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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宋美龄虽然没有在台湾担任什么正式职务，却仍和年事已高的蒋介石尽可能地保持密切的联系。在蒋介石接见美国官员时，仍由宋美龄担任翻译。蒋介石咕咕哝哝讲几句话，接着宋美龄要讲上5分钟，然后蒋介石又咕咕哝哝几句，接着宋美龄又作长篇发言。当时给人们的印象是，蒋介石只是个“模特儿”，大权掌握在夫人手里。
实际上，宋美龄的权威却比在大陆时差多了，只是当出现“政治高压空气”压迫台湾的时候，蒋才求助夫人赶紧到美国活动。
1954年，朝鲜半岛战争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迅速上升，英、法、意等国相继与台湾断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在此基础上，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则大声呼吁，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其过硬理由有二：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6．5亿的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而台湾却只有2000万人；连共和国的零头都不如；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台湾仅有3万多一点的土地。
苏联等国家的连连呼吁，使原来很多处在中间立场上的国家也回到现实中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就连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夫人埃莉诺（时任联合国的美国代表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也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
于是消息传到台湾。
“娘希匹！娘希匹！”蒋介石气得骂娘。在蒋介石眼里，此事非同一般，这不是要开除他的球籍还是什么？他简直不能忍受这种奇耻大辱。“埃莉诺，我们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你要这样置我们于死地！”他知道宋美龄与埃莉诺有特殊关系，于是他连忙打电话到基隆找劳军的宋美龄，要她连夜赶回台北，然后赴美去说服那个发了疯的埃莉诺。
灾难当头，往往也成了蒋氏夫妇团结的凝聚力。宋美龄从基隆赶回的第2天，征尘未抖，便登上了赴美的专机。宋美龄在登机前，紧握丈夫的手说：“请相信我，我会说服埃莉诺--我的好朋友，我也会说服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静候我的佳音。”
“夫人有你这句话垫底，我没有什么要说的！祝你凯旋！”蒋介石把信任的目光投向妻子。夫人不但是他肉体生命的卫士，也是他政治生命的寄托。
飞机升入了蓝天，把宋美龄从大洋这岸送到大洋的那岸。
在客机的圆形舷窗中，首先出现的是高矗的华盛顿纪念碑，它像一柄白色的长剑直插云霄。波托马克河畔停泊着好多艘漂亮的汽船，岸边行驶的汽车，看上去像是一只只小甲虫。接着浮现在眼前的是方格棋盘般的大街，具有多种民族文化交融的建筑群令人目不暇给--国会大厦、林肯纪念堂和最高法院也-一在眼前闪现。
在联合国办公楼的会客厅里，宋美龄会见了67岁的埃莉诺，她是已故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三十二届总统、民主党领袖罗斯福的夫人。埃莉诺虽是一位高龄老人，仍保持着女性体态和服饰美。带有斗篷领式的黑色风衣，露出欧洲古典式的衣裙。胸口多扣眼结带和饰花边裙摆，具有迷人的风韵。
“啊，蒋夫人来了，您好！”埃莉诺首先伸出手来，高兴地说。
宋美龄觉得有些刺耳，以前她们总是以“总统夫人”互称，现在却称自己为“蒋夫人”，难道她不承认我是总统夫人了！隔膜、客套一下子拉长了人际和国籍间的距离，她们无法像老朋友似的畅谈了。宋美龄此时多么怀念从前她们姐妹间的直抒胸臆啊。
埃莉诺的秘书小姐，穿着金黄色的衣裙，宽垫肩，系装饰细腰带，整体线条柔滑流畅，体现女性的俏丽、浪漫的风度，此时端来了调好的马提尼酒，放在两位夫人中间的茶几上。
酒的力量使宋美龄产生了许多感慨：“老了，总统夫人也添白发了。我们彼此都老了，看来您很忙吧？”宋美龄呷了一口酒说。
“是啊，我们老了，可是越老越闲不住了！”埃莉诺说到这里，又把联合国一个有关人权会议的邀请函递到宋美龄手里：“这不，后天我还得去联合国参加这个会，讨论人权问题。”
“看来，您的社会活动也很多？”宋美龄接过那信函，稍稍看了一眼，便放到了案头。
“人权问题，核心问题是如何尊重人的生存权利问题。各国政府对此认识不尽一致，因此处理的也不一样。比如对待群众自由结社和游行问题，各国的法律也不一样。相对来说，美国是自由民主的。怎样来处理？我看还是法制为好。通过讨论，达成共识，让它法定下来。”埃莉诺侃侃而谈。
“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中华民国也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可是……”宋美龄叹口气。
“是不是你们也想参加？”埃莉诺马上插言。
“可是，我们没有接到那个邀请啊。”宋美龄话里有话。
“驱除你们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为我个人是举双手不赞成的。可是双手比不上千手啊！”埃莉诺说到这里看上去亦有难言之苦。“目下，大陆外交攻势比较凶猛，不少国家相继承认它为中国合法政府，并要求驱除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这无疑也给美国政府出了难题。再说大陆和台湾，无论是人口还是地盘都是巴掌和指头的问题。虽然制度不同，但都有个自身利益选择问题。”
说到这里，宋美龄再呷口酒的时候，那酒已经变了味道：昔日的朋友也说起了客套话。她不想再坐下去了，也不想再张口让老朋友帮什么忙了。
宋美龄决定直接去找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她一向是征服男性世界的能手。
建于1800年的白宫，是除华盛顿总统外其余历届总统的官邸，是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象征。白宫主楼的顶端，终年飘扬着一面星条旗，表明了它那显赫的权力中心的地位。
在白宫的圆形会议旧前，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见了宋美龄。在这位大人物面前，宋美龄丝毫没有拘束，她先向总统汇报了她会见罗斯福夫人的感受。
“那是夫人一家之言，您不必介意。”艾森豪威尔总统劝慰道，“赤色大陆能否进入联合国大家庭，最终的结果还不是我们美国人说了算。”
作为总统，艾森豪威尔当时没把话说破，实际上也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这一点宋美龄已心领其意。她也知道，当年联合国共有60多个会员国，美国能控制的就达40多个。这是世人皆知的。
“谢谢总统阁下。”此时宋美龄已像吃了定心丸一样。
后来，果然像艾森豪威尔说的那样，联合国大会在美国的操纵下，以多数票拒绝了许多国家的正确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努力再度被搁浅。
宋美龄晚年外交活动的成功，再度提高了她在台湾军、政界的影响力。
但当蒋介石77岁寿辰的庆典以后，宋美龄便深居简出，一直住在台北北郊的私邸里。她不像蒋介石那样研究儒家哲学和程朱理学，而是画她的中国画。
70年代的台湾上空，阴云四起，浓雾不散。
1970年1月，宋美龄做了胆结石手术后，又被确诊为乳腺癌，并做了第一次乳房切除手术；不久又匆匆做了第二次手术。此时她已74岁高寿。这一年的10月，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断交。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了出去。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会见了毛泽东；且在与周恩来共同发表的《上海公报》里，提及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意向。9月25日至29日，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此后数月间，又有20几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而每个建交的国家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于是，蒋介石的“中华民国”驻外大使，纷纷下旗归台。一时，台北外交部被人讽刺为“绝交部”。
当时蒋介石的困窘、惶恐以及气愤，可想而知。世界局势的变化，对台湾如同“大地震”。“世界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仍不能面对现实，拿不出确实可行的应付办法，只是对“国民”空发一纸公告说：“古人常言，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只要大家能够庄重自强，处变不惊，慎谋能断，坚持国家及国民独立不挠之精神，那就没有经不起的考验。”这种空洞的说教式的政治口号，立即被坊间引为笑柄。
蒋介石当时惟一能采取的实际行动，就是在1972年3月，第五次“当选”为“总统”后，5月即给立法院送去一个咨文说：“行政院长严家淦，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兹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院长。……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此咨，立法院。总统蒋中正。”
蒋经国组阁，“总统”是他自己的父亲，“副总统”则可视为可有可无。于是，一个蒋经国统治台湾的时代开始了。
1972年3月，蒋介石做了前列腺手术，但其后转为慢性前列腺炎的宿疾，健康从此一蹶不振。也有人说是国际关系上所出现的一系列颓势，如当头一棒，将当年那个86岁的老人一下子打倒了。这也不是牵强附会，谁能说没有那个因素呢。
1972年7月，蒋介石因染感冒而转为肺炎，住进医院长达一年4个月之久。
生、死、病、老，实乃人生的规律。无论多么显赫一时的人，最终都逃不脱这个自然规律。历史进入70年代以后，蒋氏夫妇都进入了人生的最后一站--冬天。
冬天是寒冷的。
冬天也是无情的。
1970年底，74岁高龄的蒋夫人宋美龄因乳腺癌做完第二次手术，身体恢复后便搬进了曼哈顿以东35英里的长岛拉丁敦别墅中。这里环境优美，漫长、迷人的峡谷，装饰着四时各异的色彩，峡谷里贯穿着一条淡蓝色的小溪，在满是洞窟的岩石中潜行。几个晚辈亲属轮流来陪姨妈散步……
但1971年4月间，不幸又传来77岁的子文哥哥去世的消息。
尼克松总统当时为此向蒋夫人发出了这样的唁电：“他在美国的朋友将长久怀念他为自己的国家服务的辉煌的一生，特别是他和我们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并肩战斗的伟大业绩。我们同你们一样痛惜他逝世造成的损失。”
当时据说是由于健康的缘故，宋美龄没有参加哥哥的追悼会。但第二天早晨散步时，孔令俊发现姨妈戴起一副墨镜，以免人们发现她哭肿了的眼睛。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久宋美龄又接到来自台北的加急电报：“蒋中正病重速回。”当即，望着满天飘落的雪花，宋美龄潸然泪下。虽然晚年她和丈夫分居，但夫妻一场的感情却使她牵肠挂肚。虽然电报上没说“病危”，但这“病重”与“病危”在她的眼中并没有两样。时间不容她犹豫，当天她便草草收拾一下，登上了回台北的“中美号”班机。
蒋介石弥留之际，宋美龄随侍在侧。她详细地询问了丈夫的全部病情。
1972年7月，蒋介石因感冒而转为肺炎，住进医院。不久，台湾地区发生流行性感冒，蒋再度病发；并且由于治疗慢性前列腺炎而长时期使用的抗生素药剂，以致细菌抵抗药物性能增强，治疗颇为费事；接着，蒋介石在睡眠中发生心肌缺氧症，经急救转危为安，但肺炎未愈，不时发烧……”
“大夫，你认为他的病情怎么样？”宋美龄当时着急地问。
“夫人，请您不要着急。总统的自身抵抗力起码坚持半年无问题。”大夫宽慰宋美龄道。
“真的！如果是这样，我太谢谢你了。”几天来，宋美龄紧张的神经稍微有点松弛。
年老事多。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纽约长老会医院又传来大姐蔼龄病危的消息。宋美龄简直是自顾不暇了。在台北她匆匆做了些安排，星夜乘专机就往美国赶。
85岁高龄的大姐来蔼龄此际正在弥留阶段，4个儿女都聚集在她身边。她仍不愿合眼，双眼失神地望着白色的天花板，嘴巴一张一合，却发不出声音来。
当时大家心里都知道：妈妈这最后一口气不能咽，是在等待小姨的到来。
宋美龄终于赶来了：“大姐，我来了，我是小妹！”
“妈妈，小姨真的来了！您快瞧瞧！”儿女们也尽力帮助小姨呼喊。
“大姐，你有什么话要说就说吧！”宋美龄紧紧握住大姐的手，生怕离去。
宋蔼龄扩散的瞳孔里终于映出了小妹的面容，她也抓住了宋美龄的手，感觉到了亲人的温暖。她有了一种超脱尘世的感觉，也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轻松感。
宋美龄这时看到大姐手在空中一阵抓挠，嘴角现出一丝微笑，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一盏长明灯熄灭了。宋美龄没有哭，她没有过分悲伤。大姐似乎不是永别，而是和自己相约到一个地方去，只是大姐先走了一步。她不久也会去的，到那时又可以见面了。
宋美龄参加完大姐的葬礼之后，又从美国乘机匆匆返回了台北，因为那里还有一位和她也要分手的丈夫。
宋美龄回台北，尽夫人之道，侍候了蒋介石2年。1975年4月5日晚11时50分，蒋介石在台北草山官邸病逝，终年89岁。
蒋介石在第一次被医生紧急抢救过来时，宋美龄知道丈夫难留人世了，就要侍卫通知总统府党政要员严家淦、倪文亚等人赶到草山官邸。当时就见宋美龄伏下身去，对丈夫说道：“老头子，有什么要交待的你就说吧，大家都来了。”
于是蒋介石蠕动着干裂的嘴唇，口授了遗嘱：
“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当时他从三民主义的实践，讲到光复大陆国土，一口气讲了 300余字，却心不如口，脸色越来越苍白，呼吸越来越急迫，最后终于闭目离去……
当即在宋美龄主持下，举行了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仪式。在遗嘱上签字的有宋美龄、严家淦、蒋经国、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
蒋介石死后两小时，台湾政府新闻局发布的死亡公报，称蒋介石的死亡为“崩姐”，这是不折不扣地把蒋介石当作了封建帝王。台湾当局又命令从4月6日起历时一月为“中华民国”的“国葬期”，全“国”下半旗致哀。蒋介石的遗体停放在台北市“国父”（孙中山）纪念馆5天，供人们瞻吊。
当时的美国总统福特对蒋介石的去世反应冷淡，只拟派个农业部长去台北吊丧。后经台湾再三要求，始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在参加葬礼的外国来宾中，较为显赫者要首推南朝鲜的总理金钟泌了。日本的两位前首相佐藤荣作和岸信介去台北吊丧，为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抗议，连自民党代表的名义都不用，仅称友人代表。可见当时葬礼的场面是十分冷落的。
宋美龄和蒋经国决定暂停蒋介石之“灵枢于慈湖，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完成蒋介石的“心愿”。慈湖，是蒋介石1961年间在距离台北市60公里处的大溪镇福安里村为自己选择的一块主地。这里的风景酷像他故乡浙江省奉化县的溪口镇，当时便在这里建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慈湖，蒋介石生前常来此小住。
1975年4月28日，台湾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举行会议，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改用主席。党总裁的名义，永远保留给蒋介石，他人不得再用，如同当年“总理”的名义永远保留给孙中山一样。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三易其名。当时，会议还推举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主席。
蒋介石去世后，79岁高龄的蒋夫人宋美龄也很明智，认为在台湾再呆下去可能要碍孩子们（指经国等）的手脚，便推说要治病疗养并动身去了美国。
一年之后，她为了追念蒋公逝世一周年，重返台北。宋美龄是于4月2日下午2时1刻，搭乘“中美号”专机回到台北的。当时行政院长蒋经国夫妇到机场迎接。宋美龄身穿黑色旗袍，神情肃穆，在蒋经国搀扶下，步下飞机扶梯。当时严家淦夫妇以及倪文亚、谷正纲、张群等党政要员都到机场迎接。追思礼过后不久，宋美龄又再度束装赴美，自此长居她当年读书、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美国。
虽长年居美，宋美龄对岛内的关心却未减，岛内每有灾难她都会解囊相助，历年辅仁大学毕业典礼，蒋夫人亦会从美国寄来致勉贺词，而“国民大会”也经常与蒋夫人驰电往返。
1978年蒋经国先生就位第六任“总统”前，一直期待蒋夫人能返台参加就职大典，并祭悼蒋公。但当时宋美龄以身体不善未能成行。此前，她曾从纽约致电蒋经国“院长”，叙述了半世纪以来与先总统蒋公相依为命的情感与追思。
根据电文了解，蒋夫人1978年4月5日未能成行返台，主要是“深恐睹景生情，哀思蒋公不能自已”。
当时那封电报的内容是：
经国览：
3月27日、29日来电均悉。父亲去世三年之期将届，在此三年中，余每倏而悲从中来，上年返回士林，陈设依旧，令我有紧紧人去楼空之感，以往惯常之言音足声皆冥冥肃然，不禁啼嘘。余与父亲除数次负任去美，其他时日相伴近半百年岁，尤以诸多问题，有细有巨均不惮有商有量，使彼此精神上有所寄托，二人相勉，所得安慰非可形诸笔墨。自忖余对我之生父，相处总共仅短短九年余。因我八岁即离家来美术学。返回国年余彼即弃养；与余母亲相与总共只十七年，即与父亲结，可谓自此龄启蒙，最亲近最长久伴侣，兼相依为命者，乃父亲耳。此种扣心怀情性，只有如汝与方媳结合四十余年者，可能体会之。余幼承庭训，均授以对大悲伤、大灾祸以坚强镇静为，余虽不能谓事事做到，但时以之自律自勉。在母子之份，又汝29日电深为关切，能体会余三年之情绪，乃馨心言之。母，4月1日。
蒋夫人宋美龄在美10余年，曾发表几篇颇具历史意义的文告性宣言。1965年10月底在纽约她公开一篇《与鲍罗延谈话的回忆》。此后1982年8月中旬，为了回应廖承志于7月4日致函蒋经国，也函致廖承志，以所谓春秋大义规劝廖承志“做总统信徒，幡然醒悟”。另外，她又于1984年2月致函前中共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亦不无荒唐地劝其“信服三民主义，以免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当时，这些文告函件实质上并不具任何说服效应，但却表明了宋美龄誓死与大陆共产党势不两立的立场和观点。
此外，1981年1月，宋庆龄在北京病危之时，宋美龄得知这个消息后扶着光滑的桌沿站了起来，慢慢抬起双手压了压太阳穴。写字台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三姊妹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时的合影。大姐宋蔼龄坐在中间，两只手搭在一起，神态恰然地凝视着远方。那时她只有20来岁，正在寻找自己的人生之路。二姐宋庆龄坐在右边，一只手搭在大姐的身上，一只手搭在小妹的身上，文静的眼睛睁得又大又圆，水灵灵的；宋美龄则调皮地斜倚在大姐身上，丰腴洁白的脸上一双眼睛神采飞扬。当年三姊妹是那样亲，那样纯真，那时她们谁也不会想到多年以后的今天会天各一方：一位在中国大陆，一位已然故去，第三位则是眼下正在美国的宋美龄。也许，上帝在她们出生时就为她们安排了这样的命运！
一切都已成了昨日黄花，而今大姐先她而去，二姐又要和她分手。现在她有心在二姐宋庆龄还弥留人世之时，去北京和二姐见上一面，可是当她提笔给北京去信时，却又拒绝了中国政府的邀请。平心而论，这又何尝不是政治意识冲突下牺牲了亲情的人间悲剧呢！
1985年5月，台湾国民党妇工会主任钱剑秋一行赴美，前往拜望宋美龄，并且拍了不少与宋美龄合影的照片。从照片中看，宋美龄较10年前出国时稍呈老态，但精神不差。以坐八望九之龄，宋美龄能有如此神态，神采中依稀透出当年之丰采，诚属不易。
宋美龄现住美国纽约长岛一幢别墅中。这幢古老的住宅占地15顷，距纽约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房子原是孔祥熙的，现为孔令侃所有，做为宋美龄的客邸。
宋美龄返美后，生活极其恬淡。但其身边仍有多位侍从秘书，大部分由台湾派出，其中有不少是蒋纬国的亲信。这些侍从除了为宋美龄安排生活、衣着、车乘之外，再就是替她整理文牍之类。像来美龄每年在辅仁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的致词，全由秘书作主送回台湾。另外一些往来函件，也均由秘书处理。
宋美龄多年来在美活动都不是公开性质，但不少与她熟识的人，像台湾妇女领袖或遗族子女等，在美国仍经常可以见到“夫人”。每年她过生日时，全美的“国军”遗族子女都会从各处赶到长岛为她祝寿。每次一闹一折腾，起码花两三小时的时间，但宋美龄还是欢迎他们来尽兴，这也是难得的天伦之乐啊。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台湾去世。作为母亲（虽非生母），宋美龄不顾90高龄，又回到了台岛。她坐着轮椅从侧门进入灵堂，在台湾电视上所见，这位备受国民党元老尊崇、仍有一定影响力的前“第一夫人”，看来哀伤满脸。母亲送儿子，也确是情何以堪！
宋美龄回到台北，仍住在士林宫邸。
这所老“总统”的官邸在宋美龄出国10多年间，虽有人负责维护，但仍有不尽周全之处。所以，在宋美龄回台湾之前，又花了大笔公款特别大加整修，虽不能说是焕然一新但多少已告恢复旧观。蒋夫人回台湾进住时，对此颇表满意。特别是官邸十分宁静，很适合老夫人思考问题。
位于台湾士林区一片树木中的老“总统”官邸，十分隐秘，除非在空中鸟瞰，否则根本不可能看到它的建筑结构，因宫邸四周树木成荫，枝叶茂盛，无一空隙，虽附近马路并未管，制，而路经此处，充其量只能看到紧紧被裹住的外围林木而已。
至于空中鸟瞰，则更连门儿都没有。官邸附近马路虽未受军警管制，但空中却一直列为“禁区”，这里不可能听到飞机引擎运转而发出的噪音，故此台北士林区居民长久以来，一直感受到空中特有的“宁静”，而尽管松山机场近在咫尺，可是航道不经过士林上空，每一架起降的军用或民航客机，都不能逾越雷池一步，必须沿着林口与松山机场间的固定航道“直线”飞行，管制塔台更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地控制飞机行踪不得有误，因为稍稍偏离航道，就有可能“鸟瞰”士林宫邸全貌。多少年来这里一直受特权管制，甚至在蒋夫人到美国长达11年的那段日子也不例外。
至于飞机降落，因必须大幅度减速而噪音原本就不大，再加上告诫驾驶员“小心翼翼”驾驶，以及降落方向也是背向士林区由北而东（松山机场系单线跑道且“规定”起降一律由北而东），于是机声噪音也就微不足道了。
在充满噪音和人员混杂的台北市区，士林老“总统”官邸实在可以说是一处世外桃源。
士林官邸原为日式房屋，宋美龄不喜欢日式卫生设备，曾令人修建西式卫浴设备。由于去台湾之初，台湾一般工人修建西式卫浴设备尚乏丰富的经验，致使修建完成时不甚合用，因而又予拆除重建，始符合现代化西式卫浴设备的标准。另外，由于侍卫安全人员众多，乃新建工作人员办公及住宿房舍。这些新建筑也都是砖建房屋。
官邸四周活动空间则相当辽阔，地上种着密集的高丽草，十分柔软，如同铺上一块绿色地毯般，衬托着大自然景观，令人心旷神恰。此外还有丘陵假山、健行步道、泳池、篮球及高尔夫球练习场，以及酷似老“总统”故乡--溪口镇的“小桥流水”等。
官邸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亦是应有尽有，基于官邸的“特殊性质”，这里的电话设施比一般电信局的设备尤为发达。如收发报、高速传真、程控式交换机等设备样样俱全，当时或许比不上美国“白宫”那样现代化，但是据说比起过去南朝鲜总统居住的汉城青瓦台官邸有关设施，则要齐备得多了。
据说宋美龄客居美国纽约11年中，“士林官邸”及“办公室”一切操作如常，宋美龄可以透过这里的电信设备，随时与台湾有关人士保持密切联系，而对台湾有关事务了如指掌。另据了解，秦孝仪也经常向宋美龄汇报台湾情况。秦孝仪利用家中或办公室电话甚或阳明书屋的电讯设施，均可容易地与宋美龄保持联系，也不用大张旗鼓地前往官邸为之。至于“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有事或奉命与宋美龄联系时，更是拥有“总统府”特设的电讯设备，往来迅速，毫无困难。
后来宋美龄虽坐轮椅，却仍然关切世事。当时宋美龄回到台湾后，官邸有关运作自然格外忙碌，但宋美龄毕竟年事已高，她说过“我将再起！”但行动已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因而一般事务少有过问。
宋美龄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据说一星期中在官邸小型教堂祈祷或阅读《圣经》占了2小时，周联华牧师每天不间断地主持教堂圣事并分别以中、英文讲解教义。每遇周三和周日，蒋纬国以及“孝”字辈的家人们，都会齐集在官邸教堂做礼拜并聆听讲道，而每周两次与家人聚会，也是宋美龄最开心的时刻。
“我从未感觉到我是‘宫廷’牧师。”在蒋经国死后，任凯歌堂牧师34年的周联华说。自1975年，蒋介石死后“奉度大典”由周联华牧师主持追思礼拜之后，周联华即成为人们关注议论的人物。（中学生读书）蒋经国的“奉盾大典”，亦由他主持迫思礼拜。
谈起在蒋介石筹建的凯歌堂担任牧师一职的经历，周表示，1954年，他刚从美国南部浸信会神学院获神学博士回台湾，并在台湾浸信会神学院任教。不久，就有人找他去任凯歌堂领礼拜，以后每隔一星期去凯歌堂讲道一次。直到1986年，他才担任凯歌堂的专职牧师和祈祷会监督。
34年来，周联华自称完全以平常心面对在凯歌堂礼拜的国民党权贵人物，包括蒋介石、蒋夫人宋美龄和他们的家属。袍泽或部属。
他不止一次说：“他们都是上帝的子民，我从来末想要为他们准备‘贵族’信息。”
他声称，于公于私他从不发表政治、人事意见，也未传递过一封信给在凯歌堂礼拜的人。他说：“我只守住我讲道的本分。”
也许由于他这种“中立”的态度，周联华自称在教会界显得相当“超然”，却也遭到保守派与激进派的微词，但是他并不以为意。
许多人对已故的蒋经国的“信仰”相当好奇，周联华表示，蒋经国受过洗，并且也到凯歌堂做礼拜，只是他一直很忙碌，从他任“救济团”主任之后，星期假日经常到乡下巡视，晚年因身体很坏，需要多休息，所以接触较少。此次，蒋经国“奉盾大典”要以宗教仪式举行，完全是他家属的意思。
主持蒋氏父子“奉盾大典”的追思礼拜，周联华心中不无感触，但是，他仍强调平常心。
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也几次前去“官邸”向宋美龄请示汇报。由于宋美龄对蒋家和台湾党政军人物的深远影响力，在台湾的政治运行中，自然难免流露出她影响力的轨迹。最明显的例证莫如国民党“中央妇工会”主任钱剑秋，已79岁，在整个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门中，恐怕再找不出一位如此更高寿的。而且如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马英九、国民党“社会工作会”主任赵守博，年龄几乎只有她的一半，但她仍然不为潮流所动地屹立在“妇工会”，“除非有蒋夫人一句话”，否则谁也不能动她。1987年，“太平洋文化基金会”执行会长李钟桂（国民党中常委、“法务部长”施启扬的夫人）出任台湾‘“救国团”主任，就是钱剑秋屹立不摇的明证。李钟桂本想当“妇工会”主任多年了，而终于出任台湾“救国团”主任，可见她也是非常“够力”的人物。可惜，她就是想得到“妇工会”的宝座而不可得！
如果不是出于宋美龄的认可，钱剑秋的情形根本不可能存在。
有人认为，与土林官邸有深厚渊源的励志社系统，和夫人关系极为密切，甚至官邸的侍卫人员均出自此一系统。蒋经国死后，这些人又活跃了。这种说法，只有一半正确，励志社确系夫人早年创设，从事“服务性”工作，致官邸某些事业性工作，也由励志社负责，侍卫人员则由军誓系统甄选可靠人充任。当时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确为宋美龄手下大将，宋美龄对外的联系，常由黄仁霖负责。所以，张学良要见蒋介石，则先通过张群（岳军）安排；待具体要见蒋介石时，则不通过张岳军而必须请黄仁霖先行联系。由此可见黄仁霖在宋美龄面前分量之重。不过，后来黄仁霖出“使”外国，而励志社副总干事黎离尘又于60年代中期逝世，励志社如今几乎已告名存实亡了。
蒋经国死后的1月27日，国民党中常会经过事前的激烈斗争，通过由李登辉代理国民党主席。当时，宋美龄年届90，但对于此次急于推举代理国民党主席之举有不同意见。她虽年迈，却也不糊涂。她充分看出了当时李焕的动机，看出岛内外和台前幕后各种复杂的因素。急促的手段说明了背后的目的。急急推出李登辉当国民党主席，是借李登辉阻挡俞国华、沈昌焕、王惕吾，是要夺保守派和夫人派的权。李登辉在台前，李焕在幕后，因此头脑仍然清楚的宋美龄，立即在1月26日晚上，急急致送一封信给李焕，表达出对于此时选举国民党代主席时机不当，理当拖后，应该在国民党“十三大”时决定才比较合适。
但李焕等人经过紧急会商，结果仍决定依计进行。1月27日的国民党中常会，由与李焕关系密切的余纪忠（国民党中常委兼《中国时报》老板）主持。由于事先布置周密，俞国华在会上被人奚落，遂大势已去，李登辉于是顺利荣登国民党党主席宝座。
宋美龄返台这段期间，曾由医药学院一位中医针灸教授进行治疗，成效甚佳。宋美龄原本说要很快再返美国的，但直到几年之后，她的心愿才得以实现。
目前，有人推测说蒋家可能全面撤出台湾。蒋孝勇不久前举家迁往加拿大，在台湾引起了众多的议论。据一位了解台湾官方动向的人士透露，蒋孝勇和夫人方智·冶事前曾赴士林宫邸向宋美龄请安并禀明移居加拿大的意愿。当时这位蒋家最有权威的长者向他们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这样也好，回家比较方便。”
宋美龄的“回家”二字指的是什么意思？台湾一些敏感的政治家表示：“这不禁令人想起，蒋家的老家原来是大陆的浙江奉化。”
关于蒋家主要成员的动向：蒋孝文已故去；蒋孝武升任驻新加坡代表也已有一段时间，没有迁回台湾的迹象；蒋孝勇则举家迁往加拿大。
宋美龄很可能此次赴美治病再也不踏足台湾的土地了。她之所以不顾垂暮之年要当外国“寓公”，据说是因为她在台湾活得并不开心。在台湾与宋美龄一样感到寂寞的蒋经国的遗孀蒋方良女士，有消息说蒋孝勇在加拿大定居后，将会通过他的安排让母亲回苏联老家探亲，这也将是她40年来第一次离开台湾。至于蒋纬国，他虽然仍未有离台的迹象，不过他却公开表示过，如一旦卸下公职，则最想的一件事就是回大陆一游。
台湾的政治评论家根据蒋家的新动向猜测，蒋家全体成员也许正为回大陆作准备。但愿宋美龄能在她有生之年，回到阔别已久的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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