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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性．世界性．人性
作者：李 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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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臧克家在古典与现代、民族化与世界化、“纯诗化”与“非诗化”之间开辟了自己诗歌创作的蹊径，以诗集《烙印》等为中国新诗文体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他的“爱”与“生活”的人生哲学则是其诗歌成功的根本所在。
“五四”新诗运动重启蒙而轻审美、重内容而轻形式、重思想而轻文体。在“言文合—”、“要须作诗如作文”、“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的主张下，新诗创作出现了叙事化和散文化倾向，甚至变成了“分行的文字”，这就造成了新诗历史价仇‘i审美价值的失衡。直到20年代末期，大部分新诗仍如同刚放开小脚的女子，步态生硬而拘谨，暴露出种种缺陷：要么过分因袭古诗、生硬挪用、半文不白，要么滥用外来词汇、欧化严重、“洋泾浜”腔，要么以方言俗语人诗、自视为“民族化”……面对新诗文体失范和“审美缺席”现象，—些先觉者开始着手新诗的文体建设工作。
臧克家较早认识到：“‘五四’时期那种自由体的形式发展下去，令人对新诗发生一种潦草浮泛可以一挥而就的想法”。不仅如此，“一般人把新诗看得太容易，写几篇歪诗便自命诗人，这是一个大的错误！因为看得太容易，所以随手乱涂，给社会上的人对新诗以恶劣的印象、这种人是新诗的罪人。”①正是布自觉反省中，臧克家开始进行新诗文体建设的探索。他 1933年自费出版的《烙印》在“古典”与“现代”之间止出了一条成功之路，在“中国新诗史上打上了文体建设的第—个‘烙印’”，“对新诗文体的正面建设的关注，将他和不少同时代诗人区分丌来，”研究者认为：“如果说闻一多是中国新诗山爆破转向建设转折点上的开山人，那么将这一转折沿着中叫化路向推向纵深的大诗人之一便是臧克家。”②
民族性：“古典”的功力
臧克家的新诗含蓄凝重，做到了贺拉斯所说的“甜美”与“有用”的统—。这得力于他深厚的古典诗文修养。“我从七八岁起，就能背诵不少古典诗歌……几乎无日不翻读这类东西，心与古人灵犀一点通，引为至乐！我的父亲、祖父都能诗。父亲与族叔结诗社，和邻居诗友们赛诗，这也给我的心灵以影响。”“我读古，我欣赏古典诗文，……读时细心，字字句句，一定要吃透”。③这种渊源家学和私塾教育使他的新诗能创造新息境、发现新意象，使古典诗境实现了“现代性转型”。
“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④臧克家在《烙印》中营造出“悲凉”意境并统领全集，“悲凉”以成为他此后诗歌创作中最成功的—个主题，譬如《难民》开篇就定下了这样的基调：
日头坠到鸟巢里，
黄昏还没溶尽归鸦的翅膀，
陌生的道路，无归宿的薄暮，
把这群人度到这座古镇上。
沉重的影子，扎根在大街两旁，
一簇一簇，像秋郊的禾堆一样，
静静的，孤寂的，支撑着一个大的凄凉。
满染征尘的古怪的服装，
告诉了他们的来历，
一张一张兜着阴影的脸皮，
说尽了他们的情况。全诗动用了“响亮”的“汪洋”韵，却刻画了一个“落日溶寒鸦”的凄凉悲惨景象。这意境不是“悲壮”或“崇高”，而是“悲凉”，与被描写对象的“身份”完全契合：一些难民，一群挣扎在生活最底层的“贱民”，他们没有资格享用那些“伟大”词藻，他们在灾荒苦难中、在腐败昏溃的统治面前忍气吞声被驱来赶去。作者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感怀，全溶入了这个“悲凉”意境。这种“悲凉”意境，在中国新诗中是第一次出现，而这第一次的出现就丈量出了诗人在新诗创作方面的成就高度。
“悲而不泪”是对“悲凉”意境的最好诠释。同臧克家笔下的“难民”一样，那些“炭鬼”、“贩鱼郎”、“洋车夫”、“当炉女”、“歇午工”和“渔翁”们，都如同“一张古老的帆篷，／来去全凭着风，”他们飘泊在死沉沉的荒凉的生活海洋上，只有一盏小渔灯相依相伴，“那就是我的信号，／启示的不是神秘，是凄凉。”(《渔翁》)他们像“老马”一样，“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把头沉重地垂下!／／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它有泪只往心里咽。”(《老马》)这样的诗句，只有来自社会底层、与人民血肉相联、与大地息息相通的诗人才能写出，这是“作为农民的写作”，是鲁迅所说的“血管里流出的是血”，而不是矫情的“为农民”的写作或“为人民代言”。古人在论诗时说：“宽于用意，则尺幅万里矣。”臧克家的“悲凉”意境饱含英雄气概，内蕴无限张力。
深远的意境需要具体的意象来表达。臧克家在运用意象方面蕴藉凝重，正如他本人所说：“含蓄是力的内在”。为此他常以暗示、隐喻等手法含而不露地凸显诗思。如《难民》中的“乌鸦”，在中国古诗中是“凄凉”意象的经典表达。臧克家又进一步发展了它的蕴涵：乌鸦尚有“归巢”，难民却“无归宿”。《老马》并非感伤派诗人的无聊之作，那是“农奴的身”的具象表达。臧克家不仅化用古诗中的象征意象，还创造了一些现代意象。譬如，“贩鱼郎”一天辛劳，最后却一无所获，“家里挨着饿的希望”，“两只空筐朝他看，／像一双失望的眼。”(《贩鱼郎》)这两只空筐如同一双空洞的眼睛，向着社会人生张望。臧克家在《变》中用“花苞”喻指青春的生命，在《烙印》中以“谎”比喻人生……等等，这些意象在作者诗笔下具有了现代象征意义，他的努力也为中国现代新诗酿造了醇酒般浓烈的“诗味”。
臧克家也常用对比和反诘的手法表达诗思。“一个少女换不到一顿饭吃，／人肉和猪肉一样上了市，／这事实惊人又新鲜，／你只管掩上眼说没看见。”(《天火》)在我看来，这样的对比较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更加惨淡，诗作运用“我——你”的对话形式，但“所指”的“你”却具有深广的“能指性”，让读者也参与其中，反躬深省。“鬼都望着害怕的黑井筒，／真奇怪，偏偏有人活在里边，／未进去之先，还是亲手用指印／在生死文书上写着情愿。”(《炭鬼》)诗人逼着读者回答“为什么”。“他的心是个古怪的谜，／这样的风雨全不在意，／呆着像一只水淋鸡，／夜深了，还等什么呢?”(《洋车夫》)这样的反诘，可谓“有血痕而无墨痕”，吸引读者撩起作者有意“隔”出的“间离”幕帐，去诗的幕后一探究竟。
诗集《烙印》语言凝练，毫无洋化的生硬雕琢痕迹，虽然运用白话，扑面而来的却是浓浓的中国传统诗的风味。作者一改中国现代新诗遣词用字上的随意性，主张炼字、炼意。在炼字方面，臧克家尤重动词的运用。如上文中引用《难民》一节中，最精到的动词就有“坠”“溶”“度”“撑”“染”“兜”等，这样精练而多义的词汇只有汉语中才有。为了“溶尽”一词，作者曾改动十余次：起初用“扇着”，后改为“辨得出”，又改了十几个动词后才最终敲定“溶尽”。臧克家说：“下一个字像下一个棋子一样，一个字有一个字的用处，决不能粗心地闭着眼睛随便安置。敲好了它的声音，配好了它的颜色，审好了它的意义，给它找一个只有它才适宜的位置把它安放下，安放好，安放牢，任淮看了只能赞叹却不能给它掉换”、臧克家写诗时，“白天写，夜里写，睡觉之先，床头上预备好铅笔和纸片子，另外，一支小洋蜡，一盒火柴，为了某诗中的一句欠妥，某句之中的一字未安，不论是在未成眠时，不论是在朦胧之中，只要一触及或者有新得时，不分冬夏，就立刻翻起身子来燃烛摸笔，不要让诗跑了！……我破命地写诗，追诗，我的生命就是诗。我真像东坡眼中的孟郊一样，成了天地间的—个‘诗囚’了。”⑤这种“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苦吟”精神、这种“用生命去换诗，去写诗”的“诗囚”精神，在整个二十世纪诗歌写作中是不多见的。我们不缺少有才气的诗人，也不缺少勤勉的写诗的人，我们缺少集才华，思想勺勤勉于一身的诗人。
世界性：“现代”的诗意
认真研读《烙印》就会发现，臧克家新诗的“民族化”是建立在”世界化”视野下的，他的新诗做到了“世界化”与“民族化”有机结合。
他是沐浴着“五四”的自由诗风成长起来的。他在故乡时就有了“新诗的领路人”，也学会了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而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四年里，他受到更多现代诗人的影响，“穆木天，冯至，韦丛芜，我的眼光常在他们的诗行间游泳。然而一个撼动了我整个灵魂的都是郭沫若先生，他的创作、翻泽，我饥渴似地吞咽下去，它像—股动力，一道热流，一阵春风-”新诗对他精神的震荡如此强烈，以致在读了郭沫若的《文学与革命》后，竟写信告诉祖父“此信达时，孙已成万里外人矣”，“像候鸟似地从寒冷中飞向了自由与温暖的江南”了。另外，徐志摩、陈梦家、孙大雨、王统照等也都在臧克家的新诗起步期起了“现代化”的推动作用。
然而对臧克家影响最大的却是闻一多先生。闻一多1930一1932年执教国立青岛大学，任国文系主任、教授，他给我们讲唐诗，讲英诗。除了杜甫，他对孟郊很推崇……他给我们讲雪莱，讲拜伦，讲济慈，讲华兹华斯，讲柯尔律泊和白朗宁，特别是白朗宁，他仿佛有着更多的喜爱似的。”闻一多曾是“新月派”主将和理论代言人，对新诗格律提出了深刻见解，这是对新诗形式进行探索的最早尝试，这尝试艾青一样主要向着西方寻求借鉴。闻一多对新诗“建筑的美，绘画的美和音乐的美”等形式学的建构以及“艺术是戴着镣铐的跳舞”的见解等等，都来自他对西方现代诗歌理论的移植，这移植使中国新诗努力向“世界文学”迈进，对中国新诗的文体建设意义巨大。
臧克家关于诗体建设的探索，得益于闻一多先生的教诲。不仅《洋车夫》和《失眠》被闻一多推荐到《新月》发表，而且《老哥哥》也是受闻一多“讲过罗蒂斯的Sister Hellen”的启发而仿写：“《老哥哥》、《神女》、《贩鱼郎》、《像沙粒》……都经过他看”，甚至臧克家在1933年自费印行《烙印》时，六十元的印行费，“闻先生出了二十元”。这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支持，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推动着臧克家的诗创作。在《烙印》集中，我们不难发现闻一多新诗理论的影子，而尤为可贵的是臧克家将这些理论内化为自己的诗思并外化为创作实践，如《车夫》的雕塑之美，《渔翁》的绘画之美，《老马》和《失眠》的音韵之美，《天火》的象征之美等等，其现代诗歌理论的应用都达到了“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化境。
在现代诗理论上，臧克家师承闻一多；但在技法运用方面，臧克家则青出于蓝，胜过乃师。比如《当炉女》中的蒙太奇手法，《都市的夜》里的象征手法，《歇午工》“一根汗毛/挑—颗轻盈的汗珠，/汗珠里亮着坦荡的舒服”的“通感”则具有超现实主义急味，而《生活》中一连串的比喻则让人咂出“意象派”的韵昧……所有这一切都在深层次上成就了臧克家新诗中地道的现代诗意。
现代诗除了技巧的“现代”外，它的内容也必是“现代”的。“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工业化和都市化。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受动型的过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天然地带有“现代性焦虑”。这一点在臧克家诗作中也有所表达：“幽灵一般的人群，各自驮着一只空壳，／杂沓地，飘忽地，渡过这银色的光波，／……像向着什么急赶，／又像什么追踪在后面。”(《都市的夜(一)》)但臧克家并不排斥现代化，《到都市去》就是他对“现代化”的态度的诗化表达：“小跛”要到都市去，虽然母亲一再警告孩子：“你数，从都市回来了几个人?／回来的有几个不是是一个瘦头挑着两根瘦筋?”但这警告不能阻挡“小跛”到都市去的梦想，他心中揣满美梦想，“快乐飞在他的脚步上，／心里驰骋着美丽的想象，／黄昏没了他的影子，／口哨的幽韵在大野中荡漾。”臧克家甚至在《歇午工》里表达了他对城市新兴工人阶级的力量的欢迎：“爬起来，抖一下，／涌一身新的力量。”我们可以相信，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和几年流亡生活之后，诗人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一样已经意识到了“第四阶级”的力量。
我们可以看到，臧克家诗探索的意义在于，他在现代新诗文体建设上对古典诗歌进行了创造性继承和现代性转化，他没有如“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们那样将传统与现代进行截然对立的两分“断裂”，相反，他在对新诗的反思中自觉地对古今中西的诗歌传统进行了有机整合。“断裂”固然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但“反思”才是“现代性”的根本品格，也恰恰是反思性整合联结起了“过去”与“现在”，使我们的文化传统得以在现代社会中绵延赓续。“现代性”存在着多义性、矛盾性与差异性，它是在更新与古代的关系中形成的新的时代意识，是一个从旧到新的变化的结果；“审美现代性”与古代性紧密相联，并对政治、经济“现代性”进行反思。⑥由于臧克家在古典与现代之间、在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找到了沟通的桥梁，故而能够在“纯诗化’与‘非诗化’之间另辟蹊径而获得成功”。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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