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言》是扬雄（公元前53——18）具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之一。其主旨在于捍卫和发扬儒家学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流行于世的一些宗教迷信思想进行了批判。
《汉书·本传》载其自序云：“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惑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足见本书之作，其主旨在于捍卫和发扬儒家学说。但与此同时，他也在一定程度上依据唯物主义观点，对当时流行于世的天人感应、鬼神图识等宗教迷信思想进行了批判。
《法言》的文辞虽不像杨雄另一部具有代表性的的哲学著作《太玄》那样晦涩，但仍相当艰深。北宋司马光曾经把他和《孟子》及《荀子》做过一番比较，他说：“《孟子》之文直而显，荀子之文富而丽，《杨子》（指《法言.）之文简而奥。唯其简而奥也，故难知。”正因为如此，自汉以来，至于北宋中期，为之作注释者，时有其人。可以考知的有杨雄弟子侯芭《注》六卷，吴宋衷《注》十三卷，晋李轨《解》一卷（以上见《隋书·经籍志》，侯，宋二家已亡佚。）隋辛德源《注》二十三卷(见《隋书·本传》，已亡佚。）唐柳宗元《注》，北宋宋咸《重广注》十卷及吴秘《注》。又《音义》一卷，不具撰者姓名。
《法言》由于其中的唯物主义观点，深得汉代唯物主义思想家桓谭的赞赏，并对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有较大的影响。应该肯定，《法言》在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发展史上据有一定的地位，是研究这一课题的人相当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一部书。北宋司马光也对《法言》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但自程颐始谓《法言》“曼衍而无断，优柔而不决”，苏轼复责其“以艰深之词，文浅易之说”，至朱熹作《通鉴纲目》，更大书而特书“莽大夫杨雄死”，以贬斥其为人。于是人品和著作日益为儒者所轻，在宋明理学垄断学坛的整个时期，也就几乎没有什么人肯花大力气再为《法言》全书作注的了。
清代，汉学复兴，诸子之学也随之大盛，《法言》又重新为人们所重视，著名学者如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以及孙星衍，孙诒让，俞正燮，俞樾等都为他做了许多考订和研究。至于注释，当推近人汪荣宝通注全书的《法言义疏》最为详备。故本书为研究《法言》之必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