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殿堂在股票市场的楼上

作者按：从所谓“文学新时期”开始直到今天，中国文学界总把能不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当做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标志，甚至有“诺贝尔情结”
　　的说法。一个诺贝尔奖，使多少中国作家梦魂萦绕，有的人还专为奔这个大奖写了许多中国读者读得龇牙咧嘴、外国人看了也其明其妙的作品。但真正和诺贝尔文学奖的主持人面谈过、多少了解点“第一手材料”的中国作家大概极少，而我却有此机缘，还可说是在中国作家中与诺贝尔文学院接触最早的一人。此文写于一九八三年，当时严文井老师是我们中国作家访问北欧代表团团长，文夫兄和我是团员，陪同的翻译是作协外联部的何滨小姐。十几年过去了，评判诺贝尔奖的主持人已有更动，可是诺贝尔文学院楼台依旧，传统未变，也没有搞过任何“体制改革”。我想，把这篇文章再次发表，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拜访以颁发诺贝尔文学奖闻名于世的瑞典文学院，是我们北欧之行的一项主要日程。
　　瑞典文学院在一座古老的建筑里。在北欧来说，内部不能算堂皇。我们从侧门进去，立时感到很阴森，仿佛进入了一座古堡。踏着没有铺地毯的花岗石楼梯上到二层楼，才看见外面灿烂的阳光从大窗户透进来。楼梯口是衣帽间，脱了大衣，经过长长的走廊，又经过靠墙陈列着许多精装书的图书室，才到文学院秘书长俞连斯登办公的地方。
　　俞连斯登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个子不高，红润清癯的脸，花白的头发很整齐地梳向脑后，穿一身黑色的老式西服，完全是上一个世纪欧洲绅士的派头。他，就是在决定谁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件上签字的人。也就是说，谁获得诺贝尔奖，谁不得诺贝尔奖，大部分的决定权在他手上。
　　寒暄已毕，他先向我们介绍瑞典文学院的历史。瑞典文学院建在一七八三年，是至今仍被瑞典人怀念的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创建的。当时，完全模仿法兰西学院的建制，主要任务是发展瑞典文化。因为瑞典语言的发展和文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一开始就着手编订瑞典文辞典、从瑞典文的头一个字母一直编到最后一个字母。它就是我们在长廊的一间图书室中看到的那些书。那些书在他们历史上的意义，很像我国的《永乐大典》。可是他们的辞典保存得很好，而我们的《大典》却散失殆尽。
　　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只是瑞典文学院的一项附属工作。俞连斯登特别强调“附属”这个词，我个人的感觉，他有一种要表现出瑞典文学院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的语气。他说，承担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是从一九○一年开始的。在当时，就有院士不赞成揽这一个差事，觉得由瑞典来承担世界性的文学评奖是很困难的，并且这也不是瑞典文学院该做的正经事，因为各项诺贝尔奖金完全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崇高。
　　后来终于接受了（为什么又接受了此项工作，俞连斯登没有说，我个人估计是为了可以多得到些经费支持）。而一旦接受了此项工作，就必须建立一个庞大的图书馆。
　　他说，你们过一会可以去参观这座图书馆。
　　瑞典文学院有十八个院士，一半以上是作家，其余的是语言学、人文科学的教授。院士由选举产生。学院的一切事务政府无权干涉；在瑞典，各学院都是独立机构，不隶属于政府某个部门。院士一律是终身职，不受任何一届政府的影响，也就是说不管政府由哪个政党执政，院士都不随之进退。不过，政府也不提供一文钱的经费，学院的经费完全由私人资助。诺贝尔基金会提供了学院的日常费用（这是关键之所在）。
　　这十八个终身职的院士又选出“五人委员会”、由这“五人委员会”来决定谁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世界各国的文学家组织都有权向瑞典文学院提出候选人，学院每年要收到一百到一百五十名的候选人名单。这时，文井同志问，我国的巴金和艾青是不是在名单上。俞连斯登说，“在名单上。还有一个中国作家，叫沈从文。”
　　文井同志又问，他们是否能够获得诺贝尔奖金？俞连斯登笑了笑说，“这是绝对保密的。我只能透露一件事，就是今后诺贝尔文学奖金的颁发，将偏重于中东和远东国家，因为这些地区的作家近年来还很少得奖，但这些地区的文学最近有了很大发展。”
　　俞连斯登又说，年的名单上，有许多是多次被提名的人。事实上，要做到公正是很困难的（说到这里，他带着歉意的表情）。因为不管“五人委员会”也好，十八院士也好，他们不能读绝大部分推荐作品的原著，只能靠译成瑞典、英、法文的译本。
　　最后，他说，他们知道中国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写作，希望中国的中年作家和老作家努力，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他的最后一句话，倒有点中国味道。
　　这样，访问算告结束，前后不过四十分钟。在外国，没有在办公室一聊就是半天的事情。我们告辞后，俞连斯登派了一位工作人员，领我们参观瑞典文学院。
　　值得一看的不过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十八院士的会议室。他们每年在这里举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会议，给我们印象很一般：墙上挂着大幅油画，全是历届的院士，我们并没有看到诺贝尔的像。长条会议桌四周摆着十八把金漆的古旧椅子。漆面也脱落了。我坐在主座上照了张相，感到坐椅并不舒服。那些老头子不可能像我们一样一开会就是几天，不然真受不了，屁股是坐不住的，他们又不如我们练就了开会的坐功。这十八个人全到了耄耋之年，到这里来大概就举举手完事。主要决定权在“五人委员会”，而最主要的又是俞连斯登。另一个地方，就是俞连斯登介绍的，专为评选诺贝尔文学奖而设立的图书馆。
　　这所图书馆似乎不对外，只供文学院内部人员使用。所收藏的书籍当然全是文学作品：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等。我们看到，以法文本居多，其次是英文，再其次是西班牙文，真可谓汗牛充栋，从屋顶一直到地板，摆满了一排排书架，全都是烫金的精装本。
　　承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好意，为我们中国作家来访，专门把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品排出来摆在长桌上展览。这个展览，倒使我明白了中国作家，如巴金、艾青这样世界著名的作家、诗人尚未能够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技术原因。
　　据工作人员说，长桌上的书籍已是瑞典文学院收藏的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品之全部，但看来只有寥寥的数十本。我没有仔细数，充其量不过一百本。那长桌子比乒乓桌略大一点，而所有陈列的书又都是翻开的，读者可以想象有多少了。这中间，又以译成外文的四书五经、《道德经》、《西游记》、古典诗词、宋元话本、明清小说居多。然而，如老子、吴承恩之流，是再也没有资格得诺贝尔奖金的了。
　　现代中国文学作品中，鲁迅的著作有几本，但都很薄；茅盾的作品有一本：《子夜》。
　　这些大师也已作古了。尚健在的巴金的著作，我们只看到两本，一本是《寒夜》，另一本也很薄，看起来不像是《家》。大家都知道，《家》已译成了许多外国文字，但遗憾的是这个最关键的图书馆却没有。艾青的诗没有专集，只有与闻一多两人的合集《死水与黎明》，而且是中瑞文对照本，这就可以估计出来所选的诗也不多。
　　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我们只看到两本《中国文学》社编的“熊猫丛书”，一本是谌容、张洁、张抗抗、王安忆等六位女作家的合集，封面是她们六位女士的照片，故一看就认识。另一本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其中有我的《灵与肉》。
　　现代文学作品，从封面看出，倒是港台翻译出版的比我们翻译出版的多。这且不去说它，使我们大为惊愕的是，姚文元的一本什么文学评论集，还当做主要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被陈放在很显著的位置上。这本书有三百多页，开本较我国一般的三十二开本大；我翻了一下，是一本打字本，不是印刷本。也不知译者是谁，但那封面却是印刷的，可能是哪一所大学自印的参考书。
　　工作人员对我们很友好、很客气，显然不会是有意使我们尴尬而放上这本书的。
　　他可能直到今天也不知道姚文元已经被我们打倒了，关进了监狱，也可能是照西方的习惯，认为人虽然犯了法，著作还可以保存下来。我们本想告诉他，姚文元这个文痞写的东西都毫无学术价值，不过是许多条打人的棍子，但转而一想，恐怕我们跟他说上一天，他也不会明白中国当时的政治背景，也只好作罢，放就让它放着去吧。也许它在将来还有点史料的价值。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给他们供给我国翻译出版的文学书籍。何滨以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人员的身分，当场与那位图书馆管理人员建立了联系，答应以后不断地给瑞典文学院寄书来。胖胖的管理员很高兴，双方都交换了通迅地址。回国以后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何滨这个小小的工作人员有没有条件给他寄书，寄过了没有。恐怕她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
　　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走出了瑞典文学院。绕到前面，才知道我们刚刚进去的那扇门是侧门，正门面对着一个小广场。正门的台阶上坐着许多男女青年在晒太阳。
　　随便说一句，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斯德哥尔摩难得有艳阳天。禁声同志说，他在驻瑞典使馆工作了几年，由于太阳晒得少，四十来岁的人头发几乎都掉光了。
　　我们去的时候又是春天刚刚来临，所以遇到太阳好的天气时满街都是人。瑞典人喜欢户外活动。在时间不允许走得远的情况下，他们常常像我们的老农民一样，挤在南墙根儿晒太阳。
　　这时，小广场的木椅子上也坐满了人。都是一副懒洋洋的在享受阳光的模样。
　　广场上自由自在地走着许多鸽子。地上很潮湿，还散布着许多鸽粪、垃圾。堂皇的、世界著名的瑞典文学院的环境卫生可不怎么样。
　　这里还要插一句：奥斯陆、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的街道卫生都不像我们原来所想象的那么好，商店连各自门前的雪都不扫，门槛外面的垃圾一律由市政工人负责。有一次逛街，我向马悦然教授介绍我国的“门前三包”，他也认为很好。
　　参观完瑞典文学院，我们有一种闻名不如见面，而见面又不如不见的感觉。心想，原来不过如此，很有些失望。当然，这个印象很大程度是图书馆所展出的书给我们造成的。
　　后来，禁声同志给我们说，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在现代，不仅仅靠作品，这里面还有些“门道”。第一，当然是政治背景，比如索尔仁尼琴之所以能得文学奖，几乎完全在于他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同时，还有文学思潮与不可捉摸的西方读者的兴趣变化。比如拉美的马尔克斯获奖，就是西方普遍地突然对拉丁美洲的政治关注起来，再加上他的“魔幻现实主义”。还有，就是技术因素：一个是翻译，一个是活动。所谓活动说明了就是拉关系。瑞典文学院名义上不受政府干预，但它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十八个老头子院士仍然要受这一批或那一批名流的影响。禁声同志说，如果我国的文化宣传部门能把我们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确定下来；认为获奖也是我们的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通过我们的积极活动，巴金或者艾青获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当然，如俞连斯登自己也承认的，他们的评奖不可能做得十分公正，所以，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不见得就说明我国的文学没有达到一定水平。通过这次访问，我深深地感到了这一点。我看还是本世纪初那些不愿承担此项评奖活动的院士有见识：靠十八个根本不可能熟悉世界各国文学情况的老头子，来一年一度评选世界最佳作品和最优秀的作家，这件事本身就是很可笑的。事实也证明，从一九○一年以来，世界上很多伟大的作家并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不影响他的伟大，如托尔斯泰；而许多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到后来却默默无闻了。
　　我一面走，一面这样想。绕过正门的广场，走到另一侧的一条小巷子。这条巷子比我们进门的那一条巷子热闹（在斯德哥尔摩，我搞不清东南西北，只好说这一侧，那一侧）。巷子边有一个酒店，那天是星期五，——星期六在瑞典就开始放假，于是许多人正在排队买酒，准备过周末。还有几个小“滂克”在巷子里嬉闹。他们就住在瑞典文学院旁边，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隔壁的这所学院颁发的一项奖金，牵动着世界成千上万的文学家的脑神经。
　　霍尔小姐领我们走进这座文学的殿堂以后，就留在走廊的一间房子里，没有参加我们和俞连斯登的谈话。直等到我们出了图书馆才又接着导游。我们上了汽车准备回旅馆时，霍尔小姐告诉我们，那瑞典文学院下面的一层，就是从正门进去的地方，并不属于文学院，而是一家股票交易所。
　　这倒很有点象征意味：楼上的学院对文学作品所发的奖金，有时并不反映文学作品的实际价值，价格与价值是分离的；楼下交易所所售的股票，票面金额有时也不反映实物的实际价值，价格与价值也是分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