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6年第17期
望舒琐絮
作者：周良沛
字体： 【大 中 小】
二OO五年是诗人戴望舒百年冥寿，可他‘九五O年去世时，才四十五岁，正值壮年。
诗人—生的诗作只有九十几首，但写得很认真，很精致。一生出的四本诗集，每本的容量都不大。严格地说，在他抛开了旧诗过深的影响之旧感情、旧词藻，真是具有“新诗”之貌的，当从他的第二本诗集《望舒草》始。
“望舒”二字，是诗人的名字，源于《离骚》。屈原浪漫于诗的想象，是天上地下，云车飞驰，玉龙飞腾，以月神御者望舒为前导，风神飞廉殿后，随月神御者而“路漫漫兮”的行程，恍如一路都撒下草籽而茁壮了“望舒草”的。从“五·四”后的诗苑看，望舒的诗无疑是花，整体之典雅，还可以看作高洁的兰。可是，从他对“新月”唯美的反叛，以明白如话的散文入诗，似乎有点平民的草根气息，也不妨看作“草”吧。但他的“散文”明显有异于早期的白话诗，追求全感觉的意象之繁复、交错和境界幽深迷离之艺术张力的表现，结构了一代现代知识分子忧郁的语音之重奏和变奏，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们精神所物化之人世图的真实一角。
望舒，与我们这一代同新的共和国一道成长的文艺工作者，是隔代的前辈作家。不仅年龄隔代，他的文学，也离那时的我们较远，不像早逝的鲁迅，和那时还健在的茅盾。视其为非“主流”的作家。文学本来就是个人化的艺术，若无个人的个性化，是无法称之为真正的文学和文学的—卜品。但艺术的个人，远离，或拒绝与人世间的社会生活融合，同样，社会、广大读者，也会对等地与之疏远，，从这个角度看，他与今日“主旋律”的距离，除抗战时少量的作品，说他是“非主流”也不为过，实事求是。可是，一花独放的教训，生态失衡的诗苑，也易形成另种形式的漠化。半个世纪前，似乎在繁忙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建设中，还来不及思考这些问题，只是简单化地没有再向新的一代提供阅读，为此，在那个时候，我的同代人，知望舒者，太少太少。
其间，我算有幸，在同辈之中，较早接触到望舒的作品。那是一九五五年刚结束“肃反”运动，全国商品统一降价，工资上调，这在人们刚经过一场“运动”的紧张，尤其自身的经历得到审查、弄清了问题，是真正的身心为之解放的愉快，处处都是会心的微笑。因为它是每个在职人员要经过“审干”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那微笑，也是全民的微笑。此时，文艺似乎也不能老是那么一副老面孔，也得寻求适时、适地、适度的开放。
这时，一本《戴望舒诗选》的出版计划出台了。现在“开放”了，也许无需作那多考虑。当时，虽然臧克家的《新诗选》重印时也补进了徐志摩的两首诗，也只能作那么点表示，出他的《诗选》还不到时候。徐志摩与望舒，一开始，思想倾向就不相同，若将徐志摩仅仅看作“新月”诗人之“新月”还好说，涉及他诗的范围之外的“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等复杂的关系，当时就不是那么好说的了，即便有人说得清，那也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望舒不同，读书时就是一位进步青年，参加了C·Y(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与反动派作过斗争，抗战时在香港日本人的监牢里受尽折磨，为了迎接新中国，冲破险阻北上，虽是病逝，也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悼念文章、肯定了他的爱国、进步。出他的《诗选》，首先考虑个人的政治没问题，运作起来就顺手多了。
负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是雪峰。在“四·一二”后的白色恐怖中，望舒他们不可能，也没办法到上海街头散发革命传单了，在施蛰存松江老家的一间小厢楼里政治避难。雪峰来到，又办起《文学工场》。他到之前，“曾写信向他们求援，说有个落人风尘的女子与之相爱，需要四百元为之赎身。为成全雪峰的好事，可叫他们煞费苦心，后来知道这笔钱是为革命所需而编造的故事，同雪峰也更亲密了。”没有想到，这时的雪峰又为死去的望舒出诗。《诗选》的选编、作序者艾青，同望舒是老诗友，一九三九年七月，他俩一个在香港，一个在桂林，相约在两地合编一份诗刊《顶点》，同时在港、桂两地发行。望舒和艾青，不像他同施蛰存，以及《现代》的同人，交往有那么深的渊源，诗风也相异。抗战时，国难当头，两位著名(这里的“著名”可不是现在所滥用的“著名”，而是真格的)诗人，相约合作编这份诗刊，难得的诗谊，是彼此都能欣赏。这件事，有位不仅没有署名，别人也没提到的徐迟，他那时还在外文局《人民中国》工作。一九五六年冬，他首先在作家协会理事会倡议在我们诗国当有一份诗刊，并为之呼吁、奔走、创建，创刊号以毛泽东诗词为头条而轰动的《诗刊》之前，很多人对他还缺乏认识。他同望舒的关系自然深多了。艾青在“运动”中，有人借“反胡风”、“反丁玲”扯上他而受到冲击，情绪不是很好，《诗选》初选的选目也是徐迟提供的。艾青的序言，五十年后来看，对望舒的评述中肯，经得起时间检验。
天时、地利、人和，《诗选》慎重又顺利地出来了。杏黄的封面，中间留了一个小白框印上书名的小册子，摆在新华书店的书架上，并不显眼，却引起文艺青年浓厚的兴趣，很快又重印。随着紧接而来的“大跃进”中的全民“诗歌运动”，这本书的影响，理所当然的被冲淡了。
可这本薄薄的《诗选》，在我心里，始终是新诗中很厚重的一部选集。选诗过程中，偶尔碰到徐迟，他说话时，常是说到这又忘了那，有时沉默了一阵，又会“良沛，我念首望舒的诗给你听”，念完了，还要对这首诗的艺术、背景等等，一方面是当着我在一边琢磨，同时对我也是印象很深的诗教，无法忘记。
十年动乱的结束，我的看法，它是以“四五”的“天安门诗歌”为前奏的。人民群众对新诗热爱的亲密状，绝对是史无前例的。带给十年动乱结束后的新诗之繁荣、发展，也是空前的。
由于历史诸多、复杂的原因，“五·四”后在“现实主义”之外的“非主流”而上另册的诗人之诗风，早为国内读者生疏，他们的诗文，文科师生甚至在《新文学史》上读过对他们的“批判”，却没看过他们的作品，极不正常。同时为了恢复新诗史原本的面貌，我用心选编了戴望舒，虽然他诗风的“现代”而无法列为“主流”，但在政治上是过硬的爱国者，这样，在较宽松的政治空气下，容易说过去。
当时，望舒解放前的四本诗集，都不太好找。虽然后来在编选过程中不得不更多求教望舒生前好友冯亦代、吴晓玲同志，他们手头却没有这些诗集。其间不可能不想到施蛰存同志。以望舒为代表的诗之“《现代》派”，就是从施蛰存主编的《现代》而来。三十年代初，望舒与施的妹妹施绛年还有过婚约，虽然在望舒上法国的几年，婚事发生变故，但两家关系之深，是无疑的。当时家用电话还不普及，他在上海，联系不是很方便。也是尽量设法争取得到他的支持与帮助，但他那里“这些诗集早弄掉了”。经人提醒，不靠望舒的旧交，而找现代文学研究有关藏书很丰富的大家唐\x8F|同志，我们折腾了多久的事，对他来说，真是举手之劳，几分钟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