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岛遭原子弹袭击后，费米等研究原子弹的“元勋”们内心深处受到很大的震动。

　　从前，他们绝口不谈原子弹，而现在，除了原子弹就再也没有别的；以前他们的注意力只集中在研究工作上，现在却关心到世界问题了。他们把广岛、长崎的被炸以及原子弹的威力可能给人类造成的灾难的责任，都归咎到自己的发明上。

　　何况，美国人自己也是首先受到辐射之害的人。这件事实是在广岛被炸7年之后才披露的。那是1945年8月20日，在“技术区”内发生的一次意外。

　　这天白天下班后，有两位科学家又回到附近峡谷底一所孤立的实验室里去继续作核子反应器的“临界契合”的试验。

　　核子反应器是一种使核子的分裂可以产生链式反应的装置。原子堆即属其中的一种。链式反应只有当反应器的体积达到或超过临界点时才会发生。反应器的体积平时总是未达临界程度，因而没有产生任何链式反应。只有在进行实验时才再增加其体积，但那时对链式反应已能随意加以控制了。

　　那两位回到实验室的人，其中有一个人无意中将两手放在反应器上了。这青年名字叫哈里，26岁。

　　突然之间，反应器的体积已超过了临界点，无控制的链式反应已经开始，散发出大量的辐射。25分钟之后，那两位受到辐射的科学家被送到洛斯·亚拉莫斯的医院。医生们对他们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哈里的两只手已经肿得很厉害了。另一位远离反应器站着的青年尚未受到永远的伤害。

　　威柏曼医生是负责“技术区”内医疗工作的。以后的许多天中，医治哈里成为威柏曼医生的主要工作。

　　哈里是第一个在美国受辐射成重伤的人。此时，美国的一些医生正在日本广岛视察受原子伤害的情形。但那里的伤残者除辐射外还有炸伤和炙伤。哈里的伤却是罕见的。从他的血样可以计算出他所受的辐射量有多少。他右手所受的辐射量，要比一个从事辐射性物质研究者每天所受的平均辐射量多出20万倍以上。

　　加蓬在医院当秘书助理时，看到过关于哈里两只手的许多照片。那些照片是间歇地摄取的，清楚地显示出病况恶化的迅速。起先是全身出现许多大水泡，跟着是皮肤脱落，最后是腐烂发臭。他才病到第24天就死了。

　　大约一年后，又有8个人遭遇了同样的意外，其中又有一人死亡。

　　这时，费米一家已经离开洛斯·亚拉莫斯了。

　　“原子弹是个讨厌的家伙！”研究所主任奥本海默说。科学家们意识到了，成功的喜悦，职业的自豪，和平的希望等等，都无法驱除道义上的沉重感。当第一颗试验弹爆炸成功后，人们还举行了一个愉快的晚会，唱歌跳舞，陶醉于胜利之中。奇怪的是当广岛被炸的消息传来后，却没有人聚拢来，没有歌声，没有舞蹈，倒是有几个人喝醉了。特别是当成堆成堆的尸体照片送来时，众人都沉默了。

　　为制止原子弹爆炸而奔走呼号最激烈的，是曾经向华盛顿军方领导人积极游说要造原子弹的西拉德。现在他认为“政府中几个重要成员并未充分了解原子弹的战后意见。我怀疑用原子弹去轰炸日本的做法是否明智。”起初，奥本海默和他有过许多争论。后来，奥本海默也成了积极主张控制原子能的有很大影响的科学家。一次，他去白宫会见杜鲁门总统，竟情不自禁地哭起来。说：“我们的手沾染了血。”在这种良心的谴责下，全美国有1000名科学家组成美国反对核子武器的舆论核心力量。

　　在得知广岛原子弹爆炸以后，爱因斯坦曾对友人承认：写信向罗斯福总统推荐原子弹，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费米对自己的解释是：他对自己的科研成就的实用价值并不关心。

　　他的终生追求就是对科学的贡献，政策并不是科学家的事。

　　事实是，当年战争在欧洲爆发后，美国的科学家都踊跃地为早日结束战争而出智出力。其中好些人，像费米那样，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岗位一步。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平时的研究工作便变成了服务于战争的工作。

　　尽管他们的工作性质就是在“象牙之塔”里与世隔绝，其生活模式就是从家庭到实验室之间一条线。有的人则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犹豫，如泰勒那样，但他们一经决定了之后，也就全力以赴，为战争服务成了他们的分内之事。

　　费米开始出头露面，他在公开场合演讲时，毫不掩饰他的观点。他喜欢引用著名的意大利生物学家发现伏尔达细胞的事实来阐述他的论点。他说他同绝大多数科学家一样，他们对自己的研究成果究竟会给人类的发展带来哪些具体好处并不怎么在意，对于科学贡献的本身就是目的。

　　其实，费米和许多科学家一样，除了钻研科学尊重科学的精神之外，还有一颗正直的心，具有反对法西斯暴力、热爱和平反对侵略的强烈的正义感。

　　不管本人在意不在意，美国政府于1946年3月19日给予费米博士和其他4名科学家以国会勋章，以表彰他们在创造原子弹方面的功绩。

　　授勋的根据是按160多年前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颁布的命令和国会所通过的法案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