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张慧敏）内容梗概
《回家》（张慧敏）内容梗概
《回家》是迄今为止大陆出版的第一部以台湾老兵的视角叙述国民党军队溃退台湾，以及老兵们在台60年生活情状的长篇小说。作品以主人公高秉涵的命运和情感为主要线索，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描绘了台湾老兵的真实生活画卷，填补了此类题材文学创作的空白。小说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描写两岸骨肉分离的模式，从人性的角度挖掘台湾老兵根植于血脉、文化和心灵深处的家国情怀。
1947年春，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山东展开了拉锯战，菏泽地区动荡不安，不时有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被杀。民国初年加入国民党的高庄村小学教书先生高金锡在一个晚上被人拉出去枪杀了，高金锡同为教书先生的夫人宋书玉怀疑丈夫是被共产党杀害的。宋书玉在济南和北平读书的女儿高秉洁、高秉浩和妹妹宋葆贞已与家中失去联系多年，家中认为她们早已在战乱中死去了，高金锡被枪杀后，高家人丁稀少，宋书玉在婆婆的提议下，为13岁的大儿子高秉涵娶了个15岁的媳妇。
到了1948年春天，山东的形势发展得更快了，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解放军势若破竹，山东眼看就要成为共产党的天下了。宋书玉担心刚考入初中的儿子高秉涵的安全，瞒着婆婆决定让儿子去南京“流亡学校”读书。8月初，宋书玉忍痛将儿子高秉涵送上了南下的马车。分别时，宋书玉把高金锡被人枪杀时捆绑他的带血的绳子交给了儿子，让他记住父亲的死。
少年高秉涵辗转来到南京后，南京已混乱不堪。冲着“流亡学校”而来的中学生们根本没书可读，在南京城里混了一段后，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拉到长江江心的一个小岛上，很快沦为难民。当负责学生们生活的教育部官员某一天不辞而别后，学生们顿作鸟兽散。同来求学的菏泽学生大多决定回乡，高秉涵也想回家，但一想到母亲
“国军不回来你就不要回来” 的临别嘱托，就不敢回家了，他决定去芜湖找小学同学刘春风的父亲——当年的菏泽城防司令、现在的国军181师刘师长。
1948年底，高秉涵终于找到了驻芜湖国军181师。在181师，少年高秉涵看到了国军军无斗志、前途未卜、纪律涣散的末日景象，又不时动起回家的念头，刘师长也多次劝他回家，但他终于还是不敢回家。
1949年4月，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国军181师一触即溃，少年高秉涵跟着溃败的国军181师一路南逃，由安徽而江西，由江西而广东，由广东而福建。解放军在后面追，国军在前面逃，少年高秉涵不时被国军落下，落下后他就追着枪声跑，总能追上国军，在枪林弹雨中历尽千难万险，九死一生。逃难中，高秉涵被好心的老乡救过，被国军救过，也被解放军救过；国军劝过他回家，解放军劝过他回家，他也多次打算回家，但一想到母亲
“国军不回来你就不要回来” 的临别嘱托，就又一次次地打消了回家的念头。在福建时，高秉涵曾被一个寡妇收留，寡妇一次次将其藏匿，躲过了国军的找寻。寡妇要他做儿子，他也想做她的儿子，从此结束亡命生涯，过上安稳日子，可一天夜里，181师与他要好的士兵还是找到了他，他又回到了181师。1949年10月16日，高秉涵在厦门海滩随国军拼命挤上了最后一艘军舰，离开大陆只身去了台湾。
高秉涵到台湾后，先在高雄的难兵营里混日子，因吃不饱肚子，经181师541团荣团长介绍，到台北投奔马团长。可高秉涵找到马团长的军营时，看见马团长因通共嫌疑被人抓走了。高秉涵就这样流落台北街头，成了孤儿。
初到台北，身无分文的高秉涵先靠捡垃圾果腹，又以洗车活命，后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当上了台北火车站的叫卖小贩。1951年4月，在偶遇的老家菏泽小学校长的帮助下，高秉涵考入台北建国中学初中部夜间班。初二时，高秉涵在朋友的介绍下，成为台军政工学校卫生所的一名卫生员。当了兵，有了津贴，生活的压力小了，高秉涵半工半读顺利地完成了初中、高中学业，并于1957年考入台军“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高秉涵得到过无数人的帮助，终于由一个懵懂少年长大成人。
军校毕业后，高秉涵被分配到台军金门军事法庭任军事法官。他审理的第一个案子是一个厦门籍老兵夜晚乘坐汽车轮胎偷渡海峡回大陆的“叛国案”。上边已经定了调子，要判死刑。一周后，这个兵被判处死刑。老兵是1949年去药店给母亲买药途中被抓壮丁来台湾的，临刑前，老兵从贴身口袋里掏出当年为母亲买的那包药，求高秉涵将药装进瓶子中投入大海，也许能漂到厦门岸边，被好心人拣到送给他的母亲。这件事对高秉涵的触动很大。
回家无望，高秉涵又在台湾娶妻生子。原本以为有了个人的小家就可以减缓思乡之苦，事情却不是这样，思乡成了高秉涵的一种病。1973年，高秉涵离开军界，在台北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成为一名律师。
一次，一个持有阿根廷护照的同乡回大陆后绕到台湾与同乡见面。分发完一些家乡特产后，就开始分发家乡的泥土，每人一小勺。高秉涵由于亲自分发被奖励两小勺。他把一勺锁进保险柜，一勺冲水喝了下去。
1979年，离家31年后，高秉涵写的第一封家书，历时三个多月，以“信中信”的形式，由台湾至欧洲、经美国寄到老家山东菏泽高庄，又由高庄寄到北京，并经中组部部长宋任穷之手寄到广州，于母亲葬礼的当天由广州的大姐夫以电报的形式告知了辽源的亲人，亲人们这才知道他还活着。后来高秉涵才知道，原来两个姐姐和姨妈早在1937年就去了延安，并成长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1981年7月，辗转到香港，高秉涵才得以与大姐在分别整整44年后再次相见。此时，高秉涵已是一个有了三个儿女的中年汉子、是台湾颇有名气的律师，大姐已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妇人，而大陆与台湾的亲人仍不能往来。
老兵们一天天老去，故乡的亲人一个个相继离开人世。台湾老兵终于无法再忍耐下去。1987年，老兵们上街请愿，终于得到蒋经国的答复，可以回乡探亲。
1988年4月，离家整整40年后，高秉涵带着夫人和儿女一家人，终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他日思夜想了40年的老家——菏泽高庄。此时，大陆的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而菏泽的发展却相对滞后，高秉涵便力所能及地为家乡的发展做些事情。他先后捐资为家乡修过路，为村小学捐赠过桌椅等教学设备，为家乡中学学生设置了奖学金，并利用自己在台湾的人脉为菏泽招商引资。
第一次回家之后，高秉涵就开始了频繁的返乡历程。他每年至少回乡两次，即为家乡父老做善事、好事，也为菏泽籍台湾老兵做善事、好事，为老兵们实现落叶归根的愿望而不停地往返于台海两岸。
当上了旅台菏泽同乡会会长后，高秉涵为台湾老兵们服务的时候更多了，他不仅每年要组织两次老兵回乡游，还要在老兵们身后，把有魂归故里愿望的老兵的骨灰送回大陆。20余年里，高秉涵先后抱回来了54个老兵的骨灰盒，每一个骨灰罐，都装着一个令人潸然泪下的故事，都有一段绵延半个多世纪的刻骨铭心的思乡情。
2008年，高秉涵为母亲和父亲举行了合葬，家乡的亲人们都来了。在父母墓前，高秉涵把那根他收藏了几十年的绳子烧掉了。
高秉涵的命运曲折、乡愁夙愿，既形象地折射出海峡两岸风雨60年的沧桑历史，也强烈地表达了期望国家统一、人民和睦的民意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