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邦公司自皮埃尔、伊雷内、拉蒙三兄弟相继退居第二线以后，出现了一个由姻亲担任总裁的时代。1940年皮埃尔提拔公司研究员瓦尔特·卡班达接替自己的职务，任总裁，此人系皮埃尔的妹婿罗伯·卡班达之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48年卡班达辞去总裁职务，由格林沃尔特出任杜邦公司总裁，担任起领导这个庞大的国际性企业的重任。后来格林沃尔特娶了玛格丽特·拉蒙·杜邦为妻，玛格丽特即皮埃尔·S.杜邦之弟伊雷内之女，也就是卡班达总裁兄嫂玛格丽特之侄女，由此而成为杜邦家族的一员。在杜邦公司中姻亲当权的有几人，惟格林沃尔特，对杜邦家族贡献突出。

　　1. 才高权重的姻亲

　　在美国，许多大家族事业的发展似乎都有姻亲的作用。(名人传记)然而像杜邦家族的姻亲那样起重要作用的还不多见。早在杜邦家族从法国远渡重洋逃到美国时起姻亲就对杜邦的事业发生影响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杜邦公司的兴旺发达，姻亲担当重要职务，做出重大贡献的人不少。如杜邦公司的创始人伊雷内，杜邦去世后，由于他的三个儿子都不熟悉公司业务，无人接替他的职务，于是他的女婿比铁尔曼暂时承担起掌管杜邦公司的事务。杜邦家族的姻亲还有名声显赫的人物，如小富兰克林、罗斯福、乔治、伦道夫、斯科特和玛格丽特·奥斯本，还有一位多次当选为国会议员、当选进弗吉尼亚州州长和弗吉尼亚大学校长的科尔盖特·达登。

　　有一个叫汉密尔顿·巴克斯代尔的，是梅·杜邦的妹夫，曾经受到杜邦家族的器重，1902年尤金去世后，家族的意见由他当代总经理，但他慑于杜邦家族内部面临的纷争而谢绝了，后来担任了东部达那炸药公司的总经理。

　　对杜邦公司做出卓越贡献的姻亲还有卡班达一家，前已提及不容赘述。到了20世纪50年代，当人们研究杜邦家族姻亲时，首先想到的是克劳福德·格林沃尔特。他是伊雷内·杜邦的妹夫，也就是死于大爆炸的老拉蒙的女婿。

　　以往的姻亲虽然起了不小作用，但都没有担任公司要职，而格林沃尔特，于1948年被任命为杜邦公司总经理，一直干到1963年为止。是掌管杜邦大权的第一个姻亲。

　　克劳福特·格林沃尔特生于1902年。其父亲是一位医生，母亲是一名为音乐会演奏的钢琴家。格林沃尔特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他的爱好比较广泛。

　　他在就读大学期间总要挤出学习中的空余时光，参加拳击和篮球比赛，并充当经纪人。他还参加过学院的文艺表演队和合唱队，1922年，格林沃尔特从该学院毕业，随后便开始在杜邦公司工作。他当初在公司试验所当研究员，有时要上夜班，察看各种仪表的情况，他便利用间隙时间练习单簧管和大提琴。他曾在当地一个弦乐四重奏小组担任过大提琴手。但他对这两种乐器的爱好后来基本上放弃了。在参加“曼哈顿研究计划”前，他已经是杜邦公司一位有才华的科学家，从1927至1938年间，杜邦公司实验所取得十几项专利都有他的名字。杜邦公司在承担“曼哈顿工程”时，先是当联络官，工程开始后，格林沃尔特被派往哥伦比亚“汉福德”工地任负责人。对这项举足轻重的棘手的工程，他发挥了自己的杰出的才智和科学的工作态度，高质量地按期完成了任务。科学家们无不绝口称赞，有人曾经力劝格林沃尔特放弃管理工作，改行做纯研究工作。格林沃尔特虽然有点动心，但还是拒绝了，他解释说：“跟你们的水平比，我的数学还是2+2的水平。”1945年2月，格林沃尔特回到威明顿。此后他便飞黄腾达，连升数级。1948年1月格林沃尔特登上了总经理的交椅。从此杜邦公司开始了一个由姻亲掌权的时代。

　　那时世界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满目疮痍的废墟中复苏过来，而又立即陷入冷战之中，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者的主要大国，大搞军备竞赛，美国既是冷战的疯狂叫嚣者，又是扩军备战的最大竞争者。因此格林沃尔特任总经理后，最优先的任务之一是为政府建造萨凡纳里弗原子工厂，这是一项规模空前的最大建设项目。杜邦公司在当时也许是全国惟一具有足够规模和足够经验来承担此项任务的公司。杜邦公司从这项工程中获得了巨额红利，因此又引起了其他大公司的不满，指责杜邦独霸这一工程。关于此事，政府曾在对杜邦家族、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橡胶公司的反托拉斯起诉时间接指出过。法院曾对此起诉勉强作出过最终裁决，责令杜邦公司必须放弃在通用汽车公司所拥有的资产。在政府起诉过程中，作为公司总裁和当事人的格林沃尔特竭力使国会确信倘若采取当时盛行的税收法来剥夺杜邦公司的财产，那么造成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由于闻名遐迩的华盛顿律师兼院外活动家克拉克·克利福德的帮助，格林沃尔特获得了成功，国会通过了特别法案，减轻了涉及这项财产的税收。格林沃尔特因此成了有名的解决难题的能手。格林沃尔特在担任总经理的14年里，杜邦公司的增长率一直占整个化学工业增长率的一半以上，经营投资成倍增长，销售额增加了一倍多，杜邦公司的股东人数增加了一倍——达到二十二万左右，杜邦公司的雇员增加了二万人。格林沃尔特具有谦虚谨慎的良好品质，当人们对他任总经理期间杜邦公司取得最新发展而赞扬他时，他则以当年皮埃尔和科里爱说的话来作答，他说：“公司的新发展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一个企业只有做到鼓励每一个与之有关的人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才会取得成功。第二，要对成功的奖励规定最高限额，尤其是要使个人与公司同甘苦共命运。”

　　他的谦虚态度还表现在他不以杜邦家族的成员自居，尽管他是有充足的理由这么作的，据说，有一次，他断然拒绝了一位原效力于威明顿报的记者的采访。这位记者当时正在撰写一篇有关杜邦家族和杜邦公司在本社区的作用发生了变化的报道，因为先前杜邦家族宣布了将该家族拥有的克里斯蒂安娜证券公司并入杜邦公司的意向，他拒绝的理由是，他不属于杜邦家族成员。“我不愿意戴这顶帽子，”他对那位记者说，“虽然我的妻子既是杜邦家族的成员，又是格林沃尔特家族的成员。但这种东西对我一点吸引力也没有。”那些凡是要求对他进行单独采访者，他都一一拒绝。把这件事解释为他的傲慢态度也是可以的，不过他那不攀附权贵以显示自己的身价的行为也是人格高尚的表现。

　　格林沃尔特在任总经理期间，为杜邦公司开设了一个公共关系部，那是根据瓦尔特·卡班达的提议，由他具体经办和主管的。公共关系部的主任名叫哈罗德·布雷曼，过去是一名记者，格林沃尔特充分利用了布雷曼丰富的公共关系方面的知识和特长以及曾经作记者的交际能力，使杜邦家族在对外行动中那种腼腆天性对政治和公共事务的某种天真，不断得到改变。杜邦公司和杜邦家族曾以违反托拉斯法案，被政府提出过大量诉讼，杜邦公司表示接受判决或提出无罪申诉的，大概有十多起。1945年杜邦公司做出决定，对所有反托拉斯起诉都要斗争到底，为此布雷曼制订了一项策略，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回答社会上对杜邦公司的攻击。有这样一个例子：专栏作家沃尔特·温切尔根据误传资料写了一篇毁谤杜邦公司的文章，当时有几百家报纸转载。

　　布雷曼立即给温切尔发了封长篇电报，提供杜邦公司在那个事件中的真实情况。此后有些报纸取消了温切尔专栏，温切尔也不再攻击杜邦了。

　　格林沃尔特曾经对杜邦家族在重大官司中的胜败作过统计，终审判决杜邦公司贩诉的仅一起，即涉及通用汽车公司那场官司。格林沃尔特主管的公关部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格林沃尔特是一个爱好广泛的人，除了上面讲到的爱好之外，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爱好，就是拍摄稍纵即逝的飞鸟尤其是蜂鸟的照片。他起初对摄影有很浓的兴趣，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迷上了追拍蜂鸟的镜头。为此他还在同事的配合下研制出了像频闪观测器那样的新设备。

　　他利用节假日踏遍南美洲、美洲沙漠和安的列斯群岛，行程十多万英里，寻觅追赶蜂鸟。持续了五年的时间，所摄蜂鸟照片之种类和数量都超过了前人。

　　他既荣获了摄影家的称号，又荣获了鸟类学家的称号。

　　2. 投靠肯尼迪总统

　　1945年4月1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进入关键性阶段。希特勒的西线已经崩溃，艾森豪威尔已经渡过了莱茵河，并长驱直入德国和中欧，东线的苏联红军已经逼近柏林35英里的地方。希特勒和他的法西斯军队的崩溃就在眼前了。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当一切都达到高潮的时候，曾经为这种时刻的到来怀着极大希望和信心，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罗斯福总统却永远闭上了双眼，告别了战争，告别了他的盟友、将军、士兵和人民，告别了喜爱的事业。罗斯福是得脑溢血而死的，4月9日他在佐治亚温泉休养时，他的年轻的女友露西·抗瑟弗德夫人带着著名的女画家肖马托来为他画像，4月12日，当罗斯福坐在皮椅上，画家正在紧张工作时，罗斯福突然对露西说，他头痛得很厉害，说完就再没说出第二句话，他的头已垂到胸前了。

　　罗斯福去世后，当时的副总统肯尼迪接任他的总统职位。这位在美国历史上连续三次当选的美国总统的去世，结束了美国民主政治，也结束了他与杜邦家族多年的恩恩怨怨。对于总统之死，杜邦家族的人并不怎么悲痛，虽然两家曾是儿女亲家，但那种关系没有维持多久就结束了。罗斯福纵然给了他们不少好处，但杜邦家族看重的是他的权，而没有多少真挚情谊，不过他们心里还是有些怅然的，往后将去依靠和利用谁的权势来保护和发展杜邦家族的利益。杜邦家族历来的生财之道，就这么两条，一是适时抓住机会，二是巧妙地利用政治权力。而政治权力中最大的权力当然是政府和总统了。

　　美国前驻德大使詹姆斯·W.杰勒德曾写过一本专论权势影响力的书，其中列举了59名统治美国的人物，在这59位人物中，除政界军界人物外竟列举了6位杜邦家族成员：皮埃尔·杜邦、伊雷内·杜邦、拉蒙·杜邦、亨利·F.杜邦、小尤金·杜邦和尤金·E.杜邦。他解释说：国家的实质是“王位后面的权势”。那些没有时间担任政治职务的工业和金融巨头，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却有着永久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一个官员具有的那种暂时的影响。

　　回顾一下杜邦家族的发展史就可以获得有力的证明。伊雷内·I.杜邦在布兰迪瓦河畔初建火药厂以来，政府的权力就是这家公司发展的基石，杜邦首次销售的买主就是美国政府。1812年美英战争、墨西哥战争和南北战争都给杜邦提供了扩展火药生产销售的良机。亨利·杜邦火药托拉斯组织需要组织一个新型大公司，为了获得政府的特许权，亨利的继承人尤金·杜邦甚至用阴谋手段修改了特拉华州的宪法，使之在法律上便利杜邦公司建立，对各大公司来说，特拉华可算是国家最宽容的一个州，征收商业税的比例在美国最低，公司合并费用低廉，举行州外股东和生产会议以及可按照公司的需要来确定多少股票等级，可以预料到，美国最大的公司都是在特拉华州进行合并的。对于愿意住在特拉华州的有钱人，州政府有特殊的住房规定：私人财产全部免税。杜邦家族利用政治权力的活动已扩展和渗透到了政府各部门，乃至最高权力机关及首脑。

　　1910年，杜邦公司因违反反托拉斯法而遭到起诉，由于在竞选中，杜邦家族的头面人物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委员科里帮了塔夫脱的大忙，因而得到了塔夫脱总统的宽恕、渡过了难关，未伤一根毫毛。而受益最大的莫过于杜邦家族和罗斯福联姻，它使杜邦公司不仅在减免税赋上大受其惠，而且成为罗斯福政府订购军火的首选厂家，被授权以2500万美元建立和管理一家产量达到全国总产量3倍的火药工厂，随后又授权兴建制造原子弹的“汉德福”工厂，前面说过杜邦公司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常遇到不少麻烦，吃官司，被送上参议院听证会或法庭。如30与40年代反托拉斯诉讼案、军火听证会，以及自1948年开始，在通用汽车公司投资问题上，被政府提出起诉，前前后后大概有十多起，杜邦公司忙得不可开交。然而他们有通天之力，谁也奈何不了。

　　这些都是杜邦家族过去如何巧妙地利用权势的有力见证。而眼下杜邦家族和杜邦公司面临一场更大的官司，且看格林沃尔特将如何动作。195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克莱顿反托拉斯修正案，其中规定：“允诺扩大生产和销售，但不允许一个财团垄断。”而这个修正案的原案就得到华盛顿当权的大公司人士所赞助，同时还受到罗斯福和洛克菲勒财团的鼓励。1952年政府对186名杜邦家族成员提出集体起诉，罪名是利用他们未成年子女起控股公司作用。这次起诉于1954年12月做出裁决，否定了他们对通用汽车公司的垄断企图，然而事隔一年，即1955年，杜邦家族又在通用汽车公司增加投资7500万美元。杜邦公司竟然公开反对克莱顿反托拉斯修正案和最高法院的裁决。

　　如此胆大妄为，立即引起了众怒，政府、企业界、金融界领袖不得不表示，必须用法律手段强制执行。因此，杜邦——通用汽车诉讼案就成了一个比以往更重大的案件。这样，杜邦家族又被送上了法庭。这样一来，杜邦家族和杜邦公司搞得惊慌失措、手忙脚乱起来，不过他们并没有坐听命运的摆布。

　　格林沃尔特和杜邦公司其他领导人，公共关系部又加紧进行活动。格林沃尔特对杜邦公司历史上十多起诉讼案的胜诉情况是十分了解的，从历史的经验中，他认为这次诉讼，来头不小，对手不凡，只有动用最高权力方可回天。

　　于是他和公共关系部主任布雷曼研究，找人穿针引线，请求肯尼迪出面解难。

　　格林沃尔特在布雷曼的陪同下，找到华盛顿的大说客克拉克·克利福特，首先送上100万美元的厚礼，然后向他讲述了购买通用汽车公司股票以及遭受起诉他的原因，一起分析了这个案子的难度。并请求他向肯尼迪转达杜邦公司和杜邦家族在总统竞选中反对他当总统候选人的歉意，并邀请肯尼迪以老朋友的身份到杜邦家作客，克拉克·克利福特表示愿意尽力效劳。他凭着如簧巧舌，使肯尼迪转变了对杜邦家族的态度。1961年5月的一天，肯尼迪来到了尤金·杜邦家拜访尤金，俩人进行了友好热情的交谈。此事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和猜测。

　　时过不久，美国国会通过了特别法案，命令杜邦公司放弃在通用汽车公司的约1800万股票的财产，同时按购置时的原价免税，这项决定，使杜邦公司的股东们节省了总额达5.3亿美元的税额。

　　3. 反共叫嚣的丰厚回报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五年多的时间里饱尝了战乱之苦的世界各国人民，迫切需求和平。然而美英两个战胜国，为了争夺霸权，为了遏制和反对社会主义苏联，他们又挑起了新的矛盾，企图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1946年，前英国首相丘吉尔，为了推动他的反苏反共计划的实施，他到处演讲游说，他主张美英两国联合起来对付苏联。这年2月，他到了美国，会见了他的老朋友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院的领导人和一些社会活动家，如马歇尔、艾森豪威尔等人，商讨美英联合反苏策略。3月4日丘吉尔在杜鲁门陪同下到密苏里州富尔敦威斯敏斯学院演讲，在这之前的2月10日杜鲁门曾和丘吉尔一起研究讨论丘吉尔的演讲稿的内容，统一了美英对东欧和苏联的看法，研究了美英共同的策略。丘吉尔在演讲中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德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铁幕的背后，坐落着中欧和东欧的首都。在中欧和东欧，几乎在每一处都是警察政府占了上风，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

　　这个演说通常被称为“铁幕”演说，丘吉尔讲的不仅是他本人的观点，而是美英两国统治集团反苏反共的策略纲领。丘吉尔在演说中号召英美两国人民联合起来，反对苏联和正在增长的社会主义革命，他提出“实力主义”，主张用实力反对苏联，他强调美英在海洋天空，科技和工业、农业领域进行世界范围的合作，在力量对比关系上占不可动摇的优势。在丘吉尔演讲的影响下，也就是在2月份，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赫伯特·斯沃普在为美国参议员伯纳德·巴鲁克起草的一篇演讲稿中，明确提出了“冷战”意即进行扩军备战，增强实力，以实力相威胁。1947年3月，美国政府宣布了“杜鲁门主义”，6月提出了马歇尔计划，首先举起了“冷战”旗帜。丘吉尔在富尔敦提出的外交政策方案，被美国采纳为其政府的政策，美国开始向英国乃至整个欧洲伸出了援助之手，并准备建立军事政治集团，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

　　为了对付西方的联合，苏联于1947年秋成立了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从此开始了延续数十年的“冷战时期”。

　　冷战时期，世界形成了两大阵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整个世界的政治军事格局基本上就是两个阵营，也就是美苏两个大国的角逐。美国以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和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优势地位，对资本主义世界各国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到处伸手，干涉别国内政，阻止社会主义的发展，成为世界反苏、反共的桥头堡垒，充当世界警察的总部。为此，美国在国内大搞扩军备战，大搞核武器生产。美国要威胁别国，别的国家自然要进行防卫。于是就出现了全世界的军备竞赛的热潮，这次热潮，并不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逊色，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冷战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美国及其追随国家打局部战争，如侵朝战争，侵越战争。以造成世界大战边沿局势。

　　热战需要军火，冷战同样需要军火。冷战时期同样是杜邦家族大发其财的时期。杜邦家族的人深深懂得如何保护和发展本家族的巨大财富。因此他们对美国政府的冷战政策之实质心领神会，对美国政府的行动亦步亦趋，杜邦家族成了美国各大家族的反苏反共的领头雁。他们一边叫嚣反苏反共，一边寻找和扩大市场，拓展财源，而反苏反共的目的是为拓展财源服务。他们既创造舆论，又采取组织行动，40年代杜邦家族倡导成立了一个全国制造商协会，用以反对新政和罗斯福。50年代又在制造商协会之外成立了两个属于政府的组织：美国行动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美国行动会继承了原先的政治团体自由团的衣钵，“以反对共产主义击败受共产党支持的国会议员候选人，并把全国一切反共的选民都联合起来进行这项任务”。自由团曾经在40年代得到拉蒙·杜邦、约翰·拉斯科布、美国军团，国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高级官员以及钢铁公司、太阳石油公司等大企业领袖的支持。拉蒙和拉斯科布还捐过大笔款项培育这股反动势力，此外，伊雷内·杜邦、亨利·B.杜邦是反共讨伐宣传最起劲的人，他们把同他们不同意见的人常常说成是受外国思想蛊惑的异教徒。杜邦公司对外联络部在《百传》中写道：

　　100年前，卡尔·马克思梦想，并且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国，在那样一个国家里，生产资料归人民所有，人民共享生产成果。他的梦想的确实现了。但不是在那些遵循着他热烈倡导的理论并建立起的共产主义的国家，而是在资本主义的美国。

　　杜邦家族还对那些攻击别人为赤色分子搞政治迫害的人给以鼓励，录用为公司雇员，有的还委以重任。如当时的杜邦公司董事长欧文·夏皮罗，就是一个惯于搞诬告陷害的乱给他人扣上共产分子帽子的可耻行为而起家的人。杜邦家族大搞反共叫嚣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持美国的现行政治经济制度，保护他们那些亿万家产的富翁的人间天堂，另一方面是推动美国大搞军备竞赛，向外侵略扩张，为他们这些大公司向海外寻求投资市场创造良好条件。这一时期杜邦公司为了在消费市场不定的情况下，使投资所得的利润保持传统的10％的比例，又回到了开创时期赖以建基的两块基石——廉价劳动力市场和政府的保护，这是总裁克劳福德·格林沃尔特的深思熟虑的结果。

　　在格林沃尔特的努力下杜邦公司开始全面进入南方各州。南方各州成了杜邦公司50年代最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加之那里丰富的石油、水力、煤，因而也是最宝贵的资本市场。60年代在那里开办了更多的工厂，生产类似羊毛的的确凉、氰化钠和氧化氢等化工产品。

　　联邦政府遵循冷战政策，实行了支持美国各公司在海外进行大量投资的计划。加之马歇尔计划鼓励美国大企业对电子、汽车、人造橡胶、石油和农业机械等工业及其市场实行控制，使杜邦公司找到了扩大市场的另一种方法。杜邦公司总裁格林沃尔特及其同僚们所想的和做的跟联邦政府的首脑们正相吻合。美国政府认为，在当时“经济稳定”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特点，助理国务卿艾奇逊在国会的一次演讲中强调说：“这样主要是本国利益问题。”当时美国海军一份文件道出了问题奥秘：“从现实看问题，一切战争都是由于经济原因。要使战争在政治上能被接受，总是要涉及一些思想意识上的争端，将来可能发生的任何战争，毫无疑义地不会超越历史上的先例。”

　　在大肆渲染“赤色恐怖”的叫嚣声中，一些装备着海外基地，配有美国军队的大型军火库建立起来了。各大企业、大公司、大财团纷纷向海外争夺投资市场，于是美元流到哪里，美国的国旗也很快在哪里飘扬。1950年6月25日，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这是冷战时期发生的一次局部战争。

　　朝鲜于1910年8月被日本帝国主义全部侵占。1945年8月15日，金日成领导的朝鲜抗日游击队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了朝鲜北部，但朝鲜南部被美军占领并扶植了一个李承晚傀儡政权。1948年9月，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1950年6月25日，美军以保护李伪政权为借口，在仁川登陆，并入侵北朝鲜。美国的喷气式飞机在朝鲜城市和农村狂轰滥炸，到处一片焦土，尸横遍野，麦克阿瑟指挥的美军一直打到中国边境的鸭绿江边，并轰炸了中国的边境城市，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扬言要使用原子弹。于是，中国派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一举将麦克阿瑟赶回南朝鲜。中美军队在朝鲜战场上进行了第一次生死搏斗和较量，以美国失败而告终。

　　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参战并取得胜利，使华盛顿感到恐慌，这种恐慌感也传染了威明顿的杜邦家族。对共产主义怀着极大恐惧和仇恨的伊雷内·杜邦叫嚷，给蒋介石独裁政权增加援助，“帮助蒋介石把赤色分子赶出中国，而不仅仅把更多的美国人送到朝鲜”。作为政治家和总统的杜鲁门头脑比伊雷内自然清醒得多，他知道他遇到了一个难对付的对手。他回避了伊雷内进攻中国的提议。不久美国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巡逻，保护蒋介石。这也是对中国实施“冷战”的手段，军备竞赛和朝鲜战争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出现的军界、工业界集团带来了好生意，尤其是各大公司。他们接受政府大批军火订货，杜邦公司自然少不了丰厚的一份。1950年杜邦公司获得了13.3％的年利，这是该公司所取得的最高年利之一，通用汽车公司获得的利润更高，在1950到1952年的战争年代里，通用汽车公司平均每年利润率在付税之前相当于最繁荣的1926年的6倍，从1950年7月到1952年6月，通用汽车公司在军火合同上总计赚了55亿美元。

　　这时期对权力的依赖乃是格林沃尔特的发财之道，杜邦家族曾支持过的威尔逊副总统那时主管国防部，他给了杜邦家族不少好处。如 1960年化学工业的发展与研究的经费，政府提供了20％，几乎有一半给了格林沃尔特领导的研究开发部。国防部还照顾了雷明顿武器公司和美国橡胶公司大笔生意。

　　格林沃尔特充分利用国际国内的这种大搞冷战、大搞军备竞赛和打局部战争的条件，把杜邦财团的触角伸到了一切领域，在对美国经济有重大影响的一些大公司投资，如美国最大的造船公司之一纽波特纽斯公司，北美航空公司，波音飞机公司，从中获得了巨大利润。凡是有高额利润可图的格林沃尔特都运用政府权力，捷足先登，如导弹弹体和火箭发动机技术，杜邦公司都遥遥领先。军备竞赛时期核武器成了大国角逐的热点领域，其结果是出现了氢弹，格林沃尔特最幸运最自豪的是美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试验和生产都是在他参与之下获得成功的。1950年8月，格林沃尔特接受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委托生产氢弹的合同，成了美国氢弹生产四大家承包商之一，而杜邦公司无疑在经验、技术方面都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4. 海外扩张与越战财阀

　　杜邦公司在50年代初的重大举措，主要是加大海外投资计划，争夺海外投资市场，在此之前出口业占领先地位而在国外投资设厂方面，却处于落后状态。日渐增加的捐税和通货膨胀，使它从国内工厂投资获得10％的传统利润越来越困难了。在杜邦公司企图保住通用汽车公司股息，而在法院屡次败诉后，更促使它转而不断向国外发展，从1957年起，杜邦公司相继在荷兰建立了它独资经营的第一家国外子公司，在北爱尔兰的德里建筑一家价值3000万美元的氯丁橡胶工厂，试图打入共同市场。为了把投资重点转向海外，格林沃尔特采取了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成立国际部，小沃尔特·卡朋特的儿子沃尔特·萨姆·卡朋特第三被任命为总经理。国际部是在原外国关系部基础上组建的，但它的业务范围更为广泛，更直接而细致，凡有关杜邦公司所有国外企业的行政管理以及财政收益，都由它直接向执行委员会负责。杜邦公司在海外经营并不拘泥于一种方式，根据海外市场变化随时变换，主要看哪种经营方式利润更高而定，或者侧重输出资金和技术，或者侧重直接出口产品。1953至1957年间，由于海外有的地区社会动荡不安，投资办厂周期拖长，于是采取直接出品，使利润从一亿美元迅速上升到1.46亿美元。这是占领海外市场的最灵活的策略。

　　国际部采取的另一个占领海外市场的策略，就是销售行动必须跟上世界市场需要，当一个新产品一出厂时立即在国内外市场同时采取行动。到1963年，杜邦公司已在海外13个国家，兴办了35家工厂，有一万六千余名外国劳工在为杜邦家族创造财富。60年代，是美国侵略战争正紧张而激烈进行的年代。随着战争的逐步升级，美国投入的军力、军火和军用物质需要量越大，因为对杜邦公司的军用工业品的生产给予了新的促进，杜邦公司巴不得战争越升级越好。他们这种心情和朝鲜战争时一样，唯恐天下不乱，天下不战。

　　谁对战争叫嚣越激烈，杜邦就给谁发奖。

　　1964年美国举行总统竞选，戈德华特在他的竞选演说中，叫嚷轰炸越南，他因而获得了杜邦家族7.1万美元的赠款，并被共和党全国大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在 1965年战争升级的热潮中，美国保守主义联盟的主席小拉蒙·杜邦·科普兰，以联盟的名义催逼政府全面进攻北越并推翻其政府，杜邦家族的人无不感到科普兰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杜邦公司如此鼓吹越战升级，目的无非像在一战、二战、朝解战争一样，大发战争财，越战中的1964年到1966年杜邦每年从五角大楼的军费中掏走一亿多美元。此外杜邦公司还向国防部销售大量的非爆炸化工产品十多种，如纺织品、纤维、包装薄膜、摄影胶卷等，销售额达31.9亿美元。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杜邦公司公然违反日内瓦协约，为美国政府研制生产一种新武器——神经毒气。这种肉眼看不见的致命气体，主要损伤大脑神经。1968年，毒气研制者在犹他州的荒沙滩上对6400头正在安静地嚼着青草的绵羊进行实验，当一阵微风静悄悄地吹过牧场，不到几秒钟，羊群全部死亡，牧地顿时化为尸体遍野的战场。总之，杜邦公司为了发财，无所不用其极。整个越战时期，杜邦家族各公司总共收入了150亿美元。仅杜邦公司一款就从军火销售中捞进十亿多美元。

　　5. 帝国之王相继谢世

　　20世纪50年代的最初几年，是杜邦公司的财产因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大搞军备扩张而继续增长的时候，然而杜邦家族这时在政治上却遭到严重挫折，通用汽车诉讼案正在没完没了地进行，与此同时又接连不断地发生了几起丧事。这些给杜邦家族罩上了一层浓重的忧伤的阴云。1952年7月24日，住在新伦敦医院的拉蒙·杜邦的心脏病又一次发作，当医生赶到他的床前时，已经不省人事，早上7时便撒手西去，终年71岁。

　　本来这一个月15日，是杜邦火药公司创办150周年的喜庆日子，公司在布兰迪瓦河畔的老根据地举行盛大隆重的庆祝会。伊雷内·I.杜邦的直系后裔和姻亲225人和6000名雇员兴高采烈地来到纪念会场。然而当人们举目观望会场前台上杜邦家族的头面人物时，惟独不见拉蒙那张表情严厉的面孔。

　　因为他此时正在纽约渔民岛消夏别墅中度假，本已准备驱车前往，孰料他动脉硬化心脏病突然发作，而不得不万分遗憾地被送往康涅狄格州新伦敦医院。这几年里，拉蒙一方面为心脏病不时发作而心怀抑郁，另一方面政府反托拉斯诉讼案又使他经常放心不下，唯恐对通用汽车公司的控制被剥夺，这样进一步加重了他心脏的负担，使病情越发不可逆转了。

　　拉蒙是杜邦家族中惟一结过四次婚的人，他的原配夫人生了八个孩子，中间两位夫人没有生育，最后的夫人生了两个，他一共养了十个儿女。然而他临终时却是孑然一身，没有一个亲人在他身边，这是他的阴灵无法得到安慰的。拉蒙死后，皮埃尔·伊雷内和其他家族成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护送他的遗体到桑德霍尔森林安葬。拉蒙身后留下了价值7500万美元的财产，特拉华州从中得到600万美元的遗产税。在这之前拉蒙已将自己大部分财产分配给了子女。也许拉蒙感到遗憾的是，他未能出庭对这次诉讼 （案） 作答辩，他有一个自以为理由充足的论点，即政府对杜邦的诉讼，是政府的越权行为，只能留待他的两个哥哥皮埃尔和伊雷内去作答了。皮埃尔、伊雷内和拉蒙三兄弟先后执掌杜邦家族和杜邦公司大权，正好半个世纪，这是老拉蒙这一支亲掌权时间最长的，也是对家族贡献最大的，同时也是三兄弟引以自豪和欣慰的，然而人生聚散是无常的，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很明显，这第五代杜邦正在走向人生的终结。没有预料到的是，年龄最小的老三竟先期而去，这时皮埃尔已83岁了，伊雷内已77岁了，老和死这是大财阀也逃不脱的自然规律，皮埃尔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那年就隐退了，把公司的大权给了他的二弟伊雷内，他退休后的生活仍然不清闲，依然对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密切关注，只是减少了在这两个公司中日常的事务性活动。两个公司的重要决定几乎全是在他的指点和同意后作出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1950年去世为止。因为他两个弟弟都是有胆有识、精于管理的人，所以皮埃尔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他的朗伍德庄园。此外，正如前面所说的，他还花了大量的精力、时间和资金去投入特拉华州的教育事业和慈善事业。

　　另外，皮埃尔花费精力和时间较多的是同政府打官司，他在世时一直企图控制通用汽车公司，使之成为杜邦一家的产业，因而遭到了政府的起诉，而且多次败诉，他心里经常想的是如何获得胜诉，每打完一天的官司，晚上他都要把伊雷内、拉蒙和其他主要被告和律师叫到他的房间里交谈，鼓劲，以增强向心力和凝聚力，增强打赢官司的信心和决心。皮埃尔的良苦用心虽然起了杜邦家族团结一致对付政府的作用，但他的美梦却未能成为现实。这个案子在他身后又几经波折，最后由格林沃尔特花了100万美元，取得了一个妥协的解决。1954年5月，皮埃尔在朗伍德庄园吃饭时，突然感到腹部剧痛，因主动脉破裂了，当晚在特拉华州一家医院里去世，死时，伊雷内和他的妹妹玛格雷塔为他送终。他临死前惟一嘱托是要伊雷内打赢那场官司，他只能抱着遗憾离开他苦心经营的杜邦帝国与拉蒙在桑德尔森林相聚了。

　　皮埃尔主持杜邦公司将近17年，在这一个不算长的岁月里，杜邦公司的资产从1200万美元，猛增到25亿美元，增加了200多倍。他自己的财产据估计大约在一亿美元左右，他身前早已将之分散转入家族的信托公司。死后留下的部分财产，放入了免税的朗伍德基金会，作为他的大庄园的维修费。

　　中国有句古谚说：屋漏又遭连夜雨，船破偏遇顶头风。这一年，在皮埃尔死后，又发生了两件悲伤的丧事。一是81岁的尤金之死。另一件是拉蒙的小儿子刚21岁的大维·弗莱德特·杜邦去渔民岛看望他母亲，不幸遭遇车祸受了致命重伤。几天后，在他父亲3年前死去的新伦敦医院死去。拉蒙和皮埃尔相继去世，这时伊雷内理所当然成为杜邦族的大族长，掌握和指导着杜邦公司的发展方向而受到全族的爱戴了。

　　拉蒙的晚年生活大都是在威明顿城郊一座山腰上的格兰诺格豪华宅邸里度过的。他和他哥哥皮埃尔一样，虽然上了年纪，但仍密切注视着杜邦公司的经营和发展。他的女婿格林沃尔特很尊重他，经常去向他请教或征求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他有时候也到他在古巴的常纳林庄园小住，在那里他俨然是一位国王。甚至当古巴总统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一次去常纳杜庄园访问他时，伊雷内竟将他拒之门外。到了1955年这位大族长已经80岁了，正赶上蓝天如洗、皓月当容的美景良辰，他的八个儿女和35个孙儿女和大约300位杜邦家族成员，人人穿着盛装，兴高采烈地来到庄园的大舞厅，祝贺他们敬爱的大叔、爷爷的80寿辰。

　　两年后，即1957年，这位大族长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