西北则是这个国家中经济上最落后的一部分。交通闭塞、工业微弱、商业萧条、农业破产、粮食不足、棉花减产、畜牧衰退、土产滞销、灾荒频仍、物价高涨、负担奇重、民不聊生。”这个满目疮痍、千疮百孔的局面．加上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又严重破坏了重要的经济设施，西北地区经济面临着更加困难的局面。

　　彭德怀、习仲勋等共产党人毫不畏惧，满怀信心，迎难而上。习仲勋在西北首届交通会议讲话中说：“今天，我们在全国胜利了！在西北胜利了！因而我们的工作重心，进入了一个新环境，负起了一个新的任务，已由结束战争转人和平建设新时期。”“当责任到了自己身上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把那件事情办好，也就一定会办好。”

　　当时，有许多人在看中国共产党人的笑话。他们说：“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然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用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卓越成绩，让这种看法彻底破产了。同样，已拥有在陕北局部执政十多年经验的习仲勋等领导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工作，使西北地区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勋等在完成接管、初步稳定社会秩序的基础上，“有重点地开展了恢复工作。主要是：恢复工业生产，活跃贸易市场，调剂金融，平稳物价，整理财政，以及整顿学校，巩固治安，教育和组织群众等”。其实这个时候西北地区的军事斗争并未完全结束，清剿匪患的任务仍然很重，但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勋审时度势，做出清醒的抉择，果断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来。习仲勋在多次会议上反复强调：“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我们已经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胜利，还必须在经济战线上取得胜利。像西安这样的城市，只有在经济战线上获得大踏步地前进，才有可能根本改变自己的面貌。各阶层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在经济战线上打胜仗！这就是我们新的城市工作的基本方向。”他告诫各级干部说：多想想经济方面的问题，这就是今天政治生活的具体内容，就是我们的中心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或放松的中心工作。离开经济，离开群众生产活动的抽象政治，我们有很多人确实是谈得太多了。从那些抽象政治空谈中解放出来，面向经济，把生产事业办得更好一点，把关系群众生活的事情办得更好一点。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努力做到的。

　　这时，西北地区同全国一样，首先面对的是市场严重不稳，物价剧烈波动的严峻形势。从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一九五〇年三月，以上海、天津为先导，西北、华中继起跟进，已先后两次出现物价上涨风潮，投机商人趁机囤积居奇，扰乱市场。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下旬，西安、上海等几个大城市的物价比七月底平均上涨三点七倍；一九五。年二月下旬，西安市六十种商品的平均物价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又上涨了百分之二百四十三，其中十四种食品的平均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三百八十一。这种情况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和流通的正常秩序，威胁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成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障碍。

　　为了击退经济战线上的这股恶浪，中共中央西北局按照中央的部署，从河南、安徽和陇海路沿线的城市调集粮食、棉布等物资，在西北各地集中抛售，使物价迅速回落并保持了平稳态势。同时中共中央西北局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加收入，紧缩通货。一九五。年一月，成立了“西北五省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习仲勋担任主任，委员“包括各界民主人士、党政军及财政贸易银行等负责人，文教及工青妇代表、各省市主席及市长”，下设推销发行、宣传动员和债券债款出纳三个委员会。一月九日，习仲勋同委员会副主任杨明轩、西北财经委主任贾拓夫联名给西北各省发出电报，要求各省、市、县迅速成立推销公债委员会并开展工作，“推销对象主要应放在大中小城市的工商业者和城乡殷实富户及富有的退职文武官员，机关部队及工人在自愿原则下可以号召带头”。这项工作对解决政府财政赤字，减少物价波动和筹措恢复经济资金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建立初的几次物价上涨，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建国初期国家财政困难，货币发行过多而造成的。当时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战争还在继续，军费开支浩大，加上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连同国家政府军政人员的开支在内，使国家财政支出较大。这时城市的税收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国营企业也正在恢复之中，上交利税很少，财政问题比较突出。当时，各大区仍然沿用根据地时期自收自支的财政政策，公粮、税收基本掌握在各省、市政府手中，中央财政只统一支出而未统一收入，财力分散，人不敷出，庞大的支出主要依靠货币发行来解决，致使物价多次上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于二月中下旬召开财经令议，形成《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各地结束以往财经管理上的分散局面，统一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洞度和现金管理，把国家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克服财政困难，稳定金融物价。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财经工作方面采取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措施。

　　中共中央西北局敏锐地认识到《决定》的重要性。为了坚决贯彻中央决定，彭德怀向西北地区各级干部提出厉行廉洁朴素作风的号召。三月七日下午，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群众堂举行第六次行政会议扩大会议，彭德怀、贾拓夫等分别讲话和传达政务院《决定》，号召大家禁止浪费，节衣缩食，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群众日报》发表重要谈话，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必须遵照这一决定指示的方针，立即行动起来，以最高的党性忠实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保证迅速全部实现政务院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

　　西北军政委员会于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用七天时间召开了各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财经负责人会议，传达全国财经会议精神，就如何落实中央《决定》作具体部署。会议采取“先打通思想，然后来算细账，用打通思想来作精打细算的基础”的方法，“自始至终发扬民主，大胆揭发缺点，运用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求得大家思想和步调一致”。这次会议达到了统一思想的目的，“会议闭幕时各省同志表示‘这七天上了一大课”’。

　　习仲勋十分重视这次会议，在开幕式上作了《为统一匡家财政经济工作而斗争》的讲话，会议结束时还作了总结讨话。在讲话中，他首先阐述了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的重大意义．指出：“统一国家财政经济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任何李业，离开这个主题都是走不通的。过去我们长期处于分散的研境中，收人支出形成‘各自为政’、‘独立国’，这在那个时假是需要的，否则就不能存在。但在今天全国已经统一，新的刚期已经到来的形势下，如果仍然继续搞‘各自为政’、‘独立国’，就要犯严重错误。‘经济是政治的实际内容’，财政经济不统一，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真正的统一，已获得的胜利也勃不可能真正地巩固起来。”

　　就西北地区如何落实中央决定，习仲勋提出重要意见。他指出：政务院这个《决定》的基本精神是“增加收入，缩减开支，统一领导”，因此，“贯彻中央《决定》的基本方向，就是多收一点，少支一点，统一起来，而且还要把事情办好”。他强调：第一，必须整编机构，核实人数，实事求是地设立工作机构和配备人员。他说：“正如一部机器一样，必须合理地配置零件。不必要的庞大机构，人浮于事的现象，反而会降低工作效率。”一个人全年须开支四千多斤小米，有些单位减少人员不报告，这是集体贪污，假如把这项开支移到建设方面就会起很大作用。第二，必须进行普遍深入的物资清理调查工作，凡是国家和人民的公共财产，都要重新进行清理调查，同时检查管理经营制度和工作作风。第三，必须从多方而着手，厉行节约，省人省钱，严惩贪污。“提倡精打细算，反对大少爷作风。拿钱和泥，不算本领。我们负责给人民办事，所要求的是用最少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成绩。”第四，必须扩大税源，完成今年税收任务。第五，遵循政务院的《决定》，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各方面的制度，保证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要克服本位主义与地方主义的思想，坚决确立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的思想，不要强调自己地区和单位的特殊性。习仲勋针对有些同志忽视财经工作的倾向指出：“所有的党政工作，全是为着发展财政经济而服务的，做革命工作，不过问生产，就是想当革命队伍内的‘二流子” 紧接着，又以彭德怀、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名义，先后发出《关于贯彻政务院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为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的决定的通令》和《为贯彻政务院关于实行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的决定》等重要文件。中共中央西北局还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贯彻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全力实现军政委员会的《决定》，要用一定的时问，“让财经部门负责同志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目的是为了认真、精密的研究讨论财政经济工作方面的问题，求得及时的彻底解决”，“政府各级部门工作中的党员首先必须完全自觉并严格的无条件的执行”，从组织上保证了《决定》的贯彻落实。

　　由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采取一系列的正确措施，西北地区的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各项税收显著增加。一九五。年一至三月，西北地区税收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六十六，四月份完成百分之八十五，五月份完成百分之一百零三财政工作开始进人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的轨道，由于建立严格国库等一系列制度，财政收支逐渐接近平衡，货币发行量大大减少，通货膨胀得到有效遏制。西北地区六十种商品的平均价格三月份以后发生了明显变化，四月份较二月下旬跌落了百分之五十二，其中十四种食品价格跌落了百分之六十二，五月初物价转入平稳状态，之后一年多物价控制在涨落百分之几的范围内，物价飞涨的混乱局面得到彻底扭转，使西北地区成为全国物价的“盆地”。这一时期形成的良好经济环境，对稳定人民生活和发展公私生产十分有利。“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是旧中国经济改组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开始”。陈云就全国所指出的“一九五。年三月以后，国内市场的性质已经改变，官僚资本操纵下的以投机和破坏国民经济为目的的市场，已经基本上改变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以服务于人民生活和恢复及发展生产为目的的市场”的状况，完全符合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随着西北地区财政状况开始好转和物价趋于平稳，市场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国民党统治时期畸形发展起来的工商业病态开始暴露出来，“表现为销路呆滞、周转失灵、减产歇业、失业骤增”。为了解决这些新的问题，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又把经济工作重点调整到工商业和进行工厂的民主改革上来。

　　首先，按照《共同纲领》中确立的国家经济居于领导地位的基本原则调整公私关系。利用国家庞大的购买力，通过加工订货方式，把资金投向若干主要的私营企业，使之按照国民经济需要进行生产，并给予私人资本一定的合法利润。西安市十个政府单位在全市各主要行业加工订货，共付出加工费约二百三十亿元（旧币），使大部分私营企业渡过了难关。国营贸易机构充分发挥调剂供求和调整物价的作用，保持各种商品的适当牌价，使合理合法经营的工商业者取得正当利润。组织收购各种土特产品，让农民保持一定的购买力，进一步活跃了城乡物资交流。

　　其次，调整产销关系，也就是“克服生产中的盲目性，使生产与消费在互相平衡下，求得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西北地区原有的工业，基本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产品质次价高，但因没有其他地区的产品的竞争而垄断着西北市场，凭借着通货膨胀和虚假的购买力取得销路和超额利润。一九五〇年初，陇海铁路恢复通车，特别是三月全国财经统一后，“战时工商业所孕育着的病态充分暴露出来了”。产品滞销，资金周转不灵，“因而使工商业界感到很大痛苦”。针对这种形势，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财经委员会于五月召开第一届工业会议，根据以销定产的原则“制定了整顿与改造旧企业的方针与办法，根据市场与资源条件，审定了事业计划，确定了发展扩大、缩小合并、停办缓办与维持生产现状的方针。重点地发展了电力、纺织，主动地停办了十一个小工厂，合并了五个工厂”。之后，又分别“召开了西北区面粉、纺织、火柴、煤矿等专业会议，克服了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使产销相对地、初步地带有计划性”。经济平稳地发展起来。

　　再次，加强国营企业民主管理和调整私营企业劳资关系。在这方面，习仲勋下了较大的气力，他经过调查研究，多次召开会议解决问题。一九四九年十月，习仲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公营企业联席会议，研究部署保持和恢复原有工厂的生产秩序。一九五〇年三四月间，他又主持召开西北首届交通、电业、纺织等专业会议及西北首届工业会议，讨论经营企业化和管理民主化，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克服本地产品垄断地位丧失后所遇到困难的问题。按照这些会议精神，“西北国营厂矿普遍进行了整编、精简、清理仓库、建立制度等工作”并“开始实行管理民主化，普遍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吸收职工参加生产管理，发动与提高职工的觉悟与劳动热情；同时学习东北实行经济核算制的经验，试行定额管理与责任制，改进与建立成本会计制度；并组织工作组到几个大厂具体帮助，培养典型，吸取经验”，使西北地区“国营厂矿基本上得到改造，生产上有了比较显著进步，渡过了全国经济改组期间的困难。许多厂矿由前半年的亏本转为后半年赚钱，在完成上缴任务外，还有盈余”。

　　为了进一步动员和依靠工人阶级，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了首届工人代表大会，习仲勋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他肯定和赞扬工人群众解放初期在保护工厂机器、恢复生产等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同时提出新的希望，要求公私企业中的工人运动，把“团结全体工人职员，努力搞好生产”作为今后工作的方针，强调在公营企业中工人就是主人，要负起搞好生产的全部责任；在私营企业中，工人也要负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责任。他说：

　　我们工人要靠自己的劳动发展生产，在这个基础上去解决自己的困难和维护自己的生活福利，争取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寸，这样也就克服了目前整个工业生产中发生的困难，也就是工人阶级全体人民的利益。……实行经营企业化，是我们公营企业能否发展的关键。在公营企业中要认真执行管理民主化，逐步贯彻经济核算制……工人必须参加各种管理改进的工作。

　　习仲勋对私营企业的工人说：

　　在私营企业中要经过劳资协商会议签订集体合同，把劳资双方的关系确定起来，共同努力，搞好生产。一方面资本家不能再随便打骂、虐待、开除工人，另一方面工人也不要再采用罢工、怠工等办法对付资本家，使劳资关系成为民主、平等、两利，这样资本家就会有信心、有兴趣，拿出更多资本投入生产事业，减少工人失业，增加生产。如何使资本家对搞生产事业有兴趣愿意搞，我觉得这是今天最大的一个 问题，我们工人今天要提意见搞斗争，也就是从这个问题出发，不是斗争使得资本家不敢开门，不敢搞工业，而是敢于搞、乐于搞，这是最基本的出发点。我们工人同志必须懂得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一切问题都会一个一个解决。

　　习仲勋的这些主张有利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符合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实际，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发展的要求。

　　由于抓住了企业民主改革的三大关键环节，西北地区工业生产得到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在西北工人第一届代表大会号召面向生产以后，广大职工群众的努力，实行了整编、精简、清理资产、反浪费运动，开展生产竞赛，实行了民主管理，建立了各种制度等工作，更促进了广大职工政治觉悟普遍提高，生产数量增加，质量改进，成本减低，因此，绝大多数的公营厂矿不仅在设备简陋，技术条件差的情况下不为外来产品挤垮与渡过对了去春的困难，并在完成上缴的折旧利润任务外，还有盈余。”电业成本显著下降，西安电厂十月份成本比一月份降低百分之五十九。纺织出纱量比一九四九年提高百分之六十一七点多。煤业、水泥、面粉、毛纺和皮革等行业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质量。

　　为了进一步深化企业民主改革，中共中央西北局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日召开了西北第二届工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两北五省工业厅厅长及西北工业部所属公司、局，厂矿的厂长、经理、技术专家和工人代表一百五十余人。会议集中讨论了加强指导，促进私营工矿企业与手工业发展，进而生产更多的生活日用品满足广大人民需要的问题。

　　习仲勋在会上作了《依靠职工，把工业提高一步》的讲活。他在强调进一步发挥工人阶级作用，发展工业生产的同时，指出：一九五一年的工业建设是在继续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和加强建设国防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全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是有条件的重点投资，也就是重点建设的方针。西北地区也同样如此，国家的投资只限于几个部门，但这并不等于其他部门就无事可做了，而是要把事情做得更好。“有一个钱就办一个钱的事。但必须确实办好，并且争取多办事。”他总结概括了一年多来工业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保护了旧的企业，恢复了生产，而且还接近和达到战前水平，有的还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并指出：我们也走了一些弯路，但吃一堑长一智，这也是收获。习仲勋在这里特别强调：各级干部和企业管理者都要重视学习。他说：

　　学习新的科学技术是我们经济工作干部现在的主垂任务，搞工业的干部要专业化，少兼职，不兼职，集中精力学习管理工业的知识。现在必须懂技术，技术是决定一切的主要问题，进一步学习管理生产的理论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现在的环境同过去截然不同，耍有一套新的管理方针与办法。我们现在学到了一些，摸到了一些规矩，所以工作有了成绩，但这是很少很少一点。我们要创造的和要学的还很多很多。【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他指出：“总结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取得成绩靠两条，一条是学习，一条是依靠职工群众。这两条又是统一的，即我们向广大职工群众学习，依靠职工群众搞好生产。”我们的民主管理要前进一大步，必须集中群众的智慧，发挥他们的创造性，让他们不但努力生产，而且让他们当主人，积极想办法、出主意。“我们必须十分关心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和问题。哪怕是一些小问题，也要十分关心的去解决，一时不可能解决的，务必充分说明理由，好好解释。”为人民负责，就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准备不成熟的缓办，无把握的宁可不办，要办就办到底，办好。

　　习仲勋还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做好工作。他说：工业方面的干部是团结的，党与非党同志是团结的，新干部和老干部、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都是团结的。“有了这个团结，我们才有上述的成绩。我们还要继续团结，而且团结得更好。”他要大家注意两点：一是要在共同进步的基础上团结；一是在非原则问题上要善于合作。共产党员特别要克服简单作风，虚心倾听和考虑党外同志的每一个意见，赞成和支持党外同志每一个有益的建议，并坦诚接受党外同志的批评，严格改正自己的缺点。习仲勋说团结问题是有针对性的，并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从而使党内党外同志团结一致，合作共事，使公私企业协调一致，共同发展。半个世纪后，许多曾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过的老同志回忆，那个年代，环境是艰苦的，但人与人之间融洽的关系却又使苦变成乐。这种局面，与习仲勋强调团结，善于做团结工作是分不开的。

　　一九五〇年十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西北地区同全国一样，不分民族、职业、信仰，广泛地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给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强大动力。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下旬召开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按照习仲勋的提议，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代表团给与会代表作了抗美援朝的报告，之后代表团分赴西北各地先后作报告数十场，并逐级传达，极大地鼓舞和教育了广大群众。至五月，西北“全区普遍形成了抗美援朝运动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游行示威的城乡人民在一千万人以上，边远的南疆参加集会和示威的人民亦达九十七万多占全区人口三分之一”。经过爱国主义运动的教育，“各地人民增产竞赛、自动参军、集体纳税、热烈捐献、优待烈军属等工作，不断地在蓬勃顺利的进行和发展着”，“截至七月底统计，已捐献飞机一〇八架，大炮九门，高射炮七门，坦克一辆”。全区形成了学习马恒昌的高潮，“工矿业中的马恒昌式的竞赛小组达一千二百余个”，调动了广大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好转。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习仲勋关心支持香玉剧社义演的事至今被传为佳话。

　　常香玉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当时在西安领导着一个民营的香玉剧社。全国声势浩大的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捐献运动，深深地鼓舞了她，她“决定用义演的收入，捐献一架飞机，为抗美援朝尽力作出贡献”。习仲勋得知后，积极支持他们的爱国行动。香玉剧社从八月上旬开始前往开封、郑州、武汉、广州、长沙等地巡回演出，受到各地广泛的欢迎，也使常香玉“深深地感到了作为一个新中国主人的光荣”。九月二十八日，正值纪念第三个国庆节前夕，她写信给习仲勋汇报了义演的情况，激动地说：“这些光荣，都是党和你教育和帮助我的结果，当此国庆节的前夕，我特向你致诚恳的感谢，并向你保证我们一定加倍努力，完成我们光荣的捐献任务，争取使‘香玉剧社号’战斗机早日飞临朝鲜前线，把美国侵略强盗消灭干净！”

　　香玉剧社在半年多时间里，演出一百八十多场，用演出的收入购买了一架战斗机，提前完成了捐献任务。一九五二年二月，他们回到西安，受到习仲勋亲切接见。习仲勋对常香玉说：“你和你的剧社，倾注全力，用自己演出的收入，捐献一架飞机，这对志愿军、对全国人民都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香玉同志，你是当之无愧的爱国主义的典范。你们的爱国壮举，在全国乃至国际都有很大的影响。”

　　经过两年多努力工作，西北地区国民经济在迅速恢复的基础上得到新的发展。到一九五一年底，西北的各项工业生产已经恢复并超过战前水平，“以几项重要的国营企业来说，以一九四九年为基期，石油生产增加百分之一百一十，电业设备增加百分之八十五，发电量增加百分之四十四，售电量增加百分之九十六，机器工业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纺织工业布产量增加百分之十八点三，纱产量增加百分之三十八”，“纱生产效率提高百分之四十五，布提高百分之六十二点三。一九五一年国家在西北工业建设上的投资已超过西北现有国营企业资金的总值。私营企业亦均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一九五二年又有新的较大的发展，粮食、棉花等产量普遍恢复和超过解放前的水平。至此，西北地区国民经济恢复和各项社会改革工作已经完成，为下一步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描绘西北建设蓝图

　　在集中精力抓好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同时，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领导人也在擘划着西北经济建设发展的蓝图。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们对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有很多设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习仲勋在西北工会工作会议暨公营企业联席会议上就描述过西北经济发展的图景。他说：“战争结束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在建设事业中又是以工业建设为重心，以便经过一定时期，将西北由一个在经济上散漫、落后的农牧区，改变为工业经济起领导作用的先进地区。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有正确的步骤。恢复与发展现有的公私企业，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有计划地建设新的大规模的工业，这种新的大工业经济，必须是用最新式技术装备建立起来的，其中又以重工业为主。”九月二十七日，正在兰州运筹向新疆进军的彭德怀致电习仲勋说：“各项工作须有一个全盘（五省）筹划，尤其是经济建设，使生产、运、销逐渐走上比较计划性。”

　　经过解放初期一段工作的实践，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勋把解决最突出的吃饭问题放在首位考虑，并着手探索西北地区进一步发展的路径。

　　西北地区不同于全国其他地区，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这里民族众多，人烟稀少，干旱少雨，自然条件恶劣，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农牧业虽然占的比重很大，但生产水平极为落后。当时，在西北地区的经济总量中农业占百分之七十五，畜牧业占百分之二十多，工业及手工业占不到百分之五。一九四九年秋，西北许多地方遭受严重的旱涝等灾害，五十多力人的生活发生困难，加之国民党撤退前的横征暴敛，广大群众处于极端贫困状态。西北五省相继解放后，一方面接收了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另一方面又组建了新的各级人民政权，军政人员总数达到百万人以上，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点五。此外，还有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公共事业也将相继建立和发展起来，人员大幅度增长。这时，粮食和吃匀问题突出起来，以农业为基础的生活日用必需品供需的矛卮变得十分尖锐。

　　面对严峻的粮食形势，一九五〇年一月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提出和制定了以发展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经济建型方针。彭德怀在《关于目前西北地区的工作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在一定时期内，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应以农业和畜难业为主。在农业方面，必须提高农民生产热情，改良种子和农作法，恢复和发展水利，并注意森林和草原的保护与培植，医治灾害”，“甘、宁、青、新等省畜牧生产不应低于一九四了年的水平”。同时也对恢复和发展工业作了部署。在工业和交通方面，主要是建筑和整修铁路，恢复玉门等地的石油业和增加动力，发展棉毛纺织皮革工业。西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会按照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制定了《一九五〇年西北经济建设初步计划草案》。提出“一九五。年的经济建设，应以农牧业为第一，以增产粮棉为中心”，其他只在某些个别经济部门如铁路、动力等“拟稍加发展”。按照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要求，西北地区各级政府用了很大的精力抓农牧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很短时间内使粮食和畜产品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粮食和吃饭问题的矛盾得以缓解。

　　中国共产党人是以把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为先进的工业国作为重要任务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领导人在抓紧农牧业的同时，始终没有放松考虑制定西北经济发展的规划。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西北三年经济建设计划，决定今后三年在经济建设方面以“铁路、石油、煤、电、纺织五项为重点”，并认为，当前首要的问题是做好大规模的勘测，需要大量的管理和技术干部，必须把一批干部由行政工作改为经济管理人员。

　　根据这次会议研究确定的方针，西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西北区经济建设三年计划草案提要》（195l一1953年）。《提要》开宗明义指出：“西北地理环境和经济资源，决定了它是我国最巩固的最有希望的国防建设和工业建设的重要基地之一。”接着，分析了西北的经济现状，指出旧中国在西北留下的工业极其薄弱，全西北公私电厂发电能力仅一万七千千瓦，占全国百分之一点零一；公私机器厂共有各种母机一千二百余台，占全国百分之二点零六；公私较大煤矿年产煤约六十三万余吨，占全国百分之一点四；公私纺织厂共有九万五千余纱锭，占全国百分之一点九，布机一千三百余台，占全国百分之一点八；公私面粉业年产一千万袋，占全国百分之七点八；公私火柴厂年产量四万六千余箱，占全国百分之二点七。“只有玉门油矿算是西北唯一可观的一项，但是比起西北油藏量和全国需要量来说，也还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今后西北工矿生产的重点不是恢复而是新建，这是和东北及其他地区不同的地方。”《提要》根据西北经济的实际，提出了三年内石油、煤炭、电力、纺织、交通等行业的具体目标，石油计划在甘肃、陕北钻深井和浅探井五十口，玉门油矿钻生产井二十口，并增建必要的采油、输油、储油设备等；煤炭在陕、甘两省选择重点，大量采掘，并勘测兰州到青海、宁夏一带的煤田；发电以西安、兰州和迪化火力发电为重点，并在兰州展水力发电，以供大量炼油之用；纺织在现有基础上，主要展陕西关中的纺织，除在各大厂增装纱锭外，拟在西安、新目新建纺织厂，并在兰州、西宁重点建设毛纺织业；此外，还！进行勘查和筹备建设钢铁、轮胎、硫酸、皮革、造纸等二矿业。

　　《提要》全面规划了西北地区三年的经济发展计划，描绘出鼓舞人心的发展蓝图。石油勘探和生产显然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根据西北经济建设计划，西北石油管理局集中精力用近一年时间对西北地区的石油储藏情况进行了勘测，一九五一年夏，基本弄清了甘、宁、青的石油储量，并继续勘察陕西石油储藏情况。习仲勋十分关注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在看到西北地区石油储量的勘察资料后，十分兴奋，于五月二十七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中央财经委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致信，建议中央把开发西北石油的方针早日确定下来。他在信中说：

　　在中央正确方针领导下，经过一年来石油地质的勘测，仅就甘、宁、青油田之已知部分，经过比较精密计算，肯定蕴藏量有十六亿吨。如以达到年产一千五百万吨原油的标准计算，也可开采一百年以上，实际我国年需量目前仅五十万吨（中央贸易部估计），而我们的开采量在一九五〇年尚不及十万吨。此外，除陕北四郎庙、枣园等已发现之油田不计外，仅延长储量亦达九百五十万吨，从而对我国发展石油业的方针和道路提供了可贵的科学根据。这是国防工业建设中的一项大事，提议中央把开发的方针首先确定下来， 指定专门机关具体设计开发计划。

　　他向中央详细陈述了开发西北石油的设想：“在以上广大油田中，现已就甘肃河西走廊地区详测了十一个储油构造，其储量约有二亿五千万吨。西北石油管理局就此已知的构造，做了一个开发计划：从一九五三年起开矿及建厂，计划在一九五五年底开始出油，年产原油六百万桶（超过目前全国年需量，每桶以五十加仑计，下同）。并在兰州设日炼原油两万桶的炼厂，年产高级航空汽油一百零二万桶，车用汽油一百五十万桶，煤油、柴油各三十万桶，润滑油九十四万桶，燃料油七十二万桶，沥青三十六万桶。此外，为了适应目前急需，首先从今年着手准备，明年在延长油区大量打生产井，并建炼厂，争取早日较大量出油。估计一九五四年底，可以达到年产原油一百二十万桶。这个计划如能实现，国内需油量虽然日增，也可得到大部解决，若继续发展，争取全国全部自给的条件是存在的。”习仲勋还从交通运输、投资和技术方面，具体分析了实行上述计划的可能条件，最后“提议集中资金、人力开发西北天然石油，以期五年左右大部自给”，“望中央早日决定开发石油的方针，责成有关部门专责研究，拟出计划，以利早日着手筹办。如需详陈，请面询康世恩同志为盼”。为了促成这一计划的实现，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出西北石油管理局负责人康世恩专赴北京同燃料工业部研究这一计划。

　　就石油开发问题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习仲勋是经过审慎考虑的。他这种着眼于大局的远见卓识，深深感动了陈云、薄一波和李富春等。六月五日，他们联名复信习仲魁并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现中财委计划局及中央燃料部正集中已有材料从事研究，并决定八月讨论明年生产计划时，提出西北油田开发的方针与计划，然后再报中央批准，以便于明年起即能从事石油工业的发展。康世恩同志来京，中央燃料部，及中财委自当与之详细研究。”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勋的大力争取下，西北石油工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得到长足发展，并成为带动西北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

　　■注重发展畜牧业

　　西北牧区约占全区总面积的半数以上，畜牧业收人占农业总收人的三分之一左右，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依靠畜牧业为生。但是，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和连年战乱等原因，解放前这里的畜牧业发展极为缓慢，甚至出现倒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青海省牲畜数量减少百分之四十，宁夏马匹减少百分之七十，牛和骆驼减少百分之五十，甘肃、新疆也呈减少趋势。

　　习仲勋十分重视西北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在筹备建立西北军政委员会时，他就提出了设立西北畜牧部的意见。之后各省市县都相继设立了畜牧业管理机构。习仲勋对干部说：“这个机构除内蒙古外，其他大行政区是没有的。而西北大行政区再一成立，畜牧这个机构就占了很重要的部分，这说明西北各地畜牧事业在人民生活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一九五〇年七月，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少数民族委员达理扎雅等提出发展畜牧业，设立兽疫防治站和种畜场的提案。会后，习仲勋要求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及有关部门认真办理达理扎雅的提案，甘肃、青海和新疆等地很快设立了兽疫防治站和种畜场，并组建了兽疫巡回防治队。

　　一九五一年初，西北军政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畜牧兽医会议。会议总结了一九五〇年畜牧业工作，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明确了发展方向和任务。习仲勋参加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关于这样的会议在西北来讲是第一次，过去从来没有哪一个政府专门开会来研究畜牧业。西北有好几个民族的广大人民都是以畜牧业为生的，因而要发展经济必须在发展工业和农业的同时，注重发展畜牧业。人民政府要把发展畜牧业作为重点，要“人旺畜旺”、“人财两旺”、“牛羊成群”、“槽头兴旺”。

　　习仲勋在谈到政府工作任务时指出：人民政府最大的一项政治工作就是给老百姓做一些事情，像怎样养羊、怎样养鸡、怎样养牛、怎样使羊多产羔，就是政府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们的政治任务。要为老百姓多打算，使人民财富增加，生活逐渐改善。光种粮食，生活不可能提得很高，必须与其他副业结合。在青海就是要多收购牧民的羊毛，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他们就欢迎你。这是政治问题，也是群众问题。他列举了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失误的情况说：没有把握的事宁可不做，没有准备好的事宁可缓做，因为做不好会出乱子。给群众办好事也要说服群众，不能用强迫的办法，粗枝大叶的作风更要不得。对群众的经济问题，决不能采取强力制伏，这是一条原则，叫列宇原则。列宁曾说：“对农民的经济问题，特别是个体的小农经济决不能强迫，违犯了这一条就是犯法”，违反了这一条原则，就是违反了列宁原则。领导群众是很大的一个艺术。农民就是靠经验办事，当他没有搞清楚时，对他有好处也不愿意干，所以我们要做好畜牧工作，必须弄清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

　　习仲勋针对牲畜疫情频发的实际，要求制订周密切实的详划，做典型调查，取得经验，指导全局，迅速在牧区普遍建立畜牧兽医预防机构。他还提出要建立西北兽医协会，为农牧民更好地服务，促进畜牧业发展。

　　就在这个时候，青海、陕西、宁夏等地出现大面积口蹄疫。习仲勋立即决定成立“西北口蹄疫防治委员会”，以贾拓夫为主任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部长霍子乐等为副主任委员，统一指挥口蹄疫防治工作。并要求：“各省设分会，以省主席或副主席为主任委员，主管厅厅长为副主任委员，指挥全省防治工作；必要时在口蹄疫发生的县，设立支会，以县长或副县长为主任委员，受分会直接领导。”习仲勋还以他和彭德怀、张治中的名义，发出《西北军政委员会关于防治口蹄疫的紧急指示》，要求各省必须重视这一工作，大力宣传发动群众，利用口头、文字、漫画、集会等方式，提高群众对口蹄疫的认识和警惕；并划分疫区实施封锁管制，设立检疫防治站，做好隔离、消毒、检查等工作，使疫情很快得到控制。之后，习仲勋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疫情复发。七月十日，他在宁夏关于羊只死亡问题的报告上批示，要求“召集有关方面座谈有效办法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并将此件通报各省市人民政府注意，也检查一次畜牧工作情况”。

　　一九五二年六月初，习仲勋主持召开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七十五次行政会议，再次研究畜牧工作。会议形成的决议指出：“西北畜牧工作的主要目的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今后畜牧下作必须注意和其他生产工作密切联系，互相适应。目前畜牧工作的中心环节是深人纯牧区和半农半牧区进行重点的调查研究，做好典型试办，摸出规律，推动全局。”

　　按照决议精神，各省迅速行动，组织干部和畜牧技术人员深入牧区展开调查研究，进行试点，发现典型，总结经验。牧区普遍加强了对基层畜牧技术人员的培训，普及了疾病防疫基本知识和草原管理技能；制订了划区轮牧、延迟放牧规划；实行了储备冬草、修筑土围风障等技术措施。同时，有的地区还成立了草原管理委员会、保畜委员会，把劳动模范、种畜户、中兽医、羊把式以及牧民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加强饲养管理、牲畜繁育和群防群治工作。据统计，陕、甘、宁、青四省成立县、区、乡保畜委员会一千三百九十九个，村保畜小组七千二百四十一个。

　　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西北地区畜牧业有了新的发展，畜牧管理饲养落后的状况有所改善，部分草原被严重破坏的状况得到遏制，牲畜大批死亡的现象大为减少。当年，西北地区畜产品普遍丰收，牧区经济日渐繁荣，“改变了牧民以往饥寒交迫的穷苦日子”。位于帕米尔高原的新疆乌恰县柯尔制孜族的牧区，“每个帐篷的牧民都添置了新衣，吃上面粉，因此他们流行着这样的歌曲：‘毛主席啊，您的眼睛看到了帕米尔高原，我们的生活一年好一年，您带给我们的是‘人畜两旺’，我们报答您的是‘爱国增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