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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历史性转折的一年，也是宋庆龄感情上大起大伏、悲喜交加的一年。
1月至9月，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使宋庆龄陷入难以言状的悲痛之中，精神几乎崩溃。同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其上海的党羽妄图垂死挣扎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也被粉碎。当时正在上海的宋庆龄闻讯大喜，高兴的和工作人员举杯相庆。
当时厨师特意备了一道菜--螃蟹。盘中放着四只螃蟹。一只圆脐的母蟹，三只尖脐的公蟹。宋庆龄一反常态，端起一杯茅台酒一饮而尽。她和大家抓起螃蟹，剥着、吃着，沉浸在按捺不住的欣喜之中。正像她给罗叔章的信中说的：“我们以无比欢欣的心情庆祝这个节日。”
一个多月后，宋庆龄会见了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法索。客人和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惊奇地发现，这位84岁高龄的老人气色非常之好。法索代表巴基斯坦总统伊拉希，向宋庆龄赠送了一枚纪念真纳诞生100周年的金质纪念章。会谈时，宋庆龄用英语问客人：“你们知道中国 FOur crabs（四只螃蟹）的故事吗？”并风趣地向法索介绍粉碎“四人帮”后，很多群众把“横行霸道的”三只公蟹和一只母蟹拴在一起吊起来的故事和北京市的酒一夜之间几乎卖光了的盛况，并发出阵阵开心的笑声。
当时宋庆龄在欢笑，也在反思。建国30周年前夕，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指出：奔腾的江河总还有险滩暗礁。不幸的是，我们的革命航船几乎被险滩暗礁所倾覆。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10年中，妄想篡权复辟的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之流，推行一条极左路线，使大批老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遭到了残酷的迫害，使我们的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使我们的科学技术本来同世界先进水平缩小的距离又拉大了。总之，我们的国家遭到了一场浩劫，我们的建设进程至少被推迟了20年。中国革命处于危难之中，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
1976年秋天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赋予我们的十月以新的意义。这个胜利标志着中国革命又经历了一次转危为安的历史性转折。有了这个伟大转折，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宋庆龄在文中强调：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们的物质生产大大落后了。今天，我们必须大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不这样我们就不能在比较充实的物质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林彪、“四人帮”也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践踏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因此，我们也必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这样我们就不能使广大人民提高觉悟、解放思想，就不能使他们迅速掌握广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最黑暗、最愚昧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已经在人们思想上。道德上和纪律上造成了恶果，其中受害最深的是青少年一代。……培养我们革命的接班人，把广大青年和少年儿童培养成具有高尚的革命理想、讲道德、守纪律的人，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还需要我们加倍地努力。
在当时人们的思想尚未完全解放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宋庆龄能够提出这些一语中的的意见，充分表现出了她作为政治活动家和国家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当即引起了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宋庆龄虽已进入体衰多病的晚年，但精神上却青春永驻。她又开始参与繁忙的国务活动，接待来访的国际友人、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倾心于自己所钟爱的妇女儿童事业。
伴着春风，她又来到了上海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当时的团长、剧作家任德耀和许多演员亲热地围住他们日夜思念的宋庆龄，兴奋地诉说着这些年来的苦乐恩怨。他们记忆犹新的是“文革”期间，“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妄图取消宋庆龄亲手创办的儿童艺术剧院，采取的办法是强行将这个剧院与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青年话剧团合并，成立一个由他们直接控制的“上海话剧团”。正当他们准备下手时，宋庆龄回到了上海。她驱车直奔儿童艺术剧院，来到剧院门门，宋庆龄撩开汽车的窗帘，深情地凝望着剧院的大门。很快，“孙夫人来看儿童艺术剧院的牌子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宋庆龄无声的抗议，迫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低下头来，为“合并”而进驻剧院的工作组随即悄悄地撤走了。这件事被儿艺的人们称之为“20世纪新神话”。
当正在病中的宋庆龄听说儿童艺术剧院的一些人在要不要坚持为儿童服务的方针上有所动摇时，深为焦虑，她亲笔给儿童艺术剧院一连写了两封信。
她在1979年2月的信上说：“我创办儿童剧院，是为了演出儿童剧，通过儿童典型形象，感染儿童，使他们有文娱生活并寓教育于文娱之中。希望你们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儿童剧上，创作演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剧。”
信发出后，出于对祖国未来的热切希望，使她感到意犹未尽。第二天，她再次给儿童艺术剧院写了封信。
她在信中说：“昨天给你们写了一信，今天觉得还有话要说，再写这封信。”“儿童艺术剧院是示范性、试验性的，完全是为儿童服务而创办的。成人有成人的剧院。某些干部把为儿童服务的方针误会了，将是一个大错，我们既定的方针，不可曲解和转变。”
宋庆龄的这两封言简意赅的亲笔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少年儿童的深情，由此更加坚定了剧院为儿童服务的方向。
就在这一年3月，儿童艺术剧院创作的优秀儿童剧《童心》来北京参加调演。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当时87岁高龄的宋庆龄竟去观看了他们的首场演出。她兴致勃勃，坚持看到了剧终，而且，还让人搀扶着走上舞台，送给了剧院一个大花篮，热情祝贺他们演了一出对成人和孩子都有很大教育意义的好戏。当时演职员们看到宋庆龄慈祥和蔼的笑容，禁不住眼眶湿润起来。
几天之后，他们又从《人民日报》上读到了宋庆龄撰写的文章《我看（童心）》。文章中她热诚地希望戏剧工作者在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为孩子多编戏，演出更多更好的戏！”当年，宋庆龄的心总是和祖国的孩子们紧紧地连在一起。她的胸中，永远跳动着一颗“童心”！
1977年夏末，幽静的后海北洞46号，长廊和南湖，石榴树和七里香，交相辉映，芬芳四溢。宋庆龄家小客厅里，不时传出阵阵欢声笑语。只见宋庆龄正与一位客人亲切地交谈，旁边坐着的是来客的夫人。这位客人就是当时第三次重新工作的邓小平。
历尽磨难的邓小平明显消瘦，但体肩宽阔，看上去刚毅有力。这次复出以后，他首先和夫人卓琳一起，来看望德高望重的宋庆龄。他们庆幸终于熬过了恶梦般的10年，并一起展望着祖国的美好未来。当时邓小平特别谈到现在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要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工作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宋庆龄对此极为赞同。他们两人都认为，宋庆龄的特殊身份和巨大影响，在祖国统一问题上起着其他任何人无可替代的作用，并相约为此而奉献余生。
就在这以后，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设想和通过第3次国共合作实现中国统一的新政策；宋庆龄则充分利用自己在台湾、香港以及美国的各种关系，不遗余力地为促成国共第3次合作而奔走呼吁。
1978年3月，宋庆龄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一届常委会运行后的一项重点工作，就是于1979年元旦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人民解放军从当日起停止炮击金门等岛屿，并就和平统一祖国问题单方面提出一系列积极而重大的建议。而在此一过程中，宋庆龄又多次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这一年的国庆节，宋庆龄在纪念文章中特别提到：
在举国欢庆祖国伟大节日的时刻，我不能不想念台湾的骨肉同胞。30年了，台湾归回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业还没有完成，哪一个中国人不应感到身有责任呢？……我们热切期望台湾同胞能同我们一起，共同努力，来进一步发展和壮大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共同发展四个现代化的建国大业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宋庆龄是当年第一、二次国共合作的倡导者和见证人。在她所珍藏的影集中、有不少反映国共和作的瞬间记录。
--在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上，孙中山和宋庆龄肃立在主席台中央，旁边站立的是戎装的蒋介石和廖仲恺，背景是当时的国民党党旗和国旗。而旁白呢？宋庆龄认为应当是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创造革命军，将来挽中国的危亡”。这张照片摄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1924年6月16日。
--在宋庆龄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与会者的合影中，除国民党中央委员外，还有当时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党的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和恽代英等人。
--还有两张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和谈的照片。一张是宋庆龄前往上清寺张治中公馆会见毛泽东；另一张是毛泽东送宋庆龄步出住所。从这两张照片上宋庆龄穿着不同颜色、式样的服装来判断，宋庆龄在重庆曾不止一次地会见过毛泽东。
往事如烟，却难以忘却。
1949年国共大决战后，宋庆龄的兄弟姐妹及其他亲友大部分去了台湾或美国。由于政治主张和立场不同，彼此难念手足之情。现在，为了促成第3次国共合作，宋庆龄千方百计通过第三者打听海外那些站在国民党方面的亲属，并且同其中一些人取得了直接联系，还帮助一些想来大陆旅游探亲的人获得了签证。这些人回来后，不管是近亲还是远亲，见过面还是未见过面，有的还是很小的晚辈，当时宋庆龄都一视同仁，极其热情地在家里接待他们，分手后也始终保持着通信联系。
1979年，一次宋庆龄在给其友人理查德·杨的信中，打听她在美国的亲属：
你有没有见过戴维（指孔令侃，宋蔼龄和孔祥熙夫妇的长子），同他谈过话？我所有亲属的地址我都没有。……我听说我的第二个弟弟子良病得很厉害，自已的积蓄已经花光了，现在靠亲属瞻养他。战时我同这位单身的弟弟同住，后来他同银行家席德勃的女儿结了婚。也是在美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位弟妹。但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女儿，他非常宠爱……
不久，宋庆龄同她最喜欢的小弟宋子安的遗孀联系上了。“婷婷终于把子安的照片寄给我了。我真难以相信他已经离开我们！他是我的多好的弟弟，他从不伤害任何人。对他的淬然去世，我止不住掉泪。”
进入80年代，一次廖承志向宋庆龄传递了一个重要的消息。他在信中告诉宋庆龄“来自可靠的人”“从您的亲戚和妹妹（指宋美龄）那里得到的消息”。信上说：
有趣的是知道您妹妹是怎样看您的。而我相信这并不是不可想象。不仅如此，在一个美国人--里根的信使，和一个中国人到过北京后，她表露了她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我相信，要比家庭感情的含义更多些。
这给晚年的宋庆龄带来莫大欣慰和期望。据中国福利会秘书长、邹韬奋夫人沈粹缜说：“宋庆龄有一个未能实现的愿望。她很思念美龄。她告诉我，如果美龄来了，她觉得住她家不方便，可以按排她住到钓鱼台（国宾馆）去。她把许多细节都想到了。”沈粹缜认为，宋庆龄确实渴望宋美龄的北京之行能够实现，既是为了私情，也是为了此行的政治意义。
不久，宋庆龄与孙中山前妻所生之子孙科的孩子们取得了联系，他们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很快便回到中国探亲，并受到了宋庆龄的厚待。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特意提到了此事：“我丈夫的孙女拍尔·孙（孙惠英）带着她的儿子（引发）和女儿（28岁）来看我。”此后，她的侄孙女孙霞专程从加拿大多伦多来看她，还有一位任曾孙孙必达，是世居夏威夷的孙中山哥哥孙眉的后裔，也在她的引导和帮助下来中国经营合资旅游饭店。
毫无疑问，当时在宋庆龄的旗帜下，聚集了一支促进国共第3次合作、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力量。
在熟悉宋庆龄的朋友们中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有几次宋庆龄在家中宴客，用鸡血和豆腐制成清淡可口的酸辣汤，她风趣地笑着用英语说：“这碗汤里，鸡血是红的，豆腐是白的。这是国共合作汤。”
1980年下半年以来，宋庆龄的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发高烧，甚至终于卧床不起。1981年2月5日，陪伴她整整53年的保姆李燕娥病逝，这给本来已十分虚弱的宋庆龄以沉重的打击。
李燕娥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是孙中山先生的同乡。1927年，年仅16岁的李燕娥，由一个姓谭的广东老太 太介绍到上海莫里哀路29号宋庆龄寓所当女佣。她见到宋庆龄的第一天就说：“我要服务您一辈子，夫人。”后来这位纯朴的农家女子果真实现了她的诺言。几十年中，她除了精心照料宋庆龄的日常生活外，还替她传递文件，陪她外出参加一些重要政治活动。宋庆龄也从来没有把她当作仆人看待，一直亲切地称她为“李姐”。5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姐妹情谊。
当时悲痛万分的宋庆龄支撑着病体，亲笔给警卫秘书杜述周写下了她对李姐后事安排的指示：“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的坟的边头，要立她的碑。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在最后两句话的下面，宋庆龄还专门划上横线以示强调。
李燕娥的骨灰迁送上海之前，宋庆龄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李的骨灰盒，一边念叨着：“李姐，李姐！”一边把脸贴在骨灰盒上亲了几次，久久不愿离去。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之动容，潸然泪下。
4月2日，在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举行了简朴而庄重的李燕娥骨灰安葬仪式。宋庆龄赠送了花圈，墓碑上写着：
李燕娥女士之墓 宋庆龄立
一个普通保姆与共和国国副主席之间长达50多年的忠心与至爱的对话，就这样永恒地载人了人间最美好的乐章。
人们没有想到，当宋庆龄为其李姐送行的时候，她的人生之旅也已经接近了尾声。
1981年3月16日，经专家会诊，确认宋庆龄患了白血病。
4月底，宋庆龄多次出现高热、呼吸困难和心跳加快等症状。5月初，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校长霍华德·佩奇博士来华，代表该大学授予宋庆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有关部门建议由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代表宋庆龄接受学位证书。不料宋庆龄坚决不同意，她说：“在校园以外的地方授赠学位，这是维多利亚大学历史上的第一次，我必须亲自出场。”为此，她请医护人员采取特殊措施，靠大剂量药物稳定了她的病情，于8日下午准时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出席授赠仪式。
仪式开始时，乐团先后奏中国国歌和加拿大国歌。穿着黑色大礼服的佩奇校长主持了仪式，在他面前放置着权杖。当佩奇把荣誉学位证书亲手交给宋庆龄时，出席仪式的200多位中外人士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当时的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向宋庆龄赠送了一束鲜花，祝贺她获此殊荣。
佩奇在致词中说：“这是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第一次在校园以外的地方授赠荣誉学位，所以今天的仪式是空前的、独特的。”他颂扬宋庆龄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公仆和社会领导人之一”。他说，宋庆龄“毫不动摇地从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事业，因而赢得了世界各地人民的尊敬”。他还强调：“我们今天公认她个人的成就，也是表示我们对她的国家及其人民的友谊和尊敬。”
宋庆龄身披荣誉博士的礼服，坐在轮椅上，示意工作人员不要播放事先准备好的她的录音讲话。她以惊人的毅力，坚持用英语发表了近20分钟的讲话。她说：
我为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博士学位感到荣幸。我接受这一学位，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把它看作是你们对中国人民的尊敬和友谊的象征，看成是你们对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在建设我们人民共和国的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的敬慕和友好的象征。同时，我也是把它看作是把中、加两国人民连结在一起的悠久而牢固的友谊的象征。
当时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也应邀讲了话。他说出了在场的所有人的共同心声：“宋庆龄女士是中国杰出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妇女领袖，她的一生经历同中国近代历史紧密相连，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以其智慧、勇敢和影响起了独特的作用”。“宋庆龄女士为中国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独立、解放，为促进各国人民的友谊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一切热爱正义与和平的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宋庆龄病重后，政治局常委委托邓颖超代表中共中央去看望她。
邓颖超匆匆来到宋庆龄的家里。以前她常来这里，和宋庆龄一起在花园漫步，看来庆龄安详地饲喂鸽子。现在，她却无心观景赏鸽，径直走进宋庆龄的卧室。
非常了解宋庆龄的邓颖超知道，宋庆龄心头还压着一个多年未了的愿望，那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
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经历了整整60年血与火的严峻考验，真正是牢不可破。她很早就希望人党。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她就向中国共产党表示：“我相信共产党。”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期，当有人问她营救了多少中共地下党员以及为什么这样做时，她回答说：“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所以我的心情特别愉快。”1937年，她与在她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李云谈工作时，突然把声音放低问道：“我算不算共产党员？”后来中共地下党组织让李云回答她：“你同共产党员一样！”她满意地点点头。1957年4月，她又正式向刘少奇提出：“我希望参加共产党。”刘少奇非常高兴，但慎重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情，我将转达中央和毛主席。”不久，刘少奇和周恩来一起去看望宋庆龄，恳切地对她说：“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人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人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当时宋庆龄点头表示理解和服从，但她的眼中含着晶莹的泪花。
事实上，中共中央确实对她从不见外。1956年，中国共产党邀请她列席第八次代表大会；1957年，党中央决定宋庆龄作为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从50年代起，中共中央就决定专门送中央文件和外交文件给她看。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凡有重大事情，常由周恩来、彭真、邓颖超等当面通知她并征求她的意见。为什么这样做呢？刘少奇有一个权威的解释：“历次关键时刻，宋副主席一向是支持我们党、同人民在一起的。她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党的一切负责同志。”
邓颖超坐在宋庆龄的床前，拉着她的手，两人进行了亲切知心的谈话。邓颖超真诚地征求宋庆龄的意见：“宋副委员长，你现在还想提出人党申请吗？”
宋庆龄欣喜地点头表示同意，同时又明确地对邓颖超说：“不要再称呼我副委员长。”
邓颖超笑着说：“称您庆龄同志好吗？”
宋庆龄内心充满喜悦，含笑频频点头。
1981年5月14日晚，宋庆龄的病情突然恶化，经过紧急抢救，第二天早晨体温开始下降并神志清醒。她再次向前来看望她的邓颖超、彭真和王光美提出入党要求，并且接连重复了三遍。邓颖超等人当即表示热烈欢迎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立即报告了党中央。
15日上午10时许，宋庆龄的人党要求直接报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处。下午，邓小平主持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同时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
16日上午，邓小平专程来到宋庆龄家里探望她，衷心祝贺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宋庆龄望着邓小平，微笑着点点头。
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一结束，委员长彭真、副委员长廖承志便驱车直奔宋庆龄家里，告诉她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她国家名誉主席的称号。
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既是她个人的骄傲，也是党和国家的光荣。
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宋庆龄副委员长病情的公告第一号。这一举动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公告全文如下：
宋庆龄副委员长患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经多方治疗，未见好转。曾多次出现发热、呼吸困难、心跳加快等症状。5月14 日晚，突发寒战高热，热度达摄氏40．2度，伴随严重心力衰竭。目前病情危急，正在积极抢救治疗。
尽管人们对于宋庆龄的病情恶化已有预感，但公告还是使各界人士极为震惊。于是，寄往宋庆龄家里的慰问信件每天少则百封，多则数百封。曾被宋庆龄营救和资助过的老作家丁玲，当即写了一篇动人的散文诗《诗人应该歌颂您》--
诗人写过春天，写过盛天的花曲；但春天哪有您对儿童的温暖。任何鲜艳的花朵在您面前，都将低下头去。诗人写过做霜的秋菊。秋菊经受的风风雨雨，怎能与您一生相比。几十年来，您都在风雨中亭亭玉立。诗人写过白雪，描绘它的洁白飘洒，但白雪哪如您的皎洁，晶莹……听到您病重，我们心痛、神痴。我们深深后悔，为什么不早早把您歌颂？未来还长，您的高风亮节，永远给诗人留下浓郁的芬芳。诗人都会歌颂您的，您会使诗情更加深重，诗意更加隽美，诗文永放异彩；您本身就是一首美丽、动人的诗篇。我们共产党员，善良的人民，优秀的诗人、作家，天真的儿童，都为您虔诚祝福，祈愿您永离病魔，恢复健康，永远长寿！
20日上午9时，宋庆龄同一直守护在她病榻旁边的廖承志作了一次相当长的谈话。这已经是她病情非常危急的时候了。当时，她顽强地战胜病魔的冲击，一句话带两声喘地谈了足足20分钟。
廖承志的广东腔北京话，她常常听不清楚。她的上海腔北京话，讲起来也非常费力。于是他们只好用英文来交谈了。
“叔婆，”廖承志叫她。这是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在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以来，廖承志和姐姐廖梦醒尊称宋庆龄的专用语。
宋庆龄睁开眼睛，一直不停地望着他。
“您觉得怎样？”
她开口讲话了，虽然舌头已有些僵硬，但是还可以听得很清楚：“您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很感谢。”宋庆龄指的是成为中共正式党员和国家名誉主席的称号。
跟着，她喘了几口气，又说：“如果我有什么问题的话
廖承志很紧张地俯下耳朵去听。可是她喘了一阵后，又重复了两遍：“如果我发生问题……”她在急喘中挣扎着想再说下去。
廖承志感到不能再让她痛苦地勉强讲了，便忍住心清的激荡，向她说：“叔婆请放心。我们将依照您的吩咐去做的。一切照您的意思去做。”
宋庆龄点头了。因高度体温烧得通红的面颊浮上了一丝满意的笑影，并且还一再点了头。那以后，她就处于半昏睡状态，再也没有能力开口讲话了。
廖承志后来令人信服地向人们解释了“依照您的吩咐去做”的意思是什么：“原来，她病重之前，就向侍候在旁的邹韬奋夫人沈大姐再三说过，并且把同样的内容也向她的小保姆说过，如果她有‘什么问题’，要送到上海，埋在她父亲、母亲，和已经逝世的同宋主席同甘共苦50多年的李姐的墓旁。并且还向沈大姐说了墓地应如何安置，还划了简单的图样。”
22日，当时宋庆龄惟一健在的弟弟宋子良从美国发来慰问电。电文如下：
廖承志先生转孙逸仙夫人：
获悉您患病在身，不胜难过。为你的康复而祈祷。
宋子良
同一天，孙科的女儿孙穗英、孙穗华和她的丈夫张家恭，专程从旧金山赶来北京，看望了她们病中的祖母宋庆龄。25日，她们再一次看望祖母。孙穗英、孙穗华轻声叫唤：“好祖母，好祖母，我们从旧金山来看您了。”这时，宋庆龄睁开双眼看着她们，微微颔首。孙穗英姐妹又连连呼唤：“好祖母，好祖母，我们多爱您啊！希望您早日痊愈。”宋庆龄听后，面露激动之色，并再三颔首。
尽管人们都在心中默祷着使人心灵窒息的噩耗不要闯来，但人的生命毕竟是有止境的。大限终于来了。
1981年5月28日晚上11点许，宋庆龄已经恶化的病情开始急转直下。当即卫生部的领导和专家进行了紧急抢救。抢救工作持续了20多个小时，终于无效。5月29日晚20时18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宋庆龄的孙女孙穗英、孙穗华、外孙女戴成功和其他亲属张家恭、林达光、陈恕、陈志昂、黄寿珍、陈燕，在抢救期间都守候在她的病榻前，一直到她停止呼吸。
当时，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决定举行国葬，党和国家领导人立即赶往宋庆龄的住宅，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向宋庆龄的遗体致哀。
宋庆龄同志治丧委员会当晚分别打电报给宋庆龄在美国。台湾和香港的亲属，告知他们宋庆龄不幸逝世的消息，并表示沉痛的哀悼。当时这些亲属分别是：宋美龄、孙科的夫人陈淑英、宋子良和夫人、宋子文的夫人、宋子安夫人，及侄孙满。孙乾，还有蒋经国、蒋纬国，宋蔼龄和孔祥熙的子女孔令侃、孔令仪、孔令俊等，此外亦包括长孙孙治平、次孙孙治强。同时发表公告，欢迎宋庆龄在台湾的亲属和好友前来参加葬礼，其所乘专机可到北京首都机场和上海虹桥机场降落，一切费用由治丧委员会支付。
遗憾的是，同年6月1日，台北电报局给北京长途电信局发来“加紧业务公电”，表示“拒绝收受”。
6月2日下午，首都近百万群众伫立在长安街两旁，目送宋庆龄名誉主席的遗体移位八宝山火化。
6月3日首都万人集会，隆重追悼宋庆龄名誉主席。追悼会由胡耀邦主持，邓小平致悼词。邓小平对宋庆龄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他指出：
宋庆龄同志鞠躬尽瘁，70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高风亮节，永垂千古。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从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宋庆龄逝世后，世界各国领导人、政党、友好人士和团体的唁电、唁函像雪片般飞来，还有不少国家和地区举行了吊唁活动。
6月4日晨，宋庆龄的骨灰，由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等护送，由专机从北京移送上海。当天上午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隆重举行了安葬仪式。在哀乐声中，宋庆龄的骨灰安然放人洁白如玉的大理石墓穴。墓碑上镌刻着：
一八九三年--一九八一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宋庆龄同志之墓
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立
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和亲密战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却不愿进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分享孙中山先生的光辉，而真正心甘情愿地同她的父母和“李姐”同葬在一起。她是人民的女儿，堪称万代楷模。
于是，诗人留下了这样的篇章--
巴黎有一座圣母院，
纽约有一尊“自由’‘一女神，
但那些都是装饰品，
带点宗教迷信。
在我们首都北京，
却有一个真正的圣母和女神。
--我们尊敬的名誉主席
亲爱的同志宋庆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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