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宗远：不可居无书
谭宗远：不可居无书
我生在一个寒素的平民家庭，父亲写得一手好字，却只有高小文化程度；母亲的文化也不高，勉强可以读报。这样的家庭是不可能有多少藏书的，只有一套《古文观止》和《红楼梦》，都是线装书，有函套。还不到我能读懂它们的年龄，“文革”开始了，担惊受怕的母亲在一个早上，把它们统统送进了炉膛，化成了灰烬。我现在能想起的，是这套《红楼梦》的第一本每页全是绣像，每个绣像旁边都有图赞，如“贾宝玉赞”“林黛玉赞”。这套书今天恐怕要值不少银两了。
我看的第一本书是本画册，叫《小睡不想睡》。说的是一个叫小睡的孩子，很晚了还不想睡觉。他去找鸡玩，鸡睡了；去找狗玩，狗睡了；去找鸟玩，发现鸟也睡了。他知道动物都是要休息的，于是自己也回到屋里，躺在床上呼呼地睡着了。
还看了一本《骄傲的大白鹅》、一本《肚子里长树》，也都是画册。《肚子里长树》说的是一个小男孩不讲卫生，吃橘子不吐核，结果核在肚里发芽，顶破了肚皮，长成了一棵小树。这让我后来吃橘子时，既怕把核咽进肚子，长出一棵小树来，又希望肚子里真长出一棵橘树，那样一来，吃橘子岂不就方便了？
小学二年级时，有一次父亲带我逛王府井，给我买了两本小人书，有一本是《甘露寺》。此为我接触《三国演义》之始。《甘露寺》是《三国演义》小人书中的一本，说的是刘备到东吴迎娶孙权的妹妹，怕孙权、周瑜加害自己，由赵云保驾，安然回到荆州的故事。京剧有这出戏，乔玄乔国老那段“劝千岁杀字休出口”的唱段妇孺皆知。但我却不喜欢这书，原因是书中打得不痛快。好在这套书有六十本，我可以再买别的。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几年时间，就把《三国演义》小人书凑得差不多了（大哥也给买了不少）。
“文革”开始那年，有个姓白的同学借走了这套书，再没有还。曹操、刘备、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三顾茅庐、草船借箭、火烧赤壁、七擒孟获……就这样淡出了我的生活，只留在我的记忆当中了。虽说后来我看过两遍《三国演义》小说，可我的三国知识主要还是得益于这套小人书。
这一时期，“字书”也进入了我的视野，我能看《少年文艺》、《儿童文学》、民间故事和小说了。记得有一次语文课，我在下面偷偷看《敌后武工队》，老师发现了，走到我面前。我猛地一惊，连忙把书收起来，心想这回要倒霉了，心突突直跳。没想到，老师什么也没说，只是使劲瞪了我一眼，就走了。我从此懂得了什么叫“无言的责备”，它比强迫命令更具有威慑力，我再不敢在课堂上看课外书了。
16岁到兵团后，我进入了第一个看书高潮。那时书很少，可是我的求知欲却很旺盛，凡是带字的就想看。有一本没头没尾的《李白诗选》，在我手里呆了一礼拜，让我记住了“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的句子；顶棚上糊着一张旧报纸，上面乍得黑人反对殖民主义的诗，也让我看了好几遍。
连里有个人姓焦，有一箱子书，秘不示人。我听说了，就主动接近他，向他保证绝不弄坏，绝不弄丢，绝不转借别人，终于得到了他的允许，打开了箱子上的锁，让我见识了艾芜、沙汀、吴组缃、张天翼、骆宾基……的小说，他也成了我的朋友，直到今天我们还保持着友谊。
兵团7年，我真读了不少书，大至马列著作、《马克思的青年时代》、《父与子》、《杰克·伦敦传》、《奴隶制时代》，小至薄薄的《金蔷薇》、《花城》、《拾穗小札》、《爱情诗》……最难忘的是一本《绀弩杂文选》，竖排本，没封面，书品极差，却让我读得如痴如醉。我和焦姓朋友谁都不清楚“绀弩”是谁，还以为他早已不在人世了。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知道此公姓聂，被打入另册二十几年，不仅活着，而且文笔依然那么有锋芒。
不光读，还抄。在我的藏书中，保存着两本手抄的古诗文，都录自《中华活页文选》，看笔迹，有的是我抄的，有的是连里一个姓曹的女战士抄的，她的字流利娟秀，比我强得多。去年连里聚会，餐桌上我向她提及此事，她茫然地看着我，对这件事已经全然没有印象了。
从兵团回到北京，又过去近三十年了。这期间我懈怠过、抛荒过、消沉过，有时和书本的关系不那么紧密，但大部分光阴还是没有丢开书。特别是近十几年，我和书的关系更是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睡前看书，如厕看书，出差看书，连电视都不常看，以便使看书更有保证。每读完一本书，我就登记一本，一年下来，少则读五十几本，多则读七十几本。当年结婚时，我的书只够填满一个小书架，现在十个书柜还装不下。
我不是专家学者，不为研究什么课题，更不为附庸风雅，混迹于读书人的行列，我看书纯粹是一种爱好、一种习惯。我不是聪明人，有人能从书中学到很多东西，把这些东西变成自己的血肉，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我不成，我读书遗忘的要比记住的多得多。但我愿意这样读下去，直到疾病或死亡迫使我不得不放下书本的那一天。因为只有阅读，才能够让我脑筋开窍，明白事理；也只有阅读，我才觉得生命的充实和有益。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