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朋友知道费米被宣布为“敌侨”的时候，都感到十分惊讶。

　　许多人不大注意当时美国有关移民和归化的法律规定，外来移民必须在美国住上5年之后才可申请成为美国公民。

　　奇怪的是，美国政府竟然还让费米和其他“敌侨”从事一项最重要的研究工作。核子研究已成为和战争有关的工作。如果把费米排除在研究之外，就不能利用他在这方面的权威性知识了。

　　1941年年底开始，费米经常到芝加哥去。去干什么，家里人毫无所知。但是，依照管制敌侨旅行条例的规定，每次离开纽约时，必须提前至少七天向当局的检察官报告，没有得到许可便不得擅自离开住地。而且，不准坐飞机。罗斯福总统有命令，所有敌侨都不得采取任何方式上升到空中。

　　费米没有抱怨。他常说，法律就是法律，不能因为好的敌侨和坏的敌侨而有所区别。何况，这是战时。

　　然而，每次让秘书乘火车到特伦顿去为他拿通行证，都使他很不痛快。他提出：“芝加哥方面既然要我为他们旅行，他们就得想法子让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来去。”

　　他所说的那个“他们”终于设法替费米取得了永久的许可证，让他可以自由地来往于纽约和芝加哥之间。

　　几个月之后，费米便长期留在芝加哥了，加蓬和孩子仍留在纽约的勒安尼亚，好让孩子继续学完那个学年。

　　费米很不愿意搬到芝加哥去。他抱怨说：“他们”（加蓬不知道他们是谁）已经决定把工作 （加蓬也不知道是什么工作）集中在芝加哥， 并大加扩充。那种工作是他和几个物理学家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的。少数人一起工作自有好处，效率可以很高。但是大群人在一起，许多精力都消耗在复杂的人事协调上。工作的效率并不随人数的增加而按比例增加。

　　战争在欧洲爆发后，他们的心情曾紧张过一些日子。在最初的两年内，希特勒轻易地取得节节胜利。这种胜利，可能使德国最终控制美国，并不需要实际的占领，而是由势力膨胀了的纳粹同盟者，在这里依照希特勒的命令行事就行了。要是事情真的发展到这一步，费米以前在意大利的地位和他在这里所从事的工作，都将使他成为纳粹报复的目标。那么，他只有离开美国。

　　他们必须有所准备。

　　费米夫妇和迈耶尔夫妇作过详细的讨论。特别在法国沦陷后美国参战前这一段时间里，两家人许多个晚上忧心忡忡地在一起商量这件事。

　　他们准备到某个遥远的、不知名的、无人居住的海岛上去做现代的鲁宾逊。

　　他们之中，费米和玛丽亚是理论物理学家，迈耶尔则是个化学家。

　　他们在政治问题上和生活中，都不免带着书呆子气。

　　在构想未来的冒险时，费米和加蓬并未忽视较为实际的预防。由于过去的经验，他们知道当一个国家参战时，敌侨的资产必定会立即被冻结。他们不能预见美国宽容的限度，当敌侨资产被冻结时，还准许他们提取多少生活费用。他们决定在地下室埋藏一些“财宝”。这种心理，和他们在1936年准备防毒面具时的心理是一样的。

　　一个晚上，费米夫妇蹑手蹑脚地走到地下室去。加蓬扫去煤炭间混凝土上的煤灰，费米用手电筒照着地面。加蓬再接过手电筒，让费米在地上挖了一个洞，并把一根装满钞票的能防潮的铅管放进洞里，埋踏实。

　　加蓬再把煤灰扫回来，掩盖住洞面。这天晚上，他们睡得安心一点。

　　他们还做了一些后来证明是没有意义和没有必要的事情。譬如说，把从意大利带来的孩子二年级用的课本烧掉。因为那里面有许多墨索里尼的照片，他们担心会被当成罪状。费米还准备了一个标为“杂件”的文卷，以备应付联邦调查局的查询，结果未用得着。

　　1942年6月底，学校放假后，加蓬把孩子们送到夏令营去，自己就到芝加哥和费米在一起。行前，她去向乌雷伊一家辞行。乌雷伊关切地说：

　　“罗拉，你不会再回到勒安尼亚来了。”

　　这使加蓬有所感悟。从此，她决定不再在什么地方生根了。乌雷伊算是半个预言家，他并未能预见他自己也得离开这里到芝加哥去。不过那是三年后的事。

　　费米和加蓬在芝加哥找到一所不错的房子。房主是商人，举家要到华盛顿去住一个时期。但这房子有两个问题：一是客厅美丽的收音机有短波的设备，二是四楼上还住着两个美籍日本女孩。管理敌侨条例规定，禁止他们拥有或使用短波收音机。而一个意大利家庭再加上两个日本少女，会使人看来是个间谍站。

　　芝加哥显然并无房荒现象，否则房主人就会租给更无问题的住户了。他到联邦调查局去询问了一下，调查局回答，费米尽管从事与作战有关的工作，但仍然不可以拥有短波收音机。于是，房主只得请加音哈特厂来把短波线路拆除，同时请那两位日本少女搬了出去。

　　这年10月，总检查官比德宣布，在美国的意大利人不再被视为敌侨。

　　这之后，费米一家才可以随意外出旅行而不需要任何的许可证了。也可以装设短波收音机，也可以拥有照相机和望远镜。

　　又过了两年，1944年7月21日，费米和加蓬在芝加哥地方法院宣誓效忠美国，他们在美国住了五年半之后，终于成为美国的公民。

　　当时谁能知道，这位“敌侨”科学家干的是世界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的设计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