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章人生新历程

　　 ●“都村三杰”

　　一九二六年春，习仲勋进入立诚公学高小部上学。他因为升学考试成绩优异，成为该校少数由校方供给的公费生之一。

　　立诚公学，是胡景翼将军一九二0年在原靖国军阵亡将士子女学校基础上创办的一所完全小学。一九一八年陕西靖国军进驻庄里，胡景翼深怀对阵亡将士感念之情，将二十多名烈士遗孤集中起来，聘请了两位教师管理授课，全部费用由靖国军军费开支，使这些孩子有读书学习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随后又聘请了校长，并用部分军费和各方人士捐款正式建校。一九二一年学校初步建成，胡景翼出席开学典礼，并为学校书写了：“阐发最新的学说，陶冶理想的人格，创造健全的社会”的二十一字校训，作为办学宗旨。“立城”校名，胡景翼也颇费心思，于一九二二年正式选定命名。语出儒家经典《大学》：“立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强，国强而后天下平。”以此作为校名，其寓意是深刻的。

　　学校建于庄里镇中心地段，坐北朝南，对面是华佗庙。校门上额有胡景翼书写的“立诚学校”校牌和“文化”二字的门匾。进入门内，迎面而立的是一座两层砖木结构的藏书楼，楼檐四角翘起，呈飞展之士。楼中上方嵌有“书库”二字，亦为胡景翼将军亲笔所题。藏书楼两侧是排列整齐、建筑风格独特的东洋式教室，水磨青砖墙壁、白灰细线勾缝、拱形屋顶，半圆形门窗。再向后走是一座称为“十三间楼”的两层楼楼房，东西两边各有一座以天桥与主楼相连接修建精致的三层角落，楼正面镶挂二十一字校训。楼北是学校大操场。校园内柏树四季常青，春夏杨柳图絮，花草溢芳，校园环境优美而宁静。立诚学校教学设备先进，师资力量雄厚，在当时渭北地区是屈指可数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正是革命风雷激荡的时代，这所具有浓厚民主进步色彩的学校，加上优越的教学条件，自然吸引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来此受聘任教，三原、耀县、临潼等邻县的学生也纷纷慕名报考。立诚学校由鼓吹民主思想的阵地进而发展成为渭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地点之一。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富平县早期组织也先后在这里建立，成为富平县中央党团组织的发祥地。

　　习仲勋的人人生历程，在立诚学校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

　　一九二五年春，毕业于三原省立第三师范的共青团员严木三受聘到立诚学校任校长。严先生有意将自己收藏的《中国青年》半月刊在学生中传看，并引导学生阅读其他进步书刊，传播马克思主义。同一时期，以三原中等学校的进步学生为主体的渭北青年社成立，并设有立诚、富平青年社。“渭北青年社，其大本营在离西安九十里之三原，现人数已达二百人。分社有临潼、富平等二三处，分子极为纯洁勇敢。”立诚青年社，在富平县立诚中学内，社员三十余，皆能实地工作者。富平青年社四十余人，在富平县高小内者为多。”立诚青年社的建立，成为当地中央党团建立和发展的组织基础。是年秋，严木三根据共青团三原特支的指示，在立诚发展唐玉怀、宋光龙、白振江、惠忠德、师守约、贺廷璋、赵承琨等十多名青年社社员为共青团员，并成立立诚学校团小组。一九二六年一月，共青团富平特支在立诚学校成立。三月，刚入学不久的习仲勋加入立诚青年社。五月，习仲勋由送文梅、武子镇介绍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其时，他还不到十三岁。

　　这是他七十余年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革命生涯的开端。【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在立诚学校一年间，习仲勋因学习成绩优异和小小年纪参加革命斗争，与程建文和高一级的学生宋文梅，并称为“都村三杰”。然而这些开始投身于共同事业的热血青年，在以后岁月中却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书写了不同的个人历史。这也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年人生道路的真实缩影。

　　宋文梅、又名若暻、金斗，都村西凤凰堡人，一九二七年入党，曾任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团支部书记。一九三0年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八期炮科。期间因中共地下党组织遭破坏而回到西安，后在察哈尔参加抗日同盟军。一九三六年，任西安缓靖公署特务营营长，深得杨虎城将军信任和器重。在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中，承担拘留国民党中央大员、看押蒋介石任务。一九四六年被国民党当局以“劫持统帅罪”逮捕关押，后由中共组织营救出狱。党和人民政府没有忘记这位对历史有功的人。建国初期，已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安排他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际处工作，一九五五年一月又担任国务院机关事物管理局副处长，是年不幸患病去世，年仅四十五岁。

　　程建文，字怀璞，又名程侠，后改名陈建中，都村以东的洼里村人，离习仲勋家相距不到十里地。学生时代是一位激进的小知识分子，曾任中共渭北特委委员、陕西省委组织部秘书等职。一九三三年四月，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后脱离革命阵营。一九四九年随蒋军去台后，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评议委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缓和两岸敌对情绪的主张。富有传奇性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爱国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这两位效力于不同政治营垒的人，在经历了近六十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之后，又有幸再次相会。一九九0年十月十三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陈建中先生以私人身份访问大陆，并殷切期望其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贡献。

　　立诚学校主要开设有国文、英文、算学、历史、地理、理科、国音、农业和副科唱歌、体操、图画、手工等。带国文课的老师是三原县一位叫戴博轩的老先生，其学识好，特别重视学生的写作练习。一次，他出了一个叫《可憎的蚊子》作文题，让同学以自己的观察和体会作文，然后又进行文章讲评，引导学生由自然界的现象联想社会上真善假恶现象自由讨论，以增加学生分辨是非的能力。这件事给习仲勋和许多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习仲勋同班的学生还有胡景翼将军之子胡希仲及其胞弟胡景。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他与胡景铎叔侄之间就交情甚笃，以致发展到在解放战争中促成了成千上万名国民党官兵的起义。

　　在繁多的课业学习中，习仲勋各科成绩始终是名列前茅的。庄里镇一位当年常为立诚学校书写文告的同学回忆说：“每次考试发榜。仲勋各科成绩总是名列榜首。”

　　然而，他在这里更多的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并作为共青团组织的一员，参加了实际的革命斗争。这首先得益于已是共青团富平特支书记的严木三先生。严先生宣传马克思主义采取的一个方式，就是把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著名共产党人发表的文章和进步报纸杂志的重要观点，自己先背下来，然后在课堂内外给学生复述和讲解。同时他还注意收集同学们不同的思想反应，把一些为学生喜闻乐见的书刊介绍给大家阅读，在进步学生中发现积极分子，吸收加入团组织。一九二六年春，在渭南县渭阳中学担任训育主任的共产党员方仲如，带领几名学生到立诚学校巡回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采取作报告、开座谈会等形式，讲述国际国内形式，历数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罪行，并结合当地实际，动员学生行动起来参加实际革命斗争。十三岁的习仲勋开始接触到一些粗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逐渐了解到在课堂以外还有更广阔的知识天地，从而催发了他探求新文化、新思想的浓厚兴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习仲勋对这些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仍记忆犹新：“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和立诚学校是渭北的两个革命据点。在立诚时，严木三先生曾是我的级任老师，他小心谨慎，在教学中宣传进步思想，引导许多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方仲如来立诚作报告时神采飞扬，很有鼓动性和感召力，他的讲话使人一下子开阔了眼界，深受师生的欢迎。”

　　一九二六年五月，中共立诚学校小组成立，即在学校发展党员，并利用课余时间，有组织地到庄里北边的董家庄、景家窑、三条沟、石窠等地向农民灌输革命思想，发动农民进行抗粮、抗捐、反霸斗争。习仲勋便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他常受党团组织指派拿上用黑麻纸写的传单、插上鸡毛送到农民手中，以鸡毛传贴形式进行串连。传贴上写着某月某日在某地方有要紧的活动等语。一次在上官村大庙集中了五十多名农民，习仲勋和几名学生随严木三作宣传演讲，号召农民行动起来，抗粮抗捐，反对土豪劣绅，读书识字，学习文化，一时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

　　庄里镇有一个恶霸保正叫张积德，向群众乱摊滥派，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民愤极大。立诚学校党团组织决定，举行清算斗争张积德集会，并以此推动农民运动。此举得到中共三原特别支部的支持。七月，斗争大会在庄里镇东关五岳庙举行。庄里镇、黄家窑、景家窑等村庄农民群众赶来参加大会。以党团员为骨干的立诚学校师生一百多人拍着队、唱着歌，呼喊着口号进入会场。群众情绪极为激愤，高呼“把张积德抓起来”、“和张积德算账”等口号，会后举行游行示威。习仲勋、白镇江、惠永枚等部分学生和三条沟农民刘维汉等，砸碎了张积德家大门上的“名重梓里”的金字匾，并组织受害群众联名告状，迫使当局关押了张积德，清算出四百大洋赃款，交由立诚学校充作办学经费。此次斗争拉开了富平农民运动的序幕。

　　这是习仲勋第一次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在实践中，他逐渐明白了农民只要组织起来，就具有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强大力量。同时，他少年有志、勇敢无畏的气质特征和斗争精神也开始显露出来。

　　是年冬，习仲勋参加了学生党员宋光龙、白振江组织发动的驱逐校长郗敬斋的学潮。学生从清查学校账目入手，揭露了郗敬斋的种种劣迹，迫使其辞职离校。在立诚学校一年间，习仲勋还参与了当地开明士绅、民团和群众、学生联合发起的驱逐反动军阀麻振武势力的活动。他随学生进行街头演讲，演活报剧《北伐》刷写张贴“打到军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标语，焚烧外来的洋烟洋货。这位刚刚加入组织的共青团员，在频繁的革命活动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立诚学校革命风潮的兴起，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惊慌和仇视。一九二六年秋，立诚学校校董胡景铨找借口提前解聘了严木三先生。后学生党员宋光龙、白振江等因身份可能暴露，根据组织决定也离开学校。尽管该校中央党团组织仍然存在，但由于形式的压力和一些党团骨干的陆续离校，活动受到一定影响和限制。

　　鉴于政治形式和学习环境的变化，习仲勋等决定转入富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上学。他们中途转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知离开立诚学校后，在富平县北乡一带搞农民运动的严木三先生已受聘担任县立第一高小校长。

　　●在县立第一高小

　　富平县公立第一高等小学，位于县城东南隅富厚仓故址。第一高小的前身是清末设立的“湖山书院”，院内有一座建于同治年间的阁楼，名为“望湖楼”，后毁于战事，一九二三年重建为砖木结构的三层阁楼。第一层门额石匾题“礼堂”二字：第二层北门石匾题“建义”，南门题“望湖”；第三层南墙正中匾题“藏书”，北面镶匾题“尊德”；落款均署：“壬戌（一九二二年）年冬书于郑州军次胡景翼。”登上望湖楼可以俯瞰富平县城全景，一九八四年春，习仲勋在会见富平县委的同志时，还深情回忆起当年登临楼顶时收入眼底的四景风光：“南门外望湖水稻子莲花，北门外水长流桥上桥下，西门外圣佛寺一座宝塔，东门外窦村堡千家万家。”

　　富平第一高小具有光荣革命斗争历史。在陕西护国运动高湖中，这里爆发了一场“讨袁逐陆”的重要斗争。一九一六年陕西督军陆建章令其子陆承武率精锐一团“中坚团”巡防渭北，端午节当天陆到富平，团部驻扎第一高小（时名湖山书院）院内。当日午夜时分，在“活捉陆儿子”的喊声中，胡景翼部突袭陆承武驻地，并将陆生擒，以此迫使陆建章交出陕西督军大印。逃离陕境。这里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富平县活动的重要地点之一。一九二五年春，中共党员王佛宗应聘到第一高小任教，他以课堂为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年冬，王联合教师武景轩等，发动了以改革教育、解聘腐败教员、驱逐反动校长为目的的学潮，得到旅京、旅省学生的支持，北京出版的《共进》杂志曾发表评论予以声援。迫于各方压力，当局不得不把县知事和教育局长、第一高小校长撤职。

　　一九二七年春节过后，习仲勋与宋杰生等一批立诚学校的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转入县城第一高小上学。

　　在此之前，刚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帮助建立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召开的全省代表大会的严木三回到富平，建立起国民党富平县党部。严木三以国民党员公开身份被推选为主任委员，继而担任富平县立第一高小校长。严木三是中共富平特支书记兼共青团特支书记，他主要活动在第一高小，因而这里就成为中共富平县党团组织领导中心和培养发展革命骨干的阵地。

　　严木三在一高聘请共产党员和一批进步青年教师任教。当时流行的一首打油诗，足以说明一高教师中的党员情况：“木栅之中石麟吼，俊仙微嗔雪亭走，资英若松舞秋泉，媪婆淑心穿夹裤。”诗以第一高小十一名教师名字的谐音作成，除郭雪亭、武秋泉外，其他九位皆为中共党员。一时进步力量云集这所学校，革命斗争出现高涨形势。习仲勋进入第一高小上学，由原来的公费生改为每周一次从十五里外的家中取干粮馒头，吃上六天，生活较为艰苦。但是，这样一个充满生机的学习环境深深吸引了他。他除刻苦地功学课业以外，还以极高的热情投入较前更为广泛更为深入的革命斗争之中。

　　一九二七年是中国革命出现急剧转折的一年，政治风云的起伏变幻，在富平县也产生了震动。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国民革命。陕西的共产党、国民党组织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一致行动，组织了以农民和学生为主体的反蒋讨蒋群众大运动。是月底，富平县各界召开声讨蒋介石群众大会，四月二十八日，中共北方区领导人李大钊等遭奉系军阀杀害，噩耗传到富平，许多学校举行罢课，召开追悼会，发表演说，散发传单，抗议军阀反动行径。五月十一日，驻户县新军阀经纬制造屠杀农民运动骨干和农协会员多人的惨案，富平县农协筹备处根据省农协筹备处通告，举行群众集会，声援户县人民反对何经纬的斗争。五月，富平县党组织根据中共陕甘区委印发的纪念红五月活动的宣传大纲，组织学校师生及农民群众，于“五一”、“五四”、“五九”、“五卅”展开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当时的报刊对富平县及第一高小活动情形作了详细报道：“富平五九国耻纪念大会规模宏大，参加者热烈，为从来所未有。当时到会有组织的民众共三四千人，妇女、商人、及旁观者共计五六千人。开会前，由一高新戏团表演新剧三幕，即正式开会，并举行工、农、商、学、兵联欢仪式。闭幕后，立城、一高新剧团演剧数幕。当时会场旗帜招展，戈矛森布，各界群众感情融洽，革命空气甚为高涨。”“富平各界于二十九日，在第一高小大礼堂举行追悼李守常（即李大钊）等同志及援助户县农民大会。到会者有各界代表及一高全体学生，历时约四个小时之久，除由各界指定报告李同志死难情形、履历及户县惨案经过外，另有二师代表张同志及县党部代表同志等演讲。当场又一致决议通电各处及第二集团军总部、驻陕总部，请求严厉惩办惨杀农民、摧残党务的新军阀何经纬，并请求努力于最短期间打倒‘四二八’惨案刽子手张作霖。各界代表誓愿以全县民众作后盾，一时革命空气弥漫全场。”

　　习仲勋在中共特支和团组织领导下随一高师生参加了这一系列的活动。他还多次和其他团员一起在离学校不远的彭村塔等地开会，讨论共青团员在斗争中担负的任务、斗争方式和纪律，及时地总结经验教训。在现实的革命斗争中，习仲勋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他在游行队伍中总是活跃的一位，手持小旗呼喊口号，散发传单。他们还自编活报剧，在附近的迤山庙集会上演出，进行街头演讲，宣传群众拥护国民革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一时使富平的大革命运动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局面。

　　鉴于习仲勋在革命活动中的突出表现，中共富平县特支郑重讨论 他的入党问题。会议在一高学校中院东边的一所房间召开，由于特支一些成员对严木三持有不同意见，认为习仲勋是严先生由立城学校带来的学生，再加上习仲勋年龄尚不足十四岁，即以年龄太小、转学来时间太短为由没有通过。但是，从这件事不难看出，习仲勋在现实革命斗争中已逐步向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迈进。

　　不久，国内政治形势迅速发生逆转。率师东征的冯玉祥，先是同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谭延闿等举行“郑州会议”，后与南京的蒋介石等又举行了“徐州会议”。遂屡电在西安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参谋长石敬亭实行“清共”，通缉拘捕共产党人，解散革命团体，并以石敬亭为主席组织起陕西省政府，解散了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陕西地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渭北地区晴朗的上空也出现了乌云。以中央党员为骨干，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国民党富平县党部被彻底改组，倾向革命的进步县长刘麟阁被撤换。七月初，离习仲勋家乡不远的三原武字区农民协会遭反动军队包围，并被强令解散，农协负责人被逮捕。七月三十日，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部长兼政治保卫师师长的共产党员史可轩，在拒绝冯玉祥调其入豫电令后，率部向渭北山区进发，途经富平县美原镇时，遭国民党新军阀、陕军南路军师长田生春杀害。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共富平特支根据陕甘区委采取“退守政策”和“整顿组织”的方针，党团组织转入地下秘密活动。集中了数十名党团员的富平县第一高小，虽然公开的宣传集会暂时停了下来，表面上趋于平静，但是，组织活动并没有间断，他们从发生在眼皮底下的血腥惨案中看出了当局的反动本质，更增添了对蒋介石集团和反动军阀的仇恨。习仲勋多次参加团员会议，分析形势，研究斗争策略。在新的形势下，他们决定今后团员之间只发生纵的关系，不进行横向联系，对外严守秘密，不暴露身份。

　　昔日还是国共合作、国民革命，转瞬之间，兵戎相向，残酷镇压，年轻的习仲勋一时感到迷恾不解。他苦苦地思索，求教于自己信赖的老师和同学。在团员开会时，他仔细听取别人的发言，并踊跃发表自己的看法，逐渐明白了劳动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革命，寄希望于国民党、军阀是靠不住的，只有在共产党的旗帜下，依靠劳动人民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

　　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消息，从中国的南方传到这个遥远的陕西关中小县城，中共富平特支迅速把这一喜讯传达给党团员。九月二十六日，成立仅两个月的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红埠街九号密码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曾在北京创办《共进》杂志的李子洲，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会议作出《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及组织、军事、国民党问题等九个决议案。特别指出：“在西北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党在陕西特要任务。”“党到农村去”、“党到军队中去”、“用各种方式武装农民……必要时亦可上山，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十月八日，中共陕西省委以第一号通告，向各级党组织通报了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情况，要求在其精神指导下开展各项工作。十月十二日，由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和发动的清涧起义爆发，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封建军阀统治的第一枪。它如漫漫长夜中一声春雷，强烈震撼着三秦大地。习仲勋和同学们谈论着时局的变化，笼罩在心头的阴云慢慢散去，由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名字嵌入了他的脑际。他领悟到，当蒋介石举起屠刀的时候，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压倒，被屈服，而是在滚滚寒流中酝酿着更理智、更英勇的斗争。他看到了年轻政党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前程。

　　这年冬天，中共富平特支组织和发动的驱逐县教育局长樊益三的斗争在第一高小发起，党组织决定利用选举之机，推选在一高学校任教的共产党员石林侯代替樊益三任教育局长。后选举未完全如愿，但将樊益三赶下了台。习仲勋积极投入驱樊斗争。他们揭露樊任内的劣迹，进行宣传演说，形成了富平县一次较大的革命学潮。

　　年底，习仲勋高小修业期满。这时，已在省立第三师范上学的好友宋文梅，极力鼓动他报考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在后来的升学考试中，习仲勋即以优异的成绩被省立第三师范录取。

　　然而，他的师范生学习生活是短暂的，一场厄运突然降临到这位刚刚走出家乡的少年身上。

　　●“三师”学潮

　　1928年农历正月初的一天，习仲勋和富平县十多位同学来到三原县内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报到。尽管隆冬季节的寒风仍一阵紧似一阵，但在这里已感触到了春天的气息。

　　陕西省立第三师范设立在距省城西安五十公里的三原县城内城隍庙街“大公馆”，这是一个地居渭北要冲有“小北京”之称的关中重镇。东北邻临潼、富平，东南接高陵，西连泾阳。因境内有侯原、丰原、白鹿原而取名三原，是渭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京、津沪、蓉、渝及甘、宁、青等地交往频繁。四川的大盐商要在这里歇息，甘肃的牛羊、青海的药材、关中的粮棉要在这里集散交易。交通贸易的发达促进了思想文化的交流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使进步思想和国内外新闻信息在这里得以迅速传播，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也自发开展起来。仅靖国军以三原为根据地的数年间，三原的小学校，即由原有的一所县立高级小学增加到七所；中学由原由的一所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后改为第三职业学校），增加到有省立渭北中学、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和县立三原女子中学、三原初级中学等五所中等学校。五四以来，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募捐赎回胶济铁路、抵制日货等较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活动接连不断。学生运动、农民运动深入发展。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共三原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领导着泾阳、三原、富平、蒲城四个县五个特别支部，三个支部，有党员四十七名。一时三原成为渭北党团组织的重要活动据点和领导中心。

　　习仲勋报考第三师范，与其说是对学校的选择，不如说是对自己心中理想的向往和追求。他的老师严木三就毕业于这所学校，他从严先生和好友宋文梅那里对这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有了更多的了解。

　　陕西省立第三师范诞生于五四运动的潮流之中，于右任、胡景翼等民主主义革命家和一批留学生，把许多新鲜的教育内容和先进的办学方式带给了这所学校。在这些革命和进步人士的影响下，这所学校从一成立就具有反对北洋军阀统治、拥护孙中山护法运动的进步思潮。第三师范实行两种学制，一种是四年制，课程设置较多，称为“完全科”；另一种是两年制，课程相对简单，称“速成科”。当时开设讲授瞿秋白、蔡和森编写的《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一九二四年初，正在该校读书的蒲克敏、严木三、梁益堂、亢心栽等人受《共进》杂志宣传的影响，组织建立了有社员二十余人的“青年同志共进社”。是年冬，受共青团中央委托，由上海大学回乡组建团组织的李子健，了解到“青年同志共进社”的情况以后，即倡议成立了“渭北青年社”，社章以共青团章程为蓝本，发展组织，出刊《渭北青年》杂志。这一组织迅速辐射到三原各学校和邻近各县，习仲勋就曾经是立诚分社的社员。

　　一九二六年三月，第三师范学生为开展纪念巴黎公社活动，爆发了一场轰动渭北达四个月之久的学潮。三月三十日，共青团三原地委在第三师范成立。三师又成为团地委机关的所在地。团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直接发送这里，进而又变成团地委的精神，传达到基层团组织及团员青年。一九二七年七月，陕西政治形势发生逆转以后，共青团三原地委随地方党组织的变化改为共青团三原县委，机关移至三原北城。但是三师党团支部仍然健全，活动从未停止。三元县城内近十所学校互相影响，团员青年各种形式的活动显得异常活跃。

　　四十年后，习仲勋对初入三师的情况记忆犹新：“一九三八年一月下旬，我考入三原第三师范读书，当时学校党的负责人是李文华、宋若璟。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宋若璟即另名宋文梅的直接联系下，我们进行校内的学生运动和校外的革命活动，对外主要是每天晚上外出散发标语传单，采取各种方式对工农兵学商进行宣传，反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和习仲勋同在第三师范上学的另两位富平籍学生董子平、华岳重对这段斗争也有着深刻的记忆：当时学校宋文梅是团支书、学生会会长是杨树荣。在三月十二日以前，宋文梅叫我们到东关武延俊家中去，和三中、三职的两个同学写标语。之后，学校及街巷的墙上就贴满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标语。我们十多位团员曾在三原县东关清河沿上的公共体育场秘密举行会议，我还通知过人。会议由宋文梅召集，主要分析形势，布置如何做好宣传，加强组织活动等问题。还经常书写张贴标语，散发传单。

　　在白色恐怖下，三原学生运动自然引起了地方当局的注意。他们派一些反动骨干到学校担任校长、训育主任等职，加强对学生的监视和控制。这样就使得反动当局实施黑暗管教与中共党团组织领导学生进行反黑暗统治的斗争日益尖锐。在三师则具体表现为中共党团组织与校长王藩臣、训育主任魏海争取学校大多数师生的斗争。王藩臣，陕西咸阳人，出身大地主家庭，曾参加进化社，专与中共领导的共进社作对，其任三师校长后又拉拢一些人，打击进步师生。魏海，又名魏博如，为人骄横，目中无人，对学生行动严加限制，动辄用教鞭抽打体罚学生，上课时有时就一屁股坐在了讲台上，同学们对其尤为愤恨，送以“吝虫”绰号。一次上课时，因其打骂学生，引起众怒，学生齐声高喊“撵出去”。但真正引起矛盾激化，是缘于纪念孙中山逝世三周年活动一事。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二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周年。学校当局准备开展纪念活动，进步师生出于对王、魏不满，即提出不参加校方组织的活动，以表示抗议。十二日晨，由学生会会长杨树荣出面召集学生开会，宣布不参加纪念孙中山逝世三周年活动。但是，部分学生又反对学生会的意见，而引起争吵。这时，住在教室隔壁的训育主任魏海听到吵声后，即质问杨树荣：“为什么不让参加纪念活动？”

　　杨回答说：“是大多数学生的意见。”

　　魏又问：“都是谁？”并让取来纸张，杨树荣说一个名字，魏自己在纸上记上一个。毫无政治经验的杨树荣一连说出了刘继锷、高天作、刘全中、惠贞祥、王秉衡、李彦仓、华岳重、董子平、习仲勋等九位共青团员的名字。然而，就是杨树荣的这一随意行为，造成了日后九名学生四个多月身陷囹圄。【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此后，学生们和魏海的矛盾冲突升级。为了应对这一事态变化，党团组织开会研究新的斗争方式和策略。

　　此时，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的一系列指示的传达和省立渭北中学的学潮，促使第三师范党团组织作出了除掉训育主任魏海的决定，并得到上级党组织的同意。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到翌年一月，中共陕西省委先后多次接到中央关于发动农民暴动夺取政权的指示函件，并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月召开第二次省委全会，修改了第一次全会《两个月工作回顾及政治问题决议案》，将“准备总暴动”修改为“组织农民在农民协会旗帜下发动抗税抗粮的部分暴动，以至总暴动”。三原渭北中学党团组织，据此发动了驱逐反动校长杨少农的学潮。十二月十九日，中共陕西省委就渭北中学学潮特别指示三原县委：“在三原城应用赤色恐怖以抵制白色恐怖，渭北中学学潮要坚决的领导，作积极的斗争，对杨某应指定同志以非常的手段对付之，愈速愈好。”省委指示传达后，渭北中学学生将杨少农驱赶出校。

　　三师训育主任魏海记进步学生黑名单之事，引起中共三原县委高度重视。县委学生运动负责人武延俊在东关操场召集宋文梅、习仲勋、程建文开会，研究对策。他们即以省委对三原县委指示信精神，作出采取非常手段除掉魏海的决定，同时提出了采用炸药炸或放火烧死魏海的方法，报请上级组织批准。后来他们反复考虑，如果使用炸药，可能出现炸不了对方，反而炸伤自己的情况；放火烧房，极有可能引发大火，烧毁学校，造成大的损失和伤害，对大多数学生更为不利。遂请求党组织改变计划，采取投毒的方法毒杀魏海。行动方案得到了县委负责人的同意，并指定由程建文执行。一九二八年三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六，程建文将一种叫“人缘巴豆”的毒药投入三师教师灶的稀饭锅内，部分教师餐后呕吐腹泻，轻微中毒。毒杀魏海未达到目的，反而行动暴露。地方反动当局当即派人追查。三师“毒杀案”在渭北以至全陕西地区反响强烈。习仲勋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曾多次因此受到审查，而不得不作出必要的说明。

　　“三师毒案”从它发生的原因和结果、可能性和现实性、动机和目的，似乎长期不为人民所理解，特别是对采取给教师饭锅投放毒药的斗争方式，还多有微词。然而，任何事情的发生，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当事人的思想行为也受其年龄、经历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和局限。如果把这一事件放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蒋介石血腥镇压革命，疯狂毒杀共产党人的严酷形势下去考察；如果透过发生在北方县城的这一小事，看到年轻的政党曾受“左”倾盲动主义严重影响，提出的革命方针就是全国暴动，武装夺取政权，一时以红色恐怖对抗白色恐怖的口号连天，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与争取革命胜利的急性病相互交织，革命的英雄主义和冒险盲动情绪同时进发；如果穿越近七十年的历史烟尘，看到事件的行为于仅是一群刚刚步入初级师范的十三四岁的热血少年，人们就难以苛求他们做出更为周密、更为成熟、更为准确的举动。相反，先辈们坚定的革命信念、勇敢无畏的斗争精神和果决的英雄壮举，却令人肃然起敬。

　　●系狱

　　已是清明时节，渭北高原的春季乍暖还寒。

　　“三师毒案”发生后，三原城头乌云翻滚，阴风阵阵。

　　先是被省立渭北中学驱赶出校的杨少农，勾结国民党三原县政府带地方武装包围了渭北中学，逮捕了共产党员八名，共青团员三名，进步学生十余名。继而反动当局向第三师范发动“围剿”。

　　“三师毒案”发生后第三天早晨，学生刚刚起床，有的已开始吃早饭。凄厉的警笛声、吵闹声在学校周围响起，国民党三原县县长带军警特务一百余人将三师团团包围。学生只许进入，不许走出校门一步。接着将全校师生集中在一个大教室里。习仲勋从其他同学传说中得知，这是当局追查“毒杀案”，他转而又想，党团组织负责人宋文梅已经逃离学校，执行者程建文亦外出躲藏，因而心里较为平静地和同学们一起进入教师。几名警察满脸杀气地站在室内和门口，空气立刻紧张起来。

　　王藩臣板起面孔训话：“我谆谆告诫，苦苦忠告你们要安心上课，不要胡闹，但有的人居然给先生锅里下毒，幸而中毒较轻，都已抢救过来了。”

　　县长马润昌用恐吓的口气说道：“学校有坏分子捣乱，这里的人都不许动，谁动就对谁不客气。我们要叫几位同学去县府，把这件事研究研究。”说完即按魏海三月十二日记下的名单，将习仲勋和李彦仓、王秉衡、董子平（易正）、华岳重（西峰）、刘继锷、高天作、刘全中、惠贞祥（得林）带到国民党县政府。此时，已躲进三原民治高小的程建文也被三原当局逮捕，同时还带走了民治学校学生数十人。第二天早饭时，中共三原县委学运负责人武延俊也被捕押。

　　霎时间，三原城内岗哨林立，商市停歇，人心慌乱，一派阴森恐怖气氛。

　　习仲勋等被带入三原县政府的当天，县长马润昌即在县政府二堂西厢房内亲自对九人轮流审讯。马润昌审讯习仲勋时绕过毒杀案一事，用套供的方法问：年龄多大？什么地方人？几时投考第三师范？习仲勋一一作了回答。马润昌又问道：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河道巷会议参加了没有？

　　习仲勋回答：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参加什么会议。

　　马又诈问：“前面被审同学都已供认，你还狡赖？”

　　习仲勋提出可以和供认的同学当面对证。在审讯无结果的情况下，马润昌又以有嫌疑需要调查为由，将九人押入看守所。这是习仲勋一生三次系狱中的第一次。

　　三原反动当局对逮捕的民治小学的数十位小学生审讯后，便由该校校长出面担保释放，只讲程建文一人在县政府后院单独关押，后送往西安模范监狱。他们将习仲勋等第三师范的学生视为共产党重大嫌疑犯，给他们戴上脚镣，押入县看守所内，严加看管。在给习仲勋戴脚镣时，一位押在同院内的马鸿宾部逃兵，看到习仲勋年纪小，刑具沉重，就从自己裤子上撕下一块布将铁镣裹上，使习仲勋极为感动。

　　武延俊被押入看守所后来，便成为组织指导狱中斗争的核心。他鼓励大家说：“不要怕，当局没有抓住我们任何证据，不会把我们怎么样。”一天，他单独和习仲勋谈话，郑重宣布习仲勋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说仍保留团籍，作为跨党分子参加活动。从此，习仲勋的人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三十九年后，在古城西安身受造反派围攻的习仲勋，以朴素的语言和复杂的心情，说出了当年执著追求革命的心情：“我在狱中的一切行动，都听武延俊的指示，他分配我干什么，如何干，我都坚决地按他的吩咐执行。我那时只是对旧社会不满，并不懂得共产主义为何物，仅凭个人热情闹革命，完全靠自己的一股勇气，而真正懂得一些革命道理，还是在狱中由于武延俊的帮助才取得的。”为了有利于团结斗争，保守秘密，他们成立了一个党团员秘密小组，由武延俊负责单线联系，习仲勋、刘全中、高天作、王秉衡、李彦仓等参加。

　　在三原看守所两个月内，他们主要进行了三项活动和斗争：一是学习知识，统一思想认识。武延俊和外面保持秘密联系，让人送进了一些如《社会进化史》之类的理论和进步文艺读物，武还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宣传和讲解。当时，个别同学流露出动摇和消极埋怨情绪，为了防止敌人分化瓦解，暴露组织和身份，秘密小组鼓励大家要团结一致，保持革命气节，决不出卖同志。华岳重回忆说：“习仲勋当时年小，但很有主见，有魄力，说话有威慑力。他说，到了这一步，谁也不许胡说，谁出卖了别人，我们大家也叫他不能活着出去。”二是进行了以改善伙食为目的的绝食斗争。看守所内伙食极差，饭菜变质，不能食用，是常有的事。为此，武延俊带领九名学生和看守长进行说理斗争，并提出当局如不解决问题，即宣布绝食。情况反映到国民党三原县政府后，县长被迫答应了条件，不再供应霉烂变质食品，改发每人四串钱，从外购饭。但是钱只发在押的学生，其他人不在此列，目的没有完全达到。武延俊和大家研究后，认为绝食应当适可而止，遂停止了改善伙食的斗争。三是对看守所关押的马鸿宾部逃兵进行宣传和串连，提高他们对反动当局和军队本质的认识。同时还把每人发的四串钱分给他们一半，以改善他们的伙食，争取士兵觉悟。他们还以孩子们特有的方式和看守警察作斗争，有时，游戏似地在看守所高声大笑，继而又哭又叫，使得当局对他们无可奈何。这些斗争方式尽管受到所处时代和认识的局限，取得的成效甚微，但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渭北上空之时，这些尚未出校门的少年所表现出的革命精神和斗争智慧，无疑是十分可贵的。

　　六月初，关中已进入麦收大忙季节。国民党三原县县长换成了一位姓沈的，接着又换上了一位姓孟的，县长三易其人，但三师学生被关押一事仍没有最后结果。孟姓县长上任伊始，即答应尽快了结此案，释放学生，后又怕担当责任，决定将此事移送国民党陕西省当局处理。

　　一天，武延俊、习仲勋等十人，由马鸿宾部派士兵押解，分坐两辆牛车，走上了通往省城西安的道路。

　　天空骄阳似火，车轮下黄尘滚滚。牛喘着粗气，“囚车”摇摇摆摆地艰难前行。车上戴着脚镣的习仲勋等十名学生，因为遭受两个多月的牢狱之苦，衣衫脏乱，头发篷长，面色憔悴，长途颠簸已使他们焦渴难忍，昏昏欲睡。这群少年第一次进省城，就是沉重的戴镣行。孤单的牛车，年少的“囚犯”，更多了几分凄凉的悲怆。

　　习仲勋等被押抵西安后，即交由位于北大街西华门的军事裁判处关押。

　　这个军事裁判处，是属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管辖的一个军法机构。大革命失败以后被陕西当局逮捕的所谓政治犯多在这里囚禁审讯。其名为军法处，实为反动当局专门捕捉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的暴力工具。这所监狱实行所谓“内宽外严”的管理方法：高墙、岗楼，戒备森严，谓之“外严”；对待“人犯”“温和”，有时看守人员和“囚犯”还可以开“说笑话会”，谓之“内宽”。实则以此笼络人心，瓦解政治斗志。伟大的爱国者、卓越的教育家和民主运动的活动家杨明轩先生，于当年1月被军政当局逮捕，也关押在这里，直至一九二九年八月才得以释放。中共陕西组织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卓越的组织活动家和教育家李子洲，于一九二九年二月被捕后亦关押在军事裁判处，其间遭受酷刑摧残，致使病情恶化，不幸在狱中逝世。还有潘自力、刘继曾、李大章、李子健等陕西早期中共党员也先后被囚禁于此地。最多时，关押人数达百余人。许多年后，习仲勋对当时的情形仍有深刻的记忆。他说，我与杨明轩同一个监狱。当局慑于杨先生的社会声望和广泛影响，还在狱中单独给他设置了一间较为宽松的“优待室”。我在他之前获释。他在狱中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

　　三师学生被关入军事裁判后，再不是三原时的十人一室，而是分别关押在小号房内。习仲勋和华岳重、王秉衡同囚一小屋。白天看管较松，可以相互交谈。晚上小房上锁，不能串号。第二天，他们按狱方要求填写了“犯人登记表”。在分别隔离的情况下，习仲勋仍然保持着和武延俊的密切联系，一有放风或其他机会，就和武延俊接触，听取武的意见，诸如允许和哪些人接近，如何应付审讯以及斗争方式的变换等。习仲勋只与同狱的原三原党团组织负责人李子健、王鸿俊两人接触和交谈，同其他人皆保持距离，不单独接触和谈话。习仲勋曾回忆说，这里和我接触最多的是李子健和王鸿俊，特别是李子健，当时只要有机会，就给我讲一些革命道理和党的基本知识。一个月后，习仲勋被叫去受审。主、陪审者两个人，一个四十多岁，留有长须；一个瘦高个，面色较白，三十岁上下。留须者问道：“哪里人？”习答：“富平人。”又问：“多大年龄？”习说：“十四岁。”“参加过共青团没有？三原第三师范的毒杀事参加了没有？三原河道巷会议参加了没有？”习仲勋均以事先统一的口供或“不知道”或“没有参加”作了回答。瘦高个是陪审，不时地在一旁帮腔威胁，但习仲勋仍从容应对，不为其气势所动。审问者一无所获，在二十分钟内就结束了审讯。接着又以同样的程式和内容，对其他九人轮流审讯了一遍，未使用刑罚，未进行逼供，以后再也未过问此案。

　　当局的“宽容”，并不说明他们对革命者仁慈和手软，只是因为没有掌握到任何证据而无可奈何，特别是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还没有被他们视为真正要铲除的共产党人。而一旦被认定是真正共产党人时，则以残酷手段镇压和迫害。就在六月十七日下午，反动当局将同押于军事裁判处的徐九龄、方鉴昭、任？、李嘉谟、校明济等九名共产党员活埋于西安市北郊，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六一七”血案。

　　军事裁判处处长叫箫振瀛，他主张实行一套“外严内宽”的看守管理办法。监狱一位张姓看守长，常到狱中游转察看，并对习仲勋等人散布说：“箫处长非常关心青年学生，你们如果再看到处长来时，就当面哀求，处长会设法释放你们的。”学生们听了这些话以后，开始认为是狱方策反，要他们向反动当局屈膝求饶。后经过研究，认为不妨一试。一天早饭时，箫振瀛进入高墙内察看了一圈。习仲勋告诉同屋的文秉衡、华岳重说，在箫振瀛转近时，趁机提出释放要求。箫振瀛看见习仲勋等人围在饭盆前既不吃饭，又不起立，便问道：“为什么蹲着不吃饭呢？”

　　华岳重首先回答说：“我们都是从学校里抓来的学生，至今还不知道犯了什么发。关了这么久，既不判又不放，家里父母担惊受怕，我们也吃不下饭。”

　　习仲勋、王秉衡也接着说：“我们到底有什么罪？不明不白关了这么长时间，父母一直不知道消息，谁家的父母不操心儿子？再不处理，我们就不吃饭。”其他囚号的学生也跟着喊了起来。

　　箫振瀛看着这些衣衫破烂、形体瘦肉的孩子，兴许是动了恻隐之心，当即答复说：“你们不要着急，待我给宋主席报告后，就释放你们。”

　　武延俊、习仲勋从箫的话意分析，感到国民党陕西当局对第三师范学生已无意深究，可望较快获释。

　　八月的一天，看守长来到狱中告诉说：箫处长准备亲自带领你们去见宋主席，见了宋主席，你们就苦苦哀告，宋主席会释放你们的。稍后一天清晨，狱方给武延俊以外的九名三师学生下了脚镣，并带到了箫振瀛的住处，由箫带领却国民党陕西省政府面见宋哲元。箫在行前说：“你们见了宋主席后，他问到你们有无保人，你们就说有，回来后，我就释放你们。”说完箫振瀛先去省府，两名法警带习仲勋等人来到新城宋哲元办公处门外等候。

　　宋哲元出来后先看了看每个人的手掌，然后高声说道，过去总司令把路走错了，以致使后来的青年误入歧途，现在只能回头是岸。又说，共产党煽动无知的青年学生捣乱，扰乱社会秩序。你们年龄这么小，不在学校好好读书，闹什么学潮？苏联过去是我们的朋友，现在害我们，还留下共产党胡闹。我们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能把我们国家建设好。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给国家做事。接着又问道，你们有保人没有？

　　同学们回说，有。

　　宋哲元最后说，好几个月了，你们的父母日夜盼望你们回来。现在就可以回去安慰安慰家里人了。说完摆了摆手，转身走进了办公室。宋哲元对第三师范学潮案处理如此宽容还有一个内部传言。据说，那天宋哲元推门进入办公室时，一阵风吹来，把摆放在案头的一沓公文吹落在地。他捡起一看，见是关于三原省立第三师范的呈文。颇有些迷信的宋哲元，便认为此案“一风吹”是天意使然，因而即刻下令释放学生。

　　这是习仲勋第一次见到国民党的大人物。此刻，他们之间是国民党军政要员和一个“阶下囚”的瞬间唔面。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曾奉命捕杀共产党人、围剿革命武装的宋哲元，当民族危难之际，出任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率部转战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等省，在长征抗战中坚持夜战、近战、血战，屡战屡胜。七七事变爆发之时，二十九军守卫平津一线，宋不为日军最后通牒所动，命令所部将士坚决抗日。军事裁判处处长箫振瀛也在抗战初期出任天津市市长，由此成为有名的抗日爱国将领。当宋哲元一九四0年病逝于四川绵阳之时，习仲勋已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担任陕甘宁边区分区书记，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援前线和后方建设。

　　习仲勋等人被带回军事裁判处，早饭后又由监狱司书领到所谓“优待室”东边的大房内。房中的桌上已放好了纸砚笔墨，司书说，每人必须写一份保证书，方可以回去。几位同学商量后，即用统一口径写下：“我们年幼无知，一心向往师范，日后毕了业，可以当小学教员，牌子亮，挣钱多，不料因学潮而引起嫌疑，坐了几个月监狱，以后再不念书，永为农夫。”

　　但是，当局并未履行无条件释放的诺言，过了十几天时间，仍没有释放的信息。习仲勋等即与看守长交涉，看守长回答说，箫振瀛代表宋哲元去郑州开会，走时没有交代此事，因此他们不能做主放人。待箫返回西安后，又把无条件放人的承诺变成了具保释放。习仲勋叔父习宗仁闻讯专门从富平来到西安，寻到一家赵姓的同乡以商辅具保。但是，在办理出狱手续时，狱方又提出必须有两家以上商辅担保，只好由赵姓同乡刻了一个假商号的图章，作为连环保，才算办齐了出狱手续。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习宗仁还特地买了三个大西瓜，送给了监狱的守员。

　　出狱前，习仲勋再次与尚不能立即获释的武延俊交谈，听取武对日后活动的意见。武延俊告诉习仲勋说，我的案子还未判决，三原近期的情况也不清楚。但我们在三原看守索的情况以及我介绍你入党和作为跨党分子的事情，宋文梅是了解的。出去以后可以与宋文梅直接联系。习仲勋望着这位介绍自己入党的人和狱中斗争的“主心骨”，心中掠过一阵酸楚。

　　不料，他们此次狱中分手竟成为最后诀别。武延俊出狱后患严重精神病，在上海治病时投江身亡。几十年后，习仲勋谈起西安出狱时的情况曾说：“我们十个人在三原被捕同狱，而武在三原狱内又是我们九人公认的领导人，我们九人相继出狱，只留他一人的案情还未判决，当时还不知道前途如何，我们也不能多说什么，就出狱了。”对武延俊的感念之情，可窥一斑。

　　●历练中的抉择

　　古城西安的早秋仍是热浪袭人。一九二八年八月下旬，习仲勋正式获释，随叔父回到了家中。

　　此后的一年间，是习仲勋家中灾祸迭起、横遭不幸的日子。

　　因第三师范学潮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的学生中有五位富平籍学生，故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反响，特别是对中共富平党团组织内部和学生家庭造成很大压力。有个别学生的家长因不明原因，甚至找到在第一高小任校长的严木三，质问严给学生都讲了些什么，并施压说，如果自己的孩子不能安全释放，就没个完等。复杂的形势也使党组织内一些同志认识产生了一些分歧。受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影响极深、安分守己的习仲勋父亲习宗德，则认为自己年少的儿子入狱，有悖于耕读治家的门风，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加之四个多月中，舐犊情深，思儿心切，整日抑郁不欢，终积郁成疾。习仲勋回到家时，父亲的病一下好像轻了许多。心中由原来的愤懑埋怨情绪转为理解和赞同。习仲勋回忆说：“我父亲是个老实农民，我被捕出狱后，当时还怕他指责我，他不但没有怪怨我，还对我说，你还小呢，等你长大了再当共产党的代表，为广大穷人办事就好了。一个农民当时能说出这样的话，已经很不简单了。”但是，这位正直的农民父亲未能逃脱病魔的吞噬，于是年农历十一月逝世，时年四十三岁。

　　正当壮年的习宗德突然病逝，对这样一个十几口人的家庭，犹如晴空霹雳。习仲勋的父亲是全家当家人，他去世后，留下了体弱多病的妻子和六个年幼的子女。习仲勋年龄最大，仅十四岁。小女儿雁英才三个多月，尚在襁褓之中。还有同家生活的习宗仁夫妇及四个子女。习宗仁平时只是下地做农活，从未照料过家事。习仲勋的姑母也因早年丧夫，携孤寄住娘家，同时帮助照料一家大小的衣食生活。【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关中一带将幼年丧父视作人生的一大不幸。父亲的早逝，使一家人的生活和精神陷入极端困难和痛苦的境地，也使习仲勋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从此，他过早担负了主管家政和抚养弟妹的义务。

　　回到家中，习仲勋还有一桩更为急切的心事，就是能够尽快地找到党组织，听到党的指示。但是由于在狱中时屋内潮湿，不见阳光，他患上了严重的湿疹疔疮，回家后疮面发炎，出现脓肿，遂引发久烧不退。他不能下炕走路，有时下地只能爬行。病痛交加，久日不愈，使他非常焦虑和痛苦，特别是失去组织联系，更感到像漂泊于远方的游子一样寂寞和孤独。

　　一天，习仲勋的好友宋文梅来到家中，告诉习仲勋说，党组织决定派一批人去学习军事，准备日后搞武装斗争。并说明自己要考陆军大学，约习仲勋同去报考。习仲勋望着这位对革命充满信心和热情的挚友，既兴奋又难过。兴奋的是听到了党组织的声音和信息，看到与自己生死相依并肩战斗的同志又要踏上新的征程；难过的是自己处于病痛之中，不但不能赴外地投考军校，甚至行动已颇为不便。习仲勋郑重地表示：“我的组织关系还没有接转，武延俊在三原狱中介绍我入党一事还得不到证明，即使我身体允许，恐怕要经组织同意和介绍，才能同你一起走。”宋文梅为习仲勋的真诚所感动，严肃地回答说：“你在三原狱中的情形和由武延俊介绍入党及作为跨党分子一事，我在三原时已从杨树荣那里知道了，这次我从省上回来，也知道你们相继出狱。我去县上时，会把这些情况告诉党组织。你现在还不能走动，我还要找胡希仲等人，以后我还可以和你一同去县上谈情况。”

　　宋文梅离开以后，再没有与习仲勋相会，后即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并走过了一段曲折坎坷的道路。待他们再次会面时，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当年英姿勃发的少年，已届不惑之年。

　　习仲勋病愈后，即专程到富平县城找到了自己在第一高小上学时的老师陈叔馨。陈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一九二七年四月接替严木三担任共青团富平特别支部书记。习仲勋在一高上学时，经常在陈先生的指导下开展革命活动。但是，此时富平县的政治形势逆转，中共组织活动受到极大限制。曾参加了渭华起义的中共富平县委书记马文彦，遭到反动当局通缉。秋，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亲自主持召开富平党团代表会议，改选了县委，并由冯异生继任中共富平县委书记。县委机关也由县城的第一高小迁往美原镇的县立第二高级小学。国民党富平县当局成立了“清党委员会”，制发“异党分子登记表”，威逼共产党员填表自首。同时，国民党三原党务指导委员会派员来到富平，在教育局内设立“三原兼办富平国民党员临时登记处”，在登记国民党党员的同时，办理共产党员自首手续。因干旱，麦子未能播种，饥荒已现端倪，富平当局即以不加入国民党不予聘用相要挟，不少人迫于生计而加入国民党。个别中共党员也先后“悔过”自首，退出中共组织加入国民党。陈叔馨对习仲勋说，你先住在家里，能做什么就做些什么，以后还可以联系。习仲勋得知党组织面临的严重困难和形势后，为避免暴露或失密，故暂未冒昧与其他人联系。

　　此时，习仲勋对自己日后的人生道路颇费心思。他希望仍有继续上学深造的机会，“想选择一所学校再读几年书，以充实自己的知识”。但是，当他走了几所学校以后，“都因为我是以共产党嫌疑而坐过狱的人，就像挂了号一样，凡知道这个情况的学校，谁也不敢收我这个学生，使我大失所望”。过去的一些老师和同学，甚至过去共同参加革命活动交情甚深的党团员，也不愿接近他。一位和他从小要好的邻村同学的父亲，多次拒绝习仲勋与他的儿子来往，，像似惧怕瘟疫传染一样，使习仲勋受到很大刺激，一度对眼前的现象困惑不解，几度陷入沉思和痛苦之中。但是，在激烈的思想矛盾中，他还是选择了“出外干革命的决心”。

　　一九二九年，一场空前惨烈的天灾人祸，挡住了习仲勋走出家门出外干革命的路途。

　　这一年，是关中历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年馑”。年馑发端于头年二三月间，始为春荒，夏无收成，秋禾种上。又干旱无雨，麦未能下种。饥民“皆赖草根树皮油渣糠秕度日”。再后“草根树皮皆不可得，是以饿者日死，死者日众，殍满道旁，尸俯通衢，流离逃亡更难以数计”。继而旱、风霜、冻、病疫不断，连续四五年之久。据《富平县志》记载，民国十八年夏，“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小麦干旱无法下种，秋禾无收，斗麦涨价至银币六元。乡民哀鸿嗷嗷之声，弥漫全境，稍堪充饥者，无不挖剥净尽。全县每日饿死七十四人，多则二百一十八人。是年因灾荒饿死者四千余人。背井离乡外出逃亡者八千余人。农村十室九空，一片凄凉，为历史上所罕见，后称‘十八年年馑’”。民国十八年十二月“大雪连降数日，积雪尺许，寒云密布，朔风怒号，气候严寒，积雪成冰，直至来年二月始融。田野树木，冻死大半，时适年馑，乡民饥寒交迫，死者约七千余名。”“民国十九年六月，富平狂风为灾。”“民国十九年，县境蝗虫为害，庄稼多被食尽，一、二、五区灾情特重。”“民国二十一年夏季，虎疫（即虎烈拉，属一种急性霍乱）流行。病初发，其势迅猛，不数日间蔓延县境，患者达四万二千二百九十一人，死亡一万四千零九十七人。入秋后始缓。”

　　年馑春荒，日子格外难熬。习仲勋一家十几口人的吃饭成了大事，无米面下锅，停炊断顿的现象日渐增多。为了全家人的生计，小小年纪的习仲勋和堂弟，加入了饥民驮盐进山换粮的人群之中。盐滩位于富平县刘集乡、施家乡、张桥镇一带，面积达一百二十多顷，盛产锅板盐。他们先从县东四五十里的盐滩将盐驮回，又到百余里以外的旬邑县马栏一带，换些包谷之类的粗粮回来，勉强维持一家食不果腹的生活。

　　但是，又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习仲勋悲痛欲绝，五内俱焚。这就是他慈爱的母亲逝世。习仲勋的母亲在丈夫逝世后，由于极度悲伤和生活的重负，终使这位中年妇女心力交瘁，遂引起肺病复发，整日咳嗽不止，后发展到大口咯血。重病中她还要哺乳出生不到九个月的幼女。

　　春夏之交，富平气候奇异，黑霜、黄雾、暴风、冰雹接踵而至。

　　在一个黑云蔽日的早晨，习仲勋的母亲眼睛、鼻孔突然流血不止。习仲勋、习秋英、习冬英兄妹拥扶着母亲坐在炕头，他们还想听母亲说些什么。但是母亲眼看着一群儿女，就没有了气息。

　　当孩子们知道自己的母亲已经离去时，顿时哭作一团。他们跑到四五里以外的都村，叫来外婆料理后事。但是，这时习仲勋家中已无经济能力埋葬亲人了。无奈之下只好按当地通行的办法，在门房内厝了起来，天热时尸味浓烈呛人，孩子们有时也吓得不敢进屋。直至两年以后，还是买不起棺木，只好用棉被缠裹掩埋。谁知祸不单行，就在习仲勋的母亲病逝后，家中唯一的成年劳力、习仲勋的叔父习宗仁因承受不了接二连三的灾祸袭击，也患急病，既不能下地耕作，还须人照顾吃喝。接着习仲勋的叔母又患病身亡。短短时间，三人殁世，一人重病，习仲勋一家几乎濒临绝境。严酷的现实给习仲勋稚嫩的心灵带来终生难以弥合的创伤。他趴在父亲墓前哭呀喊呀，鼻孔中都哭出了血。幸而，习仲勋的姑母除料理家务外，还经常安慰孩子们咬紧牙关，苦日子总会有个头。外婆也将习仲勋的小妹雁英接到自己家中抚养，并时常给予习仲勋兄妹生活上的照应。两位老人一时成为孩子们精神上的依托。此后，在延续五年之久的灾荒年馑中，习仲勋的大妹秋英和三妹夏英，又先后患肺结核和白喉病，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双亲离世和异常艰难的家境遭际，给习仲勋带来精神的痛苦和思想负担，长时间难以排解，加之又和党组织失去联系一时不能恢复，以后的路怎么走？他再次陷入迷惘和徘徊之中。此刻他愈发感到自己像一只失群的孤雁，无力展翅，前程茫然。这时，他想起了在小学和第三师范上学期间非常喜欢的一本名为《少年漂泊者》的书。他又一次打开书卷，便被书中人物的命运和故事情节所深深吸引。后来，习仲勋曾多次对自己的孩子说过，当时认识到社会这么黑暗，旧的剥削制度要推翻，主要就是受《少年漂泊者》影响极深。

　　《少年漂泊者》，是现代著名诗人和小说家蒋光慈于一九二六年出版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写了一位名为汪中的主人公传奇漂泊幻颠的生活经历。主人公因父母被地主所害而成为一个孤儿流浪异乡。后来又当过没有成功的土匪、乞丐、盗贼、学徒、流浪者、茶房、工人、囚犯，经历了各种坎坷遭际，最后走向革命，为大众的事业牺牲在战场上。他不懈地追求幸福，反抗不幸的遭遇，对革命抱有坚定的希望和信心。他企望自己做“一位不怕死的好汉”，有一定的革命气概。小说展现了从“五四”到“二七”惨案以后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力图表现由个人奋斗到参加集体斗争的全过程。郭沫若称它是“革命时代的前矛”。这部小说，适应了革命斗争形势的要求，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尤其需要反映工人农民生活，反映革命人民英勇斗争的作品，以教育鼓舞推动革命者再次投入新的斗争。《少年漂泊者》作者自称这部作品是为革命在“花呀、月呀”声中“粗暴的叫喊”。

　　习仲勋再一次阅读这本书时，心情开始是郁闷的。但是当他打开小说第一页，就深深为作者情绪高昂、宏朗奔放的《怀拜伦》题诗所感染：

　　“拜伦呀！

　　你是黑暗的反抗者，

　　你是上帝的不肖子，

　　你是自由的歌者，

　　你是强暴的劲敌。

　　飘零啊，毁谤啊……

　　这是你的命运罢，

　　仰是社会对于天才的敬礼？”

　　习仲勋在读到第二章时，思想感情与书中主人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感到主人公的遭遇和自己的经历又是何等惊人地相似。

　　“……在丛集土堆的夹道中，又添葬了一座新坟。寥寥几个送葬的人将坟堆好了，大家都回去了，只剩下一个戴孝的约十五六岁的小学生，他的眼哭得如樱桃一样红肿，等到一切人都走了，他更抚着新坟痛哭，或者他的泪潮已将新坟涌得透湿了。

　　他很从容地对着新坟中的人说：

　　‘我可怜的爸爸！我可怜的妈妈！你俩今死了，你俩永远抛下这一弱苦的孩子，无依无靠的我。’

　　‘但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你俩现在可以终古平安地卧着，人世间的恶魔再不能来扰害你俩了。这里有同等的邻居——你们生前或同你俩一样地受苦，他们现在当然可以做你俩和睦的伴侣。这里有野外的雨露——你俩生前受了许多耻辱，但是这些雨露或可以把你俩的耻辱洗去。这里有野外明月——你俩生前虽然一世过着黑暗的生活，但是现在你俩可以细细领略明月的光辉。’

　　‘爸爸！妈妈！平安地卧着罢！你俩从今再不会尝受人世间虐待了！’

　　‘但是，你俩倒好了，你俩所抛下一个年幼的儿子——我将怎么办呢？我将到何处去？我将到何处去？……’”

　　习仲勋读着这些文字，泪水潸然流下，仿佛是自己跪倒在双亲墓前，向他们诉说衷情。

　　“民国四年，我乡不幸天旱，一直到五月底，秧禾还没有栽齐。是年秋收甚劣，不过三四成。当佃户的倘若把课租缴齐与主人，就要一点儿也不剩，一定要饿死。”

　　书中这些情节，和眼前正在发生的灾情，和穷人的遭遇，又是何等的相似。

　　“当晚从新坟回来之后，一个人，此时我家里只剩下我一人了——睡在床上，又冷静，又沉寂，又悲哀，又凄惨，翻来覆去，总是不能入梦。想想这里，想想那里，想想过去，想想将来，不知怎么办才好。继续读书罢，当然没有希望了。耕田罢，我年纪轻了，不行。帮人家放牛罢，喂，又要不知如何受主人的虐待。投靠亲属罢，喂，哪个愿意管我的事？自杀罢，这个恐怕不十分太好受。那末，到底怎么办呢？走什么路？向何处去？……我当时胡思乱想的结果，得着了一条路，决定向着这一路上走。我生性爱反抗，爱抱不平……”

　　习仲勋读者读着，完全同书中主人公的命运融在了一起，几乎是同喜、同怒、同悲、同乐。他觉得这正是自己真实情感的反映。眼前只有反抗，只有斗争才是正确的道路。他反复读完这部小说，坚定了他外出干革命的决心。

　　这时，从与富平县相邻的三原县武字区传来中共组织开展“筹赈”的消息，使习仲勋精神为之一振。中共武字区委为了解决灾民断炊饥馑问题，打击地方反动势力，于五月成立了公开的农民组织——武字区地方筹委员会，选举黄子文为主任，唐玉怀为副主任。黄子文在大会上宣布“筹赈期间，停止地方行政人员的一切行政权力”，自报出粮七石。不到一个月，共筹赈粮八十余石，分配给了三千七百多名饥民，解决了临时吃饭危机。

　　在武字区筹赈行动的影响下，习仲勋家乡的淡村周围也先后四次筹粮三万多斤，分给了无粮群众。习仲勋积极投入了筹赈活动，他多次往返武字区和唐玉怀、黄子文进行联系。唐玉怀是习仲勋在立城学校时的同学，此时担任中共武字区委的宣传委员。习仲勋真诚地向这位挚友述说了自己被捕和出狱后的境况，希望能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黄子文，三原县甘涝池村人。一九二六年在上海入党，一九二七年三月参加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后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军事，十一月担任中共三原县委委员，并被指派到武字区开展革命工作。他和曾在杨虎城部任过中校团副的胞兄黄子祥，同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当地群众尊称“黄氏兄弟”。习仲勋和黄氏兄弟的友谊由这里开始，并保持了数十年。一九九七年六月，习仲勋还致信中共三原县委，称赞：“子文同志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楷模，是陕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直到牺牲。”

　　习仲勋在中共武字区委领导下，积极在乡间的青年伙伴中进行串连和宣传工作，先后动员发展了周冬至、胡振清（又名胡小有）、姚铭路、刘铭世等人入党。周冬至参加革命后曾担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于一九三三年冬在照金革命根据地失守后，被国民党武装逮捕杀害。胡振清参加了陕甘边区的武装斗争，一九三三年夏，在陕西耀县照金龙家寨战斗中光荣牺牲。习仲勋曾说：“我在一九三二年冬，所以能够带少数武装回到富平西区我的家乡一带，发动群众搞分粮斗争和开展游击活动，就是靠我一九二九年在家乡的一些活动而站住脚的。”

　　一九二九年冬季，天气奇寒，人畜、树木皆有冻死。腊月十八起，大雪成灾，大批灾民死于饥寒交迫之中。

　　在日益严重的灾情面前，中共陕西省委提出了抗粮、抗款、抗捐、抗税、抗债和要饭吃、要土地、要自由的口号，把领导灾民斗争作为中心工作任务。国民党地方当局一面玩弄“赈济”骗术，一面却加紧了对灾民的剥削和掠夺。淡村反动民团团长张长庆乘机讹诈勒索，欺压乡邻。在群众生活难以为继之时，他还要乡民每晚轮流替民团“坐墩”（值夜），稍有不从，便动辄处罚。当地群众苦不堪言。淡村农民协会决定仿照武字区黄子文镇压民团团长的办法，给张长庆以武装打击。习仲勋参与了这一行动的策划，他还动员了自己的姨父党正学参加武装行动，收缴民团枪支。农民协会首先草拟了张长庆二十条罪状，随后利用一天黑夜，由郭效曾、秦悦文带党正学、李泗堂、冉四川、党德谦、石汉杰、常拴子等十多位农民，手执大刀长矛，以去值夜坐墩为名，迅速登上了民团盘踞的石家堡城门楼子，收缴了民团的长短枪二十多支。继而直奔张长庆宅地，将张缚绑，关押在堡子城门楼上，并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张长庆的罪状。在应群众要求准备将其处死时，遇到士绅求情。缺乏斗争经验的农民首领一时犹豫不决，致使张长庆乘隙逃脱。

　　国民党富平县政府遂派民团镇压农民武装。党正学与之进行说理斗争，愤怒斥责当局卑鄙无耻，欺压百姓的行径。民团将党正学无理扣押，关在城门楼上。习仲勋得知情况后即带一盘麻绳接近城门楼下，准备相机将绳递上楼去，营救党正学从楼上顺绳溜下脱离险境。但是由于民团看守严密，未能得手。后党正学被反动当局枪杀。许多年后，习仲勋还深为没有救出这位农民运动骨干而感到十分遗憾。

　　习仲勋从党正学惨遭杀害的事件中，进一步看到了国民党对人民群众残酷镇压的反动本质。《少年漂泊者》中的主人公汪中的影子又活跃在他的脑际。他决心要离开家庭，投身到更广阔的革命斗争中去。他把自己要走的想法告诉了年龄较大的两位妹妹。他说：“我们没有了父母，你们要互相照顾，还要管好弟妹，不能让叔父作难。”但是，他这次与胞妹秋英和夏英的生离，竟成为最后诀别。习仲勋义无反顾地走上职业革命道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叔父习宗仁病体迅速康复，并开始操持家务，他才卸下了全家十几口人的生活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