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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清晨，孙夫人宋庆龄正在九龙岛家中用早餐，联络员李云匆匆赶来，向她报告了一个重要消息：一支由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率领的医疗队来到香港，准备到中国抗日前线参加抗日医疗工作，请宋庆龄出面给予接待。说完李云又小声地说：白求恩大夫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他这次来是受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的派遣，因此中共中央希望宋庆龄能出面通过正当途径，安排白求恩和他的医疗队到中共游击区工作，不要让国民党安排到他们控制的地区。宋庆龄听后郑重地点点头，随后与李云一起前往白求恩大夫下榻的旅馆去看望客人。
当时，国民党在香港搞了一整套官办的“抗敌后援会”机构，垄断了一切海外的捐赠和援助，且一切都由他们说了算。但是当时国民党中存在大量腐败分子，因此他们工作效率极低，使许多海外捐助的款项和物资不能及时发放到需要的人手中；而且还常常违反捐助人的意志，将他们指名要捐助某地的钱物挪作他用，因而引起捐赠人的不满。再就是他们企图把一切捐赠和援助都由国民党支配，而不想分配给共同合作抗日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这种状况，海外捐助人很有意见，共产党也深感国民党的做法不通情、不合理。当时，中国共产党曾试图改变这种情况，由中共驻港办事处出面活动，但是国民党通过其政府外交部和特务机构双管齐下，进行关、卡、压和干扰破坏，中共驻港办事处此一方面的工作很难开展。此次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医疗队，本是受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的派遣，来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抗日的。但如果不进行力争，国民党决不会轻易让他们离开国民党控制区，到共产党根据地去。因而唯有宋庆龄这样一位在国民党中有着崇高威望且又正直的人出面，才可能把事情办成。
那天，宋庆龄自己出钱宴请了白求恩和他的医疗队。
“尊敬的孙夫人，我们从加拿大到中国，为的是帮助正在前线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将士，我希望夫人出面，安排我们到艰苦的抗日最前线去，最好是华北方面。”席间白求恩大夫提出了要求。
“非常感谢你们前来帮助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我尊重你们的意愿，一定尽力帮助安排！”宋庆龄也动情地说。
“ OK！”医疗队员一齐举杯，向孙夫人致谢。
后经宋庆龄同国民党驻香港“抗敌后援会”极力争取，终于，白求恩率医疗队到达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又去延安，再碾转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通过办理白求恩医疗队事宜，宋庆龄痛感在香港需要成立一个正式的团体，处理国外援助事宜，再不能让国民党政府的官办机构来垄断国外的对华援助了。
宋庆龄在认真地思考着。
当时，日军攻占广州，封锁了中国的东部海岸线，但是因为它暂时还不敢向英美等国发难，因此香港这个英国殖民者统治下的自由港，一时成了中国与海外联系的唯一通道，也成为那些热心抗战且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不满的党团和爱国民主人士进行抗日活动的据点。出于英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港英当局当时对在这里进行的抗日活动并不干涉，甚至还给予同情和支持。这些条件，使香港成为宋庆龄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殊才能，为抗战服务的用武之地。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宋庆龄决定成立一个不从属于国内政党的团体，专门从事向国外进行抗日真实情形的宣传及在海外进行摹捐；并根据捐助人的意愿和国内战场最紧急的需要，来分发这些物资。经过与一些著名人士的磋商和广泛征求意见，宋庆龄把这个团体的名称确定为“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以与早年成立的“民保盟”相区别。
1938年6月14日，一批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先后来到九龙岛宋庆龄寓所。“保卫中国同盟”成立会议，今天要在这里举行。
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克拉克女士最早来到，她仔细察看了宋庆龄的住处。她发现这位中华民国开国总统夫人的住处竟是那么简陋--住房不大，客厅更小；正面墙上挂着孙中山生前手书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大道之行”，下联是：“天下为公”。中间是一幅二尺多宽的中山先生故居的油画。随即克拉克女士又来到宋庆龄的餐厅观看，当时正值酷暑季节，宋庆龄的餐厅里却连个电风扇也没有。在厨房里，克拉克女士又看到一坛腌萝卜，询问之下才知道是宋庆龄自己亲手腌的，说是准备过更艰苦的日子。
顿时克拉克女士感动了，她那双大大的蓝眼睛里闪出了少见的泪花。中华民国前总统的夫人眼下过的这种生活，不要说与外国政要夫人相比，就是与当时在香港的国民党一般官员的生活比起来，也是十分清贫的；甚至一些内地逃到香港的“高级难民”，也比她的生活要好许多。当时，克拉克女士激动地说：“从孙夫人的日常生活，就可以推知孙夫人廉洁勤政的品格。国外捐助中国的款项物资，交到这样的人手里管理，人们是绝对可以放心的。”
会议开始后，宋庆龄简要介绍了保盟的任务，即在“需要者（即中国人民）”与“资金、物资捐赠者（即国外有关机构与保盟支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一方面让国际朋友知道中国战区和敌人占领区人民的真正需要，一方面把捐款和物资送到真正和迫切需要的人们手中。
当时，宋庆龄以宏大的政治家气魄团结了一大批中外著名人士，直接参加或者支持保盟。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担任要职，当天未能出席这个成立会议。但是他们都发来了电报或信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准备担负保盟分配的任何任务。会议经过认真磋商和选举，决定了保卫中国同盟的领导人。他们分别是主席宋庆龄，会长宋子文（当时亦是国民党政府要员），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有孙科（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长）、冯玉祥（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印度国民大会党领导人尼赫鲁、美国议员罗伯逊、德国知名人士托马斯曼、美国报业巨子卢斯、中国出席国联大会首席代表颜惠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及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等。克拉克女士自告奋勇，担任了保盟的名誉秘书，香港大学教授法郎士任名誉司库，中共驻香港办事处人员邓文钊任司库。原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和新西兰作家贝兰任保盟中央宣传委员，廖梦醒、王安娜、邹韬奋、金仲华、陈君葆、许乃波等人也都参加了保盟中央的工作。而宋庆龄的亲密战友、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何香凝则亦是保盟的积极支持者。
保盟成立后，宋庆龄始终注意坚持保盟的宗旨和原则立场，她把中国人民的斗争和世界人民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复强调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意义。当时她讲过：“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和黑暗统治的伟大斗争中，中国是一个公开的战场。”她对欧美听众发表谈话说，“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已经在帮助着你们”，因此在需要者和捐赠者之间，是互相帮助的国际主义关系，而绝不是“乞求”和“施舍”的关系。当年，她创立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开创了一种既让外国朋友帮助中国人民抗日，又不许外国势力借机在中国土地上施加政治影响的良好局面。
这一天，迎着初升的朝阳，爱泼斯坦迈着潇洒的步子，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向宋庆龄的香港寓所赶去。作为保盟的宣传委员，今天他就要正式开始工作了。保盟目前没有办公室，宋庆龄就把所有办公地点安排在自己家中，这也是为了节省经费。爱泼斯坦倒乐意这样的安排，因为这样可以在孙夫人身边工作，直接聆听她的教诲。今天上午，他必须赶出保盟的机关刊物《新闻通讯》的第一期。稿件他倒是不愁，感到为难的是这个机关刊物还只能油印。那么，他今天不仅要当编辑，还要兼任刻写蜡纸和推油印机的工人。他这个全世界最大的通迅社--美国合众社的大记者，今天操起这种原始的工具，似乎有点与身份不符。不过，他心里还是很高兴的。他边走边吹起了口哨，最初遇见孙夫人的那一幕，不禁又浮现脑际……
那还是广州沦陷以前。那次盛大的广州火炬游行队伍在大街小巷婉蜒行进，当队伍行进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时，利用门前的一大片空地，群众渐渐聚拢起来。当时，宋庆龄被拥到一块高地上，向游行者发表了讲话。而宋庆龄看到聚拢来的人群中，有一些是外国人，便就一些国际问题激昂地讲了起来：
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完全是一场侵略战争，而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则是一场反侵略、反奴役的正义战争。世界各国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支持中国人民抵抗侵略，制裁日本军国主义。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有些国家却提出了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比如，英国政府率先提出在上海建立‘中立区’，美国政府宣布禁止它的船只向中日两国运送武器。这看起来好像很公平，但实际上呢，这样做只是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抵抗力量，对侵略者却起不到限制作用。有人可能以为，这样可以换取日本对他们利益的不侵犯，但事实上这是一厢情愿的。比如说，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日本帝国主义者就已经使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和破坏。日本军舰拦截英国的商船，扣留和破坏香港领海的海关巡逻艇；仅在上海，英国已有数百万英镑的财产被日本的军舰和轰炸机所破坏。
至于说到美国所谓禁止向中日两国运送武器，这也是虚伪的。近日日本飞机对广州的轰炸，身在这里的美国侨民你们不感到最难受吗？因为落在你们四周的炸弹，就是美国制造的，敌机就是美国汽油发动的。而美国政府从中得到了什么呢？日本轰炸机追击美国大使，险些使他送命。美国政府应该明白，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包含着对于美国本身的威胁……
这时，听众中呼起了口号：“世界各国团结一致，共同制止日本侵略！”
当时周围正有一些岭南大学的美国教授和留学生，他们听了宋庆龄的演讲，有的摇头叹气，有的耸肩摊手；也有的人皱着眉头表示怀疑：“真是这样的吗？”
这时一位英俊的白人小伙子站了出来，大声说道：“孙夫人讲得太对了！我就清楚地知道，日本用来屠杀中国人民的战略物资，有80％是购自美国的。”
“真的？那我们应该向政府写一份报告，要求他们立即改变目前的方针，再不能姑息和纵容侵略者了！”周围的美国人情绪激动起来。
宋庆龄借着火把的亮光，仔细注视了一眼刚才讲话的小伙子，然后悄声问身边的格兰尼奇：“这个白人小伙子是谁？”
格兰尼奇诡秘地一笑：“他呀？夫人是同他打过交道的，应该知道他的大名，他就是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不过您同他还没有见过面呢。可是他对夫人并不陌生，早就是夫人的崇拜者了。”
“嗅，爱泼斯坦！那是一个正直的、有头脑的年轻人。游行结束后，请你设法找找他，我想同他谈谈。可以吗？”
“那太好了！他曾给我主办的《中国呼声》写过稿子。一次谈话中，他得知我同夫人熟识后，曾要求我安排一次同您的会面，我还没来得及同您讲呢，现在夫人主动约他，也算是帮我还了欠帐啊。”
第二天，爱泼斯坦早早就来到了宋庆龄住处。
“小伙子，能给我先谈谈你的情况吗？”宋庆龄满面含笑地问。
爱泼斯坦当时虽说采访过不少名人，但像眼前这样面对一位世界知名人物，用这样的方式开始谈话，还是不多的。他多少带出点腼腆来：
“孙夫人，我……我是个很普通的人……”
“啊，小伙子，我们随便聊聊。我们过去打过交道，但是一直无缘见面。昨天晚上你的几句话，给了我很好的印象。我已经感到，你在中国是可以干一番大事业的。”
“感谢夫人夸奖。我还是说说我的简要情况吧。我1915年出生于波兰，自幼随父母定居美国，但童年是在中国的天津度过的。1931年起在《京津泰晤士报》从事新闻工作。1937年起任美国合众社记者……哦，就是这么多。”
“没了--就这么简单？”宋庆龄笑着问。
“对！还有，我在十几岁时就读了美国文森特·希恩写的《个人的经历》那本书。文森特在这本书中对孙夫人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深表钦佩和赞赏。自从读过那本书后，我就对孙夫人充满了敬意；并且一直想见到夫人，想能够在夫人领导下为中国的革命贡献一份力量。后来当我在天津英语日报工作的时候，就开始常常收到有夫人签名的声明和呼吁书。比如，有谴责国民党暗杀杨杏佛罪行的、有1933年在远东反战大会上的演说、有营救‘七君子’的声明……”说到这些情况时，爱泼斯坦已经丢掉了最初的那种羞涩表情。他思路明晰，口齿伶俐，脸上洋溢着对孙夫人的虔诚敬重之情。
“哟！你还记得真清楚。”宋庆龄说。
“是的。因为像这样的文章是不很多见的。夫人的文章中总是充满着一种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一种具有远见卓识的深刻思想。尽管那些文字常常是一些字迹比较模糊的复写本，但每次我都要不惜费时逐字辨认，然后誊写清楚，再把它发表出来。当时我曾多次想给夫人复信，以表达我的感想。但是很遗憾，夫人的文章往往是装在没有复信地址的信封里寄来的。”
“谢谢，谢谢你帮我发表那些文章，也谢谢你帮我辨认那些模糊不清的文字。那时不写明地址，是不得已而为之，想你能够理解吧？”宋庆龄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些情况，也不由得激动起来。
“不必谢什么，夫人。倒是我应该谢您。是您的那些文章，使我对中国的真实情况有了了解。”爱泼斯坦说。
“好啦，现在情况不同了。那一段黑暗的年代已经过去，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对中国进行疯狂侵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国共两党已经捐弃前嫌，携手抗日。我们是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但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中国抗日还缺乏了解，我们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加强对外宣传，争取世界各国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眼下我非常需要一位精通外语的朋友来帮助我进行这项工作，不知你是否愿意在这方面帮我？”宋庆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啊--如果夫人以为我能够胜任的话，我是非常乐于接受这个任务的。我在中国出生，也算半个中国人吧。在夫人领导下为中国革命出力，是我向往已久的事情。如果必要，我甚至愿意辞掉合众社记者的职务，专职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当即爱泼斯坦站了起来，庄严地像宣誓一样举起了右手。
“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工作，小伙子。呵--不，爱泼斯坦同志！”宋庆龄紧紧握住了爱泼斯坦的手……
此后，爱泼斯坦果然辞去了合众社记者的职务，一心一意编印《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当年这个刊物在他的主持下，除了发表宋庆龄一系列致国际友人和华侨的函电文章外，主要刊登外国朋友在中国采写的反映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民党军队抗日的战地报告和评论文章。由于它坚持用事实说话，客观、真实、可信，加上爱泼斯坦的加工润色，文笔朴实，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活泼且新鲜及时，很快赢得了海内外读者的广泛欢迎。于是宋庆龄十分庆幸，找到了一位对外宣传的好助手。
后来，经过宋庆龄的努力，《新闻通讯》得到了香港《南华早报》的支持，不久就改为铅印的刊物。此后，《新闻通讯》和保盟编印的其他刊物广泛发行到欧美和东南亚各国，一时几乎遍及五大洲；其时对于外国朋友和海外华侨及时了解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动员他们以捐款或捐赠实物的方式支援中国抗战，起到了重大作用。
一次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发生了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
那天，大船主克里斯蒂聚精会神地读着挪威援华会成员安桑带来的保盟编印的《新闻通讯》。他一会儿轻轻点头，一会儿攥紧拳头在桌上咚咚敲着。过了一会儿，他把小册子往桌上一放，站了起来。
“先生，您认为中国军人同侵略者战斗的精神怎样？”安桑抓住时机问。
“这些军人作战的确是非常勇敢的。不过，敌人打进家里了，叫我也会拿起武器同敌人决战的。”克里斯蒂眼睛并不朝这边望。
“但中国军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只有落后的老套筒，原始的炸弹，却敢于同装备先进的敌人作战，而且打得敌人心惊胆战，这样的军人令人钦敬！”
“我们西方有一句名言：‘剑短，就向前一步！’武器落后，当然只能靠勇敢了。”克里斯蒂还是这种口吻。
安桑并不灰心：“武器落后可以靠勇敢弥补，可是他们在寒冷的冬天连棉衣也没有，负伤以后没有药品治疗。我想您在材料上看到了，八路军根据地一位伤员截肢时甚至只能用锯木头的锯子，你不感到他们确实需要援助吗？”
“这种情形是让人同情的，不过我当初创业的时候也吃过不少苦。不经苦中苦，哪得甜上甜呀？”
“克里斯蒂先生--”
安桑涨红着脸：“这么说，您是不准备为那些抵抗日本侵略的战士们提供帮助了？”
“我那样说了吗？”
安桑脸上露出笑容：“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克里斯蒂先生，那么您准备捐助多少呢？”
“我说过要捐助了吗？”
“什么？您到底还是不愿帮助中国呀？你这个一毛不拔的吝啬鬼！你白白耽误了我半天时间！不同情别人的人，上帝是不会保佑他的！你的船队在海上将遇到风暴，撞上冰山！你将变成一个穷光蛋！到那时，看谁肯施舍你一餐饭吃！你会饿死的！’） 安桑气呼呼地抓起帽子，转身准备离开。
这时，克里斯蒂又开口了：“安桑先生，好大的脾气呀！你不要忙走，我们再谈谈嘛！”
“还谈什么？还要再白白耽误我的时间吗？告诉您，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都向中国人伸出了他们的援助之手。即使您一分钱不出，他们也将会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的正义战争也会取得胜利！”安桑的愤怒之情仍旧溢于言表。
克里斯蒂倒不愠不火：“安桑先生，你不惜牺牲自己的时间为中国人募捐，你的确是挪威人中的俊杰。可是你说话的艺术还欠火候！我早已拿定主意要捐一笔钱。但老实说，并不是因为你的游说，而是因为我刚才读了宋庆龄女士的文章，她的那种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炽热情感打动了我。但是你要知道，我的钱并不是白来的，要我出钱，我是有条件的。”
“要什么条件，您说说看？”
“全世界都知道宋庆龄女士是一位年轻美丽的圣洁女神，我也对她无限景仰！如果她能答应……”
“说……答应什么？”安桑参加的挪威援华会是保卫中国同盟直接促进建立的，与保盟联系密切，因此宋庆龄不仅是保盟的主席，也是这些援华会的精神领袖，安桑对宋庆龄十分敬重。他决不允许任何人对宋庆龄有一点儿不敬言行。此刻他早把拳头握得紧紧的，准备对面这个老家伙一旦说出无礼的话，就给他来个满脸开花。
克里斯蒂对安桑的动作却毫无察觉，他依旧沉浸在自己的思路里说道：“如果她能答应在我的捐款收据上亲笔签名，我立即把钱汇往香港。”
安桑此时才松了一口气，原来是这样。但他立即又想到，这恐怕也是不可能的，全世界每天捐往中国的款项和物资该有多少，如果都要孙夫人-一签名，怎么可能呢？于是他狠狠地盯住克里斯蒂看了一会儿说：“我看不出您还有什么诚意！”说完转身就往外走去。
克里斯蒂追了出来：“我要捐500万盾，这笔钱足够装备一个炮兵营的！”
安桑头也不回：“您还是把它留给自己吧！”
克里斯蒂急了，他两步追上抓住安桑的胳膊说：“安桑！你无权替中国人拒绝捐款！”
安桑望了望对方，嘴巴微翘，露出一种嘲讽的笑意，什么也没说便走了。
当时克里斯蒂像一只斗败的公鸡，垂头落手。他望着安桑远去的背影，又使劲喊了一声：“安桑，我等着你再来。”
香港，西摩道21号。保卫中国同盟新建会址。
克拉克女士拿着电报悄悄进来，看见宋庆龄正全神贯注地起草一篇文稿，便在宋庆龄身后站住了。
“你好，克拉克！有什么事？”宋庆龄问。
“啊孙夫人！您并没有回头，怎么知道身后有人？又怎么知道是我呢？”克拉克惊奇地问。
宋庆龄回头莞尔一笑：“大概是第六感官吧。”
“怪不得那些特务都不能暗害您，您有中国神功吧？”
“什么事情，请讲吧。”宋庆龄转移了话题。
“是这样，挪威援华会电报说，一位挪威船主有意捐款，但他坚持要夫人的亲笔签名。挪威援华会询问是否答应那个船主？”
“哦--有这种事？”宋庆龄不无疑惑地说。
“孙夫人，我看不必答应。这些实业主算盘拨得很精，说不定他们会拿了夫人的亲笔签名去为他们的企业作广告。他们的捐款从来都是不赔本的买卖呀！”
“嗯，不能排除有这种情况。”宋庆龄未动声色。
停了一会儿，克拉克女士又开口了：“当然，孙夫人声名远播，也许有人出于对夫人的敬意，只不过想借此得个纪念，要是那样的话……则又当别论了。”
“好吧，不论哪种情况，只要人家拿出钱来帮助了我们抗日，我签个名又有何不可以。孙先生生前常讲，为了国家和人民，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签名比起牺牲性命来，总是微不足道吧！”宋庆龄说。
终于，克里斯蒂如愿以偿，非常高兴。他把宋庆龄亲笔签名的原件锁进保险柜，却把影印件挂在办公室里，还刊登在当地报纸上，引得许多人羡慕不已。很快，英国的纺织业主、美国的农场主、加拿大的林场主和新西兰的渔业主等等，纷纷向中国的抗战慷慨解囊。当时这些人一方面确实是支援了中国抗战，另一方面也有得到一个宋庆龄亲笔签名的小小私愿。于是，宋庆龄不论工作多忙，只要捐款人提出这方面的要求，她总是给予满足。那些日子里，由于宋庆龄和保盟成员的努力工作，世界各国成立的援华会多达100多个，各种捐款和物资源源而来，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抗日各个战场。而宋庆龄因为要不停地给捐助人签名，她柔嫩的手指上竟磨出了茧子。
进入9月后，香港还是裤暑炎夏、热汗沾衣的季节。
一天，宋庆龄在保盟仓库整理各地捐赠的物资、药品，整整忙了一天，汗水把她的后背都浸透了。一向爱整洁的宋庆龄是从来不让自己出现这种情况的，她随时都注意把自己的衣裙整理得妥妥贴贴，保持一种雍容华贵的风范。可现在，为了把各地捐赠的物资尽快运送到抗日前线，她自己亲自下仓库，和工作人员一起查点过数，一起分类整理、造册登记，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
回到保盟总部，秘书立即劝她赶快洗澡、更衣。就在这时，通讯员通报说有一位自称是陈嘉庚代表的华侨来访。怎么办？是立即会见还是让他先等一会儿，待宋庆龄洗完澡再见？秘书告诉通讯员，你让他在传达室稍等一下，说孙夫人正洗澡呢，马上就来。通讯员刚要转身离去，宋庆龄忽然举起一只手道：
“慢！”她回头又对秘书说，“你现在下去亲自把人接上来，我先换个衣服马上就见。”
秘书为难地说：“夫人，你一身热汗，满面灰尘，这个样子怎么能会见客人呢？这不仅关系到夫人的形象，也关系到保盟的形象呀！”
“道理回头再讲，你快下去接人，无论如何不能怠慢了我们的华侨。”宋庆龄态度坚决。
随即宋庆龄简单抹了一把脸，换了一件上衣，就同这位华侨攀谈起来。原来他是受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的派遣，来找宋庆龄协商有关召开“华侨抗敌总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事宜的。那位华侨谈了很多重要的情况，其中既有海外华侨热心抗战而不惜毁家纤难的，也有先期归国参加抗日而受到国民党政府冷落的情况。当时他代表陈嘉庚先生提请宋庆龄注意这些情况；并争取通过此次华侨代表大会能够使华侨的热情得以保持，且问题获得一定程度的解决。当时，宋庆龄非常重视他反映的情况，亲自做了笔记，并对那位华侨能够及时提供这些情况表示衷心感谢。那位华侨临走时，对宋庆龄表示了歉意。他说：“我已经知道夫人您在保盟仓库里忙了大半天，一身热汗，澡还没顾上洗。我本该等您洗过澡休息一会儿再谈，但是我今天另有一件急事，如果再等就来不及了。我请您原谅我的冒昧，同时我从这件事上也看到了您同孙中山先生一样，对华侨有一颗火热的心。昔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之说，孙夫人能这样至诚待我，必能同样对待其他任何人！看来，全世界各地华侨总动员，为抗日大业竭尽绵薄之力，期期可望矣！”
那位华侨一走，秘书对宋庆龄说：“夫人这样不顾劳累而立即接待一位华侨，实在是应该的。可惜我刚才没有理解夫人的心意。想孙中山先生进行反清大业时，得华侨资助最多，夫人对此定有深感，与他们感情上联系紧密……”
宋庆龄接口道：“你说得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我因中山先生得华侨资助最多之故，对他们有一种天然的感情不假。但还有一层意思，华侨是祖国的赤子，他们身在海外，思乡爱国之情尤深。祖国的兴衰荣辱，他们往往有切身体会。所以抗日事起，他们为了抗战救国，大都竭尽全力，真正是‘富商巨贾，不吝金钱，劳工平民，尽倾血汗’。这样的赤子之心和爱国之情，我们怎可不以赤心相待、尽力抚慰呢？可是抗战一年来，蒋介石政府中一些腐败的官员，对华侨的抗日热情却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对自愿捐款的人不能尊重人家的意愿，对不避生死愿上前线杀敌者不能及时给予妥善安排，结果冷了这些爱国华侨的心。此事已经产生了不好的影响。现在还不是向那些腐败官员算帐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以自己的姿态，使人家的热情受到激励和鼓舞，以期进一步发扬光大之。保盟在这方面的形象，比我个人身上有无汗渍的形象更重要啊！”
“夫人说得极是。我看今天来人谈的一些情况非常重要，夫人在这次华侨代表会议上，是否有针对性的发表一个讲话…… 秘书及时地提出了建议。
“说得对，存些问题我一定要讲的。这几天我已经在打腹稿了，到时你再帮我推敲一下。你想，抗战一起，陈嘉庚先生立即发起组织了‘南洋华侨等赈祖国难民总会’，司徒美堂先生组织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晌总会’，募集了那么多的捐款、衣服和药品，对抗日事业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这种行为一定要鼓励。去年成立“华侨抗敌总会”，各地华侨一致推我出任名誉主席，还不是大家认为我与广大华侨感情深厚，与国共两党和抗日军队都有联系，希望我能从中做些协调的工作。这次华侨抗敌总会会员大会，我一定要讲出大家的心声，并把他们的愿望转达有关方面，把华侨参加抗日的工作组织协调得更完善、更周全。”
不久，在宋庆龄的积极参与和热心筹备下，华侨抗敌总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了。当时每有一批代表到达，宋庆龄都要亲往看望，同他们热情交谈，询问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情况，他们对抗日大业的想法，他们在支持抗日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并征求他们对保盟以及国内抗日作战的意见。当时代表们都十分感动。许多人说，单凭孙夫人的为人和工作作风，我们也要为抗日多出钱多出力。闭幕式上，宋庆龄归纳大家意见，作了《华侨总动员》的著名演说。她那清丽悦耳的声音，激动着每一位与会者的心扉：
“保证华侨能够动员，最重要最迫切的是加强华侨中的团结，充实与扩大华侨救国的组织，统一华侨运动的领导，以及发扬应有的民主精神。”她鼓励华侨无论在参加抗日工作上还是在其他活动中，都要做到爱国一家，不要分什么地域帮派，要使全体侨胞能够“不分地域，不分国界，亲诚合作”。
宋庆龄在讲演中还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国民党政府在以往接待华侨工作上的缺点。她说：“一年以来，先后回国服务、请缨杀敌者，时有所闻。但惜我政府对回国服务侨胞，未能妥予招待，亲切接洽，予以指导。致使久离祖国之侨胞，深感人地生疏之苦，请缨无由，进退两难，访惶歧路，有挫华侨之壮志热忱。深望我政府今后对回国服务之侨胞，对国内华侨团体，予以亲切的扶植，给子工作的机会。对海外侨胞、救国团体，应加强联络，经常给以政治上精神上的帮助，尽量为华侨解除痛苦与困难，更多为华侨谋福利。”
宋庆龄的讲话，不但鼓舞了华侨的爱国热情，也为保盟接待华侨工作指明了方向。当时与会者深受鼓舞。会后，宋庆龄又代表保盟给陈其援、赵建生等著名爱国华侨写信，对这些旅美华侨屡次汇款援助祖国抗战将士表示感谢。
当年宋庆龄对华侨的一片苦心，旋即得到了理解。那次大会以后不久，欧美以及新加坡、菲律宾、越南、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地都纷纷成立了支援抗战的爱国华侨团体。他们或筹款、或直接派人回国参战，做了大量工作。如一次在筹募前方将士的棉衣时，宋庆龄一纸电文发出，仅在南洋一地一个月就募捐了寒衣30万套。还有一次新四军急需预防虐疾的奎宁丸，这种药当时只产于爪哇，市场上十分紧俏，有时有钱也很难买到。而当宋庆龄把这个信息发出后，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南洋华侨总会想方设法，竟买出了5000万丸寄回祖国。仅此一项就挽救了多少抗日将士的生命！所有这些，实属罕见之成绩。抗战进程不到一半，各地华侨捐款就达26亿元之多。在华侨中募捐，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当时只有宋庆龄能够做到。
一次，宋庆龄参加香港知名人士的一个集会。散会后，那些人都坐进豪华漂亮的小汽车，一溜烟似的离去了。当时因为会议地点距离保盟总部不远，宋庆龄就连的士也没叫而步行回去。走到半路，香港总督罗国富从后面赶上来，他一见孙夫人在烈日下步行，十分奇怪，立即下车同宋庆龄打招呼：
“您好！孙夫人。我知道早晨散步，是一种有益健康的锻炼。难道孙夫人喜欢中午散步吗？”
“是啊，每个人的习惯有很大不同呢！”宋庆龄有些幽默地说。
“嘿--是不是您的车子今天出故障了？”总督并不太相信孙夫人有中午散步的习惯。
“中国有句老话叫：安步当车，如御清风。这份潇洒，并不是非等车子出了故障才能享受呀。”宋庆龄仍风趣地边走边说。
“这种潇洒真是不可思议！”当即那总督摇摇头，钻进了汽车。
总督一离开，与宋庆龄同行的保盟名誉司库法郎士教授再也忍不住了：“孙夫人，我必须说了，您一定要配一部汽车了。否则，连我这个司库也颜面无光。”
宋庆龄只是笑笑，没有说话。
一会儿，法郎土教授又开口道：“买车的事我下午就去办！”
这下宋庆龄严肃起来：“不，您没有权力这样做！”
第二天一早，一向只见人们紧张有序工作，却不大听得见高声说话的保盟总部，却传出了高声的争论。
“现在连逃难来香港的高级难民都有自己的私人汽车，而我们的孙夫人，堂堂保卫中国同盟的主席却没有车子，每天上班竟要在路上花费一二个小时，出去参加会议常要步行，这太不成样子了。这部车子我坚决主张买。这也是为了工作需要，为了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而不是要什么个人享受嘛！”
“我也同意，买一部汽车是光明正大的事，任何人不会说什么的。比起某些政府要员来，保盟的人员已经最廉洁了。”
“是啊，我们都是志愿服务者，绝大多数人不从保盟领一分钱的工资。难道为了工作需要，买部车子还会有人说什么吗？”
“当然，买了车子也不是只为了宋主席。可以算作工作用车，谁有事谁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几乎是众口一辞了，那还争什么呢？然而就在这时，宋庆龄那清丽的声音响了起来，声音虽不高，却是斩钉截铁一般：
“不行！保盟的钱只能直接用于抗日大业，其他的项目一个铜板也不能动。”
“这……买了车子工作效率提高了，我们可以为抗日做更多的工作，这并不矛盾啊！”
“不行！”宋庆龄仍然没有一点松动的口气。
此时一直沉默的贝特兰慢悠悠地开口了：“我有一个主意，我们不必动用保盟的捐款，而在我们的刊物上或者其他报纸上发一篇记叙宋主席日常生活的文章，把她的生活情况透露一些。。这样一来，我想有人也许会直接捐一部汽车，这不是很好地解决了矛盾吗。”
“根本不用兜那个圈子，我可以在英国或美国动员汽车制造商捐一部车子来。”克拉克顺着这个思路想起了更好的办法。
“好了，这个话题不要再说了。其实真要买车，别看我生活不富裕，买车的钱我还是有的。所以不买，就是要造成一种抗战时期艰苦奋斗的风气，以此来激励人民，警戒政府官吏，也给捐款的外国朋友和华侨一种信心。为了这个重要的目的，每天多跑几步路算得了什么呢？”
于是，买车的问题就这样搁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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