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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大陆时期称居总裁、“总统”，位极人臣，我行我素。到了台湾之后，他仍然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但作为一个自然意义上的人来说，他也同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爱好、习惯，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
蒋介石在大陆期间，饮食起居及日常工作的时间安排是非常有规律的。抵台之初，则因在大陆战败，整日间坐于日月潭的涵碧楼中，反省其失败原因，并制定“反攻”计划。重登“总统”宝座后，即全力投入稳定台湾、准备“反攻”的行动中。此时他虽已60多岁，但出于反共使命的需要，仍到处奔走、演说、打气、安抚，精力旺盛，超过一般的同龄人。
到了台湾之后，蒋介石的生活也算比较有规律。办公之余，他有时养花、种草、逗狗等，晚饭后喜欢看电影，一般情况下都有人在旁边为他解说。晚10时入另室祈祷和沉思，然后洗澡。浴毕写日记。晚间写日记已成为习惯，数十年毫无间断。
蒋介石平日饮食很简单，以青菜、豆腐等植物性食物为主，只求营养，不求奢侈。不但烟酒不沾，而且连茶也不喝，只喝白开水。蒋介石素有事必躬亲的习惯，如台湾淘汰人力车的议案，就是他亲自督办的，此举虽提高了工作效率，但又经常使下级处于被动地位，引起诸多不便。
国民党最基层组织为小组，在国民党改造运动中，为加强对党员的控制，规定党员必须参加小组，其党藉方为有效。小组会议每月举行一次。蒋介石的规定，他自己不能不遵守，他参加的那个小组，是由“总统政府”或顾问等党员组成，属政要阶层。在每次召开小组会时，组员之间互称同志，惟独对蒋介石称“总统”。小组成员中一位湖南常德籍的张炯曾提一建议：“我们在小组会议上都互称同志，更亲切些，我建议以后称呼‘总统’为蒋同志或蒋中正同志”。蒋当时含笑点头说：“好！好！”实则心中不悦。也有人问张炯，“蒋介石是喜欢别人恭维的，你这个建议，恐怕引起他的不高兴”。张炯为人比较正直，答道：“这是合理的建议，我可没有想到这些”。由此事可看出蒋介石是个多么虚伪的人。他“领袖”自居，喜欢标榜“民主”、“平等”，可是一旦事到临头，又常常暴露其刚愎、孤傲的性格弱点。
国民党退台后，对于重要人选都经蒋介石亲自核定。当他深思熟虑之后，并不事先告知当事人，就在报告纸上发表，使有些调动工作者颇为被动。有一次，一个宪兵团长出缺，“宪兵司令部”推选该部第二处上校处长盛先熙出任。蒋介石亲自如见盛。当他走进“总统”办公室时，蒋介石看到他的仪表不错后颇有好感。当即和颜悦色按所写资料询问各项情况，仍觉满意。最后问到盛的家眷在何处时，盛答在大陆湖南湘潭故乡。蒋听后告盛先回去，最后任命迟迟未能发表。蒋介石之所以不同意盛先熙调任宪兵团长，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盛是湖南湘潭人，与毛泽东是同乡，同时盛氏的家眷又留在故乡引起蒋的疑虑。蒋介石这个人素喜疑心，逃台后尤甚。他在大陆被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打败，心胸狭隘的他，从此对毛泽东的一切都恨之人骨，连毛泽东的同乡竟也难辞其咎。
到了晚年，蒋介石也特别喜欢和孙子、曾孙一起戏耍，宣享天年之乐。同时，他对戏剧也颇有兴致。1956年蒋介石70岁寿诞时，适有香港粤剧界艺人白玉堂组团来台“祝寿”。蒋早年在广州多日，对粤语比较了解。当白玉堂等上演剧目时，白饰演薛仁贵，演得非常卖力。但白玉堂怕蒋介石听不懂粤语，改用普通话，但稍不留意又走了腔。有人到后台传话说：“蒋公对粤语能听懂百分之百，不必用普通话，以免弄巧成拙”。白玉堂听后如释重负，拿出平生所学为蒋介石表演，深受蒋介石的赞许。
蒋介石不仅喜欢粤剧，更喜欢听评剧。但据蒋的部下说，蒋到台湾从来没有听过评剧，蒋介石曾说：“不回大陆，不看评剧”。
蒋介石在儿子蒋经国的心目中；是个“伟大”的父亲，没有人比他更“伟大”。蒋介石生前及死后，蒋经国发表了大量文章，肉麻地吹捧他的父亲。在蒋经国的笔下，蒋介石的作为和“贡献”超过了历代有作为的君主。
进入七十年代后，台岛愈发陷入了一种无可挽回的孤独与凄凉境况中。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重人联合国，蒋家小“朝廷”的“外交”急剧走人困境；美、日等大国领导相继访问中国大陆，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好。在一连串沉重打击之下，86岁高龄的蒋介石终于被打倒了。1972年3月，蒋介石因前列腺肥大做了手术，身体机能从此减退，后转为前列腺宿疾。从这次手术起，蒋介石的身体健康状况一蹶不振。
1973年7月，台湾报刊发表了一张蒋介石与其孙儿蒋孝勇夫妇新婚合影的照片，意在向公众表示蒋介石身体尚健。1974年8月，台湾当局再也瞒不住事实真相，只好宣称：因蒋健康状况不佳，减少政治活动。这一年12月，蒋介石因感冒而转肺炎，再度人院。1975年2月下旬，蒋病情渐危。3月下旬，蒋自感来日无多，遂召“五院”院长来听他口授遗嘱。4月5日，蒋介石撒手西去。
蒋介石死后两小时，台湾“政府”新闻局发布的死亡公报，称蒋介石的死亡为“崩”，这是不折不扣地把蒋介石当作了封建帝王。当局明令从四月六日起历时一月为“中华民国”的“国丧”期。蒋介石的遗体停在台北市的“国父（孙中山）纪念馆”5天，供人们瞻吊。
当时的美国总统福特对蒋介石的去世反应冷淡，只拟派个农业部长去台北吊丧。经台湾要求，始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在参加葬礼的外国来宾中，较为显赫者要首推南朝鲜的总理金钟泌了。日本的两位前任首相佐膝荣作和岸信介去台北吊丧，为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抗议，连自民党代表的名义都不用，仅称友人代表。葬礼的场面十分冷落。
宋美龄和蒋经国决定暂居蒋介石之“灵枢于慈湖，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完成蒋介石的“心愿”。
慈湖是蒋介石于1961年间在距离台北市60公里处的大溪镇福安里村，为自己选择的一处坟地。蒋介石之所以选中这块“风水宝地”，原因是这里的风景很象故乡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母亲的坟庐他起名为慈阉。蒋介石在这里筑建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慈湖”。他生前常来此小住，并嘱在他死后灵枢暂借此地。
1975年 4月 28日，台湾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举行会议，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改用主席。党总裁的名义，永远保留给蒋介石，他人不得再用。如同“总理”的名义永远保留给孙中山一样。（青少年读书网）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三易其名。会议还推举蒋经国担任了国民党主席。
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去了美国，隐居在纽约市效长岛拉丁敦区的孔令侃的别墅里。
停放蒋介石灵枢的“慈湖行宫”，不断有人去参观。蒋介石的尸体经防腐处理，身着长袍马褂，胸前佩戴勋章，装在一个黑色大理石棺廊里，停放在正厅。接连正厅的厢房，保持着蒋介石生前卧室的原样，供人参观。卧室的茶几上放着一张便条信纸，上面是蒋介石生前用红铅笔写的四个行书体的字：
“能屈能伸。”
这“能屈能伸”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蒋总统秘录》的作者古屋奎二解释为“顺应环境，当忍则忍，应屈则屈，以待未来伸展之意”。蒋介石死于孤岛，可谓“屈尊”，但他还有“光复大陆”之“伸”吗？不会有的。
蒋介石逝世后，宋美龄曾参加奉盾大典，由蒋经国、蒋纬国陪侍。随之，她又在中山楼召见了国民党中常委，嘉勉他们在丈夫辞世前后的“报国精神”。从此，她便住进士林宫邸的园内，很少露面。5个月后，即1975年9月，她由于身体情况欠佳，且因身心感到疲乏，尤其是丧偶之后万念俱灰，所以毅然决定去美国隐居，顺便诊治长期未愈的旧疾。
1975年9月17日，宋美龄启程赴美。临行前，她发表了一篇长达3000字的《赴美就医行前书面谈话》。
她在这篇书面谈话的开头一段说：
近数年来，余迭遭家人丧故，先是姊丈庸之兄（孔祥熙）去世，子安弟、子文兄相继去世，前年蔼龄大姊在美病笃，其时“总统”方感不适，故迟迟未行。赶往，则姊己弥留，无从诀别，手足之情，无可补赎，遗憾良深，国难家忧，接踵而至。二年前，余亦积渐染病，但不退自顾，盖因“总统”身体违和，医护唯恐稍有怠忽，衷心时刻不宁……如是几近三年，不意终于舍我而去，而余本身在长期强撑坚忍，勉抑悲痛之余，及今顿感身心俱乏，憬觉确已罹疾，亟需医理。
9月17日上午，宋美龄乘坐她的“中美号”专机前往美国。当时的“总统”严家金及其夫人，“行政院长”蒋经国夫妇和家人，以及“总统府”“资政”张群、“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席”何应钦、国民党秘书长张宝树，还有一些外国使节团的大使及夫人等到机场送行。
这天，宋美龄身穿她一身喜欢穿的长旗袍，带着黑色墨镜，在松山军用机场接受了华兴小学四年级学生献给她的一束玫瑰花，然后与在场的亲友、党政首脑和外宾-一话别。自此，她挥别了她钟爱的故士与国人，远赴异国，贻养天年。
登机时，她的长子--蒋介石前妻毛福梅所生的蒋经国，亲自搀扶他的继母进入机舱。这对这位终生未孕的“女强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安慰。而实际上，蒋经国的这一举动与其说是在孝敬后母，无如说是一种精神自慰。蒋介石的死，对于蒋经国而言，最大的打击是精神支柱的崩毁，他一时感到茫然无措，“恋父情结”无所依傍，才有了亲自搀扶后母宋美龄登机的“孝举”。
蒋介石西归，蒋经国顿失依凭，曾于乃父去世后第二天向国民党中常会请辞“行政院长”一职，理由是父亲大行，“五内摧裂，已不复能治理政事”。当天，国民党中常会作出决定：根据“宪法”第十九条规定，由严家金以“副总统”职继任蒋介石遗缺；不准蒋经国辞职，要其“衔哀受命，墨经从事”。依法而沦，蒋经国作为“行政院长”，应向“总统”辞职，而不是国民党中常会；要慰留“行政院长”的也应是“总统”，而不是国民党中常会。蒋经国此举，一则说明国民党鼓吹“法制”的虚伪和党政不分，党务高于政务的畸形体制的可笑，二则说明蒋经国的确继承了乃父衣钵，以退为进，方得以承袭“大统”。
4月28日，蒋经国被推举为国民党主席。从此，蒋经国实际上已成为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台湾头号人物了，至于“总统”严家金，不过是一个“滑轮”，一个“过渡总统”。这位严大“总统”是颇有自知之明的，他明白，他当“总统”是蒋介石的恩赐，是挂名过渡，一旦任期届满，他要自学地将这个宝座“完壁归赵”的。
如果说蒋介石之死使蒋经国失去了精神支柱的话，那么1949年戴手陶的自杀身亡，就等于是使蒋纬国失去了政治支柱--虽然蒋纬国始终未能从戴季陶本人那里亲口证实谁是自己的生身之父。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不久，蒋纬国的身世又一次激起小小的波澜。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大约在1950年前后，有人发现蒋介石与蒋经国的血型是O型，而蒋纬国则为不同血型。同时，又因蒋经国说过：“O型血的血液，是英雄血”的话，于是有人据此深究起来：蒋纬国不是蒋家的亲骨肉。尽管从医学科学角度看，光凭血型的不同并不能证明出什么。然而，“蒋纬国与蒋介石不同血型，而与戴安国同血型”之说不胜而走。据说，深受流言困扰的蒋纬国曾无可奈何地自滤道：“我如果不姓‘蒋’而姓‘戴’，就什么烦恼也没有了！”
果然，蒋纬国此言一出，流言渐趋平息，他的困扰和烦恼也日渐减轻。此后，仕途也是顺利，1961年晋升为中校，复任装甲兵司令，1963年9月，调任陆军大学指挥参谋大学校长。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64年，由于在“湖口兵变”中受到牵连，蒋纬国的仕途转入低谷期，中将官阶一干就是14年。等到蒋介石病逝的那年8月，蒋纬国才由蒋经国提拔晋升为二级上将，调任三军大学校长。蒋纬国有如此好的家世背景，但官运却很不佳。他由少将升中将，大约隔了8年，由中将升上将竟等了将近15年之久，其中缘由颇令人费解。故而，当时台湾国民党政界难免不有人据此臆度：除非蒋纬国非蒋家骨肉，否则，蒋纬国的境遇缘何如此尴尬？他的宦途为何这般坎坷？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撒手西去。在这段日子里“蒋纬国姓戴不姓蒋”之论又一夜之间成为台湾国民党党政界人士谈论的热门话题。关心蒋氏豪门政治人物动向的人们纷纷从蒋经国亲撰的《守父灵一日记》一书中寻根问底起来，认为书中蒋经国提及儿子、女婿、子孙之颇多，为何对蒋纬国却只字不提？蒋经国不是借此有意向人们暗示，蒋家只有一位“孝子”？这不由得不令人们要问，蒋纬国究竟是谁的儿子？
1986年，《蒋纬国报到》基本成书，此书是蒋纬国自陈家世之书。由于是当事人亲口道出，自是石破天惊之举，一时朝野为之一震。
此书最为敏感的内容，是蒋纬国在书的前两章首度披露了自己的身世的几段文字。由于该书作者孙淡宁对于蒋纬国的血缘背景知之不多，这最重要的问题几乎是一笔带过。然而，作者的角角已涉及到蒋氏家族内幕秘史，书中写道：“根据蒋纬国的说法：他是党国元老、前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儿子，真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兄长，是前“中信局”驻欧代表戴安国。而蒋介石是他的‘义父’，蒋经国则是他的‘义兄’。”
孙淡宁说：
1911年，戴季陶东渡日本后，与一位东瀛女子同居，所得一子是为戴安国。1916年的春天，戴季陶携眷一起回到中国，定居在上海。同年10月，在上海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即后来的蒋纬国。1919年，这个幼婴四岁半时，才由蒋介石抚养。
我们知道，蒋介石已有儿子蒋经国，为何还要再领一个儿子呢？这是秉承母命。原来蒋母王采玉在1887年生了蒋介石（名周泰）后；又生个儿子，名瑞青（又名周传），到了3岁而夭折。尽管如此，按乡规旧谷，他也算是蒋氏一房。蒋介石生儿子蒋经国，王采玉又要蒋介石把蒋经国过继给蒋周传，所谓“兼桃立嗣”。这样，蒋介石门下就有无后之虞。为了承袭蒋氏血脉，蒋介石遂向好友戴季陶要求领养这个幼婴，带回老家溪口，交由侧室姚怡诚抚养，取名纬国，乳名建镐。一经一纬，一丰一镐，如此这般，蒋介石遂了心愿。
1920年，蒋纬国的妹妹戴世芳又在上海降世。时值军阀混战，戴季陶正奔走于南北各地，无暇顾及母女俩，只好将世芳送给上海一位殷实商人颜博诚夫妇养育，取名为颜世芳。
至此，蒋纬国的身世是可以澄清迷雾，还庐山真面目了。还是让我们来听听蒋纬国自己是怎么说的吧：“我与安国，情同手足，血浓于水”。根在戴姓，这说法当然是最权威的。
根据蒋纬国自己的说法，他的生父是戴季陶，这正是不破之论。那么蒋纬国的生母，也就是《蒋纬国报到》书中提及的那位东瀛女子究竟是谁呢？
香港出版的《蒋纬国传》一书指出，蒋纬国的生母是日本人，是位艺妓，名叫津渊美智子。另一传说为“爱子”。辛亥革命前夕，蒋介石、戴季陶等人相继东渡日本留学，借居在这位艺妓家中。
此时蒋介石与戴季陶都是20刚刚出头，风度翩翩，年轻英俊。尤其是戴季陶风流，其举止及神采，更令美智子颇为倾心。
津渊美智子年方二八，出落得秀丽可人，令这两位中国青年为之销魂。
津渊美智子与戴季陶慢慢地陷入热恋之中，两情欢洽的结果，也就珠胎暗结：先是戴安国来世，再就是纬国降生。
1916年春，戴季陶携津渊美智子从日本回到上海，美智子遂有定居中国之意。后终因中国政局不稳，且戴季陶、蒋介石等人风云奔波，迁徙不定，美智子不禁滋生几分思乡之念，1920年，她终于向戴季陶提出，要回日本去。从此一去不复返。
1989年1月11日，蒋纬国以《蒋经国总统逝世一年来的感受》为题在台北发表演讲，首次在公开场合谈及自己的身世。蒋纬国说，就他而言，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戴季陶，“做谁的儿子，我都愿意。”
蒋纬国的身世之所以蒙上重重雾露，这当然是由蒋介石和津渊美智子有过那段微妙的关系。但是，蒋纬国生于上海，当时美智子已专属戴季陶，蒋介石则正追随孙中山奔走于各地，所以他的身世原应可以澄清的。蒋纬国身世不明，仕途坎坷，个人婚姻生活则更是曲折丛生。他1944年得与西北纺织大亨石凤翔之女石静宜结婚，可惜这位石小姐红颜薄命，国民党逃台后不久，石静宜就一缕芳魂归九天了。
石静宜是猝然暴亡的，她的死是台湾七大疑案之一。关于她的死因，台湾两种传闻。
一种传闻是她死于分娩，这是官方的说法。
石静宜结婚后，长达10年，未有身孕，忽然梦熊有兆，预产期是9月中旬。事有凑巧，此前蒋经国奉派赴美考察。石静宜屈指一算，农历9月15日是老公公蒋介石的生日。她心想；如果生下的子女和老公公的生日是同一天，那该有多好。当时蒋纬国的家住在台北广州街武昌新村，与阎锡山紧邻。就在广州街上有一个中心诊所是专为高级官员及家属服务的贵族医院。石静宜找到医生，请求医生为她控制产期。医生遵命给她打了安胎针。可是到了农历9月14日晚，仍没有阵痛的迹象。她实在太任性了，又去请医生施行催生。这样一来，安胎的针剂和催生的药物在肚子里“打仗”，再行检查时，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此时蒋纬国不在台湾，石凤翔也一时不知去向，于是辗转找到了蒋经国，等蒋经国赶到中心诊所时，石静宜已经停止了呼吸，胎儿死在腹中。石静宜去世后，一向对她情深意重的蒋纬国悲痛欲绝。为了永远纪念他的元配夫人，他在台北原装甲兵之家办了个“静心小学”、“静心乐园”；在台中办了个“静宜女子英专”，蒋纬国都自任董事长。
还有一种非官方的传闻--石静宜死于自杀。
原来，石静宜这位富家千金，自小娇生惯养，过惯了挥霍无度的富裕生活。来到台湾后，娘家的经济来源已不能再满足她的豪奢生活，蒋纬国的薪俸又不够她花用，囊中羞涩、捉襟见肘的苦况使她只好另想它途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于是，有关石静宜的种种传闻街谈巷议沸沸扬扬，传说她利用丈夫蒋纬国统掌的装甲兵旅采购物资的便利，从香港进口货物到台湾贩卖。传言不胜而走，老公公蒋介石亦有耳闻，竟要大义灭亲，查办儿媳。于是，一起涉及到石静宜挪用军款购买私货而逾期未归的大案，东窗事发。这便是在台湾轰动一时的“魏文启、包启黄案”。该案涉及到政治圈内复杂的权力斗争，戏中有戏，案中有案，石静宜当然也被牵连至深。
魏文启乃是台湾国民党军队“联勤”总部的一名科长，负责后勤保障。在一次内部例行的业务检查中，发现他主管的帐上短款 300万元。
原来这笔款项是由前任科长经“联勤”总司令黄镇球、司令黄仁霖的同意，借给蒋纬国夫人石静宜到香港办货走私去了，牵线人不是别人，正是“总统”夫人宋美龄，并现存有石静宜的借据。魏文启因慑宋、石的威严，碍于“二黄司令”的面子，也就没有揭发和追究这300万元款的下落。
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台湾军法当局以读职、贪污二罪，将魏文启拘捕归案。魏妻见丈夫蒙冤，遂找到昔日情人、“军法局”局长包启黄，请求其从中斡旋。包启黄表示，只要提供20万元台币，魏文启就可能获释。可是魏委等到的消息，不是丈夫归家，而是一命归西。
又气又急的魏妻那肯善罢甘休，在“保密局”特务的策划下，冒死挡蒋介石的“驾”呈上诉状，状告包启黄勒索财物，奸污自己。蒋介石看完状子，勃然大怒，立即“御批”着保密局即将包启黄逮捕查办。不久，新店安坑刑场又多了一个冤魂。
“保密局”系统的特务缘何要插手“魏文启、包启黄案”呢？原来，在国民党退守台湾之时，包启黄仅为台湾“保安司令部军法处”上校副处长，后升为少将处长，1952年在蒋经国的栽培下竟然成为台湾“国防部军法局”中将局长，40出头的包启黄就这样以火箭速度坐上了军法系统第一把交椅。官运亨通的包启黄固然令“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眼红心跳，而尤使毛人凤大感不快的是这位局长大人竟以“包青天”自居，得意忘形；在处分“保密局”系统特务的违纪行为时，更是不留情面，心狠手辣。正当毛人风不知如何发泄心中的不满时，拔掉眼中钉、肉中刺的时机到了。
魏、包案发，抖落出将府内幕。对借款案来说，魏文启本是无辜的，知情不报，也罪不致死。但是，当魏妻找上包启黄后，事情就有了新的变化，因为它给了毛人凤一个落井下石的机遇。毛人风为了置包启黄于死地，一面下令立即枪毙魏文启，制造包启黄与魏妻之间的矛盾，逼魏妻起来告发包启黄；一面派出亲信特务指导魏妻如何挡“驾”告“御状”。所以说毛人凤是借魏文启的命来要包启黄的命，这一招的确高明，毛人民因此泄掉了心头之恨。
魏包两人相继归天，他们无形中给300万元借款案的当事人宋美龄、石静宜当了“替罪羊”。按理说，借款风波至此可以平息。但此案纷繁复杂。风波迭起。当然，有“总统夫人”之尊的宋美龄是毫发无损，但她的儿媳石静宜却难逃干系。
本来借款之事，绝对隐秘。问题出在“联勤”总司令黄镇球身上。此人原是张发奎的部下，自投靠蒋介石后，对蒋氏家族倒是忠心耿耿，并无二心。当他发现自己被架空，副手黄仁霖竟自作主张答应借款300万元予宋美龄和石静宜，自己只是在具体条件谈妥后才被叫到现场过目，名为请“总司令”批准，实则是黄仁霖耍滑头：若是不出事，则他独享其利；若是一旦追究起来，就请你“总司令”也共担其责吧。黄镇球也不是一般之辈，心想你黄仁霖魔高一尺，那我便道高一丈，认为既然是宋美龄替石静宜所借，那就请石静宜留下签名字据。
黄镇球一拿到字据，立即向蒋经国密报。按照蒋经国的旨意，黄镇球一面把钱付给宋、石二人，由宋、石出面托人到香港办货；一面在货到之后于港口把货扣押，300万元借款永无偿还之日，宋美龄、石静宜挪用公款走私，证据如山。当然，“联勤”总部并不吃亏，现货物在黄镇球手中，“赚头”自然也就归于“联勤”总部了。据宋美龄估计，这批货物一旦脱手，则可赚取500万元。
黄镇球的个人“赚头”则更大了，事后即成为蒋经国的心腹，官运亨通，连连高升。凭着一张石静宜的借款签字条，黄镇球换来了高官厚禄，同时却葬送了石静宜的生命。这个倔强的石静宜，在案发后，即要面子，又不肯去乞求。那时蒋纬国又在美国，更是鞭长莫及。她顿生死念，遂服毒自尽。当然，最为痛心疾首的莫过于蒋纬国了。尽管传闻各异，真假莫辨，但有一定却是千真万确的月B就是把悲剧留给了蒋纬国。
1991年7月，在内争中失势的蒋纬国，再次成为新闻焦点。7月6日，台中市调查站公开声明：“蒋纬国将军遭人检举持有60支靶枪，已于6月30日托人自动向我站报缴，由于前后说词不一，且对全案来龙去脉无法合理圆满的解释，致引起社会大众的猜疑。”11日下午台中市调查站将该案函转台中地检署，全案进入司法程序。
面对舆论界的喧嚣，蒋纬国并没有沉默。7月7日下午，他在“中华战略学会”接受了台湾“中央社”记者的访问，他表示，在台中宜宁中学宿舍的一批枪械，在他的记忆中，是0．22英寸，次口径、室内休闲、练习用的长型靶枪，有效距离是25米，目前台湾并没有生产制造这种枪的子弹。
蒋纬国说，这批枪械，是他20多年前委托美军购买的。他本想用这些枪在“三军大学”或“联勤总部”附设休闲靶场，提供军官娱乐之用。因为当时没有地方存放，也就暂放在台中宿舍里，而且这些枪是旧枪，他还特别请“联勤”单位查验、鉴定，并上了凡士林，贴有“联勤总部”检验的封条。在工作繁忙、事隔多年的情况下，他也就真的忘了此事。
蒋纬国强调，外界风传他拥有“轻、重武器、大批军火”，这完全是捕风捉影，滑乱社会视听，是不应该的。何况，他本来就是军火收藏家，过去他收集的各类枪支，早已捐献给“联勤总部”，并且设置了特别陈列室，作为样品参考。
“私藏军火”案曝光后，蒋纬国的女佣李洪美自杀。7月8日，台湾《中国时报》刊登记者尹乃警的文章，题为《蒋纬国怀疑：女佣死因与被告发藏枪有关》。
文章宣称：“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表示，他怀疑他的女佣李洪美死因和向调查局告发他拥有枪支的这位“告发者”有关。他说他猜想：“李嫂”是在受到此人威胁后自杀的。他说，这个人的手段太卑鄙、太狠，“当局应该知道这个人是谁”。
蒋纬国说，有人向有关单位告发他有60支枪这件事他并不知道，而是他的女佣李嫂知道了，在6月29日向直宁中学董事长蒋信丞报告。蒋纬国说，蒋信丞打电话给他，问他到底是什么枪，他这才想起有60支枪放在阁楼里，并要蒋信丞尽速报缴。一切依正规程序处理。
蒋纬国还特别强调，这批枪不是李嫂在清理时发现的，但是“告发者”自称是李嫂告诉他的。至于这位“告发者”怎么知道蒋纬国有这批枪，蒋纬国说：“这个事件的谜底就在这个地方，这个人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另外，李嫂究竟是怎么死的，蒋纬国说，他一定要追究。
身为“国安会”秘书长，权倾台湾情治系统的蒋纬国，一不知“私藏军火”案的告发者，二不晓女佣之死因。由此可见，此时蒋纬国的势力已江河日下，风光不再，只能隐退了。
民进党籍“立法委员”则抓住此案，对蒋纬国究追不舍。要他负起责任，并辞“国安会”秘书长一职。蒋纬国“恋栈”不得，也多次请辞“秘书长”职务。李登辉初则“慰留”，随即“恩准”。1992年，李登辉发布命令解除蒋纬国“国安会”秘书长职，而聘他为“总统府资政”以示“安抚”。这样，蒋纬国只得以“资政”的空头衔，安享晚年了。
蒋纬国生性不拘，当年蒋介石还在世、蒋经国任“行政院长”时，他曾因为口没遮拦，胡乱指评时政等“不轨言行”屡遭父兄斥责。担任三军大学校长期间，蒋纬国在校内讲课或发表讲演时，除了推崇蒋介石，就是宣扬自己的作战阅历和战略思想，极少称赞他的哥哥蒋经国，进入80年代后，蒋纬国才忽然“省过味儿”来似的，一反往常与其兄不友善之常态，开始给蒋经国唱起来赞歌来。他甚至以开玩笑的口吻，公开地说：“我是唯一有资格唱《哥哥爸爸真伟大》这首歌的人。”出于共同利益的需要，两兄弟一度捐弃前嫌，关系密切起来。1983年5月，国民党军队的高层人士大调动，时任“三军联勤总司令”的蒋纬国奉其兄之命“再连一年”。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蒋纬国日后有可能掌握三军实权从备蒋经国万一不能视事时可起到控制军队的作用。
可惜，两兄弟交好不久，1985年 7月，香港出现了一份名为《中正日报》的报纸，出版不足20天，即受到台北方面的高压而夭折了。这份报纸是打着蒋介石的旗号，为蒋纬国上台制造舆论的。虽然国民党当局抵制它，但黄少谷、陈立夫、谷正纲等一批国民党元老却纷纷为之题词助阵，这表明蒋纬国受到了这些元老们的拥护。蒋经国当然不肯坐视不理，他拉拢蒋纬国是想借助他在国民党元老派、军事将领和地方势力中的人望，用以巩固自己的统治的，现在纬国的势力有所抬头，当然就不能为蒋经国所容忍了。于是，蒋经国遏制蒋纬国发展的措施便出台了。他先是将蒋纬国调离“三军联勤总司令”的位子，改任“国防部联训部”主任，让他坐上了有职无权的冷板凳。此举遭到了宋美龄等人的反对，在宋美龄的直接干预下，1986年6月，蒋纬国的政治行情再度看涨，被委任为“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
所谓“国家安全会议”是蒋介石1967年设立的，由“总统”。“副总统”、军队首脑、特务及警察首脑和政府部长等大权在握的人物组成，其职责为“在国家非常时期，掌管全权；在和平时期，国家重要决策也通过该会议决定”。这样看来，“国家安全会议”是一个具有无上权力、统管军队、治安、情报工作的实权机构。蒋纬国就任此职时，已届古稀之年，但他旧习难改，不忘“幽默”：“我过去是‘总统’的儿子，现在是‘总统’的弟弟。”
“总统的弟弟”，话是以玩笑口吻说出来的，而现实却又不能令人轻忽--这毕竟是铁的事实。因此，当蒋经国病逝之后，这位“总统的弟弟”在台湾政坛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国民党第十三届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党内权力角逐相当激烈。当时，各方面一致看好蒋纬国，认为他肯定进入中央委员会，并将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常委。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李登辉的幕后操纵下，在台湾各派政治势力相互角逐又相互利用的情势下，蒋纬国十分微妙地被挤出了权力圈的核心，甚至连“中央委员”都没当上。
1990年，蒋纬国竞选“副总统”，却因为“军火案”而败北。这桩军火案，可以说彻底断送了蒋纬国的政治前程。
蒋家王朝的终结，应当以蒋经国的去世为标志。从这以后，台湾开始了“李登辉时代”。李登辉之所以能在台湾政坛上官运亨通，首先得益于蒋经国所推行的“本土化”用人政策；他后来能登上台湾政权之巅也是缘于蒋经国的一手提拔。然而，李登辉对待蒋经国的“知遇知思”却丝毫未存“报答”之心，他上台之后，立即致力于摆脱“蒋家王朝”阴影，期以建立一个以自己的意志为核心的“李氏江山”。
李登辉继任“总统”，是依“法”行事，无可争议的。可是，李登辉深知台湾的国民党党权即等于政权，没有党权，就很难在政界发号施令。因此，新“总统”上任伊始，在首先摸清了军方支持自己的底牌后，李登辉立即把手伸向了党权。由于党权的重要，蒋经国死后第二天，国民党上层就开始为推举国民党代理主席的事明争暗斗起来。
1988年1月14日，台湾《联合报》就台湾执政党主席继任问题发表了报道，认为李不会当选国民党代理主席。l月 16日，合众社却从台北发出一则快讯说“现在31位中常委几乎全都支持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下任主席。”事后，国民党发言人虽曾出面辟谣，但舆论已十分有利于李登辉。
1月18日，国民党力主革新的少壮派人物赵少康发动 39名党内增额“立法委员”连署声明，呼吁支持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代理主席。19日，以王应杰为首的22名增额“国大代表”及数十名“监察委员”也竟相效仿。与其同时，国民党内高层人物也就主席人选问题进行紧张的幕后协调。最后，由俞国华领衔，全体中常委一致签署了推选李登辉代理主席案。
不料1月26日晚，宋美龄从士林官邸给俞国华、李焕发出一封信，表示反对在“国丧”期间解决主席继任人选问题，建议延期至十三届全会依党章选举产生党主席。27日凌晨，她又给李焕挂电话。语气坚决地重申自己的意见。由于宋美龄出面干涉，整个形势又骤然逆转。1月26日，俞国华、李焕连夜会商，却无法作出决定。他们也知道临阵变卦不妥，但谁也不敢去得罪蒋老太。27日晨，俞国华、李焕再度磋商，但仍拿不出结果。快要开会前，两人才终于达成一致，决定暂时不提代理主席案，等蒋经国的丧事结束后再相机行事。
眼看代理主席提案就要夭折，谁知半路又杀出一个程咬金，使形势又一次发生了逆转。27日上午9时，国民党中常会准时开始。正常议程完毕后，坐在会议主席余纪忠身边的宋楚瑜递一张纸条给他，问他：“提不提？”余纪忠刚摇摇头，宋楚瑜便霍然起身，慷慨陈词。他说，为了党的安定团结和未来命运，这次中常会应该立即讨论推举李登辉为代理党主席的提案。既然有人放了第一炮，其他人胆气顿壮，纷纷言是。于是余纪忠清提案人俞国华首先发言。俞国华见事已至此，也只好顺水推舟，把代理党主席提案向大会提出。最后，与会的27名中党委以全体起立的形式表示同意，正式通电由李登辉代理党主席。推选代理主席这出戏终于落幕。
至此，李登辉基本上把台湾的党、政、军权集于一身，台湾政坛上的这匹“黑马”于是彻底出栏了。
“李登辉时代”虽已来临，然而根底尚且不深。而随着蒋经国的故去，蒋家自蒋介石开始的长达半个世纪的显赫风光，虽基本上冷落消逝，但还未最终划上句号。
当时，蒋氏家族第一代惟一剩下的成员是宋美龄，已年届90岁，连走路都十分艰难，不堪身膺重任。
蒋家第三代中，蒋经国的长子蒋孝文，卧病已久，在政治上早已宣告“死刑”。
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因“江南命案”影响极坏，蒋经国在世时，无人敢在台湾公开妄置一词。但距蒋经国去世才3个多月，台湾一部分“立法委员”就提议叫蒋孝武到“立法院”去澄清他是否系“江南命案”的幕后主使人。此提案虽因人多数“立法委员”不同意而未通过，但蒋孝武的政治形象却受到了更大的损害。同时，因“江南命案”而被外放台湾驻新加坡商务副代表，纵使国民党十三大后能奉调返台，终因职位不高也不可能挤人权力核心。
三子蒋孝勇因涉嫌特权承包工程，被民进党“立法委员”吴淑珍抨击得体无完肤，不独在政治上毫无资本可言，恐怕在经济上都不易有立足之地。
至于章孝严、章孝慈两兄弟，尚未认祖归宗。即便算是蒋家人，前途一直看好的章孝严也近因反对民众的反美情绪，使人认为他欠缺应有的民族自尊与自信。
所以，在蒋家成员中，第二代的蒋纬国是惟一可以“栽培”与“拥戴”的人物了。如果蒋纬国在国民党十三大之后能成为台湾政坛上一个新的“权力山头”，则蒋家第三代尚有可为，否则蒋家在台湾政坛上将谱上一个永久的“休止符”。
蒋氏家族自蒋经国去世后，深感失权的痛楚。所以，蒋经国的四个儿子蒋孝武、蒋孝勇、章孝严、章孝慈，都想在国民党“十三大”上挤入中央委员会，特别是想争取让蒋纬国进入“中常委”。为了集中票源支持蒋纬国当选，子侄辈退出了竞选。
另据一位接近蒋家的人士说：宋美龄为协助蒋纬国成为台湾一个新的权力重镇，将原打算4月赴美的计划改为国民党十三大后成行。
而蒋纬国为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代主席也助了一臂之力。1988年1月27日，蒋纬国列席国民党中央常会，发言支持李登辉任国民党代主席。他说：“虽然我只是列席，不能举手，如果我也能举手，我一定会举手双手同意，由登辉先生出任执政党代主席！”
蒋经国去世后，“副总统”李登辉应扶正，还要接替当国民党主席。但是这时李登辉的根基太浅，阻力很大。蒋纬国为李登辉上台确实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替他调和“开明派”与“保守派”的矛盾，取得宋美龄的支持，争取军界和美国的支持。果然，以蒋纬国的声望，他登高一呼，的确发生了效应，至少“拥蒋派”亦未投反对票，李登辉如愿以偿，并逐渐站稳了脚跟。
同时，在相当数量的“受恩”于蒋家的国民党元老重臣眼中，政治上刚刚露头脚的蒋纬国虽然已年逾古稀，但他毕竟是蒋家两代“强人”之后惟一有资格有能力的“正统”利益代表者、捍卫者，是“蒋家王朝”得以承续的重要象征。他们寄厚望于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以军监国”的蒋纬国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因而极力簇拥他由幕后到前台。
然而，面对蒋家的“恩泽”、蒋氏成员的跃跃欲试、“拥蒋派”的呼声，李登辉丝毫不为所动。为防止蒋氏再度出山，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李登辉义无反顾地走着自己的路--彻底走出蒋家的阴影。
李登辉使出的第一招是釜底抽薪--削减“国安会”的职权。1988年2月12日，李登辉以“国家元首”之尊，在首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国家安全会议这几年来一年只举行一次会议。讨论什么事情？就是讨论政府的预算案。没有其他任何重要案件是由国家安全会议来决定的。安全会议开的愈少愈好。”“安全会议有其重要性，但对其重要性我们还是要尽量降低，
蒋纬国并没有相让，而是针锋相对。随后，蒋纬国在答台湾《新新闻》周刊记者独家访问时声称：“国安会议”是负责“国家”战备指导的机构，在“国家状况正常时”，“国安会议”是“总统”的个人幕僚团，一旦进入非常状况，“国安会议”就成了“总统”的全班幕僚团。所以在平时、战时都有存在的必要。它在台湾现行体制中，扮演了一个弹性运作的角色。
无论“国安会”扮演什么角色，既然“总统”无意使“国安会”的运作正常化，那么，“国安会”终究是个摆设而已。
但是，在权力交接的时刻，军方的态度尤为重要。从客观上来说，蒋纬国无论从战略上抑或是战术方面的才能均优于郝柏村。因此，在郝柏村逐渐成为军事强人之际，恐怕只有蒋纬国挺身而出，方能使郝柏林稍加收敛。这样身为“国安会”秘书长的蒋纬国和膺任“参谋总长”的郝柏林对他李登辉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两张牌的份量着实不轻。那么李登辉究竟选择了哪一张呢？
在一般人的观念中，蒋纬国曾任三军大学战争学院院长及三军大学校长，因而桃李满军中，自然可以凭借其师生关系而发挥可观的影响力。其实不然。严格说来，曾在蒋纬国担任三军大学校长任内的毕业生而目前仍在军中服役的将领，仅有“陆军总司令”蒋仲革等极少数而已，其他将领早已因无法晋升上将而在中将或少将军阶时届龄退休了。所以，蒋纬国在军中直接的影响力，相当有限的。
可以这样说，国民党军中将领几乎都已经从“蒋家军”变成了“郝家军”。
蒋纬国既无法在军中与郝柏村分庭抗礼，只得将目光转向国民党十三全大会，寄望能进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会前的预测无不认为蒋纬国可能出任增设的“副主席”，如果“副主席”不成，退而求其次地当个中央委员、甚至中常委，应该不是难事，也在情理之中。然而，事实赤裸裸地呈现出来，不要说“副主席”，连中央委员的愿望也是春梦苦短。李登辉太让蒋纬国失望了。蒋纬国梦魂索绕的中央委员，任他千呼万唤也不肯来临，却意外地当上了中央评议委员，无异暗示他--国民党权力核心没他的份了。
在十三全大会上，蒋纬国未如外界所料更上一层楼，痛失进军中常会的机会，政治行情也一泄千里。一时间，过去奔走于蒋家门下的人物，现在都以“革新”自许，争先恐后地和蒋家告别，这回蒋家人马真的是惨遭失败。
相反，李登辉在本次党代表会上正式当选为国民党的主席，完全扎稳了营寨，形成了自己的班底。
在这次党代会以及随之而来内阁大换血中，李登辉不为舆论所左右，让没有多少外交经历的连战任“外交部长”，而让素有“外交才子”之誉的钱复去管“经济委员会”；让“新生代”中走红最早、声势日隆的中常委、“内政部长”吴伯雄屈居台北市长等等；虽然有人称之为“大败笔”，但更多的人则认为：这种不按牌理出牌的惟一作用在于打破传统，表现李登辉本人的权威。
同时，为了推行“新政”，李登辉继续效法蒋经国奉行的年轻化、本土化用人原则，大量吸收了台籍“精英”、技术官僚和党务少壮派进入高层领导核心。“十三大”新产生的180名中央委员，平均年龄59岁，比上届降低11岁；其中60％的是新任委员；台藉人士则由上届的45％上升到55％。在31名中常委中，平均年龄为63岁，其中有12人是新进。在内阁大调整中，21名阁员被一下子换了15名。
另外，李登辉还利用党主席的提名权，把10余名心腹提拔进了党政上层。所以，在这两次党政人事变更上，虽表面上仍体现一些政治的继承性，如让保守色彩很浓的俞国华、沈昌焕继续留在原来的位置上；但政治运作的轴心已不再是他们，而是国民党内的“新生代”和李登辉的嫡系亲信。
“十三大”值得注意的另一个动向是，舆论一直关注的军方，这次和李登辉更紧密地实现了联合。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常会中，军方主要首脑所占的位次，远比过去靠前。
“一朝天子一朝臣”，经过这一番大换血，李登辉完全控制了台湾政坛党、政、军大权。
“蒋家王朝”，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一个怪胎，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及社会大变革、大动荡中的必然产物。“蒋家王朝”从大陆到台湾，历经两代，凡61年。它所施于中国社会及中国历史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无论这种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抑或是反面的、消极的，谁都不可能否认这种影响的存在。即使到了今天，公元一千九百九十六年，至少在台湾的政治生活中仍有那个已然不复存在了的“蒋家王朝”的政治阴影的影响痕迹。蒋氏一门的后代，仍然成为台湾公众舆论感兴趣的话题。而且，有迹象表明：在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进程中，蒋介石的后代子孙们仍有可能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正是众望所归，亦且是海峡两岸人民共同的期望。因为，蒋介石的传人毕竟也是炎黄子孙，无论三代五代抑或十代百代，蒋家的“根”永远是奉化溪口。这一点，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绝不会因为政治见解的异同而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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