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79年初夏即可明白地看出，只有以釜底抽薪的断然措施，才可拯救克莱斯勒公司。他们已竭尽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包括降低费用等，但经济情势越来越坏而他们的赤字日益严重。至此，他们已如同身陷泥泞。如果要再起死回生，只有求援。再下去，就没有资金来帮助他们从溺水站起。

　　1. 断然措施——求助政府

　　当艾柯卡重返华盛顿以克莱斯勒总裁之名以求政府援助时，每个人都说：“你怎么会如此呢？”或“你怎么敢呢？”而艾柯卡已别无选择，求助政府是如今惟一的途径。要知道，当身任福特总裁时，他到华盛顿首都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求政府减少对他们的干涉。

　　他们试尽了其他法子，在1979年和1980年间，凡是有购买希望的投资者，艾柯卡和他们的面谈已超过100 次。而其中大多数都是骗子、掮客或心怀好意却没作用的人。到最后总是不了了之。

　　经过无数次的可能性会谈，他们只好择取其中的一个，那就是向政府求救。他们到华盛顿并不是要以贷款作保证来寻求政府协助。像艾柯卡一样，约翰。里卡多对于这一天的来临，越来越心神不安。虽然艾柯卡即将接替他来掌管公司，但业务上他仍然是董事长，里卡多也明白是他飞向华盛顿求援的时候了。首先，他试着完成以冻结政府的能源法令两年来寻求国会的支持，这样便可不要花费经费来极力降低排气管的碳化物而可用这笔钱来开发新车型，但在华盛顿却没有人管他们。

　　里卡多这样做是对的。虽然克莱斯勒有很多问题皆因管理不善而引起，但政府也有部分责任。在设立一大堆诸如汽车安全问题的故意刁难以及一些令人讨厌的规定后，又告诉美国汽车业者说：“你们大伙不可一起讨论或发展这些工作，各人做各人的事好了。”

　　里卡多的冻结法规的提议没人理会，他又开始奔走于大厅以进行退税的游说行动。根据这项计划，政府必须一元一元地退回克莱斯勒为配合政府的安全、污染标准设备所花的钱，总金额高达10亿元。但国会再一次将里卡多拒之门外。

　　1979年8 月6 日，威廉米勒离开了联邦准备基金会的负责人一职而就任财政部长。他的官方行动的第一步便是声明他支持政府为大众利益而支持克莱斯勒。米勒反对免税方案，但他说卡特政府愿意考虑贷款保证，前提条件是他们能提出全面的自救计划。直到这时，艾柯卡才决定申请贷款保证，尽管他是以极不情愿的心情来决定向政府申请贷款保证的手续。

　　2. “政府挽救”声明

　　开始，政府支援克莱斯勒贷款就受到每一个人的反对，最大的反对声浪是来自企业集团。大多数企业领袖坚决反对这个计划，其中有许多人更公开地表示他们的看法，这些人包括通用公司的汤姆。摩菲和花旗企业集团的华特。季斯顿。

　　对于大部分将美国企业视作宗教类集的人来说，联邦对克莱斯勒的援助不啻是一种亵渎、异端和否定。他们的体系是个互有损益的体系。

　　清算与倒闭是消除无纪律市场的上策，贷款保证却违背了自由企业的精神，鼓励了失败，削弱了市场的纪律。人往高处走，适者才能生存，这是不变的竞争法则。缺乏风险的社会就是没有奖励的社会。失败对资本主义而言就像地狱对基督教一样。

　　全国制造商协会尤其强烈反对联邦的贷款保证。在1979年12月13日举行的会议上，产业圆桌会议里的政策委员会赞成下述对克莱斯勒状况的报告：市场体系的基本前提在于允许失败与成功，损失与利润的同时存在。不管哪一个公司或个人遭受失败的艰苦程度如何，维持整个社会体系自由充分运作仍是最根本的。在广泛的社会中正因为有赚有赔，才得以维持大局的平衡。在新的破产法中，如果失败及重整的程度严重的话，其后果是不难想像的。也许可避免损失所有的工作及生产，在重整时，当无用的部门出售给其他生产者之后，或许可以得到企业再生存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联邦的支援也有其意义。

　　正当政府企业及大众逐渐注意政府对经济加以干涉的花费而又无效之际，提出更进一步介入的话题是极不适宜的，现在正是实践“无需政府挽救”原则的时机。

　　这段叙述使艾柯卡感到愤怒。他尝试去找出是哪些人投票赞成的，但是当时他所要查问的每一个人都出城去了，没有人愿意为打击他们而负责。

　　于是，艾柯卡寄出下述信件作为答复：

　　诸位先生：我深感困惑，当我知道我在华盛顿为克莱斯勒公司请求贷款保证而作证的同一天，产业圆桌会议却发表了一篇反对“政府挽救”的声明，请别忽略了克莱斯勒也是这团体中的一员，在此，我想谈几点看法。

　　首先，圆桌会议的基本宪章中包括了通货膨胀的考虑。其目的已扩大到全国重大的经济问题了。这些讨论传统上都是在开放而自由的气氛下进行的。而我们没有机会来向政策委员会表达克莱斯勒情势的事实无非直接地违反了这种传统。

　　第二，圆桌会议并没有对钢铁公司、造船厂、航空公司、农民及住宅采取相同的立场，它也没有抗议对外国钢铁设定“限定价格”或者禁止政府对美国汽车业的援助。

　　第三，圆桌会议的报告诉之于自由市场体系“允许成功与失败”的原则。它完全忽略了政府法规侵入市场体系而导致大部分克莱斯勒问题的事实。实际上政府取消某些有害的联邦法规与自由市场的运作有莫大的关系。例如政府对钢铁公司贷款的保证，就是完全基于这一理由。

　　第四，圆桌会议宣称在新的破产法规下重整对公司适应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们需要的不是减轻债务，而是筹措大量的新资金。在破产进行过程中，我们不可能筹措到我们需要的资金。我们曾经请教过国内的研究破产法首屈一指的专家，休坦特洛斯公司的罗纳德。特洛斯先生。他对新法则分析后认为破产处理并不适应于克莱斯勒，而且破产会导致立即的清算。在圆桌会议声明中显示，当他们在准备这份报告时，并未访问破产法的专家。我敢肯定如果他们曾询问过的话，报告中将不会对破产的好处持有这样的信心。

　　第五，最不幸的是，圆桌会议竟成为讨论口号的活动。以印刷报告的方式来宣布一种“无需政府挽救”的政策，的确可以将争辩减至最低限度，但是对于国内成千上万依靠克莱斯勒为生的工人，他们的前途却值得忧虑。

　　最后，我相信我接受你们现在的邀请成为圆桌会议的一员也许会造成其他会员的困窘。我曾经希望能够参加一个产业的讨论会，在一种互信互敬的气氛下讨论经济与社会的问题。圆桌会议的出版报告却指出这样的机会并不存在于政策委员会里。因此，请接受我诚挚的抱歉以及克莱斯勒退出产业圆桌会议的行动。

　　3. 为克莱斯勒申诉

　　以上这些，就是艾柯卡告诉圆桌会议的内容。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

　　自由主义中的资本主义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体系。他百分之百地喜爱它。假设其他情形不算，艾柯卡以为它是惟一的方向。但是如果其他情形有所变化呢？如果一个公司实际生存的问题并不是完全由自由企业决定而是由它的对手决定会怎样呢？当一个公司由于其所处的行业及其规模受到政府的法规的不公平的影响而几乎一败涂地时又该怎样呢？

　　这些都会发生在克莱斯勒身上。过去管理的错误固然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克莱斯勒不应该投机而生产所有的产品，不应该尝试扩充到海外，不应该投入旧车市场而应该更注意品质，但是最后迫使公司失败的则是愈来愈多的政府法规的冲击。艾柯卡在国会花了一个星期去试着说明这些，他们不断地问：“为什么你一直来这里叫喊法规呢？”艾柯卡说：“因为你们制定了法规，却把箭头指向我们。”然后他们转身说：“那是由于愚蠢的管理制度。”最后，艾柯卡实在受够了，于是他告诉他们：“好吧！我们停止指责吧！50％是法规的错，50％是我们的错，因为我知道所有管理的罪恶。你们要我做什么？把那些不在这里的家伙钉上十字架？他们的确犯了错误。但你们让我们走入了困境。”

　　为什么他们的自由企业体系如此坚强？这绝不是由于它站得稳、墨守成规，而是因为它总是能适应变动了的现实。艾柯卡是自由企业的强烈支持者，但这并不表示他仍停滞在19世纪，事实上自由企业已不再完全代表其以往的意义了。

　　首先，自由企业体系已适应了工业革命。1980年时，它适应了撒穆耳、戈培士及劳工运动。公司的经理人为反对这个新运动而群起战斗，但是真正该为运动负责的人却是他们自己。他们设立工作条件恶劣的工厂，让童工整天工作，它创造了无数需要被纠正的不平等的事。他们并不知道自由企业是弹性而有机的。自由企业适应了劳工运动，事实上劳工运动也适应了自由企业。在某些产业里，劳工阶层与管理阶层一样成功与有力。

　　自由企业在大萧条下同样也获得生存，与此相同，他们的企业领袖认为大萧条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终点。富兰克林。罗斯福决定为丧失工作的人创造工作条件时，他们觉得愤怒。但是，当企业领袖高谈理论时，罗斯福却起身行动，做了没做过的事，用行动代替了口号。当他完成工作之后，市场体系比以前更加坚强更加成功。每当艾柯卡赞美罗斯福时，他总会听到企业领袖喃喃自语：“艾柯卡是个背叛者，他迷失了自己，竟然喜欢罗斯福。”但他们忘了，没有罗斯福的惊人先见，他们还不知身存何处呢！罗斯福领先他的时代50年。证券交易委员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正是在不景气循环严重时，他为了防止可怕的事情发生而设立的机构之中的两个。

　　现在，自由企业必须作进一步的调整。它必须去适应一个新的世界，包括一个不可轻视的对手日本以及没有人会依照纯粹自由放任的法则竞争的世界。

　　就在这些意识形态上的争论渐趋激烈时，国内第十大企业集团却分了家。显然，现在并不是谈论意识形态的时机。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企业，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竞争。竞争就是贷款保证所能提供的许多东西之一。为什么呢？因为它将保证克莱斯勒继续留在通用汽车与福特周围与之竞争。竞争是汽车业所需要的。在辩论克莱斯勒的前途时，一位福特的经销商投书到纽约时报：“过去25年，我一直是克莱斯勒的竞争者。但是我接受编辑你对克莱斯勒请救政府援助所写的基本论点……在一个民主自由的企业体系里联邦政府的适当角色并不是在协助强大者生存，而是维持竞争，当发展汽车比预期来得快时，如果克莱斯勒失败了，福特还能维持吗？”另一个在俄勒冈代理雪佛兰汽车的经销商在他的家乡登了全页的报纸广告，标题是“如果我们无法卖你们雪佛兰或本田，就买克莱斯勒吧！”广告又继续道：“竞争对我们产业、政府以及身为顾客的你都有益。”

　　除了保持竞争，拯救克莱斯勒同样地保持了许多工作机会。算算他们的工人，经销商和供应商，总计有60万人工作机会濒临危险。有些人相信即使他们失败了，他们的工人也可以在福特和通用找到职位。但情况并非如此。福特与通用刚好能卖出所有他们制造的小汽车，但他们并不是恰好有空的厂房，需要更多的工人。如果克莱斯勒关门的话，他们的工人几乎都要遭受失业。本来靠进口车才能满足美国对小汽车突然而不知餍足的需要，如果克莱斯勒失败，美国将不仅输入小汽车而已，也会输出工作机会。对此，艾柯卡不禁要问：“如果克莱斯勒关门的话，国内的失业率在旦夕之间上升半个百分点，这对国家究竟有什么好处？

　　如果克莱斯勒失败，而千万个美国工作机会被日本人抢去的话，自由企业是不是会得救？如果克莱斯停止所制造与出售百万辆汽车和卡车，他们的自由市场体系真的会有竞争力吗？“如果对个人拯救，那么应该同时拯救他们的公司。毕竟工作是用来维持个人生活的。

　　财政部曾估计过如果克莱斯勒崩溃的话，第一年国家就将因解雇而花费27亿美元在失业保险及福利支出两方面。当国会知道在其选区内有多少人依赖克莱斯勒为生时，想法就完全改变了。在付出27亿元和在很大的收回机会下，用一半的金额提供贷款保证二者之中选择了后者。

　　当这场论战在国会内进行时，艾柯卡正忙着尽量去筹措金钱，包括出售公司债券给其他公司。他觉得自己像个急需现金的毛毯商。他的精神低落，因为不管他到什么地方，从没有人对他说：“加油！你会成功的。”

　　在讨论期间，对克莱斯勒问题的解决，破产的说法相当流行。在联邦《破产法案》第十一章中，他们一直受到保障，直到债务全部清理完毕。或许几年以后，他们会以一家较小但较为健全的公司的姿态再出现。

　　但他们请教各种专家时，就像他们心里早已有数一样的，专家们告诉他们，像他们这种情形下的破产，将造成大灾难。因为他们的情况特殊，不像处理政府已经给你国防合同的案子，也跟谷类不同。当破产的传言阻断了公司的现金流量，导致周转问题，顾客就会取消订单，他们担心未来的担保范围及取得零件和服务的艰难，汽车再出售的价值就更不用寄予太多的奢望了。

　　还有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例子：当怀特卡车公司宣告破产时，他们以为可以藏身在第十一章的规则下掠夺贷款人，除了技术上一些问题，这种方法有可能奏效。他们的每一个顾客会说：“噢！不，他们破产了，我想我还是买别人的车子好。”有的银行想要叫克莱斯勒走上这条老路：“为什么你们要扯上政府？宣告破产啊！一直经营你们公司到破产。”

　　但他们不断地说：“瞧！我们是消费产业里一家主要的消费制造公司，如果这样做，我们连两个星期都无法撑过去呢！”如果破产时，他们的经销商会失去向其他产商进贷融资的能力。几乎所有经销商融资的管道会在一两天内被银行和融资公司所截断。估计大约有一半经销商要被迫破产。其他的会被通用汽车与福特吸收，将使他们在主要的市场上设有销售通路。供应商会要求预付贷款或采取货到收款的方式。他们的供应商大多是少于500 个员工的小企业。克莱斯勒破产对上千个依赖他们生存的小公司的伤害是不能忽视的。他们之中的许多公司也必须宣告破产，接着也会使克莱斯勒的职员失去某些生存的基本条件。

　　那么，撒手不管克莱斯勒，试想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司破产会对这个国家有何影响？根据资料来源，克莱斯勒做的一项研究估计它的关门最后会使纳税人花费160 亿的钱在失业、福利及其他费用上。

　　破产的选择竟值这么多钱！

　　4. 舆论的抨击

　　在对克莱斯勒的前途所引起的全国性辩论时，每个人都持批评态度。专栏作家汤姆。威克在纽约时报上写着：“克莱斯勒应该把精力投到建造大众运输系统而不是汽车业。”社论漫画家曾有段时间特别注意克莱斯勒要求政府协助的报道内容。《华尔街日报》尤其冷酷无情。他们热衷于贷款保证的主题，他们甚至用上了令人难堪的标题“不可救药的克莱斯勒”。他们不仅在社论上反对政府对克莱斯勒的援助，更不肯轻易地放过艾柯卡他们。他们按时报道每一件坏消息而忽略任何好的兆头。即使在克莱斯勒获得贷款保证之后，他们指出虽然克莱斯勒有足够的资金，有重组的公司，有崭新的管理，正确的产品和良好的品质，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他们的经济情况可能变糟，汽车的销售也许会更差劲。

　　几乎每天《华尔街日报》都会刊登一篇对克莱斯勒境况的反对文章，而每当这种事情一发生，艾柯卡就必须耗用本已有限的时间去控制其在社会大众间造成的损害。

　　例如 1981 年的第一季度，福特损失了 4亿3900万美元，克莱斯勒正有所改进，不过还是损失了3 亿美元。而《华尔街日报》的标题却是“福特损失比预计的少而克莱斯勒损失比预计的多。”那是惟一能使艾柯卡看起来比福特还差劲的标题写法。显然，这是个用数字无法支持的说法。

　　几个月后，克莱斯勒的月份销货显示出比去年多了51％的利润。但是《华尔街日报》不得不指出：“这种比较已经受到扭曲了，因为克莱斯勒去年的销售额已经跌到谷底了。”而《华尔街日报》曾以去年生意较好作为指责他们低销售的借口。这件事使艾柯卡想到了一个古老的犹太笑话。郭德保先生接到银行一纸通知说他账户已透支400 元的电话。

　　他说：“请查查上个月的对账单。”银行职员说：“您还有900 元的余额。”郭德保说：“那么再上个月呢？”对方回答是：“1200元。”郭德保又问：“再上个个月呢？”对方又回答：“1500元。”郭德保于是说：“请告诉我，在其他月份时，当我的账上还有很多钱时，我曾经打过电话给你吗？”这就是艾柯卡对《华尔街日报》的看法。

　　在大学担任校刊编辑时，艾柯卡已经知道直接标题的作者拥有的权力有多大。除非真的对主题特别感兴趣，否则大多数人很少读完整篇报道。对大多数人来说，标题就是报道内容。在贷款保证危机期间，在艾柯卡借用了法律允许他们再借数额中一部分金钱之后，《华尔街日报》在社论上建议克莱斯勒应该“驱除了困境”，而他们至今闻名的社论“让他们尊严地死”，如今已成为在这个国家里新闻谩骂自由的历史的经典之作。艾柯卡很清楚，是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他们这一种权利。艾柯卡被惹火了，他寄给编辑一封信，上面说：“事实上，由于病患服用了一半指定的药方还没有完全康复，你就宣称他应该被处死。我实在庆幸你并不是我的家庭医生。”

　　当克莱斯勒恢复元气之后，《华尔街日报》有时还不忘狙击一下。

　　1983年12月13日，艾柯卡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宣布到年底时，他们就可以偿还所有政府支援的贷款。两天以后，曾经反对贷款保证的《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题名为《克莱斯勒的大转变》的报道，依照这篇文章的说法：“这种转变几乎到了夸张的地步……怎么可能这样快就把这家奄奄一息的公司变得这样生气勃勃？”在同一天，《华尔街日报》也刊登了一篇有关克莱斯勒的报道，标题是“克莱斯勒就好像减肥者，去了一身赘肉，但是仍需休养”。对于《华尔街日报》的偏见，艾柯卡已经不再怀疑，他们有权表示他们的意见，但是只限于社论版。他们起码也应该说：“克莱斯勒必须这样做实在可惜，不过的确干得好！”在全国性的商业报纸上就有这样的报道。

　　“挽救”是个富有色彩的隐喻字眼。它造成一种漏水的船快被汹涌的大海所吞没的印象，它暗示只有船员是不够的。不过“挽救”至少比“乞求”这个字眼要好得多了。克莱斯勒并未要求任何免费的赠予，也不曾收过任何的赠予。

　　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克莱斯勒是一家巨大而完全独立的公司，不值得别人的帮助。为了驳斥这种传言，艾柯卡说明了事实上克莱斯勒是许多小个体的合并体，他们是一家组合而成的公司。他们有11000 家供应商和4000家经销商。他们大部分都是小生意人而不是大阔佬，他们也许需要援手，但绝不是乞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