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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姐妹情愫依然浓

  香港本是个见怪不怪的地方,可能一是各种怪事见多了,对什么事都难引起好奇,二是大家都忙着赚钱和享乐,没有闲空操别人的心。

  可是偏偏这一天不一样,许多人为街上流传的一个消息所激动,非要亲自跑去看看真假不可。

  这个流传的消息说,分开已久的宋氏三姐妹,现在一同坐在丽雅饭店里,三姐妹有说有笑,亲切异常。

  很显然,在那个年代,宋氏三姐妹已经成为许多人家教育子女的一种典范:三姐妹不仅个个天生丽质,而且才华横溢。她们当中出现了两位第一夫人;一位行政院长的夫人,历史上从没有过这么显赫的同胞姐妹。这三姐妹中,一位爱国爱民,万众景仰;一位权倾朝野,说一不二,连蒋委员长也得让她三分;而另一位虽地位稍逊,却赚钱有术,手掌翻覆之间就是成千上万的财富,可谓是鼎鼎大名的中国第一富婆。当年,尽管追求有所不同,但她们在各自的道路上都是成功者。

  平素里,能见到她们之中一位都十分不易,现在竟然有机会同时一睹三姐妹的芳容。况且还有一层意思,这三姐妹十几年前因政治而分道扬镳,虽未见她们之间互相攻击,但宋庆龄对妹夫蒋介石的揭露和怒斥却是司空见惯。当年她们也分属于不同的政治陈营,宋美龄直接代表当时中国的统治集团,而宋庆龄则更多地代表着在野的左派,有时甚至倡导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某些主张。多少年来,宋家人的行动往往紧连着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每次大事件。现在三姐妹突然出现在一起,那么这肯定是一个征兆。但会是什么呢?当时没人猜得透。猜不透就更有诱惑力,就越想要探个究竟。

  当时这个消息几乎使所有的人都有兴趣:想看三姐妹芳容的;想满足好奇心的;想以此作为资本日后向人炫耀的;想从她们在一起的事情上揣摩中国最新动向的;想从中抓新闻的;想从中搞情报的……不管什么目的,第一位的是要亲眼看到她们,证实她们确切都在香港,确切是坐到了一起。

  于是乎男的、女的、穿长袍的、着西装的、黄皮肤黑头发的、高鼻子蓝眼睛的、拎兜子的、挎相机的,一时间都一个方向地往这家饭店跑。早来的,涌到了门口;晚来的,挤在了街上;有办法的,守住了窗户;随大溜的,伸长着脖子;脑袋灵的,亮出了“派司”要求进去;主意稳的,选好了地形就在外面死等,不信她们没有出来的时候。

  其实不必再看到三姐妹了,只这个场面当时就是一件大新闻,足以说明三姐妹的影响力。人群占据了道路,阻塞了交通。没有人抱怨,后来者一问明原因,也立即加入了这个浪潮。人们越聚越多,场面越来越大。

  宋庆龄自上海沦陷后来到香港,活动不少,人所共知;宋蔼龄在武汉失守后寓居香港,可她不担任公职,知者甚少;至于本该呆在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呆在那个蒋委员长身边的宋美龄,何时来的香港且来香港何为,人们就更不知晓了。

  此时,三姐妹确实在这家饭店里面。不过她们相聚不是私人的宴会,也不是单纯来叙姐妹亲情,而是为着中国的抗战大业才来相聚的。聚会也并非只有三姐妹,还有香港各爱国团体的一批人士,不过即使在名流面前,人们注目的焦点也还是宋家的三姐妹。

  她们仍是按着“大让小”的原则,由宋美龄首先讲话。就见宋美龄穿着黑绸绣花中式旗袍,旗袍两侧的开口一直到膝盖,她优雅敏捷地走上主席台,黑亮的眼珠先向会场扫视了一下,她不马上开口,为的是让与会者更好地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同时她也用这一瞬间向人们传递一种信心。终于她开口了,她没有讲太多的道理,而是用一种十分赞赏的口吻高度评价了二姐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称赞保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即工合)为宣传中国抗战形势、联络海内外朋友、募集抗战物资、救助战争难民所做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这几句话引起了长时间的鼓掌,保盟自建立以来,这是第一次得到国民党权力圣殿的首肯。以往,国民党政府官员对保盟和工合都采取回避的态度。宋美龄赞扬保盟之后,又特别请求二姐宋庆龄,提出由保盟对她刚刚宣告成立的“伤兵之友社”香港分社的财务帐目进行审计,这也是证明保盟在处理捐赠款物时是公正、廉洁的。

  宋庆龄依然是那么庄重、娴雅,她首先呼吁人们支持宋美龄领导的伤兵之友运动。接着她提出,刚刚成立的伤兵之友香港分社,应该由大姐宋蔼龄担任主席,她称赞大姐早在民国初年担任孙大总统秘书时,就显露了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近年虽没有担任公职,但她筹组实业,发展经济,运筹帷幄常操胜算,因此担任这个职务,没有比她更合适的人选了。

  此时的宋蔼龄已不像两个妹妹那样年轻美丽光彩照人,但也有她的大家风度,她的手指上戴着钻戒,脑后的发髻上更有一颗硕大的珍珠,显得是那样的雍容华贵。她和两个妹妹一样,都穿中式旗袍,这大概是为了表明一种恪守中国传统的姿态,表明一种与异族侵略者势不两立的心境。她在抗战初期参加了宋庆龄筹组的妇慰会,而宋美龄是这个全国组织的领袖。她也为抗战捐出了不少钱财,并博得了很好的名声。她在讲话中没有提自己过去所做的工作,而是称赞两个妹妹对中国抗战的贡献,表示自己今后要多做工作。

  共同抗日的大目标,弥合了她们之间的政治鸿沟。

  这一天是1940年3月12日。

  这一次,是抗日战争期间人们看到的三姐妹在公开场合的第一次集体出现。

  在当年宋美龄还没有成为蒋夫人的时候,人们对她没有过多的关注,即使她与两位姐姐同时出现在什么地方,由于她不代表什么政治势力,人们所感到的也只是一位漂亮姑娘而已,不会有人注意。而在她成为蒋夫人之时,宋庆龄已经和蒋介石势不两立了。蒋介石和她虽一再想与宋庆龄公开地出现在一起,以此证明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合法接班人。就是说,取得孙夫人对蒋地位的承认,宋庆龄却一直小心提防,从不给蒋介石这种机会。而且,连与姐妹同时公开出现在一起的事情,也几乎没有过。所以,难怪这一次特别引人注目了。

  三姐妹公开出现在一起,于宋蔼龄和宋美龄都是企盼已久的事情,但总是因为宋庆龄的拒绝而不能实现。这一次,在香港宋庆龄提议以这种方式的聚会,宋蔼龄和宋美龄当然都非常愿意合作。

  宋庆龄选择这个时机,这个场合,与大姐和小妹公开出席一个集会,是颇费了一番考虑的。

  抗战以来,国民党中有一个坚持对日投降的集团,它的首领就是当年曾行刺清摄政王并以此为资本,骗得很大名声的汪精卫。汪精卫曾是国民党中著名的左派,担任过武汉政府的最高领导,当年曾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但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不久,他也随之叛变。在那以后,他在国民党中地位总是次于蒋介石,但他因为早年的光荣历史和追随孙中山的资格比蒋介石老,而又非常自负。希特勒在欧洲挑起战争后,有段时间英美帝国主义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避免两面作战,策划了“远东慕尼黑”阴谋,妄图让中国投降日本,让日本从而北攻苏联。当蒋介石还在犹豫的时候,汪精卫却悄悄从重庆逃出,经昆明到了河内,然后再转回上海,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对华诱降声明,准备组织汉奸卖国政府。当时对汪精卫的卖国活动,宋庆龄一直十分关注,随时给予揭露。针对汪精卫为掩盖卖国活动,一再侈谈三民主义,甚至打出“爱护孙先生所手创之中华民国”的旗号,宋庆龄发表讲话,揭露汪精卫历史上就曾多次怀疑三民主义,当年就曾受到孙中山的斥责。她说:“中山先生离开南京时,曾对其党内同志数人,表示失望;现全国人士,均对汪精卫失望,此国家叛徒,竟敢盗窃中山先生之遗教,其恬不知耻,有如此者。”但是汪精卫的卖国活动,仍然变本加厉。也就是在这一天,汪精卫又宣布了一个中日“和平建议”,既是她准备正式卖国的声明,也是对重庆政府提出的带有奴役性的停战条件。当时,正是为了在上层团结蒋介石,使他信守抗日诺言;为了显示广泛抗日统一战线的力量,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宋庆龄才特意安排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三姐妹聚会,并有意使它带上某种神秘色彩,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汪精卫选择这一天也是颇费了一番脑筋的。因为这一天是孙中山逝世15周年忌日,他仍企图使自己的卖国行径能打上继承孙中山的幌子。

  宋庆龄却比他棋高一着。孙夫人还在,只有她对孙中山思想的解释是权威的,其他人休想冒名贩卖私货。

  看到门外引来那么多人观看,各报纸电台纷纷抢发新闻,宋庆龄会心地笑了。这就是说,她独具匠心安排的这一幕,成功了!三姐妹香港聚会的新闻,给了国内民众和国际观察家一个信号,中国国内各派抗日力量的团结更加坚强,统一战线更加巩固,汪精卫汉奸集团的卖国行径在中国掀不起什么大风浪,中国仍然是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战场!

  也是天缘凑巧,宋美龄这次到香港本是治病的,没想到倒成就了这么一件好事,演出了这么威武的一出活剧。在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能以自己姐妹的活动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宋家的三姐妹情不自禁都笑了。

  这是雨季到来之前一个难得的好天气。

  宋氏三姐妹不事张扬,这天一大早就来到香港启德机场。她们边走边谈笑,既有童年那些可笑的轶事,也有分离时各自遇到的一些奇怪的遭遇。

  没有记者知道,没有围观的人群,她们完全在一种无拘无束的自在心清下,去作一趟重要的旅行。

  飞机呼啸升空,从广西的崇山峻岭上空再进入云贵高原,然后折向四川。

  飞机起飞不久,宋美龄就嚷着要打牌。她在两个姐姐面前还是小时候那种任性顽皮的样子。她有意这样,似乎这样才能够拉近她们这多年分别造成的感情上的距离。

  牌刚发到手中,飞机一阵激烈颠簸,接着猛地一沉。

  宋庆龄似乎毫无反应,啪地把牌出到台上。

  宋蔼龄双眉一皱,立即握紧自己的牌,抬头去看窗外。

  宋美龄的牌则早撒了一地,她显然有些夸张地大喊一声:“怎么回事?”

  副官从驾驶舱跑过来报告:“这是一股受高原地面影响的强气流,很快会过去的。”

  宋美龄没好气地说:“我还以为是飞机中了弹呢!”

  副官赶紧说:“夫人放心,航线完全在我们控制的地区,不经过日军占领区。”

  “那日军的飞机就不会起飞啦?”宋美龄不放心地又说。

  “空军接应的飞机已在四周警戒,问题不大的。”

  “那就好!我自己的安危事小,今天孙夫人在这架飞机上,必须保证绝对安全!”宋美龄又下了命令。

  “是!我叫他们加倍小心。”

  经这一折腾,宋美龄牌兴全无。她怕冷落了别人,赶紧转了话题:“二姐,重庆的火锅和成都的小吃都是最有名的。有句俗话说,不到成都,不知道天下好吃的东西有多少!你这次到了那里,我一定请你把四川的小吃尝遍。”

  宋庆龄装出一副失望的样子:“都说大姐钱多,本来我准备到那里大吃一顿的,谁知你们只肯让我小吃。”

  顿时,宋蔼龄把刚喝到嘴里的一口咖啡喷到小桌上,宋美龄也笑得前仰后合……

  飞机在重庆机场还未降落,宋庆龄就瞧到下面布置了盛大的欢迎场面。服装鲜艳的军乐队列成了方阵,雄壮的军乐响遏行云。一队手捧鲜花的孩子们天真地把花举过头顶。中间肃然站立,以蓝黑衣服为主的则是一群大大小小的官员……

  是啊,她此次访问重庆,又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

  昨天,汪精卫汉奸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

  今天,孙夫人宋庆龄与姐妹联袂访渝,更象征着国内各派力量的团结御侮、共同抗敌。这是足以压倒汉奸小丑闹剧的大新闻和好新闻。它可以打击敌人,消除群众中的忧虑。宋庆龄同意重庆方面大肆宣扬这次活动,因为这也是她决定此时访问大后方的初衷。

  机舱门打开了,几千双眼睛注视着。

  “二姐,快!你第一个出去。”宋美龄催促说。

  “应该是大姐走第一个,这也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顺序。”宋庆龄谦让着。

  “要不,还是老规矩,大让小?!”宋蔼龄有意自己在最后。

  “不!孙夫人走第一个。”宋美龄坚持。

  “那就这样,不要让外面冷场。”宋蔼龄也催促宋庆龄。

  于是宋庆龄出了舱门,并没有立即走下舷梯。她在舷梯顶部的平台上站定,等宋美龄和宋蔼龄出来后,三个人并排一起,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

  三姐妹站成一排,一同伸起了右手。

  军乐轰然响了起来,孩子们又跳又喊。

  摄影机在转,照相机的镁光灯闪成一片。

  在重庆期间,三姐妹同出同归,走遍了战时陪都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重庆第一儿童保育院、伤兵之友医院。当时,处处都留下了她们视察访问的足迹。

  她们一同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号召人们加强团结,坚持抗战,反对卖国贼。

  她们一起设宴招待各友好国家的外交官,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抗战的坚定立场。

  当时,周恩来主持的《新华日报》特地发表了《欢迎孙夫人来渝》的短评,指出孙夫人来渝,定能在反汪除奸和推动宪政运动中,做出宝贵贡献。

  一时间,各方面为欢迎宋庆龄举行了一个接一个的招待会。蒋介石总是乐于出席。他总是笑嘻嘻地站在孙夫人身边,听任中外记者们拼命拍照……

  在渝期间,宋庆龄住在大姐来蔼龄家里。孔祥熙极尽姐夫之责,给宋庆龄辟出了单独的一所小院,除了她的秘书和随员外,孔家又拨出了专门的厨子和佣人,让宋庆龄能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安静世界。慈眉善目的孔祥熙,还不时和宋蔼龄一起到宋庆龄的房间问候,询问她有什么需要。

  外面的气氛是热烈的,回到家里的气氛是温馨的,但不知怎地,宋庆龄总感到还是有一些不舒服。

  一天,宋庆龄外出刚刚回来,听见一向柔声细语的孔姐夫正在大发脾气:“什么浪子回头,什么承认委员长明智,这些话让她听到,还不把重庆翻了天?现在是团结抗日为重!

  宋庆龄有些疑惑,这是说什么呢?她本想再听下去,宋蔼龄觉察出了苗头,赶紧对宋庆龄说:“晚上宋美龄在蒋介石官邸举行欢迎我们的招待会,你是有话讲的,可我说些什么呢?”

  宋庆龄早已会意,知道大姐的用心,就回答说:“我们一起先议一下吧。”说着拉着宋蔼龄进了自己的房间。

  却说孔祥熙为何发火,原来这天孔家二小姐令俊从街上买回几张小报,上面竟然说宋庆龄此次访渝是因为苏德条约和苏芬战争感到“幻想破灭”,因而到了自己亲属的怀抱。另一张上面说,重庆对宋庆龄的欢迎是因为“一个任性的姐妹”终于承认了蒋介石和他的政府明智,他们已经互相宽恕并表示既往不咎。孔祥熙知道这些中伤的谣言都是蒋手下的那些无耻帮闲炮制出来的,这些流言蜚语如果让宋庆龄看到,很可能导致她对蒋介石的愤怒和再一次的公开批评--她过去一直这样做,那样对当时正处在危难关头的重庆政府将极为不利。

  孔祥熙把电话打给蒋介石,告诉他小报上出现的这些胡说八道。蒋介石听了比孔祥熙更光火,他大骂:“娘希匹!什么人坏我的事?现在是什么时候,把她请到重庆容易吗?”蒋介石撂下电话就差人去查办,可怜那些帮闲平时造谣受蒋的赏识,这次还依老例行事,却不知这次添乱帮了倒忙,老蒋要收拾他们了。

  晚上,宋美龄的宴会比到重庆以来哪一次都盛大,因为是委员长官邸嘛,还有她自己的面子在里面。蒋介石更是显得格外殷勤,亲自给宋庆龄布莱,不时小声说两句关切的话,显示他们之间的亲密。宋庆龄在讲话中对重庆人民在敌机空袭下坚持工作表示钦佩。她特别提出了两点希望,一是希望国民大会尽早召开,二是希望宪政尽早实施。这两条都是当时共产党努力推动的大事,因为一旦实施宪政就可以制约蒋介石的独裁,实现人民民主。

  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在报道此次聚会时却大事渲染蒋介石的出席,并引用蒋介石致词中的好听话“孙夫人此次访渝不但为重庆人民所欢迎,全国也为之深感欣慰”,而对宋庆龄的讲话内容却只字不提。

  当时宋庆龄对这些没有计较,她还是抱着巩固统一战线。促进全国抗战的愿望,多作鼓舞士气的工作。

  《新华日报》请宋庆龄题词,她欣然题写了“抗战到底”4个大宇。

  那段时间,三姐妹在重庆一起活动也引起外国人的兴趣。当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潘友新听到三姐妹将一起出席欢迎他的宴会时,他感到非常高兴。而美国的NBC广播网则特意安排请三姐妹发表广播演说,由他们向全美国做现场转播。

  她们还一起访问了成都,对她们共同热心的工合运动进行了视察和指导。

  在重庆和成都访问7周后,宋庆龄决定返香港。宋美龄和蒋介石都来极力挽留,希望宋庆龄“长住重庆领导妇女工作,辅助国民政府”。孔祥熙和宋蔼龄也来挽留,说如果住在孔府感到不便,给她另辟住宅。宋庆龄说,重庆很好,但并不是我生活的地方,香港有更有益的工作等待着我。

  宋庆龄又回到了香港,继续领导保盟的工作,从另一条战线给国内抗战以坚决有力的支持。

  这又是一个圣诞之夜,信奉基督教的宋家人举行家庭聚餐会。所有这类聚会几乎都是在孔家举行的,因为只有在这里,宋庆龄才不避讳见到蒋介石。

  宋子文、宋子良和宋子安带着家人都来了,加上孔祥熙。宋蔼龄和他们的4位子女,还有宋庆龄和宋美龄,已是几十口人了。大家凑到一起,海阔天空地聊着,喝咖啡,磕瓜子,煞是热闹。但渐渐地人们疲倦下来,有的打起了呵欠。都快到半夜了,晚宴还不能开始,因为有一个大主角--蒋介石一直没到,所有的人只好一等再等。别人心里有想法都不说,唯独孔家二小姐令俊憋不住地大声喊着:“开始吧!我们在这里傻等,谁知人家钻到哪儿……”宋蔼龄赶紧制止:“不许胡闹!”孔二小姐把脖子一梗:“胡闹?是我胡闹还是别人胡闹?叫这么多人等他一个,在我们家里还摆臭领袖架子!”宋蔼龄怕惹宋美龄不悦,刚想再说,孔令俊却将了宋美龄一军:“干妈!你说吧,他到底还来不来,我们还要等到何时?”

  干出过不少阴阳颠倒荒唐事的孔家二小姐,平素最得宋美龄喜欢,她嫌姨妈不够亲,干脆让她改口叫干妈。可这个二小姐耍起脾气来,连宋美龄也没办法。眼下,二小姐这一军将得宋美龄就倒憋气,不过她不想破坏今天的气氛,就努努嘴说:“今天有你上海娘娘在,你遵她的令就是了。”

  宋庆龄把眼睛只望着天花板,脸上是一副捉摸不定的微笑,孔二小姐望了半天也猜不透,但到底还是没再开口。

  半夜时分,蒋介石终于来了,其他的人都急忙恭敬地站起来。不管怎么说,当时他毕竟是国家的领袖呀!宋庆龄则只从椅子上抬起半个身子,旋又坐下了。这是在政治上很有分寸的表示。

  立时,宋美龄和蒋介石兴致勃勃,宋蔼龄和孔祥熙则有奉承之意。而宋庆龄和宋子文以及其他人,却已经没情绪了……

  宋庆龄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时,和宋蔼龄同乘最后一班飞往重庆的飞机撤离香港来到重庆的。当时,飞机起飞后不久,香港机场即遭到轰炸。

  但这次宋庆龄来渝,已经没有了上次三姐妹访问重庆时热烈欢迎的场面。因为在她上次访渝回到香港后,发生了蒋介石袭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当时宋庆龄对皖南事变真相的揭露,使蒋介石的处境十分狼狈,这使他对宋庆龄特别恼怒。但是又不能发作,只好采取了一种故意冷淡的态度。连国民党元老们在国府礼堂召开的欢迎宋庆龄的茶话会,蒋介石也不肯出席。

  宋庆龄住进了大姐家里,宋蔼龄和孔祥熙还是那样热情。宋美龄也不时来看望。但宋庆龄仍感到不便住在孔家。因为在孔家既要受到特务们的监视;并且她不好在人家家里会客,别人也不好来拜访,因为来了见不见孔祥熙和宋蔼龄?当时,宋庆龄的朋友并不见得也是孔祥熙和宋蔼龄的朋友。

  “二姐,你如果感到住大姐家里不便,我找了一处房子,条件不是太好,周围的房屋都叫日本飞机炸塌了。但这所房子还算完整,它是早年四川富商黄云阶修建的花园,不知二姐是否愿意去住?”

  面对宋子文伸出的关心之手,宋庆龄是感激的,她去看过以后认为好歹总是自己单独的一块地方,可以获得“一楼之中的自由”,于是不久就搬进去了。

  虽然前段时间因为宋子文辞去保盟会长职务,姐弟俩发生了摩擦,但多年来宋家兄弟姐妹之间似乎已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政治上的分歧不能影响手足亲情。

  后来,宋子文又拨出一辆汽车给二姐,这样宋庆龄有了一定的条件,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又在重庆恢复起来了。

  皖南事变发生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处境更加困难,宋庆龄就基本上将保盟募集到的现款和物资都支援了八路军和新四军。

  由于蒋介石对共产党根据地的封锁,许多东西运不过去,她就把钱直接送往延安。宋庆龄发展了一些外国朋友作为保盟的委员,有他们的帮助许多事情就好办多了。

  一个下着蒙蒙小雨的午后,宋庆龄把自己的秘书、保盟财务主任廖梦醒叫到“松籁阁”--宋子文给她安排的新住处,让她在自己家里给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打电话,约好以后廖梦醒就悄悄出门走了。她走到中国银行门前的时候,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也开到了,她向冀朝鼎招招手,两人一起进去找到孔祥熙的秘书艾德勒先生。艾德勒是宋庆龄新发展的保盟委员,他见廖梦醒来,彼此都心照不宣。廖梦醒把保盟的存折递上去说:“取款。”艾德勒就亲自动手办理,一次就取出了三麻袋现金,然后搬上停在门外的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乘着黄昏的雨色,汽车顺利地把钱带回了办事处。

  当时一些在延安地区买不到的东西,宋庆龄就想办法让办事处的同志带一些。当时周恩来主持的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来往于重庆和延安之间,还能享受到类似外交官的待遇,即他们的行李物品不受检查。一些延安急需的小东西,正好就买了请他们带回去。一次周恩来同志回延安,宋庆龄买好了一批手术缝合针、牙钻钻头等送到办事处,这些东西体积很小,仅在公文包和手提袋里就带了一大批,解决了延安地区中共医院的燃眉之急。

  还有一次,美国一家机构邀请宋庆龄到美国访问,宋庆龄很想利用这个机会为中国的抗日将士们呼吁援助,但是国民党政府不许宋庆龄外出,她只好另作打算;尽量多结交一些国外的朋友,利用他们在华的特殊身份多做一些工作。当时她的家里经常有一些各方面的朋友来访,她从不摆架子,热情接待他们,使他们产生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士兵,常常在宋庆龄家里举行舞会,他们玩得很开心。因为他们是士兵,宋庆龄对他们更放任一些,他们想来就可以来,不像其他人必须事先约定。通过这种方式,宋庆龄在重庆开辟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

  当年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驻中缅印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对中国的事情了解透彻,对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认识很明确,他不许蒋介石对共产党军队进攻和封锁,主张对华援助应该有中国共产党一份。他的这些观点与宋庆龄很接近,因此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在宋蔼龄家里,当宋蔼龄和宋美龄要求宋庆龄和她们一起打牌时,她多是宁愿和史将军一起做游戏和聊天。

  没过多久,史迪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蒋介石意见相左,他希望同共产党合作,称赞八路军,指控蒋介石的军队对日作战不力,为此与蒋介石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宋蔼龄和宋美龄多次请史迪威的客,对他又打又拉,宋庆龄却从不参加这种活动。

  一次,保盟从国外募捐到一台大型X光机,怎样运到延安去呢?宋庆龄想到了经常帮助保盟的史迪威将军。在当时中国对外通道只有一条滇缅公路的情况下,史将军欣然同意保盟利用这条公路运进大批物资,还用他掌握的美国军用飞机帮助保盟把募捐到的东西送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甚至有时还从他掌握的对华援助物资中直接拨出一些送到边区。这一次,宋庆龄又想到了史迪威掌握的美国军用飞机,她让廖梦醒去找史迪威的副官。副官报告后,史迪威将军一口答应帮忙。但这架机器体积太大,从机舱门进不去。史迪威下令马上改建一架飞机的舱门,把X光机装进去后马上就飞往延安。当时中共控制的边区9000万人口,这是得到的第一台和唯-一台 X光机。通过这架机器,当年不知确诊了多少人的病情,抢救了多少人的生命。这架机器用了多年,它现在被陈列在北京什刹海北岸的宋庆龄故居里。

  蒋介石在同史迪威的争执中要起了流氓手段,扬言美国如不撤换史迪威,他就要投降日本,并且让当时正在美争取美援的孔祥熙配合,立即停止了谈判。美国罗斯福总统怕反法西斯战线在东方崩开缺口,最后只好召史迪威回国。

  史迪威回国前去见宋庆龄,宋庆龄当时第一次在旁人面前哭了。这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了中共及其整个边区的军队和人民,因为接替史迪威的人选是魏德迈,魏德迈的政治倾向当时已很清楚。就是说史迪威一去,从此将很难再借用美军的条件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进行帮助了。

  宋庆龄给史迪威的妻子带了一些中国礼物,目送这位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美国将军隐人重庆的苍茫夜色中。

  山城重庆是中国有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又闷又热雾又多。

  宋庆龄感到憋闷,这不仅有气候上的因素,更有政治上的因素。她坚持不懈地帮助共产党和边区,使一些军民必需的医疗用品源源不断地运出去,因此招来决心封锁边区的蒋介石忌恨。尤其是她眼下在蒋介石的身边,也还是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经常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发出批评和谴责,更使蒋介石常常有如坐针毡的感觉。

  “娘希匹!你们都是笨蛋!乘日本飞机轰炸的时候,你们搞点名堂,谁能说清是怎么回事?”在一次宋庆龄向外国人谈话又捅了他的软助以后,蒋介石把戴笠找来大吼大叫。

  “是是,我去布置,我马上去布置!”戴笠连连哈腰。

  松籁阁周围不明身份的人多了起来,到这里拜访宋庆龄的人常常受到跟踪和威胁。

  一次,日本飞机刚飞临重庆上空,松籁阁附近就有一颗炸弹爆炸,结果飞机根本没有在这一带投弹。于是这一次人为爆炸的真相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要求追查制造爆炸事件的呼声四起。

  戴笠慌慌张张地跑到蒋介石面前:“校长,不好办哪,这次仅仅是试验,就露出了破绽。而且也很难知道日本飞机什么时候来,谁知道它在不在那一带投弹。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天天做好一切准备,可也不一定能等来时机……”

  “那是具体技术问题,我不管。我只要你们采取行动!”蒋介石没好气地说。

  就在他们谈话的时候,宋美龄抄起了话筒:“喂,接宋委员!”她说的宋委员就是宋庆龄,因为这时宋庆龄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她让人给宋庆龄架了一部经中央总机接转的专线电话,不时通过这部电话和二姐聊聊。她知道二姐最近的行动蒋介石很不满意,生怕二姐的安全受到威胁,所以她要不时询问一些情况。但宋庆龄并不愿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告诉她。于是电话里宋美龄和二姐用地道的上海话聊了一会家常后,她特地嘱咐宋庆龄:“二姐,如果你有什么情况需要我帮助,立即直拨3142。3142,这个号码你记下了吗?”

  “谢谢小妹,我记下了。你放心吧,不会有问题的。”宋庆龄安慰宋美龄道。

  “不!你还是注意一些。我感觉他们最近有些事情背着我,我不放心。”

  尽管宋庆龄不讲,那次爆炸的事还是传人宋美龄的耳朵,她朝蒋介石大发脾气,威胁说如果胆敢再对二姐有什么行动,不要忘记几年前那档子事,她会采取行动的。

  “我发誓,我发誓!那事跟孙夫人绝没有关系,我已经查清楚了。我继承孙先生的事业,怎么会对孙夫人有所不敬呢?”蒋介石仍是信誓旦旦。

  “你只管干!可别让我抓住把柄!”宋美龄狠狠地说。

  但宋美龄还是不放心,蒋介石发誓的事太多了,没哪一样是靠得住的。

  她又接通了宋子文的电话:“哥哥,你关照他们一下,不准在二姐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了什么,我是决不答应的!”她的声音很高,语气非常尖厉。

  “好的,我马上通知他们。”宋子文知道这是指的戴笠。

  宋子文当即找到孔祥熙,两人一起把戴笠叫了来。

  “啊,二位院长,有什么事尽请吩咐!”戴笠毕恭毕敬。

  “嗯--是不是你们最近在孙夫人那里干什么了?”孔祥熙先开了口。

  “哦,为了保证孙夫人安全,有几个弟兄化装在附近守卫,以防日本特务暗中捣乱。怎么?又有人说什么了吗?”戴笠假装糊涂。

  “那好那好!”一贯不肯得罪人的孔祥熙不再往下问了。

  “不是那么说的。”宋子文知道话还得自己说:“我告诉你,找你来不光是我们两人的意见。蒋夫人有电话来,要我们关照你,如果发现你的人在那里有不合适的行动,她是决不善罢干休的。”宋子文沉下脸来。

  “不敢不敢!戴笠是何等样人,敢在孙夫人那里胡来?肯定是误会了,误会了。”戴笠当下表现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

  孔祥熙又来敲边鼓道:“我们知道不会有什么事的。不过蒋夫人不放心,她本来也可以直接给你说,只是她也相信不会有这种事才让我们侧面讲一下,免得把事情看严重了。没有就好,好!”

  戴笠额角上此刻已经渗出了汗珠,心里暗暗叫苦:乖乖,幸亏还没动手。否则,这事可不好收拾。

  孔祥熙和宋子文旋又各开出一张支票,他们拍拍一直笔直站立着的戴笠的肩膀,换过一副笑脸:“戴老板,心里没鬼不必紧张。哦,中国银行和财政部各支援你一些经费,可要注意用在对付日本汉奸方面。自己派系之间的事要往长远想,别太死心眼了。今天失势说不定明天又会得势,委员长今天喜欢的人明天说不定就要倒台。给自己留条路嘛。”

  “是是,我一定关照下面的人,保护好孙夫人的安全。至于其他方面,二位有什么人不放心,也尽管吩咐,我是绝对照办的!”

  以后,不管蒋介石怎么催,戴笠抱定了主意,对孙夫人--我是不能听你的。出了事夫人一闹,你委员长也顶不住,还不得把我兜出去!再说,宋子文和孔祥熙面前也没法交待,那两位可是财神爷啊。他们要不给钱,我这军统也没法维持。

  事后,孔祥熙又悄悄给宋庆龄说:“哎,我说你说话可得注意点儿啦,老惹他不高兴,把你抓起来怎么办?”

  “抓吧,我等着他们抓呢,那样更好!”宋庆龄不在乎地说。

  “唉,这……”孔祥熙连连摇头。

  宋庆龄照样我行我素。

  一次,董必武要返回延安,宋庆龄毫无顾忌地在自己家里为他举行欢送宴会。

  当时,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来了。冯玉祥、李德全夫妇,徐舜英等人也来了。

  周恩来在席间纵论天下形势,并特别分析了华北战场的战绩,在座的大家倍受鼓舞,凝神细听。

  此时窗外寒气逼人,壁炉里却炉火通红,映照着壁炉架上交叉放置的两株稻穗。跳跃的火焰映照得稻穗显出金黄的颜色,十分可爱。周恩来谈完后,李德全指着两株稻穗大声地赞叹说:

  “你们瞧,多么好看啊!这两株禾穗简直像金子铸成的一样!”

  宋庆龄笑着说:“该比金子还要宝贵呢!我们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立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在几万万农民的心目中,这饱满的禾穗不就比金子还好吗!”

  周恩来此时也走过去,双手抚弄着禾穗说:“将来打下江山,人民坐了天下,一定要把这两株禾穗画到新中国的国徽上面去!”

  大家一齐说好,并共同举起杯来,祝愿新中国早日诞生。

  后来周恩来一直记着自己说过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国徽图案时,他又讲起了当年那段往事。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上,就有了两束丰收的麦稻穗。

  抗战中,宋庆龄不遗余力地组织保盟举办各种募捐、义卖和义演活动,收入的钱物当时不仅用来支援边区,也用来赈济河南灾民、广东灾民和湖南灾民等;还帮助一批国统区的贫病作家渡过生活难关。当年艾芜、邵筌麟、黄药眠、端木宏良、司马文森、陈残云和孟超等进步作家都曾得到过宋庆龄的援助。

  终于有一天,鞭炮响了起来,到处是喧天的锣鼓,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第一次反帝斗争的彻底胜利。

  那天晚上,在孔家又举行了家人的大聚会,宋氏三姐妹互相祝贺胜利,她们碰杯、跳舞,欢乐通宵。但当看到蒋介石那副踌躇满志的样子时,宋庆龄不免心里又忧郁起来:仅有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并不见得就有好日子过。要一个独裁的中国还是民主的中国,要一个黑暗的中国还是光明的中国,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搏斗还要进行。她必须准备迎接新的斗争。当时她想,在抗击异族入侵的战斗中能够站在一起的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在未来关系国家前途的斗争中,还能继续站在一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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