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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的诗(组诗)等

作者:安 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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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现实,喧闹那么现实,使我一边听着林童的故事一边恍惚走神。我有点怀疑现在是什么后现代了,什么解构上义了。也许时针走了无数圈后又同到了现实书义,而且是创世纪之之前的现实主义?所谓的创世纪就是这个地球山现了这一批生命之后的世纪。据说,地球上曾经有无数批生命此消彼长,我们现在这批生命已经是地球毁火了多少次之后出现的。有一次在某个酒席上,北京某教授不知是真还是假地说到,人类还有80年活头。因为据英同科学家科学考察,随着地球温度不断上升,原先潜伏在地球深处的某种曾经毁灭过地球某个时期生命的病毒已经在复活,再过80年就能浮出地表,那时就是现在地球上这些生命的毁灭之时了。清原谅我在此不提该教授的名字,我怕给他引来危言耸听的罪名让他看不到80年后人类的灭亡却抢先看到自己的灭亡。当时的背景是,大家忙着请席上一位漂亮的会根据太阳历测算命运的女士算命。我们的教授于是发表此种预告意思是命运不重要了,人类就要同归于尽了。大家不免听得花容失色,唯有我心中暗喜,以我这样的小人之心看来,地球8年后毁灭,这样,我就不用成天被现实弄得忽喜忽悲,以至于几次险些犯上精神分裂症。
  说起我到北京,完全是诗歌中的理想主义作祟。大凡爱诗写诗的,总不免有种热血沸腾慷慨激昂状,尤其是年轻时。可恨的是我的热血沸腾慷慨激昂状却一直从年轻延长到年长,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胸怀大志对父母说,我这一辈子决不想像你们那样过。父母说,你想怎样过?我说,不知道,反正不想像你们这样过就是了。父母口上说疯了疯了,但内心是以为这个女儿年纪尚小,正被青春激情和教科书支使的团团转,等哪一天长大了就好了。然后他们看到我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内心渐渐地安稳下来,估计还有一阵窃喜,因为这个女儿不仅按部就班地生活,还意外地爱卜了写诗并日,在当地小有成绩。父母的窃喜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因为诗歌的力量已经远远大于父母和全部现实生活了,已经说不准在哪年哪月,这个女儿在不知不觉中掉进了诗歌的陷阱,并且一发不可收拾起来。
  这个陷阱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理想主义。
  是的,是理想主义,诗歌中的理想主义从诗歌开始有的那一天起就伴随在诗歌里面,人类的第一声啼哭不是诗,所以也不是理想主义。因为人类来到人世不是自己能够做主的,自然也谈不上是自己的理想或不是自己的理想。但人类把劳动中的呻吟变成“吭育吭育”时,就绝对是理想主义了,想想呻吟、抱怨和“吭育吭育”的节奏产生的美感之问的差别,你就会相信,诗歌中的理想主义是一开始就伴随着的。也许已经足诗歌骨血的一部分。
  这之后,诗歌可能加进了现实主义或伪现实主义,但那种与牛俱来的理想主义在不断的演变中成为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催化剂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所有热爱诗歌的人哪怕再现实,身上的某一根骨头也是理想主义做成的。正是这根骨头使全世界的诗人们彼此相通在某时某刻,使我在小断的失败中不断遇到好朋友支撑着我,一直到今天。
  时至今日,我从未对诗歌有丝毫怀疑,诗歌带给我太多了,已经超过了我的命运所能承受的。我唯一必须怀疑的是,我的理想主义为什么不能永远坚定不移地扎根在我身上,为什么每次遇到一些选择关口,我的痛苦和无力感幻灭感总是那么深重地折磨着我,使我几乎放弃继续理想主义的勇气。我对我意志中不彻底的一面产生严重的失望,我不是自认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吗,一个有足够的英雄气的人吗?既然这样,所有的选择都是自己的,所有的结果也都应该是自己的,这没有什么话好说。
  我需要这样来继续以后的人生,这多么残酷和怯懦。所谓的理想主义在我看来就是,我还有足够的水不断地在需要的时刻稀释我即将凝固的血液,让我一次又一次地重整旗鼓,不至于像海子一样结束自己。
  那么,就让我这具赖活的躯体等着天上掉下一张机票,一直带我到牛长诗歌的地方。
  
  安琪,生活的肋骨,抑或诗的肋骨?  赵思运
  
  我想可以把安琪的诗写历程分为福建时期和北京时期。安琪福建时期的史诗写作靠的是激情与想象,是反生活写作。那么,北京时期的安琪则是生活化的写作。用她自己的活说:生活更像小说,而不像诗。2006年3月5日回答漳州师院苔花诗社郑婷婷的提问时,安琪说:“当我获得了下半生的北京时,诗歌已经自然而然地排除在外,我喜欢这样的排除。……我乐意接受下半生生活对诗歌的剥夺。”2006年底在中国诗歌调查问卷里,她再次申明这种态度。这意味着安琪试图在学会生活。这个阶段,她不再写作史诗,诗作内容也放弃了依赖激情、才气和想象力的自动写作,基本上放弃了长诗写作,而多以生活体验为主的短诗。她的史诗写作是发散的、实验性的,而北京时期的写作则是内敛的、生活化的,强化了感情色彩,而减弱了实验色彩,重新恢复了诗歌的抒情特质。她2007年初创作的《你我有幸相逢,同一时代——敛过年回家的你和贺知章》、《北京往南》、《延长线》、《父母国》、《幸福时代》、《天真的鞭炮响了又响》、《归乡路》等,明显加大了生活品质,故国、亲情等传统母题,成为她诗歌动力的重要元素,甚至带有某种温情主义的味道。如《父时国》现世生活的历史图景的直陈,使诗意显得十分质实,《昭君蘼》、《偎依,或硬座》、《在内蒙的蓝天下》等,诗意经她随意点染,就彰显出生活的强烈“在场”性。她往往在极其朴素的语句里蕴籍着神奇。比如:“你既憨厚又朴实,既聪明又能下/你既善良又幸福像一双儿女居住在屋里”(《偎依,或硬座》),非有真挚情怀不能产生如此想象。《七月开始》的结尾“你在发短信,想我,像房东在想她的房租”,更是堪称经典,把一对情人之间的相依为命的感觉写得淋漓尽致。《在内蒙的蓝天下》同样会通迫我们停留下来,进入诗境,甚至让我们也想变成一只白羊,一同感受生命的热爱。这些诗作一方面承续了福建时期的语词上的非常舰组合的奇异效果,同时又不同于福建时期的超现实语境,而是具有了非常丰富的人间气息和生活三味。
  北京时期的安琪其实是舣声部的,既有“沉潜的静思”,又有“逼利的沉痛”,既有试图超脱的“安”的追索,又有尖锐的“小安”的生活体验,人安的趟远与不安的沉痛,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当然,在她的作品里,经常出现沉静的情境,乃至于对生命的参悟,如《活在一条河的边上》、《要去的地方》等等。2005年她有不少诗歌是以宫、寺、殿、坛等为题,如《大觉寺》、《地坛》、《雍和宫》、《潭柘寺》、《白塔寺》、《法源寺》、《欢喜佛》。也许只有经历了太多磨难的人,才会相信佛教。安琪信佛教,试图找寻出对人生意义的超越。爱、死,是她的创作母题。《大觉寺》、《维和宫》等都渗透进了安琪对于灵魂隐痛的超越意图,但是这种超越是非常艰难的,在她试图超越的时候,我们总是能够感受到她浓得化不开的苦痛现苦衷,乃至于对于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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