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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蒋经国长跪灵前，“悲拗莫名”，对赶来致悼的“司法院长”田炯锦等人“下跪回礼”，还多次深夜到祭悼人群中去道谢，“孝思不但令人感动，也可为天下为人子者的曲范”（台湾《中央日报》语）。从4月8日起，蒋经国还把他40、50、60岁生日时蒋介石的三次亲笔信《寓理帅气》、《立敬立极》、《精一执中》的影印文，交《中央日报》连载，同时重新发表他过去写的《我的父亲》一文，表明他是父亲一心培养的政治继承人。4月15 日，他又把蒋介石病中给他写的题词《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交台湾各报纸影印发表，并亲笔撰文说他在父亲故去之后如何如何地“每日恭读”。
4月28日，国民党举行十届临时中央全会。蒋经国声称“居丧请假”而未出席。会议通过严家涂等20名中常委连署的提案，“建议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并为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致公推常务委员蒋经国担任”。全会决议还坦承：“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反共阵容摇撼不安”，流露出无可奈何的心情。“副总统”严家涂继蒋介石之后出任“总统”，被认为是为未来的“总统”蒋经国铺路。其实，在“国民大会”选举前的几个月，台北议会决定敦请蒋经国出马竞选时，蒋经国本人并未表明意愿，而且故意回避去了金门。后来还是严家金出面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推荐，在1978年1月7日的临时中常会上，决定以蒋经国为“总统”候选人。2月19日国民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也同时提名。在3月21、22日的“国民大会”上，蒋经国以总投票数的绝对优势当选，5月20日正式就任第六任“总统”。谢东阂当选为国民党“副总统”。至此，蒋经国终于实现了蒋介石的遗愿--子承父业。
蒋经国宣誓就职的当天，即召见台湾当局主管宣传的负责人，作如下指标：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类名词见诸报端。二，今后也希称他为领袖。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此外，蒋经国继续推行“年轻化、知识化、本土化”的用人政策，以减缓因省籍问题而引发的激烈冲突。当然，他的“台人治台”政策是有限度的，台湾籍参政人士往往处于位高权轻的地位，即“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另外，对一些反对国民党的人，不再一味施以高压，而以“放逐”取代“监禁”，以期化解矛盾。
所有这一切，确胜乃父一筹。但蒋经国对父亲的作为是始终表示钦服的。
1975年4月21日，蒋介石病逝半月后，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深夜坐于灵堂，想起父亲侍儿慈而亦严，爱之教之无微不至。尤其25年前撤离大陆之时，日夜相处，共冒危险，出生入死，同受毁谤，遭受侮辱攻击，父亲为贯彻反共救国之职志，一心一意为挽回危局而东奔西走，对种种污蔑视若无睹。”
“父亲一生之中，受过多少怨恨，遭遇多少误解，经过多少凶险，所以父亲常谓：‘自顾一生，实无时不在患难、耻辱、艰危、诬陷、渗透颠覆、出生入死之中’。但是从未为自己出而辩护，对于美国政府于38年所发表之白皮书亦是如此。父亲常日：‘天下事总可水落石出’。今日一切是非皆已大白于天下，此正父亲所言‘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之愿得偿。今日世人皆知，无私无我，爱民爱物，乃我父亲为人处世之基本精神也”。蒋经国在日记中还记述了他父亲与蒋方良之间的关系：
“父亲逝世，吾妻悲痛异常，日夜痛苦，几已成疾，颇为之忧。父亲逝世之夜，吾妻曾吻父亲之额以哀永别。犹忆当妻归国拜见父母之后，曾对余言：‘余幼年即丧父母，而由胞姊养大成人，今来归蒋氏，必视君之父母为我之父母。’此言相隔已有38年，吾妻如此言之，即如此行之，可谓尽孝矣。妻50岁生日，父亲曾亲书‘贤良慈孝’赠之以作纪念，妻视为至宝，除保留原件外，并托人将四字刻之于石，置于宝中。去年春节，父母双亲曾与妻摄影留刻之于石，置于室中。去年春节，父母双亲曾与妻摄影留念。此一照片也置于房中。父亲逝世之次日，余见妻曾对石刻哭不成声。余独自守灵于慈湖，时与家中病妻为念。吾父慈祥为怀，最重人情，但一生辛苦，惟为儿者知之最深”。
1976年3月8日，将经国在《梅台思亲》一文中，将孙中山先生与蒋介石并称为“两位时代革命伟人”。他说：“从历史看，国父和领袖实在是为中华民族这一民族这一时代而生的承先启后的革命伟人”。他们“都是来自农村，都是以毕生之力，谋求国民生活的安足而且也都是以伟大的革命人格，引领着照耀着我们，来创造理想的人生”。“‘国父思想可说突破时代的，而领袖革命的反共的远见睿智和坚毅，尤为同时代的人所不能及”。
1977年4月4日，蒋介石逝世2周年之际，蒋经国又发表了《其介如山》的纪念文章。文中称：
“父亲故去之后，虽然没有留下物质的遗产，却有着其影响无可估量、其价值无可比拟的精神遗产，这些精神遗产见之于几十年来的演讲。著述、接谈、会议、教育训练之中，特别是永远留存于许许多多人们的印象记忆之中。这些精神遗产都是父亲为国家复兴、为世界和平奋斗一生的血汗所凝成，也都是父亲的思想、精神、睿智所累积”。“父亲一生，事亲以孝，报国以忠，待人以诚，处事以公，律己以严；而在我的有知之年，都承受父亲的训诲，庭前责教，手谕督勉，以及思想、精神、行事的潜移默化，时时刻刻，我都在慈晖教泽之中。”
由此不难看出，蒋经国在蒋介石去世之后，虽然采取了一些新的施政措施，但他从思想上、感情上还是忠实地继承了乃父的衣钵，是彻底的“子承父业”了。
正当蒋经国的声望在台湾日渐升高之际，大陆上传来了和谈之声。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即日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呼吁和平统一中国。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方针政策。1982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发表《至蒋经国先生信》希望他捐弃前嫌，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公开信全文如下：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勿勿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世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信，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7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请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以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迂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绩，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中有数，亦毋庸赘言。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居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迁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旨哉斯言息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言，可谓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已。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芸。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乡，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谬。“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说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仕候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1984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朋友时曾再次阐述“一国两制”的构想，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统一。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一系列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真诚愿望，蒋经国始终未作正面接触。但是，蒋经国也历来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的论调。他的旗帜非常鲜明：只有一个中国，两岸必须统一。
在“内外压力”之下，蒋经国谨慎地推动了几项主要的民主化和开放政策。1986年，他解除了戒严令，使台湾出现了难得的民主开放气氛；1987年，他主持制订了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的开放政策等等。可惜，由于身体原因，蒋经国来不及再办更多的事。他晚年坐着轮椅治理台湾，单只是台湾岛内的事就足够他伤透脑筋了。正如有关人士的述评那样：
蒋经国上台后，经过一系列“革新”，使其在国民党中央的权力核心得以建立，国民党在台的统治地位相对稳定。蒋经国提拔一大批新人上台，也必然后有一批“旧人”下台，并将继续威胁到尚保留在国民党党政军最高权力核心中“旧人”的既得利益。不仅如此，在蒋经国提拔的“新人”中，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以李焕等人为代表的一部分新派人物，由于他们长期从事“党工”工作，与下层接触较多，自然认为国民党开放政权是适应台湾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以王升等人为代表的部分新派人士，由于长期从事军政和情治系统工作，处于秘密状态且“与世隔绝”，所以主张不能放权。国民党内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逐渐形成了“革新派”（也叫开明派）和“保守派”，到80年代初，两派的斗争因蒋经国身体康健欠佳而围绕“接班”问题日愈激烈。
70年末，年逾古稀的蒋经国身体状况渐呈衰弱。1982年3月29日，蒋经国赴圆山主持“春祭”，当他下车后步入“忠烈祠”大门，通过仪仗队登上台阶不到100米的路程时，身体已支撑不住，到了主祭位置时更是站立不稳，只由两位侍从人员左右搀扶。仪仗队将花圈抬到他面前，他也没照惯例鞠躬，只是用手触摸了一下便草草了事。这一过程的摄像新闻播出后，立刻引起社会各界的纷纷猜测。大家虽不知蒋经国得了什么病，但其“政躬违和”已是众人皆知。同年4月5日，是蒋介石逝世纪念日，蒋经国本想亲往主持仪式，可在他上数十级台阶来到蒋介石铜像前的时候，又感身体不支，改由“行政院长”孙运主持。蒋经国身体如此糟糕，自然出现了“权力”继承问题。于是“开明派”与“保守派”开始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双方的分歧主要是由谁来接班。若由刚刚崛起的“新生代”承袭“大位”，则关系到国民党的前途，因为这些人没有大陆经验；若由“元老”接班，“新生代”岂肯罢休？国民党内出现了“继承危机”。正当双方各不相让，僵持不下之际，1983年双十节前，长期不露面的蒋经国奇迹般地出现在电视画面上，过去那张像吹满空气气球、闪闪发光的浮肿的脸不见。此后，蒋经国又到金门和澎湖各一次，并在金门铲土植树。据说，蒋经国病情好转得力于俞大维。俞从美国请来一名老中医，经过“望”、“闻”、“问”、“切”之后，认为蒋经国因患有糖尿病，长期服用“胰岛素”造成皮下积水，以致压迫肢体各部的末梢神经，影响行动。然后开了一剂药方，三剂药下肚，蒋经国果然浮肿渐消，继之，腿脚也灵便多了。无论蒋经国身体如何好转，他毕竟还是过了古稀之年，“权力继承”是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所以，国民党内两派的斗争并未由此稍减，以致原定于1982年初召开的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迟迟不能举行。在这期间，国民党宣传工具则为蒋经国连任“总统”大造舆论。尤其是权倾一时的国民党“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王升突然被免职，说明尽管蒋经国“健康欠佳”，但国民党内的任何派系仍在他的掌握之中。
蒋经国虽然在口头上否认“传位于子”的说法，但实际情况却使人很难相信他的说法。蒋经国膝下三子一女，此外还有庶出章氏兄弟二人。蒋经国为延续蒋家香火，曾放开手脚让蒋家第三代抓权。只是由于“江南命案”的突发，才彻底打乱了蒋经国的传位部署。
江南是蒋经国的老部下，因写《蒋经国传》揭蒋家隐私被台湾情治部门暗杀于美国住所。此案涉及蒋孝武，引起社会舆论关注，在江南命案冲击下，蒋经国明确表态说：“台湾下届‘总统’的选举经由宪法选举产生”，他的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任‘总统”’。在传子部署受阻后，蒋经国开始安排集体接班。他将追随他多年的爱将李焕纳入中常会，后接管中央党部。同时任命其弟蒋纬国为“国安会”秘书长，掌握了军特实权。至此，一个“一蒋二李”（蒋经国、李焕、李登辉）为首的集体接班的班底已基本形成。
江南命案的余波尚未消失，整个台岛又遭到十信弊案引发的金融风暴的冲击，广大民众怨声载道。蒋经国为了维护国民党利益及统治。深刻反省在政治上的做法，认为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革新。1986年3月底，蒋经国主持召开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会议根据蒋经国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基调通过了《承先启后，开拓国家光明前途》案。该案提出了“要以党的革新结合行动的革新，带动全面的革新”。三中全会后，蒋经国在多种场合大谈“政治革新”，他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国民党必须革新才能与时代潮流结会。同时，他还把调整和改善同党外势力的关系作为改革的重点，说国民党应多交朋友，多听取各方意见，尊重法治，共同为启导社会样和、开拓“国家”光明前途而努力。
为了推动政治革新的开展，蒋经国首先从组织上做了安排。他提拔李焕、吴伯雄、施启扬、陈履安4个进入国民党中常会，使决策机构年轻化。蒋经国还从31名中常委中选出12人，以严家为召集人，专门研究政治革新问题。他反复叮咛：“全会交下来的案子很多，但要选择最主要的事做，而要快做，不要拖。”在他的不断督促下，常委研究确定政治革新要项为：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充实中央“民意机构”、地方自治法治化、党务革新与调整大陆政策。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
蒋经国上述举动被称为“向历史交待”。蒋何以在其晚年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革新呢？探究蒋经国晚年的心路历程，是以下几因导致他非如此做而别无选择。台湾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民众参政意识普遍增强，是他晚年“向历史交待”的社会经济原因；国民党统治的种种弊端与恶性事件的接连发生，是他晚年革新的内在因素；党外势力的迅速崛起，给国民党在台统治以极大的威胁，是他晚年举措的外部因素；大陆对台政策的调整与改革、开放路线的实施给国民党当局以巨大压力，是他变被动为主动的另一外部原因；周边国家与地区的不断维新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蒋经国在台倡导维新的国际原因；谋求身后政权稳定，改善蒋氏父子在台湾公众中的形象是蒋经国“向历史交待”的主观原因。
在台湾政坛沉寂多年的蒋纬国，于1986年6月被蒋经国任命为“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这是由于何种目的？同台湾的“接班”问题联系起来看，这个问题就清楚了。
台湾“接班”问题，一直给以密云不雨的感觉。蒋经国在 1985年12月25日继答台湾《时代》杂志问世以后，明确宣布了两个“不能也不会”。一个是由蒋家人的接任；一个 是实行军事统治。这二者都是既“不能”也“不会”。而且说到做到，外放其子蒋孝武到新加坡，以证明决不搞家族承传的诚意。但是不搞军事统治，比起前者就要复杂一些。因为不搞家传，主观即可以定夺，而不搞军统，则牵连到客观因素。现任台湾“参谋总长”的郝柏村已成为台湾近二十年来最有实权的“军事强人”。“枪杆了里面出政权”原本就是东方政治的特征之一，又加上国民党极右派针对蒋经国的两个较开明的决定（一为批准华航货机事件与中航直接谈判；一为同意国民党与党外直接沟通）大吵大闹，如丧考批，为此不惜搞“效忠转移”，另立具有枪杆子实力的郝柏村为他们的“新强人”。蒋经国在这种情况下，棋高一着，发表汪道渊继宋长志任“国防部长”，其弟蒋纬国继汪道渊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这决不是简单的人事任命。根据蒋经国近年来所走的政治棋势看，“本土化”是他的“金边”，而“民主化”则是他的“银角”（围棋有金边。银角、草肚皮之说）。他要取得这盘棋的全胜，必须有一着可以“着眼”的事，而蒋纬国就是在必要时可以点眼的子。
蒋纬国在台湾军队中的分量是应该肯定的。他身为“战争学院”院长、“三军大学”校长，军中很多高级将领都是他的学生，必要时登高一呼，自有响应者。
蒋经国任文人为“国防部长”，固然可以大大淡化军事统治的趋势，而任命在台湾被公认为具有民主作风的蒋纬国为“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更是出于此心。
香港《明报》1988年1月17日报道：“在蒋纬国被委任接掌“国家安全委员会”时，他一度被认为是蒋经国‘总统’职位的继承者。”
这种分析显然理由不充分。事实上，随着蒋经国的逝世，“蒋家时代”就已经结束了。在台湾这个“权力过渡时期”中，蒋纬国的作用只不过是力足防止军人干政而已。
1988年1月13日晚8点45分，围坐在电视机前的台北市民们正在看电视，突然画面中断，市民们先是懊恼，继之则是悲哀，原来荧屏上出现了肃穆的字幕：
“蒋‘总统’经国先生，今天下午15时55分不幸与世长辞，举国哀悼。”
主治医师，台湾荣民总医院副院长姜必宁，这样报告了药经国病逝的经过：
“总统”于今日上午7时30分起庆时突感身体不适，并有轻度恶心呕吐现象。经医师检查，血压110／70毫米汞柱，脉搏每分钟70次，体温36摄氏度。由于未进早餐，随即以静脉点滴注射补充营养。不幸于下午1时55分，突然大量吐血，迅即引发休克及心脏呼吸衰竭，随经立即召集医疗小组以人工心肺复苏木挽救无效，延至3时50分心跳停止，瞳孔散大，而告崩逝。
下午7时，在“行政院长”俞国华主持下，国民党召开了紧急常会。俞国华向与会人员报告了蒋经国逝世的消息，宣读了蒋经国的遗嘱，最后宣布：依据“宪法”，由李登辉“副总统”继任“总统”。晚8时O8分，李登辉在“司法院长”林洋港监誓下宣誓就任“总统”。接着，“行政院”宣布从14日起，“举国哀悼” 30天，军方同时命令“全军从1月13日晚上8点开始取消假日和休假以加强戒备。”
1月30日上午，在台北圆山“忠烈祠”举行蒋经国丧礼，“总统”李登辉主持仪式。蒋经国的继母宋美龄没有参力口。
仪式完毕，蒋经国的灵车在三军乐队和仪仗队的引导下，以每小时8公里的速度缓缓开出“忠烈饲”向大溪镇方向驶去。沿途，很多人按传统习惯在人行道上磕头。很多和尚身着袈裟在马路两旁念经。沿途约有100万人观看送葬队伍。灵车经过上百个祭坛，于下午13时达大溪陵寝。
陵寝用黑色大理石筑成，蒋经国静静地躺在那里。离他不远的地方，是他父亲蒋介石的“奉后”地。
蒋经国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去唁电，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赵紫阳发表谈话，对蒋经国的逝世表示吊唁。
中共中央的唁电，全文如下：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惊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赵紫阳的谈话全文如下：
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我们深表哀悼。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表示要向历史作出交待，并为两岸关系的缓和作了一定的努力。
当此国民党领导人更替之际，我们重申，我党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政策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希望新的国民党领导人，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审时度势，顺应民心，把海峡两岸关系上开始出现的良好势头推向前进，为早日结束我们国家分裂局面，实现和平统一作出积极贡献。
台湾人民有着爱国的光荣传统，盼望统一，反对分裂。近年来同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一起，为推动和平统一，促进国共两党和谈作出了努力。我们愿与台湾各界人士共商国事，完成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大业。
我们由衷地期望台湾局势稳定，社会安宁，经济继续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被称为国共两党“四十年来第一电”的中共中央唁电和赵紫阳谈话，在海峡两岸和世界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合众国际社评论说，中国“对一度曾是自己敌人的台湾“总统”蒋经国的逝世表示哀悼，异乎寻常地对他加以赞扬。”并说：“中国领导人代表官方最初作出的反应，让人觉得他们犹如失去了亲人，对在晚年曾设法弥合近40年分离状况的这样一位疏远了的亲戚的死表示哀悼。”共同社会记者伊藤还把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时中国新闻界的反映与此次蒋经国逝世的报道相对照。那时新华社发的消息是：“国民党反动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死了。”而对蒋经国逝世的消息，却是“收音机和电视新闻都在头条报道了这条消息，不仅向台湾新领导机构表示了新的和解态度，而更重要的是向国内外强烈表明了要实现祖国统一。”
蒋经国逝世后，久居美国的陈香梅给蒋夫人方良女士写一封信，信中说：
中国是一个比较重男轻女的社会，近年来虽大有进步，但千百年来的东方传统仍不易去除。我读到许多追悼经国先生的文字，也听过不少人在追悼会上的哀思，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个牺牲最大、奉献也不少的人--你，经国先生五十年来同甘苦的伴侣，因为你是一个默默无声的奉献者。
我和你相识不深，和你见面大概也不到十次，但每次见到你时我对你有无限的同情，也附带些不知该不该有的不平。你是一个来自远方的人，虽然贵为蒋家媳妇，又做了“自由中国”的第一夫人，但我相信你是有情感、有血有肉的人，五十多年来为了爱，为了追随你的丈夫，你离开了你自己的国、自己的家，那种勇气，那种毅力，那种牺牲似乎很少有人提到。或许近百年来东方对于强人治国。家族执政等事过于执着，虽然妻随夫贵，而你，有意无意间却被一般人忽略。
国际间的第一夫人我领教过的为数不少。美国的第一夫人从艾森豪威尔夫人、肯尼迪夫人、约翰逊夫人、尼克松夫人，我和他们都同桌吃过饭，福特夫人和里根夫人也曾驾临寒舍，这几位第一夫人都是新闻人物，出出进进都有大批随员前呼后拥。……如今我看到你含泪坐在轮椅上的照片，我有一份无限凄怆的同情，你看来如此孤单如此落寞。
你的出生地苏联我去过，莫斯科的红色广场，四周古老的建筑，纯朴的老百姓留给我深刻的印象，……斯大林的女儿我也见过，她来美国后，宣布放弃苏联国籍，结婚生女，但后来又突然回到苏联去，最近又请求在英国定居，我想她的情绪一定是很矛盾而复杂的。韩国第一任大总统李承晚的夫人是奥地利人，……李承晚病故后，她曾回奥地利定居，但后来还是回到汉城去，把他乡认作故乡，她的一生也是奉献给了南韩，奉献给了李承晚。
你呢？你的一生也是完全奉献给了你的丈夫与儿女。当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民航公司尚在台湾作业时，民航公司有几位机长的太太是从东北来的苏联沙皇时代的遗族，她们会说俄语，她们常说你有自由而不自由，因为你的丈夫将是“总统”的继承人。虽然你学会了说宁波话，虽然你已五十年没有再踏上自己生长的土地，但要每一个中国人都完全接受你，恐怕是不太可能的，我相信这是你每时每刻都在努力地做这件事。如今这长跑已到终点，不管你是输家与赢家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该从今日开始珍惜自己。远适异国是要有绝大的勇气、无尽的忍耐的，我知道，我是过来人。我初来美国时年纪轻，我的丈夫虽然爱我，但他是美国人，无论如何无法了解一个中国少女异乡异客的心情，虽然我曾随着陈纳德将军领略了很多民众对英雄的崇拜与喝采，但我总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影子，阳光西落时，影子也不知飘落何处。
我的最大领悟是在异国寻得了自己。我年青失侣，要在异国立足，我不再追求那份要众人都接受我的情怀，我为了自己的成就而自喜、而珍惜。我看尽了国际间的沧海桑田，人际间的冷暖悲欢。人多时候不一定热闹，人少的时候也不一定孤单。
你的一生已做了无时无刻的奉献，现在该在悲痛之余多爱惜自己，多做一些你自已喜欢做的事情。
我珍惜我们早年在理发店中的闲聊，统一饭店的理发师仍在，你以后也可以再出来看看，许多地方你大概只是似曾相识。年前赵聚夫人陪着你参加一个台北的晚会，你还是那么的和蔼可亲。
……前埃及总统萨达特夫人在丈夫被刺后，而今在美国谋生，瑞典皇的皇后是德国人，约旦皇的第三任妻子是美国人。这几位女性都是要在不同的环境中寻求自己，不是易事。但她们是在近年来迎着新的挑战。你到中国来的时候，其处境当然是非常不简单，而你所要承担的挑战一定一言难尽。在你有生之年，希望你在空余时间回述一下你五十年来在中国的大小事，一定会是一本有历史性的可读课本。
蒋经国死后，不但其遗嘱的真伪成为人们一时议论纷纷的话题，而且他的死因也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台湾《民进周刊》刊登了吴祥辉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蒋经国猝死，有人悲拗逾恒，有人幸灾乐祸，而大部分人无非是抱着“死是他在死，活是我在活”的态度，顶多是自我解嘲。在“国殇”期间，不要笑得太自然，如此这般，聊表心意罢了，而这才是传播媒体蓄意营造“举国同悲”背后的真正实情。
蒋经国的死亡，由于他缠病多年，因此，他的死很容易就被接受，被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对许多医学界人士而言，蒋经国死得太奇怪了，死得太冤枉。太不明不白。
蒋经国的特别医疗小组是由荣总内科副院长姜必宁担任召集人，然而，荣总许多医师虽然不敢明目张胆表示意见，但在私底下却议论纷纷，而荣总除外的台大、长庚、国泰的一些名医师更是咽不下一口气，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堂堂一“国”之尊，就被荣总这样莫名其妙弄死了。
有人说姜必宁应该为此下台，以谢国人。还有人因为无法寻得合理的专业解释，而做了政治上的揣测。其中最敏感的是，是不是有人故意谋害蒋经国？那么这个幕后指使者是谁？这种揣测虽然并无具体证据，但几千年来中国宫廷的可怕斗争经验，使得这种揣测逐渐成为一种传言。
几位医师同时指出，以蒋经国当天早上发生恶心、呕吐、血压下降的情形来说，内出血的症状已非常可疑，应该立刻进行诊断、急救，而医疗小组非但没有明确诊断，没有输血补充流失之血液，还以静脉点滴注射，冲淡血液浓度，岂不是要加速蒋经国的死亡。
一位肠胃科权威指出，在当今医学发达的现况下，一位住院的病人，一旦导致内出血死亡，医院应该负有失职之责。他表示，除非病人突然遭枪击、刀或其他重大伤害，大量出血不治，否则一个住院病人，一旦内出血，通常可经由排便、血压等现象发现。严重内出血也可经由插胃管及输血急救。一般病人尚可如此，何况一国之“总统”，竟然死在消化道大量出血、引发休克、乃至心脏呼吸衰竭而死，这种状况简直是不可思议，贻笑国际！
医学界指出，输血是内出血必然急救的过程，但不论是新闻局或是姜必宁对外谈话中，均未提及曾为蒋经国输血，显然极不合常理。
在许多医界人士看来，蒋经国固然长年积疾，但是元月13日的猝逝，实在死得不明不白，死得冤枉。他们认为，即使是一个普通病人，有妥当的医护照料，都不致于出现这种内出血的惨死模样，何况一个堂堂“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
关于蒋经国的猝死，外间流传着各种说法。但是，身为死者亲属的蒋纬国面对台湾《新闻》周刊记者的访问时却说：“我想这件事有必要做些说明，虽然蒋氏家族没有任何人要我怎么说，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从没有听到家族里有任何人对医疗小组有什么怨言。”
关于遗嘱问题，蒋纬国说：“我觉得这件事没有追究的必要。但我可以明白地说，我在4点多到达经国先生的住所时，大家正在看遗嘱以及签名。至于遗嘱是用一张不相干的纸写，我认为是非常自然的。如果事后造假的话，反倒会找张正式些的纸来写才对。……这件事实在没有追究的必要，何况遗嘱的内容，一看就可以知道，这些的的确确是他想要说的话。我觉得用的纸即使比那张更差，也足为奇……”蒋纬国还曾于蒋经国去世后的2月12日发表了一篇《悼兄念父文》，悼文说：
宝岛冬日，寒流阵阵，阴晴交错，冷暖时变。在这满怀哀伤的时光中，你唯一的弟弟和您亲爱的家人，强忍怀念追思的伤痛，度过这漫长、沉重的国丧家哀的日子。
哥哥，您安息已一个月了。
人所期待之事，往往会比所望之时，来得慢些！但人们所最不愿见之事，却往往来得太快！但这次来的实在太快了。虽然您的健康已有一段时日令人关注，但您坚持的毅力始终胜过一切，一直保持正常的作息，元月十二日还在“总统”府处理要公。次日上午我们大家还在中常会中等您来主持会议，后来宣布您因故不能来会，我们就习惯地按时在九点开始由轮代者主持开会。下午我正在与友邦人士作学术与时事的座谈讨论，忽接电话，急忙赶至寓所。哥哥！您已经走了！您因大量呕血、不支而逝，真可以“五内俱裂”来形容！怎不令亲者心痛、情酸！但您留下的最后容态却又如此安祥，因为您已尽了您能做的一切。……
在知您离世的一刹，知你因大量咯血而逝时，真是悲愤异常，恨那些无知与不义的一群！上帝啊！请原谅我这一时间的气恼和激动！哥哥！这绝不是你想到的。您一定会说：“原谅他们的无知！”您一定知道，他们自己会慢慢地反悔！直到想过来时，他们也会和我们并肩携手，完成救国救世、救人救己之大业的！
没有人不为国家的前途着想的，除非他是卧底的卖国贼！没有人愿意自掘坟墓自毁前途的，除非他另有阴谋！……我们中华民族中国之立国，自古即以“中道”相结合，道不同者不相为谋；同，则虽为碧眼黄发亦中国之。……
爹爹！哥哥！您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今后，我们全国上下，必仍追随党国继此政统，奋力以赴，以报列祖列宗与国人。你们安息吧！
蒋经国晚年锐意于政治革新，同时决意向“政治禁区”突飞猛进。可惜天不假年，蒋经国的政治宏图尚未最后实现，就过早地撒手人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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