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7年第4期
诗人随笔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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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山拉手啊!／当你们面前的太平洋掀起了胜利的狂涛／山啊!我愿化一道流星／为你们飞传捷报。
闻先生穿着灰布大褂，目光炯炯，他那像大提琴的声音领我们进入群山，和巨人的战阵向前推进。在我耳中，这似乎已不是我的诗句，而是闻先生发自胸中的心声。我非常激动，感到幸福的温暖。但是我完全忘记了当时闻先生和同学们都说了什么话。后来，有人告诉我这诗在《云南日报》发表了，我不知道究竟是谁把这诗送去报社的，我猜想是闻先生。之后又听说这诗被闻先生编入《现代诗抄》(见《闻一多全集》)并译成英文寄往国外。现载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诗卷》。2005年7月，《诗刊》在芦沟桥附近的抗日战争雕塑园举办“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诗歌朗诵会，我朗诵了这首60年前写的诗，听众仍然感受到中国人民坚决抗日的激情。
这首短诗，并不说明一个17岁的小青年有多少文学修养，但的确有一种与敌人坚决战斗到底的勇气和决心。这是每一个不愿做日本顺民的中国人所共有的。我只是融入大海的一滴水，祖国伟大的河山与我同在，因此，它记录了中华民族心灵的呼喊。当时抗战正处于极艰难的时刻，日寇攻陷长沙，逼近桂林，这诗却预言抗日战争必然胜利。它表现了时代精神，它就成为生动的历史而存在。诗里没一句抗日口号，作者也不是故意用什么象征手法。它是生活和人的思想感情的结晶，它能引起众人的共鸣。这就是文学艺术创作的规律。
几个月后，日寇打到独山、都匀，缅甸被占领，侵入滇西。我觉得不能坐下来上课了，必须上前线打日本鬼子。1944年冬天，我和西南联大200多同学，穿上军衣，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死亡航线”险区，到了印度(在驼峰航线因撞山或被日寇战机击落的运输机就有近五百架，中国士兵和美军事人员牺牲一千数百人)。在昆明时，杜聿明曾给我们做报告，说我们要驾驶坦克到缅甸前线杀敌。但到印度后，却让我们当汽车兵，从加尔各答运输由美国运来的弹药军用物资到缅甸前线，国民党军方领导连枪都不敢发给这些来自“民主堡垒”的士兵。
我们在印度酷热的夏天、40多度高温中长途运输，在原始森林地区扎营，与野象虎豹为邻，经历了夺人性命的热带病毒猖獗的日子。在加尔各答这个印度海港城市，我们和美国士兵在军营里热烈庆祝德国法西斯投降。最后，我们驾驶新的吉普车(带拖斗)从新建的中印公路回国。这是世界最艰险的公路，第一天进入路段被称作“鬼门关”。车队穿越茂密的原始森林、悬崖深谷，进入有毒的山泉、大蟒、虎、象的王国。记不清盘绕攀登过多少座渺无人烟的大山，跨过多少急流。在缅北密芝那战场，看到树林全都烧成了一根根焦炭，一列列火车被炮火穿透，像蜂窝似的。日本士兵被忠于天皇的“武士道”精神迷惑，成为残酷的杀人恶兽，使战争非常惨烈。在中、缅边界，中国远征军的坟墓堆满了许多山坡，像祭天的馒头。我们经过被日寇盘踞的松山战场，沿路一个个被火焰喷射器烧黑的山洞外面，还抛散着日寇的军用品、钢盔、破皮包、文件。洞口里，不知还有多少为天皇送命的尸骨、冤魂。在这条世界最艰难的公路上，每一秒钟都埋伏着生死危机。穿越横断山脉，那天爬上怒山，白云在车轮下飞翔。从山脊往下盘旋，一个个险弯令手中的方向盘飞速旋转，满头流汗。一不留神，车子在急弯处冲出公路，人和车就要翻下去。奇迹在千分之一秒中出现，一块大石挡住右前轮，车没翻下山。但左前轮已悬空，只要稍为失去平衡，就要滚下去。于是用倒档加前轮转动轻轻地倒车，缓缓回到公路，又飞奔向脚下怒江滚滚的急流。路上经常遇到滂沱暴雨，新路基时有塌方，到处有险情。晚上，三个士兵只能蜷曲睡在狭小的车厢里，被蚊虫叮咬，难以入睡。这样熬了11天，我的老毛病三叉神经痛又犯了，苦不堪言。
终于回到昆明，我转考入译员训练班。不久日寇投降，我便回西南联大复学。一首诗演绎成的一段人生征程，划了句号。我就像一道流星，跨越喜马拉雅山的高空，为祖国飞传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