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穿好衣服，我们就快到了。”费米叫着妻子加蓬。

　　这是1939年1月12日早上。加蓬走出温暖的船舱，孩子们已在甲板上欢呼：“陆地，陆地！”

　　“弗兰哥尼亚号”正在平稳地行驶着。一会儿，纽约的轮廓在灰色的天空里显现出来了，自由女神像也好像在对着船迎面而来。

　　费米微笑着说：“我们已经把费米家族的美国支系建立起来了。”

　　加蓬低头看看儿女。他们似乎比她见过的美国儿童还要整洁些。他们定做的衣服和浅灰色的包脚套都和船上的其他儿童不同。她又看看费米，他那来自地中海国家的特点十分明显。跟他们同来的女仆，因不懂英语，无法和别人交谈，独自搓着双手取暖。

　　“还不是一个美国家庭，”费米夫人自言自语地说。

　　还是在20天前，当他们上船不久，孩子们到处观光，遇见了一个穿着镶白毛边宽袍的矮老头子，白胡子很长，蓝色的眼睛发亮。他们惊奇地站住了。那奇怪的老人慈祥地笑着说：“你们难道不认识我吗？我是圣诞老人啊。”

　　从故事书上，他们是应该知道这个老人的。可是真正遇见了倒使他们张口结舌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真诚欢迎你们来参加今天的圣诞晚会。我会有礼物送给你们的。”圣诞老人弯下腰去对孩子们说。

　　加蓬给孩子讲述圣诞老人的故事。她说：“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儿童，每年都有一次从他父母以外的陌生人手里收到礼物。这个人是专送玩具和糖果给儿童的。”

　　“她是爱庇范尼！”妮拉插嘴说。

　　“是的，在意大利，她就叫做爱庇范尼。她在每年的1月6日降临。

　　他在天空中骑着一把扫帚……”

　　“她肩上背着一个好大的口袋。她每年来一次，在圣诞节的前一天。”妮拉对弟弟说。

　　“爱庇范尼还会来吗？她知道我们是意大利的孩子……”基里奥睁大着眼睛问。

　　“不，她不会来了。”妈妈说。“她没有到美国来的签证，所以必须留在意大利。”

　　“可怜的爱庇范尼！”妮拉黯然说，“我不相信她会喜欢墨索里尼……”

　　就这样，当“弗兰哥尼亚号”默默驶过自由女神像前，进入纽约港口时，他们第一次接触了新的异国文化。

　　费米一家在纽约住了6个月。公寓在第113街和120街之间，大部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都住在这两个街区里。他们接受一位朋友的意见，把女儿送入贺拉斯·曼恩学校。据说这是一家进步学校。但加蓬并不知道“进步”是什么含义。最初几个星期，妮拉什么都不懂。老师对家长说，书读得怎样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她要能够适应环境。

　　一个学期下来，成绩还可以，智力试验还很好。但对一个简单的问题却答复不出来：一个小孩到乡下去，和一只小动物一道玩。回来之后，他必须将周身洗得干干净净，把有臭味的衣服都换掉。和他一道玩的小动物是什么？——鼬鼠。但是欧洲没有这种小动物，欧洲的儿童故事书里也没有，妮拉当然回答不出来。

　　小基里奥天天到运动场去玩。他教先生们说意大利语，但他自己却学不进英语。

　　费米还在刚住进那套定租6个月的公寓时，就计划购买产权属于自己的住宅。

　　在罗马，买公寓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你翻阅广告，选择合适的，办理手续，就成了。在纽约却不一样。在这个庞大的都市里，教授们的住家却挤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没有小的房子，也没有合住式的公寓，无房可买。那些自己有房子的朋友都住在郊外，必须来来去去。郊区虽然地产很多，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地产公司来为他们介绍该地区的优劣。

　　“我有几位同事住在一个叫勒安尼亚的市镇，在新泽西那边，过了华盛顿桥便是。我们到那里去看一看吧。”一个星期天费米对加蓬说。

　　到了勒安尼亚，下了公共汽车后，费米说：“1934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化学家哈罗德·乌雷伊住在这里。我们不妨去拜访一下。我和他很熟。”

　　乌雷伊和他的太太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乌雷伊告诉他们小区的情况，包括条件极好的公立学校；讲述住在一个中产阶级市镇的好处。在这样的地方，别人家孩子有的东西咱们的孩子也可以有。

　　乌雷伊博士的态度诚恳，使费米夫妇听从了他的话。这年夏季，费米就成为勒安尼亚一幢房子的主人了。房地包括一大块草地和一个小池塘。房子装修完毕，家具也从意大利运到。他们可以在美国定居下来了。

　　这时，战争也在欧洲爆发了。

　　费米夫妇两人都不懂园艺。费米住惯了公寓房子，而加蓬家的花园都由园丁料理。现在，乌雷伊告诉他们：“到了星期天，你得穿上工作服，到花园里去工作。”——美国人怎样做，他们也得怎样做。

　　费米和加蓬结婚时，就说过未来的计划。他说他到40岁就要退休，然后到山里去务农。他说他出身农家，他会种地，做农夫适合他的性格。

　　反正没有物理学者40岁后还有什么建树的。

　　可是，这会儿38岁的费米在勒安尼亚住下来时，却还没有务农的兴趣。他的实验工作，占据了他的许多个星期天。等到有时间去修剪草地时，草地已经荒芜一片。还有，当花草需要浇水时，费米宁可去散步或者去打网球，说浇水不必那么急。加蓬只好虚心向别人请教。左手拿着园艺书，右手拿着工具，边看边做。但草地并没有长好。倒是乌雷伊博士常常过来给她指点指点。

　　1940年的夏天，法国已经沦陷。乌雷伊时常用极关切的语气谈到美国有被卷入战争旋涡的危险。

　　他向朋友们说：“要是德国人在圣诞前后在南塔格特岛登陆，你们会觉得奇怪吗？”

　　费米曾和哥伦比亚的几位教授组织了一个“预言家会”。他们约定每个月的第一天在男教职员俱乐部午餐的时候，大家就这个月内可能发生的事情，写下10个问题各自做答。到了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便把答案拿出来和事实对照。每一个会员答案对错都有记录。提出来的都是关于重大国际时事方面的问题，像：

　　希特勒会不会在英国登陆？

　　德国会不会攻击美国护航舰队，破坏美国的中立？

　　英国守得住杜布鲁克吗？等等。

　　后来，这个会解散时，费米的成绩最佳。他的预言97 %是对的，于是成员们称他为“预言家”。但是，他认为他对事物的判断上，是得益于他的保守主义。他总以为客观情况的变化往往没有人们希望的那么快。例如说，希特勒不会在某月里在英国登陆；英国在某月里守得住杜布鲁克，美国的护航舰在某月里不会受攻击等。然而，他的保守主义却使他推测德国不会进攻苏联的预言失准。这年的6月，希特勒撕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领土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这时乌雷伊在从事园艺，而费米则在试验研究园艺的理论。

　　“你们为什么和蟋蟀草过不去？它也是绿的，也盖满了草地！你们总是在除莠草。莠草和其他植物又有什么分别呢？”他不停地问。

　　乌雷伊博士回答他：“莠草是自发的，不是种的。它们夺去了好草的养料、空气和空间，而使好草死亡。季节过后，它们也死亡了，什么都留不下来。”

　　费米听了，便依照他自己先为一种概念下定义再加以接受的习惯，作出结论说：“原来，莠草是未经许可而擅自生长的一年生植物。”

　　费米对园艺虽然没有什么贡献，但对家务却很愿意帮忙。

　　为了减轻女仆的工作，他情愿自己擦自己的皮鞋。但是，女仆却向夫人报告说：“教授擦的只是鞋头，后跟他没有擦。”

　　费米毫不否认，他说他对于那看不见的部分懒得管。

　　费米会做手工，像美国男人一样，也学会了做家里的修补工作。工作之余在家修修补补，倒享受到一种创造的快乐。不过，他只注意到一样东西的实用价值，不顾美观问题。他们餐桌的活板没有一起运来吗？

　　没关系，自己做。但他做得很粗糙，也不用油漆，必须用桌布遮盖起来。

　　朋友中有人需要摇椅吗？好，替他做一张。只是造出的椅面斜度有问题，使人坐着像是因肚子疼而佝着腰一样难受。费米却有他的理由：摇椅会摇就行了，你还要它怎么样呢？

　　在学习美国的语言和习惯方面，费米还得到他带的研究生安德生的帮助。他对加蓬说：“安德生说我们应该请教邻居的儿童，每纠正一次给他们一分钱。他说这是我们学英语最有效的办法。”

　　“安德生说，美国学生许多都靠在餐馆打工和卖报纸来读完大学。

　　我认为这样做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读书了。”

　　“安德生说，在美国的大学里没有口试……”

　　安德生向费米学物理，而教给费米许多有关美国的知识。

　　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你不但需要了解它的社会制度、政治趋势，它对独立精神人权确认等方面的独特理解，还必须领会它的历史背景、文化观念等等。你必须能够置身于当年美国西部的篷车当中，也能够体味到当年柯罗拉多淘金城市的盛衰，分享新英格兰的骄傲，也分担南部诸州长期的痛苦。

　　还有，你必须调换你心目中的英雄：你不能只知道莎士比亚和但丁，你还要知道华盛顿和林肯，朗费罗和爱迪生，贝尔和莱特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