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之死

1938年3月18日清晨，破晓前的昏暗笼罩着莫斯科城，沙皇时代的前贵族俱乐部大厅里灯火辉煌。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经过十一天的审讯，今天将宣布对右派和托洛茨基反苏联盟案的判决。突然，大厅的正门开了，全场顿时陷入死一般的沉寂，几百双眼睛投向被带上场的被告。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缓缓走进设在一道简陋板壁前的被告席。有些人显得心绪不安神色紧张，另一些人则若无其事镇定自如，等待着对自己的宣判。其中有个身材不高但却粗壮的中年人漠然盯视着座前的地板，看得出他已经精疲力尽。

　　他，就是这个案件的主要被告——苏联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布哈林。

　　宣判是无情的。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以进行恐怖、破坏和间谍活动等罪名，判处包括布哈林在内的十八名罪犯极刑，予以枪决。另外三名被判处长期监禁。被告们的眼中流露着绝望，喷射着愤怒，明知所有的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诬陷，他们却无力反抗。这些曾经在苏联历史上显赫一时的人物，含冤被押上了刑场..时隔半个多世纪，历史的乌云终于被驱散，正如布哈林在他的遗书中所说的那样：“历史迟早必然会清除我头上的污秽。”这个天大的冤案是怎样造成的，现在已经完全水落石出了。

　　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列宁逝世以后，布哈林是苏联新经济政策的理论阐述者和贯彻者之一，一度成为斯大林的左右手。他积极支持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所开展的斗争。可是，到1928年以后，在许多政策问题上，布哈林与斯大林产生了分歧。于是，布哈林被宣布为“右倾投降主义分子”，“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是一个新出现的“反党集团”的头领。

　　先后被撤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消息报》主编的职务，并被开除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据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布哈林为斯大林的表里不一所激怒，当众抖出斯大林过去为拉拢他而私下对他说过的一句话：“布哈尔奇克（布哈林的爱称），你我是喜玛拉雅山，其他人全是些可怜的小苍蝇！”听了这话，斯大林脸色突变，厉声喝道：“造谣！布哈林编出这种话是要煽动政治局委员们起来反对我！”

　　但是他忘记了，类似的恭维话，他私下里几乎对每一个政治局委员都讲过。

　　此后不久，布哈林和李可夫，托姆斯基曾主动拜访斯大林，表示和解。

　　即使是这样，斯大林也没有原谅他们。紧接着，在1930年苏共十六大时，托姆斯基被开除出政治局；同年12月，李可夫也从政治局清洗出去，第二年又撤掉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过了些时候，政治空气有所缓和，布哈林被任命为《消息报》的主编和最高经济工作委员会下属的一个研究部主任。他学识十分渊博，又有长期办报的经验，因此把报纸办得十分出色，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一张报纸。在这期间，他和一位叫拉林娜的姑娘热恋上了，这是他在艰难岁月中的一大安慰。拉林娜对布哈林的思想品德有深刻的了解，对他十分钦佩，所以才能在他身处逆境、前途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和他结为夫妻。

　　他们总算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但却是短暂的..1934年12月1日，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基洛夫遇刺，嘶大林惜此掀起了一场“肃反”的高潮，逮捕了季诺维也夫等一大批原来的反对派。此时，布哈林暂时还没有被触及。在一次宴会上，斯大林举杯为布哈林敬酒。他说：“我们都了解他和热爱他，谁要是老记着过去，谁就从我眼前滚开！”然而，与此同时，他的调查机关却在准备一份布哈林“过去”

　　情况的档案材料。

　　布哈林当然不会被斯大林的甜言蜜语蒙骗，凭着他的政治敏感性，他意识到斯大林绝不会放过他的。

　　1936 年春，为了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手上买下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布哈林奉命带领一个小组赴巴黎。但是，他是以“心里想着自己的讣告”的心情去进行他的最后一次旅行的。回国后不久，有些被卷入基洛夫案件的人突然作了“补充交待”，供出他们和布哈林、李可大、托姆斯基、拉狄克等一大批人的“罪恶关系”。一个星期后，加米涅夫的供词竟然在布哈林主编的《消息报》刊出，声称1932 年至1934 年期间，他曾与托姆斯基及布哈林“保持联系”，布哈林“和我想的一样，不过他的策略不同”。

　　第二天，报纸发表了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的命令，宣布开始就加米涅夫对布哈林等人的指控进行调查。这样一来，上呼下应，全国各企业和机关都举行群众集会，强烈要求严惩这些背叛祖国的人。很多集会还通过了决议，要求“彻底搞清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和罪恶的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匪帮之间的关系”。

　　当布哈林看到报纸上审讯的消息，尤其是那两段供词，简直像晴天霹雳击中了他。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和他的同事们如何用拷打和折磨的方法从被告口中得到这些失实的口供。于是，布哈林在远离莫斯科的伏龙芝给斯大林拍发了一份急电，要求暂缓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宣判。他想与被告当面对质，澄清事实，以驳回那些不实的指控。可是已经晚了，被告已被迅速处决。

　　布哈林预感到死神正在向他走来。他把所有的东西部留在吉尔吉斯，乘飞机飞回莫斯科。第二天，有人给拉林娜打电话，叫她去接丈夫。这些日子里，她一直被报纸上连篇累牍指控她丈夫的消息所困扰，凭着她对布哈林的了解，不相信这些指控是真的，却又无法跟他联系。

　　她迫不及待地乘车赶往机场。

　　布哈林早已到了，他心神不定的坐在大厅的一角，为了不让人家认出他来，把脸埋在两只手掌里。拉林娜疾步向他走去：“喂，尼古拉，我们回家吧。”

　　布哈林抬起头：“回哪儿去？”

　　“克里姆林宫，眼下他们还让我们住在那里。”

　　“那么，帮我掩蔽一下，我不想让人看见。”布哈林说着就朝汽车走去。

　　他显得有点愤愤然。“要是我能料到会发生一切，我就会离开你去让炮火炸死。”

　　布哈林到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斯大林打电话。一个不熟悉的声音说：“斯大林在索契。”于是他便写了一封长信，申辩自己无罪。以后几天，布哈林足不出户，整天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等待随时可能降临的横祸。一天，《消息报》的一位编辑来电话问他为什么不去上班，布哈林回答得很干脆：“只要报纸上不纠正对我的恶劣诽谤，我的脚就不会再踏进报社。”拉林娜问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会杀害基洛夫吗？”布哈林说：“他们不正是要用这两人的供词来杀害我吗？”

　　被认为是布哈林同党的托姆斯基在这之前自杀了。斯大林假惺惺地带着一瓶酒去托姆斯基的寓所看望他，没讲几句话，托姆斯基就怒吼着：“给我出去！给我从这里滚出去！”当斯大林悻悻地走出去之后，屋里就传出一声枪响。

　　布哈林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心想，托姆斯基的自杀会视为畏罪自杀，这必然会把他们全毁了。后来知道，李可夫也想自杀，但是在亲戚的强力制止下没有成功。现在，布哈林改变看法了，在一次审问他们的中央全会上，他对李可夫说：“托姆斯基显然是我们当中干得最漂亮的人！”

　　“调查”很快有了结果。9 月10 日，中央各大报纸都发表了苏联总检察长的一份通报，结果是“未能确立对布哈林和李可夫进行起诉的司法根据”，言下之意是虽然他们做了坏事，但暂时还没有抓到证据，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不过布哈林已经顾不得这些，没有给他定罪，这对他来说是个意外的福音。11 月7 日，布哈林和他的妻子按照惯例去红场参加十月革命19 周年庆祝活动。这以后约一个月平安无事，他仍天天去报社上班。

　　警报并没有解除。不久，布哈林发现自己的名字已从宪法最后起草委员会的名单中消失了，《真理报》的文章又开始暗示他和“人民的敌人”有牵连。空气再度紧张起来。布哈林再也无法安心工作，他像一头被追逐的野兽一样在屋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每天翻阅《消息报》，看看上面主编的名字是否已经更换。他不知道大祸何时降临。

　　在这段时间里。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被撤了职，接替他的是对斯大林更忠诚、性格更残忍的叶若夫，他也是恐怖活动的狂热支持者。叶若夫接任不久，布哈林就被召到克里姆林宫，开始同那些已经被捕的前托洛茨基分子和所谓“布哈林学派”中自己的信徒进行一系列的对质。这些人在谈到自己的罪行时，竟都不约而同地把布哈林扯上，一口咬定仍然存在一个反革命恐怖活动中心，而为首的就是他布哈林！有一个叫叶菲姆·柴特林的人，过去曾是布哈林的得意门生和崇拜者，他在与布哈林对质时，竟说布哈林曾经给过他一支左轮手枪，要他在斯大林可能路过的一条街道拐角打伏击，企图刺杀斯大林。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诬陷！

　　所有这些供述都被复制后送到每一个中央委员的手中..市哈林几乎承受不了了。他回到家里，拿出伏罗希洛夫赠送给他的那把左轮手枪，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里。他觉得除了结束自己的生命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这种感情冲动经常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正常。

　　风暴终于来到了。12 月初的一天，布哈林被召去参加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新的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在会上猛烈指责布哈林，指控他阴谋组织并参与了刺杀基洛夫。

　　“胡说！”布哈林吼叫起来，他的神经再也控制不住了，无法忍受这荒唐的编造。

　　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一言不发。斯大林走了过来，把烟斗点燃后说道：“不要急于做出结论，应当继续调查。”又说，“布哈林过去的功绩谁也不能抹杀！”说完就离开了会场。

　　为了抗议这种无中生有的指控，布哈林开始绝食。

　　1937 年2 月，苏共中央委员召开全体会议，专门讨论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尤其要解决所谓“反党的绝食行动”。斯大林在会上指责布哈林：“尼古拉，你向谁绝食呀？向党中央吗？你看你成了什么样子，瘦得皮包骨头。”

　　停了一会，他翘了翘胡子，说，“就为你的绝食行为，向全会道歉吧！”

　　布哈林回答：“如果你打算开除我的党籍，还有这个必要吗？”

　　斯大林说：“谁也没有开除你的党籍。”

　　布哈林是个轻信的人，他相信了斯大林所说的话，于是，他要求党原谅他的行为。会上还作了关于布哈林、李可夫问题和其他原反对派的“间谍和破坏活动”的报告，不少人发言谴责了这些“为法西斯效劳，受人雇用的凶手和破坏分子”，要他们彻底交待自己的罪行。面对大家的声讨，布哈林作了表白：“我不是季诺维也夫，也不是加米涅夫，关于我自己的情况，我决不说谎。”

　　莫洛托夫指着他说：“如果你不交待，那就证明你是法西斯的走狗。因为这样敌人就会在自己的报纸上说我们的审讯是搞阴谋。我们要把你抓起来，到那时你就会交待了！”

　　布哈林以他自己和李可夫的名义宣读了一个声明，说关于他们俩的那些材料都是诬陷不实之词，证明内务人民委员部本身就是有问题的。需要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去调查清楚。可是孤掌难鸣，到会者一边倒地认为应该“逮捕、审判、枪决”他们。轮到斯大林表态时，他主张：“交给内务部门去处理。”

　　布哈林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被捕，回到家里就写下了最后一封信——《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他在信中申述了自己的无辜，表达了自己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并向来来一代党的领导人发出呼吁：“你们的历史使命将包括这样一项义务：清除在这些吓人的日子里像越来越浓密的阴云，像燃烧着的熊熊烈火使党窒息的滔天罪行”。“在或许是我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我确信，历史迟早必然会清除我头上的污秽！”

　　他估计被捕以后将会被抄家，就要求妻子一字不漏地背下来，然后把信烧掉。果然，几天以后，斯大林的秘书来通知要布哈林出席全体会议。他明白最后的时刻快要到了，他跪在妻子的面前，含着眼泪请求她宽恕自己毁了她的生活；请求她一定要把儿子培养成一名布尔什维克；请求她不要忘了他遗书中的每一句话，为他以后平反昭雪竭尽全力。

　　妻子发了誓。他从地上站起来，吻抱了她，然后用颤抖的声音说：“不要抱怨，历史上常有可怕的错误，但真理总有一天会恢复的！”拉林娜悲痛地哭了。他们都明白，将要诀别了。布哈林穿上皮外套，戴上帽子，向门外走去。

　　布哈林终于被投进了监狱。被捕的头两个月，他一直拒绝交侍“罪行”，也拒绝在那些早已为他准备好了的供词上签字。但是后来，内务部的人以斯大林的名义告诉他，只要他愿意承认他的“罪行”，他的妻子和儿子就可以平安无事，他自己也能保住性命。布哈林当然不会相信斯大林的许诺，但为了妻子和儿子，同时他已经被折磨得精疲力尽了，他终于被迫承认从1918 年起就打算杀害列宁。

　　然而，两天以后，当布哈林看到经斯大林亲自审阅和修改的“审问笔录”

　　时，他突然翻供，拒绝在上面签字。因为那上面写的是，很久以前布哈林就发现列宁与德国人相互勾结，便产生了刺杀列宁、成立有反对同德国人讲和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新政府的罪恶念头。这就是说，斯大林要把已经死去的列宁也送上被告席。

　　这是一个更大的政治阴谋。布哈林当然是宁死也不能签字的。

　　后来，斯大林只好作出让步，在法庭上不提列宁勾结德国人之事，也不提布哈林为此产生的怀疑。但布哈林必须承认打算刺杀列宁，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而且参与过对高尔基和基洛夫的刺杀活动。这样一来，布哈林才在“笔录”上签字。

　　布哈林企图暗算斯大林的神话终于制造出来了，既然他承认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他准备逮捕的人中自然也就包括“列宁的亲密战友”斯大林，这还有什么可分辩的呢？

　　尽管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布哈林不顾审讯人员的威胁和恫吓，又改变了自己的供词，只泛泛地承认“对一切事情都要负政治上的责任”，在具体问题上却断然否认。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布哈林已经为他自己立好了十字架..1937 年6 月，也就是布哈林被捕后的第四个月，拉林娜也被投入监狱，从此和刚满两岁的儿子分离了。以后的二十年，她是作为“人民公敌的妻子”

　　在集中营和流放地度过的。

　　1956 年，斯大林死了三年以后，在西伯利亚一个边远的小村子里，拉林娜与儿子尤里团聚了。在俄罗斯中部的孤儿院和教养院长大的尤里已经二十岁了，当他得知妈妈还活在世上时，便长途跋涉来寻找亲人。从1961 年起，他们母子重新回到莫斯科定居，并开始申诉，要求为布哈林平反昭雪。

　　六十年代初，当时的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曾把布哈林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也准备给布哈林等一批人恢复名誉。但因为所有这一切都牵涉到对斯大林的评价，事情就变得异常复杂，赫鲁晓夫受到党内一部分人的猛烈攻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亲自飞往莫斯科对平反的事进行干预。赫鲁晓夫不得已暂时将这事搁置下来。

　　虽然拉林娜母子的处境有所改善，但赫鲁晓夫没有能为布哈林平反，反倒由于这件事，成了他最终被赶下台的口实之一。此后，十多年里，拉林娜母子一直在为布哈林的平反问题奔走呼吁，却没有能得到解决，无数次申诉和请求都石沉大海。

　　尤里走投无路，只好向国际社会求援，在布哈林被处决周年纪念之际，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收到尤里寄来的一封信，请求他支持为布哈林恢复名誉而呼吁。尤里知道，长期以来，意共一直是坚持反斯大林立场的。

　　反应是积极的，6 月16 日意共《团结报》发表长篇声明，指出“要求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位杰出代表和三十年代审讯的其他受害者伸张正义，不仅涉及他们的历史功过问题，而且也是出于道德和政治上的需要。”不久，有十六个国家一百个知名人士应尤里的要求共同签署的呼吁书交到了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手里。

　　由于意大利共产党和英国罗素基金会的推动，为布哈林平反成了一个世界性的运动。但是，当时的苏共中央仍采取了消极的态度，一拖再拖。直到1987 年，十月革命70 周年前不久，苏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重新研究30 至40 年代和50 年代初期迫害材料委员会”。在一次纪念大会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总书记正式肯定了布哈林在苏联十月革命中的功绩和他的历史地位，赞扬了他在反托洛茨基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1988 年2 月4 日，苏联最高法院主席团会议就这一案件作出了决议。指出，布哈林。李可夫等人当时所承认的这些错误本身并不构成犯罪成份。很明显，当时一切诉讼和判决都是出于斯大林在党内树立自己无限的统治权的需要。因此，苏联最高法院主席团取消了五十多年前军事审判庭对布哈林等十人所作的判决，决定恢复他们的名誉。6 月21 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决定，恢复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党籍。10 月20 日，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撤销了1937 年5 月21 日关于将布哈林开除出科学院的决定，恢复了他科学院院上的称号。

　　乌云终于驱散了，事实证明历史是最好的审判官。

　　（孙石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