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伊雷内、拉蒙三位亲兄弟，不仅在杜邦家族和杜邦公司有十分巨大的影响，他们当权期间，杜邦公司始终保持鼎盛势头，而且在当时美国的政坛上他们三兄弟也算是叱咤风云的人物。

　　他们似乎都有一种与美国政府作对的习僻，特别在罗斯福出任美国总统前后一段时间，他们给美国政府制造了不少麻烦，当然也给自己招惹了不少麻烦，如遭受反托拉斯诉讼和被送上军火听证会。不过他们具有一种回天之力，每次都能顺利过关，继续其发财伟业。

　　1. 武装希特勒

　　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资本主义制度，使欧美各国的政治也陷于危机。资产阶级纷纷寻求摆脱危机的办法。但是，各国的情况不同，具体的做法也不一样。英美等国有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实行改良主义的措施，德意日则公开建立法西斯政权，企图从战争中寻找出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在巴黎召开会议，处理以德国为首的战败国问题，签订了凡尔赛条约，随后又签订了美德和约。战争过去了，德国的罪行清算了，然而帝国主义集团间旧有的争夺霸权、争夺市场、争夺殖民地的矛盾斗争并未解决，不仅依然存在，反而更加扩大、更加尖锐、更加激烈了。

　　凡尔赛条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德国实行军火限制和禁运，防止德国以任何形式重新武装，再次危及世界和平。然而这个条约不过是一纸空文。

　　美国、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出于自身的利益，对战败国德国采取宽容政策，提出把德国养起来跟苏联斗的政策。因而凡尔赛条约基本上没有执行，反而给德国15亿美元的贷款，使德国迅速恢复元气，而且重新武装起来。

　　在经历了十多年和平发展之后，到了30年代中期，欧洲大陆的整个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纵容和怂恿下，德国的纳粹党迅速崛起，不断壮大其实力，夺取国家政权，大力扩军备战。1933年1月30日，纳粹党头目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他一上台，就发出战争叫嚣，加紧进行武装，煽动战争狂热，实行他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其实德国的重新武装，早已在秘密中进行。在协约国管制的那些年里，德国人采用一切隐蔽的欺骗的手段。保存武器和军用车床。他们用美英贷款新建的工厂在设计时，有预谋地使之能随时迅速变成军用机床。同时他们暗中建立海空军，制造潜艇，研究新式武器。

　　希特勒上台当了总理以后，立即秘密地整顿军备，他干得更起劲，更有效。而且对协约国的态度强硬起来。1933年10月，希特勒退出了世界军备会议和国际联盟，接着又要求废除凡尔赛条约中限制军备的条款，要求享受军备的平等权利。1936年，德国进入扩军备战的第二阶段，即全面发展战争经济的阶段。德国的重工业生产特别是军火工业生产迅速增长。从 1933至1938年几乎增长了九倍，其产量超过了美英两国军火产量总和。

　　希特勒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搞海上封锁造成德国战争物资匮乏得出教训，决心做到战略物资自给自足，因此在30年代不断扩大石油、橡胶、矿产品及各种火药炸药的进口和储备。

　　当时的国际联盟对德国公然破坏凡尔赛和约的行为只是口头上提出抗议，而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决心使用武力来制止德国的扩军备战。相反，当经济危机困扰着一些大国时，他们还把向德国出口商品作为摆脱这场危机的办法。

　　1929至1935年的世界经济危机，首先是从美国开始的。经济的大萧条像一场可怕的大瘟疫蔓延全国，涉及每个工厂和家庭。当时的胡佛总统鼓励美国企业商品出口，争取国外市场来解决国内市场的不景气，借以摆脱这场经济危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曾获得“死亡贩子”称号的杜帮家族，充分理解和利用美国政府的那种态度，肆无忌惮地向德国大搞军火生产投资和火药销售。在重新武装德国的过程中，杜邦公司起了极坏的作用。

　　那时，杜邦公司还是拉蒙当权，他同时是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长。他对德国的恢复扩张和重新武装的计划和行动，密切注视，洞若观火，认为德国是一个潜在的火药大市场。还在1925年拉蒙就策划指导公司的销售部主任弗利克斯同德国商人接触，摸清德国购买火药的意图。

　　1926年1月1日，在德国汉堡港口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谈上，杜邦公司与德国两家最大的火药厂——火药股份公司和科隆·罗特魏勒火药股份公司的代表签订了一项“君子协定”；根据这项协定，每家公司对另一家公司所创造的任何一项新制作法和产品有权首先购买，其中包括黑色火药、击穿火药，以及供“体育娱乐”用的无烟发射火药、起爆、安全导火线、火药导火线。

　　拉蒙接任杜邦公司总经理以后，更积极进行对德出口贸易。他采取的做法有三种。一是购买德国大火药公司的股权；二是同德国人联合办厂；三是进行走私。

　　1929年，杜邦公司与法本（希特勒财政的支持者）公司签订了一项投资协定。同年拉蒙决定购买迪科股份公司49％的股权，德国金银冶炼公司3.5％的股权，这些投资和他们在 I.G.法本公司及其附属的火药股份公司和科隆·罗特魏勒公司所持有的股票，使杜邦家族在德国军火工业的投资达300万美元。

　　1929年，他们与法本公司签订了另一项“协定”，同年已是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的拉蒙以2600万美元购买了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厂亚当·奥佩尔股份公司80％股权，在1931年，又增加了740美元，使通用汽车公司投资达100％。使德国的军用汽车生产获得了足够资金。

　　1933年杜邦公司在欧洲的代销商泰勒上校向拉蒙报告说，有些商人通过荷兰向德国进行军火走私，并说走私军火的项目很广泛，包括汤姆森冲锋枪和左轮手枪。拉蒙听说后，很感兴趣。一个月后杜邦公司也直接冒险干起向德国走私军火的勾当。杜邦公司一直没有直接向德国销售火药的机会，原因是受到它的卡特尔合伙者英国帝国化学公司的抵制，进行军火走私也算是一种补偿吧。此后，杜邦公司生产的火药通过荷兰河水上通道源源不断地销往德国。

　　杜邦公司，当然还有其他公司，向德国做军火买卖是得到美国政府默许的，政府对大企业主、大商家的一切行为只是睁只眼闭只眼，“假装看不见”，凡尔赛条约也好，美德条约也好，都是次要的，美国的经济复苏则是首位的，何况政府并未公开宣传、鼓励呢。

　　拉蒙为希特勒的胜利上台和疯狂扩军备战所鼓舞，梦想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捞到更大的好处，发更大的财，因此更不管什么条约不条约，不怕再戴“死亡贩子”之类的帽子，既然政府是那么个态度，到时候杜邦家族是不乏辩解之词的。这样，他们就越来越放肆，过去，杜邦公司只是以出口贸易的形式同德国的企业家打交道，和德国军方并无多少接触。随后，他们竟想直接和德国军方接触，以期获得大量订货。

　　1933年2月1日，杜邦公司外销部主任老A.费利克斯.杜邦和副总理K.K.V.凯西一起秘密同希特勒的两个特务容格·吉拉和韦斯塔普伯爵会见。

　　韦斯塔普是德国总参谋部的一名代表，但吉拉不泄露他真正的身份。其实他就是彼得·布伦纳，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派往美国的间谍。战后，布伦纳继续干他的密探工作，把他的才能出卖给13个不同的国家。

　　吉拉的肮脏的经历，费利克斯并不大在乎，在1933年2月1日，他与吉拉签订了一项合同，指名他为杜邦公司在“荷兰王国的代理人以及在德国的惟一代理人，同两国的购货商商谈出售军用发射火药和军用炸药事宜”。一年以后，参议院委员会认为泰勒上校报告的关于荷兰是大部分走私军火进入德国的根据地一事，是“极为值得注意的”，因为那时重新武装的“德意志共和国”的新总理的是阿道夫·希特勒。德国总参谋部的韦斯塔普伯爵同杜邦公司的代表接触，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第二天拉蒙在杜邦公司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此事时，有的委员指出此项合同违背了凡尔赛条约和美德条约。于是拉蒙废除了这项合同，并命令费利克斯重新签订。3月15日，费利克斯同吉拉签订了另一项合同，其中用了“得到美国政府签字和准许”条文。反正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假装看不见”，即使“见”了，杜邦自有办法做出辩解。

　　总之，杜邦公司对德国的军火生意可谓做到家了，其罪恶事实是不胜枚举的。限于篇幅，只能挂一漏万。

　　拉蒙领导的杜邦公司，不仅限于为德国的武装尽心出力，还为轴心国的意大利和日本的军备表现出同样的热心。

　　在欧洲，意大利的专制魔王墨索里尼的野心也急剧膨胀，穷兵黩武。他同希特勒一个鼻孔出气，大肆扩充军备。杜邦家族对意大利的行动早已看在眼里，认为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市场，并及时地向意大利的化学公司投资一百多万美元，还买了意大利赛璐珞公司的股票，达该公司股票总额的70％。

　　在东方，日本帝国主义异军崛起，与希特勒遥相呼应，其野心不亚于希特勒，它企图首先控制占领中国，然后北上进攻苏联、南下进攻英美。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对日本于 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抱着同情态度，提出了不干涉政策，担心对日战争造成东方局势动荡，阻碍美国对外贸易。他在一次国会演说时说：“日本方面也有一些道理，我们与他们的友谊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我们应该友好地考虑日本的处境。”他的话不只是对日本的同情，而且也是极大鼓舞。

　　杜邦家族对胡佛的讲话心领神会，就在那一年同日本签订了军火进口协定。杜邦公司还向日本出售技术，以九十多万美元的高价，将氨炸药的配方卖给日本，这种廉价的军火制作法使日本的军火生产如虎添翼。当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对日本侵入中国东北进行谴责，而国务院却背地里对这笔买卖表示认可。

　　杜邦公司的火药的销售几乎是无所不到，无孔不入。他们在世界各地雇用代理商或派出商务代表，向世界上数十个国家出售硝化纤维素火药和无烟火药。

　　为了打开销售市场杜邦公司采取了行贿、送礼、回扣等手段。早在1925年，杜邦公司已经非法地向中国东北的沈阳军阀私运军火，所付出的回扣十分巨大。1928年，杜邦公司与波兰订立了在12年中每年供应300吨火药的长期合同，同样是在付出贿赂之后才捞到手的。

　　在中国关内，杜邦公司用类似的肮脏交易把火药出售给蒋介石军队打内战。杜邦公司总部在1929年9月23日打电话给泰勒：“N. S.贝茨建议我们只付出 7.5％的佣金。普雷斯顿·威尔克染料公司，威明顿。”“中国上海杜邦染料公司办事处， 只预付出厂价值的5％，按以下比例分配：4％给南京的中国部队。……”“佣金”分配方案是；“南京部队得4％，一位荷兰雇佣军人德·弗雷门尼上校得 1％”。“我们向贝茨建议，一定得按上述规定解决。”在上海他们也同样行贿。上海的杜邦公司办事处主任诺埃尔博士打电话说：“总之，在中国新年必须向各方面送礼，而我们所得的额外价格可以用于这个目的。”

　　杜邦公司还向海外一些国家火药公司、化学公司投资或购买股票，进而控制其市场。

　　2. 计倒新国会

　　罗斯福1933年就任总统后，推行“新政”，加强国家资本主义，克服经济危机。他通过民主党控制新国会，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方面推行了一项联邦机构，特别是行政部门的大规模集中和调整；全国复兴法，5亿美元的失业救济法，失业补助法，铁路管理法，成立联邦储备保险公司以支持行将破产的私营银行公共动力法，国内企业主贷款法以及啤酒法。

　　杜邦家族对罗斯福的新政，开始持慎重的态度，以后随着新政的实施，触动了杜邦家族的利益；杜邦家族便与民主党的新国会，由开始的不信任而发展到分道扬镳了。拉蒙激烈抨击罗斯福新政，认为走得太远了。伊雷内抨击罗斯福“掏别人的腰包来发救济金”，说联邦政府“显然认为它能向富人征税而给穷人用，(名人传记)但这一法案显然是违反宪法的”等等。他们还成立了“美国自由同盟”（简称自由团）对付新的国会。这个自由团成立于1934年，是相当激进的右翼团体。在这个团体中，还有一些资本雄厚的实业家。“自由团”自我标榜的是宪法和个人权利的捍卫者，但实质上是反罗斯福反“新政”

　　的组织，有些人还认为它有法西斯主义言论嫌疑。杜邦家族曾支持这个团体，伊雷内不仅支持而且是其中一员。

　　伊雷内既是自由团中的活跃分子，又是杜邦公司和杜邦家族的发言人，他以他的如簧巧舌到处发表演说。1935年，当政府出动4万名国民警卫队员在 19个州内镇压罢工时，伊雷内大骂罗斯福的失业救济政策和农业补贴政策。他指责罗斯福政府不是实行论功行赏的政策，却是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无功受禄的政策。它贯彻了社会主义揭示的准则，“拼死拼活地干，这样寄生虫就可以从你的劳动中得到利益”。

　　杜邦家族对新国会的肆无忌惮的攻击，引起了罗斯福总统的极大愤慨。

　　在一次国会联席会议上，罗斯福总统给予了杜邦猛烈反击，他指控说：“他们盗用了伟大的民族思想的外衣，为可耻的特殊利益服务。这些工商业界的少数人，从事着在人民中散布恐惧与不和的广泛宣传。他们会结成帮派，反对人民的自由。”针对自由团的反劳工政策，罗斯福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谋求恢复为他们图私利的权力。他们提出要带领我们重绕同一个旧拐角，走回到同一个阴沉沉的旧街道。”

　　罗斯福对杜邦家族的抨击，使在座的少数共和党议员十分吃惊和尴尬，当着这些共和党议员的面，他毫不留情地对自由团进行抨击，说他们试图“怯懦地用含糊不清的言语来掩盖他们的反对意见”。

　　“我们显赫的经济寡头不希望退回到他们所唠叨的那种个人主义中去，即使在那种制度下好处属于残忍者和强有力者。

　　“他们认识到，我们在34个月内，已建立了新的民众权力机构。在一个人民的政府手中，这个权力是有益而正当的；但是在经济寡头的政治傀儡手中，这种权利就可能为人民的自由制造镣铐。

　　“让他们为所欲为吧。他们一定会走每一个过去寡头的道路，权力归自己，奴役给民众，他们的武器就是恐惧的武器。”

　　罗斯福在国会的这番讲话及其对杜邦家族和自由团的鲜明态度和强硬的抨击，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民主党人欢呼，共和党人愤恨。杜邦家族的人和他们的支持者自由团，或者对罗斯福冷嘲热讽，说他是在为重新当选制造舆论，或者对他进行谴责，骂他煽动阶级仇恨。

　　不管共和党和自由团如何制造反对舆论和活动，他对那些破坏罢工的有钱人的挑战坚决给予反击，并继续实行他认为美国资本主义要持续下去所必须的改革纲领——他的新政权。

　　杜邦家族与罗斯福政府的矛盾越来越深了。在罗斯福宣布向美国主要的军火制造商杜邦家族开火的影响下，杜邦家族几乎成了众矢之的。

　　1934年2月，参议员杰拉尔德·奈在参议会上又对军火制造商杜邦家族进行攻击，说他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根。杰拉尔德·奈在 《幸福》月刊 上写了一篇有确凿证据的材料为论据的文章，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随后奈又出版了一本揭露杜邦之流军火制造商的名为《死亡贩子》的书，这本书十分畅销。在这些文字材料的鼓舞下，参议院决定由奈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对杜邦公司进行调查。

　　杜邦家族毫不示弱，继续与罗斯福政府进行斗争。他们积极进行院外活动，阻挠参议院进行调查。同时，他们进行了一些非法的阴谋活动。

　　1934年，杜邦财团突然买进专门制造小型武器的雷明顿军火公司56％的股票。这项投资不仅为杜邦公司获得了火药市场，同时也给它带来了雷明顿公司作为国内最大的钢刀制造商的附带财产。不久，杜邦公司又吞并了全国最大的猎枪制造厂查尔斯·帕克公司，还有彼得斯子弹公司以及俄亥俄州金氏火药公司。杜邦这种异常举动是有其目的的。

　　这年夏天，杜邦家族进行非法活动的盖子终于揭开了。雷明顿军火公司，美国自由团司库以及杜邦这个家族，都卷入了美国历史上一件异乎寻常的阴谋：要以强力推翻罗斯福政权，从而推翻美国政府，这是一场胎死腹中的未遂政变。

　　这样，就引出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激烈的参议院军火听证会，杜邦家族成员皮埃尔、伊雷内、拉蒙、弗利克斯被送上了军火听证会。

　　杜邦家族的这些头面人物在接到通知后，并未感到多大惊恐，显得似乎很冷静。他们确信，这次事件完全是由于杜邦家族反对罗斯福而在政治上遭到的一次刁难。

　　听证会对杜邦家族进行最严厉的攻击，着重指出：杜邦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超额利润，同时从1918至1920年末，杜邦公司实际缴纳的140万美元所得税，都是属于1918年的。1919和1920年，杜邦公司因工厂报废而申报净亏。但杜邦公司曾经得到过协约国支付的工厂建造费用和美国政府支付的工厂拆除费用。

　　参议院调查委员会用确凿的证据，将杜邦公司与当时正在武装希特勒的德国军火公司签订的战前和战后卡特尔协定，杜邦公司拥有大宗德国军火公司的股票，弗利克斯亲自签订的吉拉合同被一一揭露出来。还有事实表明杜邦公司早在1924年就了解德国已开始重新武装。

　　坐在证人席上的皮埃尔、伊雷内、拉蒙和弗利克斯都显出一副漫不经心、若无其事的样子，竭力装出贵族老爷的镇静姿态。

　　皮埃尔这时已经快70岁了，穿着一套颜色不深不浅的衣服，他矮胖、秃顶，像一位老祖父，和善的蓝眼睛透过架在鼻上的眼镜腼腆地注视着周围。

　　腼腆是皮埃尔的性格特点之一，也是他们家族的遗传。弗利克斯穿的是非常时兴的淡色衣服，这集中体现出他优越的社会地位；拉蒙和伊雷内却各穿一套漂亮的传统的黑色衣服，他们俩心平气和地一一否认对他们的指控，一面若无其事地从烟斗里喷出一口一口的烟雾。

　　在听证会上，杜邦家族否认他们参加外国卡特尔，否认对通用汽车公司有任何控制权，否认利润是他们的惟一动机，而自称是爱国的，否认有过任何贿赂行为。当调查委员会拿出一个个证据时，有时伊雷内承认有那么回事，有时皮埃尔表示突然回想起那件事，而拉蒙拒绝承认任何事情。拉蒙曾阻拦德国科隆·罗特魏勒公司为阿根廷政府兴建火药厂，在听证会上参议员劳申布什提出这个问题。拉蒙漫不经心地从嘴里抽出曲柄烟斗，摇了一下，以示不同意。这时，劳申布什火了，气愤地说：“你怎么能对我们提供的所有证据采取这种态度呢！”

　　这时，弗利克斯插话：“我们宁愿卖炸药而不愿建炸药厂。”他的很不恰当地辩解，传到阿根廷政府官员耳中，据说阿根廷政府大骂杜邦公司见利忘义。

　　伊雷内作为杜邦家族的一位有才能的演说家，在听证会适当的时机进行了激烈的反驳。他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美国一参战，杜邦家族的纳税额就超过从卖给美国的火药炸药中获得的利润。另外，政府所需的这批火药炸药是用于战争的，而且只有杜邦公司才能提供。伊雷内在谈到政府在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作准备方面所起的作用时，认为“谁都不想把所犯的错误归于自己。谁都不愿主动承担责任。”他争辩说，靠战争发财的远非杜邦公司一家，但不知何故却偏要针对杜邦公司一家。当然，这原因伊雷内心里是很清楚的。

　　也许是伊雷内的辩驳发言起了作用，或是罗斯福认为应适可而止，时过不久，听证会上的调子急转直下，整个情势对杜邦家族有利。人们认为，杜邦家族不是魔王，他们不是谋求战争的人，无非是善于经营的商人，杜邦公司与德国各公司签订的军火协定，只是一种商业活动，他们与一般商人不同之处只是在商品种类上，而不是在商业道德上。更何况同希特勒德国做生意的并非只杜邦一家，美国其他大公司也同德国大做其生意。如：联合航空公司、柯蒂斯·赖特公司、道格拉斯航空公司和斯佩里陀螺仪公司，都给德国供应容易改装成战时使用的设备。此外，和纳粹德国签订专利协定的还有通用电气公司、美国铝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这样，杜邦家族侥幸地逃脱了联邦的起诉。

　　其实罗斯福总统及其政府搞这一场军火调查，旨在打击杜邦家族反对和攻击新政的嚣张气焰，杀一杀他们的威风而已，并没有打算对他们实行法律制裁。要知道，华盛顿所有的人包括白宫当权人物和杜邦公司的新老老板们，在道德标准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共同的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了他们的共同命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杜邦家族虽然免遭联邦起诉，但他们的损失却是相当巨大的。杜邦的名声本来就不好，通过这次听证会更是一落千丈。不过此后，他们抨击新政和罗斯福的言行有所收敛了。

　　3. 笼络罗斯福

　　1937年6月5日，从特拉华州传出一则引起人们极大兴趣的消息：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埃舍尔·杜邦结为伉俪，婚礼在特拉华布兰迪瓦河畔某教堂举行。新郎的双亲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夫人前往袅园主持婚宴，向新娘的叔叔伊雷内和拉蒙·杜邦祝酒，庆祝两家喜结良缘。

　　这则消息使人们感到非常意外，人们还记得，一年之前杜邦家族和罗斯福家族还在唇枪舌剑，互相攻击。然而眼下美国两个最大的曾经彼此敌视的家族竟然成了儿女亲家，这是怎么回事？这还得从罗斯福竞选美国总统说起。1933年美国举行大选，罗斯福参加总统竞选。他在竞选演讲中，针对上届总统胡佛的保守主义提出了一整套新的纲领，加强国家资本主义，克服经济危机。杜邦家族对罗斯福的新政不感兴趣，他们支持另一位竞选者阿尔夫·兰登，企图以兰登击败罗斯福。结果白白地丢掉了数十万美元的资助费不说，还得罪了罗斯福。

　　罗斯福当了总统之后，立即推行他的新政，进行税制改革，取消营业税，征收高额所得税和遗产税。这种税制对杜邦家族极为不利，因而他们对罗斯福及其社团极为不满，伊雷内和拉蒙对新政及罗斯福进行肆无忌惮的抨击。

　　同时他们还对罗斯福总统和他的夫人进行毁谤诬蔑。他们在一次集会上散发了罗斯福夫人被黑人护送去出席一次会议的照片，同时有一张传单上写着：

　　罗斯福夫人已允许黑人出席白宫宴会，并在白宫床上睡觉。

　　后来，杜邦公司竟然发展到企图推翻罗斯福政府的阴谋活动。由此可见，杜邦家族和罗斯福之间的矛盾之尖锐，仇恨之深了。

　　然而，正当两家老一代为政治问题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的一对正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儿女却在谈情说爱，而且已发展到形影不离、如胶似漆，定立婚约的时候，并于前不久向双方父母下了最后通牒了。

　　天地之间，气候无常，朝为行云，暮为行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复杂多变，朝为仇敌，暮为亲朋。而这种变化并不需要很长过程。儿女婚事瞬间改变了双方家庭之间的政治气候。

　　还是罗斯福采取了主动，既然已是儿女亲家，自己又是总统，就应该以博大为怀，在政治上休战，双方和解。正当在儿子成婚之时，他作出了对工商界妥协的反应。最核心的问题自然是恢复了旧的税制，取消对公司利润所征收的累进税和附加税，因为这是杜邦家族及其他大企业主们最感头痛的和最有意见的。

　　在这之前，拉蒙在美国工业制造商全国联合会代表大会上，作了一次长篇演讲，定下了大企业主们对现行政策的主张，定下了基调。他大谈特谈美国企业的前途，说大企业正笼罩一片“渺茫的烟雾”，呼吁政府拨开迷雾，让企业界看清必须要走的道路。他要求政府应在一定时期内稳定税率、稳定劳工、稳定法律，认为目前这一切都是迷茫的，捉摸不定的。他特别强调说：

　　“眼下大家担心的是，我们面临着迅速增长的税率，而且可能要缴新的税， 其性质如何，谁也猜不准。这种忧虑的心情仿佛一堵墙，挡住了工业扩展的道路。”

　　拉蒙讲话寓意很清楚，就是要恢复单一的营业税制，取消对企业利润所得税和遗产税，他把这看成是工业扩展的一堵墙。拉蒙这篇讲话的主要点，往后基本上为罗斯福所接受，被美国政府作为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

　　随后，罗斯福和他领导的政府完全推翻了早已制订的税收政策，对大公司扯起了白旗，停止进一步对大公司利润的征税。杜邦家族中的人，尤金、伊雷内、拉蒙等，乘机进行倒算上诉，要求退款或赔偿。他们一家总共从政府获得的退税款、赔偿款总计达23.3万美元。全国大企业中财产损失最少的惟杜邦一家。

　　杜邦家族和罗斯福的亲密关系迅速地稳步地向前发展。罗斯福亲临尤金、杜邦宅邸拜访密谈，并参加6月26日举办的瑞典移民在美国登陆300周年庆祝大会，罗斯福亲自到会捧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火药定货单大部分交到了杜邦家族手中。研制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也是罗斯福总统授权给杜邦去完成的。杜邦家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好处更多，名利双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