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7年第13期
当生命与语言相遇
作者：张清华
字体： 【大 中 小】
这明显是一个言不及义的题目，我还可以写成“当生命与存在相遇”、“当语言与命运相遇”、“当一个诗人与一个时代相遇”等等。因为一个好的诗人带给我们的总是很多，他(她)会昭示着一种喷薄而出的诞生感，让你期待太久，又出其不意。他(她)和时代之间会构成强烈的互证关系，书写和确认那些重要然而又从未有过传神表现的公共经验，他(她)的语言方式会充满陌生而又熟悉的尖锐性与震撼感，具有直抵人心的力量，他(她)会有鲜明的原生而且陌生、精确而又暧昧不明的特性，还会有不可抵挡的整合性与吞噬力……我读郑小琼的诗，有类似的强烈的感觉。
这使我决定谈一谈她的诗，这种谈论可能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这时代浑浊的语境，使我深恐那些酸涩或粗鄙的标签会再度落下来，将她简单地盖棺论定为一个“符号化的诗人”，一个不期印证了某个特殊的意识形态怪胎的写作者。但是，我又不能将她从这生存的现场扯开，将她关禁在词语的囚室中来奢谈她的纯粹性，并假装“纯诗”、“专业”和“技艺”的代言人与捍卫者。因为她是属于这时代的现场、这时代创痛的诗人。想想看，我们最近听到的声音是多么浑浊不堪：把“打工诗歌”挂在嘴上的人们，可能正在用粗鄙的符号和赤裸裸的市场动机，葬送着这本来的悲凉而淳朴的慷慨清音；那些轻薄而又假作高雅的谈论者，也正在用他们恶意而又酸溜溜的聒噪，来贬低这些来自命运和痛感的书写，轻薄那些血淋淋的声音。我不知道我该怎样选择我说话的方式和“立场”，来谈论郑小琼这样的诗人。但我坚信，她是可以最终使这一切聒噪和喧嚣闭嘴的一位诗人，因为她具有这样的力量——具有将现实提升为生存、将生存还原为存在的力量。这是一种证明，因为在一个真正的好的诗人那里，才华和现实感从来都不是单独出现的。当这样的诗人浮出水面，一切表层问题的谈论都会失去意义，一切喧闹都将止于安歇，烟尘消散，尘埃落定。
“将现实和生存还原为存在”——我现在要谈谈这个问题。我原来曾经试图将郑小琼的诗歌概括为一种“工业时代的乐府”，但后来我发现这远不是最重要的。郑小琼和一般的“打工诗歌”的悲悯主题、道义书写不一样的地方也在这里。首先，她置身其间就是一个确证，她不是一个站在高处的隔岸观火者，不是悲天悯人的局外人，她那些带着痛感的书写，是来自她自己身心的践行和生命的参与。这本身就是含量，诗歌与生命实践必须相印证的法则，决定了她作品的含量，也决定了其感人的质地。她的诗贴近而真实地给我们展现了其人生的一个侧面，身在其间的劳动者的真实处境。这也许才是真正的“身体写作”，真正的身体写作不是亵渎感官，不是脱衣舞和裸奔，而是春蚕吐丝、蜡炬成灰，将生命乃至命运“嵌入”作品中的质感。在郑小琼的诗中，我看见了这来自生命和身体的介入，以及它所带来的令人感动的力量。像《落日》中所写的：“小小的落日，也有铁片样的疼痛／它卷曲暮色，卷曲起荔枝林里的微风／它蓝色的火焰在炉火中烧着／在轰鸣的机台上缓慢的移动／它笨拙地穿过我油腻的手指／在金黄色的牙针投下准星”——
它的背后，站着多少杂乱飞舞的灰尘
犹如这铁制品的背后，站着
多少人：郑小琼，李燕，刘水平……
然后她们像一些灰尘一样在背后跳动
“像灰尘一样在背后跳动”，我感到了这样的诗句所揭示的活生生的命运的现场感和尖锐性，它不是来自观念，甚至也不是来自体验，而是来自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们的纤弱的劳作着的身体，来自那切身的“在场”的见证和经验。
很显然，郑小琼的诗歌已经跨越了“现实”甚至“生存”这类易于派生歧义的意义层面。因为人们通常是在现实的“道义”层面上谈论“底层写作”的价值和局限的，你写得再好，也架不住他说你篡居了“道德优势”。但这样的谈论对于她来说却是无效的，因为她几乎从不在所谓道义的层面上书写人的境遇。毫无疑问，现实是不公的，生存是艰辛和残酷的，但写出了这些，赢得了关注和同情，就能改变生存的残酷法则吗?依然不能拯救“沉默的大多数人”的命运。所以，同情就变成了廉价的作秀，眼泪则被讽为伪善的装饰，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可当年海德格尔是如何谈论艺术中的存在之思的?他从凡高的《农民鞋》中，看出了一个生命、一个曾经的和正存在的生命，他的见证性和意义。一双破旧不堪的鞋子，随便地摆放在地上，它的主人不知所踪。但正是它们，一双农民的、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的鞋子，很自然地在一个行走的血肉生命同大地之间，建立起了奇妙的联系，见证了令人惊心动魄的“存在”之义。于是他说，“作品使大地成为大地”。郑小琼的诗使我产生了类似的感受，因为她所关注的不是“道德意义”上的生命和劳动，而是“存在意义”上的生命和劳动——
一小朵蓝开在天空，倾向于平静
一小朵蓝抵达炉火，询问着内心
更深的蓝在铁片，图纸，沾满油腻的手套
机器上轰鸣着的蓝，它滑落出一截
小小的春天，一个人的爱情
这是她的一首《蓝》中的句子。这个蓝是天空的虚无的蓝，是火焰燃烧至极限的纯青之蓝，是这劳作者深陷困乏的幻觉的蓝，但更是这有思想的生命内心中“更深的蓝”。透过它，我们会看见这生命与存在的黑暗之间的一缕细弱的光，一缕恍惚而又尖锐的、迷幻而又洞彻的、让人战栗而又平静、激奋而又绝望的光。它闪耀着，沉默而宁静，炽烈而不可躲避。谁也不要指望用所谓的“专业性”和“特殊技艺”来拒绝这光芒——“无力抵达的地方太多了”，多年前一位诗人在她的诗中这样说。谁可以接近，什么地方通向着存在?那便是生命需要敞开而且能够敞开的地方，劳动，除非是体现着生命创造和尊严的劳动。谁真切地感知到这劳动的生命，谁就在瞬间接近了对它的认识，而那劳动者本身则无疑是通向着它。凡高深谙这道理，郑小琼也明白，她的诗在很多时候都具有使生命、存在和语言同时敞开并且相遇的能力。这是使她迅速地穿越甚至忽略道义、意识形态、甚至是生存苦难这样的层面的原因。在更多的诗人那里，通常观念与语言相遇，当然只会触及表层的问题，然而当那色彩和语言投向了不朽的通过劳动而敞开了的生命之时，存在的真理自会豁然而敞亮。让我们读一读她的《四月》，这些句子也许很容易使人想起艾略特的荒原中的“四月”，那是“残忍的、哺育着丁香”的四月，也是相当抽象和观念化的四月。可在郑小琼这里，它则充满了个体的经验与此在的直感：“黎明揉进了一滴铁锈的泪水中／她低头听见恍惚的声响……”
四月在窗外行走，荔枝林开花
紫丁香低于爱情，铁的背阴处
生锈的月亮，一个相信爱的人
举起持久而隐忍的悲伤
“持久而隐忍的悲伤”!呵，这悲伤中的生命赋予了语言以灵魂，以活的意义。记得我一两年前在谈论“70后”诗人中的优秀者的特点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