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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的诗（组诗）等
作者：安 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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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的反动。在大觉寺，她并没有“大彻大悟”，“找你找得那么苦／阳光在手臂上，热，辣／路在脚上，远，辗转，到达”所以她说：“大觉寺，要多少个漫无边际的恍惚才能顿悟／我起身，步态迷离／我离开，心怀期待”。虽然她执著地说：“你们在那里，等我止近，等我坐在长长的，有背景的／银杏树下，阴凉的石凳，我重新出生”，但是，实际上，这种执著的背后是难以言传的悲恸。她越是想超脱，越是敏感到痛苦。尤其足2006年的新作，痛苦的焦灼越来越显豁 开来，接续了她早期代表作《干蚂蚁》的人痛风格，如果说早期的痛苦，更多的是时人生的直觉性感受，那么，现往的安琪则是生活深处的那种椎心之痛，是人生变故带米的沧桑之苦。她展示给我们的总是现世生活的负面部分，生活中的她俨然“一个丧失爱的能力的人”，努力地“在一个所处菲人的时代，活得，像一个人。”(《为已消防》)。归乡路一向被认为是幸福之路，但是安琪给我们的感受是“路长得让人失去耐心，幸福像一所空房子／空而动荡，窄而不安”(《归乡路》)。近作《恐惧深如坟墓》则几乎可以看作安琪个人的灵魂痛史。正足这种深深的恐惧式体验与超脱现实生存的追求，紧紧纠结在一起，构成了安琪近期写作的多元色。在对“大安”的渴慕中，无法遮蔽的是剧烈的“不安”，她内心一随有一只“梦幻风筝”，但是“天宅放不下这一只风筝／全部天空的蓝色／加上叫棵树的暗影／放小下这一只风筝的高度”(《风筝》)。
从以生命直觉为根基的诗写方式，到以生活体验为根基的生活方式之转型，虽然她一再表示认同，在散文《二进人觉寺》里她也说：“我的上半生以诗歌的名义犯下的生活之错之最，在下半生的开始即得到迅速的还报，这个果我认。——我的未来始于此，大觉寺。”但是，诗歌真的像安琪所体悟的是一种“以诗歌的名义犯下的生活之错”?她会这么决绝地放弃诗歌?我的臆测是否定的，直到最近她仍然情有独钟于她的随笔《诗歌距离思想主义还有多远?》便是明证。事实上，诗歌以及诗歌所蕴涵的理想主义已经成为安琪的“肋骨”，或者说，安琪已经成为诗歌的“肋骨”。诗歌和理想主义已经积淀为安琪的精神基因，无法祛除，一直藏在她的灵魂里，“诗歌英雄”的情结像人性基因一样，在其血液里流淌。在她的诗歌中多次出现著名的诗人或具有诗性的文人，如庞德、杜拉斯、曹雪芹、海子等，成为安琪的自我人格的镜像，他们之间构成了文化通约和精神通约。在她的诗作里，我们发现一种关于安琪与著名人物的人格镜像之间的深层思维，即巫术思维。安琪与曹雪芹的关系、安琪与海子的关系，都往往借助交感巫术思维，加以强化。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一书里论述到巫术思维：事物一旦互相接触过，它们之间将一直保留着某种联系，即使他们已相互远离。在这样一种交感关系中，无论针对其中一方做什么事，都会对另一方产生同样的后果。安琪探访曹雪芹故居、魂游海子自杀地山海关，都具有这种交感巫术的意味。2005年3月26日她在海子的忌日写下了《在昌平》、《曹雪芹故居》即显示了这种深意。当然，原始思维中的交感巫术所体现的更多是对绝对力量的崇拜，而安琪的这种巫术思维，体现的恰恰是她在感同身受的对象身上找到自我的确证与自信，是在某个精神人格镜像上折射并且强化安琪的自我价值，这种强化在深层彰显出安琪自我的天才定位，尽管她是潜意以的。诗歌英雄情结并没有因为生活的困顿而中断，而是潜藏得更深了。在她把生存的重心转向生活的同时，她内心更认同的是海子的“我必将失败／而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的卓绝的理想主义精神。她的《有电脑的房间》强烈地辐射出诗人角色定位的意义。这个房间，和伍尔夫的《自己的房间》一样具有强烈的隐喻意义。伍尔夫的那个“房间”更多的是性别自我的认同，而安琪这个“有电脑的房间”已经消弭了性别因素，而指向诗人角色的更为广阔的精神空间，同时，也更富有时代标志性。
生活的转型对诗人来说是个磨难，但从另外的意义上讲，这种转型使得安琪的诗歌写作更加贴近地面，去开掘诗意的深井。从汪洋恣肆的大海转为大地上的深井，这又为安琪提供了更大的挑战。当她把自己的灵魂锤炼得“独坐其间，面无表情却内蕴／波澜。偌大北京／多少人间事／亦是如此”(《人间事》)的时候，她会把生活的刻骨椎心之痛酝酿为更丰富的诗意，像井喷一样，炫向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