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意大利法西斯的独裁统治，是费米早就有了的打算。只是加蓬总是下不了决心。促使他们加快行动的，是法西斯政府的进一步种族压迫。

　　国际上总有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战败了的德国已经成为意大利传统的敌人。1935年3月，希特勒撕毁了凡尔赛和约，宣布扩军备战。墨索里尼生气了，便和英法等国联在一起，要阻止德国整军。

　　一年后，希特勒又占领了非武装区莱茵区。墨索里尼则因侵占阿比西尼亚而受到国际制裁。意大利既反对又疑惧一个具侵略性而强大起来的德国。不久，两个独裁者联合起来，在西班牙内战中穿起了连裆裤。

　　他们发表互相亲善的言论。墨索里尼所设计的“罗马—柏林轴心”的联盟形式出台了。到1938年3月，希特勒并未和墨索里尼商量，便闪电般地占领了奥地利。这使墨索里尼非常尴尬，又不敢发作。还是希特勒装出“政治家风度”，说两国合并是双方一向的愿望。墨索里尼虽保住了自己的面子，但意大利却已成为德国的奴隶了。

　　这种关系很快就见之于事实。这年夏天，墨索里尼忽然发动了排斥犹太人运动，既无理由，也无借口，更无准备。加蓬的父亲忽然莫名其妙地被解除了海军现职而列入后备役。其实，在意大利，犹太人只占人口的千分之一，而且，由于与他族通婚的越来越多，犹太人的人口已经锐减。

　　这年7月初，加蓬带着儿女去阿尔卑斯山区避暑时，还不大意识问题的严重。8月间，费米来到山里，问加蓬：“你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他告诉说，7月14日，种族宣言发表出来了。“从科学的立场看，那是一种最荒谬的文件，用辞藻来掩盖内容的矛盾”。“宣言说，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种族，而意大利人是属于伊利安种。意大利移入的人口不多，所以可以说意大利人是纯种。宣言中最矛盾的部分是关于犹太人的说法。宣言试图将犹太人和赛姆族人分开”。

　　关于犹太人的部分，宣言是这样说的：

　　“犹太人不属于意大利族——多少世纪以来，在他们神圣的国土上的赛姆族人已经不存在了。阿拉伯人对西西里的占领也没有留下什么，除了几个名字以外。无论如何，同化的过程在意大利总是进行得很快的。

　　在意大利不被同化的只有犹太人。因为他们是欧洲的种族因素所构成，完全和构成意大利人的因素不同。”

　　没有一个人类学家肯在这份宣言上签字。

　　种族运动终于雷厉风行。意大利政府好像发了疯，不断地颁布新的命令和法律，千方百计地要向世人证明法西斯上帝的全能。他们规定白领公务人员的制服，规定女人服装的式样，禁止男人打领结。理由是那个结压制着某根神经，有害于射击瞄准。他们又立法阻止独身的男人在政府控制的各种职位中有升迁的机会，女人必须结婚才可以受职，意大利人不许同外国人结婚，伊利安种人不许同犹太人通婚等等。

　　当第一批反犹的法律通过时，费米一家就决定尽快离开意大利。首先想到发信到美国，希望找到一个职位。但是，如果信件被检查，秘密泄漏，必然会被吊销护照。因此，他和加蓬从四个不同的地方投寄出四封信，分别寄给美国的四家大学。信中也不敢说得太明白，只说他前不久不能接受聘请的理由，现在已不复存在。

　　很快，费米接到五份邀请函。最后，他选择了哥伦比亚。出发的时间原定在下年初。但是，将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使他们的计划提前，以便到瑞典后，就从那里直接去美国，不再回来了。

　　还是在10月间哥本哈根的一次物理学会议上，有人暗中通知费米说他已和别的人一起被提名候选诺贝尔奖，问他在目前意大利政治待遇情况以及在目前的外汇管制之下，要不要暂时退出。关于诺贝尔奖的消息，本来是绝对保密的。但这回情形特殊，他们以为可以破例。

　　意大利当时规定，外迁不归的人，每人只准带50美元。因此，诺贝尔奖金对费米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还有，当时外汇管制的条例规定：意大利国民必须将其所持有的外汇折成里拉，汇返意大利。这就更加促使费米决定，得到诺贝尔奖金后，就直往美国了。

　　接着，就是11月10日清早的电话。

　　可是，逃脱虎口，谈何容易！费米提出出国申请，是去瑞典领奖。

　　然后去美国“讲学”6个月。而且是妻子儿女一起去。照加蓬的愿望，还想带一个女仆。这些手续就够麻烦的了。

　　一个月来，他们常常产生一些莫名的恐惧，时时担心计划不能实现。

　　或者担心计划在进行中会不会碰到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或者政府又制造什么麻烦，也许又会有什么新法令，或因战争爆发等突发事件导致计划受阻等等。

　　当政府命令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把护照缴交政府以便在上面注明种族类别时，令加蓬吃了一惊。他们的行期是否会被延搁？如果只允许费米一人去而把她们母子滞留国内，就糟糕了。但费米却保持镇定。说由一位有权势的朋友帮助，他们可以克服这些困难。幸好，两天后，加蓬的护照便发了回来，里面并没有注明什么种族。

　　要办美国的入境签证，也是非常麻烦。诺贝尔奖的名气帮了忙。携带女仆，就是靠的这个名气。因加蓬说，她很希望到纽约的最初几个月女仆能在一起，费米便跑去向一位对他们很肯帮助的美国领事问有无办法。人家以为不容易：意大利的移民限额已满，要为女仆取得移民签证恐怕希望不大。至于访问签证呢，她有什么可以保证她真的不会逾期不归？经他这么一说，费米差不多也就放弃这个念头了。但跟着来了诺贝尔奖。美国领事馆里的人对他们都笑脸相迎，女仆的未婚夫也就成为足够使她必须回意大利来的保证了。几天之后，女仆便取得了签证。

　　还要检查身体和智力。一位执行公务的美国医生，发现妮拉只用右眼看东西，左眼视力很差。他说，美国必须维持高度的健康标准，在他们被准许进入美国之前，妮拉视力上的缺憾必须先治好。但当有人在他耳边提到费米是诺贝尔奖得主时，他便放弃他的主张了。

　　不过，诺贝尔奖尽管很有威望，费米还得经过一番算术考试——例行的智力测验：一个女人跑到医生的办公室来，对所有等候移民签证的人提问。

　　“15加 27等于几？”她问费米。

　　“42。”费米从容地答。

　　“29除以2等于几？”

　　“14.5。”费米说。

　　女人认为满意，便去问下一个。基里奥还太小，免了做算术试验。

　　妮拉和加蓬都通过了。但有一个10岁的女孩却回答得不好，被认为智力迟钝，使她一家人多年梦想获得签证的愿望落空了。

　　1938年12月6日，费米夫妇带着8岁和3岁的两个孩子以及他们的保姆，乘火车离开罗马出发了。

　　这一趟旅程，要穿过德国边境，渡过波罗的海，到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在亲友中，他们都说他们的美国之行只是短期的，讲学聘约期满就会回罗马来。也有少数的朋友知道他们会留在美国，例如亚马尔第和拉赛谛。他们到车站来送行。大家都知道这番离别意味着什么，但都不愿意说出来。这是12年来他们合作的结束。他们这群人都离散了。自从赛格勒于1936年去了仂谟，拉赛谛又到美国作较长期的逗留后，罗马就只剩下费米和亚马尔第了。关于人工辐射和慢中子活动状态等的大部分实验工作，就只有他们两个在继续下去。但只要有核心的热心分子在做下去，这群人再集合起来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现在却没有这种希望了。

　　到伯克莱加州大学去参加夏季研究会的赛格勒，在看出意大利政治形势的演变趋势后，已决定不再回来，并把他的太太和一岁大的孩子都接了出去。

　　拉赛谛静静地在找欧洲以外的工作，后来，终于在1939年离开意大利，到加拿大魁北克的拉伐尔大学当物理学教授。

　　只有亚马尔第还计划在罗马住下去。当年罗马大学这群人所留下来的事业，就只有靠他的意志和才能维系下去了。

　　在这个冷峭的清晨，当他们在月台上来回走动的时候，大家憋在心头的话，终于由金妮说出来了。

　　“费米的离开对不住那些青年人，他们慕名前来参与费米的研究工作，是因为他们相信费米能够在学识和事业上给予他们指导和帮助的。”

　　“不，你这样说不公道。”亚马尔第带着责备的口吻说，“费米是诚心诚意地想对那些学生尽职的。如果情况正常的话，他决不会突然离开他们。他是迫不得已的，并非出于自愿。该骂的是法西斯，不是费米。”

　　金妮摇摇头，脸上现出顽固的表情。她还没有把话完全表达出来。

　　她憋在心里的问题是：当一个人应尽的责任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他应该怎样来决定取舍？

　　一个人是应该先尽他对家庭的责任呢，还是先尽他对学生的责任？

　　是应该以对国家的爱为重还是以对儿女的爱为重？他应该放弃一个可以使他的家庭更安全、使他的妻儿在更好的环境下生活成长的机会，而留在一个可鄙的政府统治之下，等待着可能到来的时机来帮助他的同胞吗？更使人神伤的是，一个女人应该忘记作为女儿的责任而去尽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吗？

　　加蓬深知金妮的为人，因而知道她那顽固的表情所包含的深意。不过，人类多少世纪以来不能解开的问题，当然不可能在火车开动前几分钟解决得了。

　　直到车站的司乘人员大声招呼乘客们上车时，他们才满怀惆怅地分手。

　　“我希望不久就可以见到你们。”拉赛谛说。加蓬从来没有听过他说话声音压得如此之低。

　　费米和加蓬上了车，拉下一扇窗门，伸出头来对朋友们作最后一次道别。这时汽笛拉响，车身猛烈地震动一下，火车缓缓启动了。当朋友们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远处后，加蓬关上了车窗，脱下她的新獭皮大衣并小心翼翼地放好——这是他们用物品来代替带现金的一部分，然后颓然坐了下来。

　　罗马郊外的水渠和松树丛，向窗外急速地退去。火车飞驰在通往德国边境的铁道上。如果没有什么意外，48小时之后，就可到达斯德哥尔摩。

　　“现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我们了。”费米说。

　　话是这么说，实际上，也还轻松不下来。车上的守卫和海关的官吏，随时还可以把人们赶下车去的。

　　车到国境边上，意大利的守卫要查验护照。只有当守卫一声不响地把护照交还给他们时，费米才算松了一口气。

　　接着是德国一边查验护照。边境检查官员站在他们车厢走廊上，表情冷淡而威严。那人仔细地翻查他们的护照，脸上露出不满意的样子。

　　费米站了起来，也跑到走廊里等着。他的薄嘴唇闭成一条线。这会儿的时间过得真慢！对他们的表情很敏感的女儿妮拉也跟着着急起来：为什么那位先生对他们的护照看了那么久呢？为什么他一页一页翻了又翻呢？她问妈妈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对？那人会不会把他们送回到罗马和墨索里尼那里去？

　　加蓬心里念着：可不能发生什么问题！但却对女儿说：“妮拉，不要说话，什么问题也没有。”

　　费米用德文问那守卫有什么问题。守卫却问他们有没有获得德国领事馆的签证，他似乎在护照上找不到。费米把有签证的那一页指给他看的时候，心头的紧张也立刻消失了。那个德国守卫也跟着微笑敬礼。

　　火车继续向前移动，穿过边境，离开了他的祖国。这时，他们才感觉到头等车厢的豪华卧铺以及有着可口的饭菜。

　　列车到达斯德哥尔摩之前，他们替孩子穿上了护脚套，以抵御下车后的严寒。此后，他们就卷入诺贝尔奖的庆祝旋涡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