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史诗三部曲》（栗标）内容梗概

　　一

　　长篇小说“云南史诗三部曲”(以下简称“史诗”)包括内容互相独立的三部历史小说，即《菩萨蛮——南诏风云》、《五华楼——大理遗梦》、《红土地——南明遗恨》，描绘了云南一千余年的古代历史。作品没有用“讲史”的模式写作，而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和重大历史事件的生动展现，将历史发展的脉络和不同时代云南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呈现出来。为便于描写历史人物和组织故事情节，作者分别选择了南诏立国至鼎盛、元末明初、明末清初等三个时段各四十年左右的时间进行详写，其它时间的历史以主角人物的回忆、评述、对话、“后话”等方式加以简略照应和交代。作品所详写的三个时段各种社会矛盾较为集中，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或处于改朝换代的关键时期，各类历史人物特别活跃，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二

　　《菩萨蛮——南诏风云》主要描写中国西南边疆地方政权南诏从叛唐到归唐的历史故事。“归化”思想是边疆各族人民的主流意识之一，是中华民族团结和中华文化巨大凝聚力的表现。作品通过天宝大战、入侵西川、西开寻传、东拓昆川、苍山会盟、铁桥血战等六大历史事件，展现了八世纪前后云南的社会面貌、民族关系和历史造成的恩怨情仇，通过南诏叛唐后归唐的历史故事讴歌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公元六世纪前后，云南大部地区由乌蛮人的部落家支和白蛮人的地主庄园统治着，小邦林立，争杀不断，人民困苦不堪。唐朝曾经派兵征剿，并在弄栋川设姚州都督府进行松散的治理。到唐朝开元年间，在云南西部剩下六个乌蛮部落统治的小邦——“六诏”。其中蒙舍诏位于最南，称为南诏。当时吐蕃不断侵扰唐朝西部边境，又南进深入滇西北，图谋以云南为基地进逼成都。南诏为扩张领土和势力，贿赂唐朝剑南节度使和姚州都督府，“请合六诏为一”。唐朝也希望在云南扶持起一个能与吐蕃对抗的亲唐的邦国，所以帮助南诏统一了云南。六诏中施浪诏、浪穹诏、邓赕诏战败后，数万自称“浪人”的残余向西北逃窜，被吐蕃神川都督收留，盘踞滇西北与南诏对敌。

　　天宝初年，唐朝皇帝李隆基由励精图治转为沉溺声色，杨国忠逐渐掌控了唐朝军政大权。他遥领剑南节度使之职，任命亲信鲜于仲通为节度使留后，张虔陀为姚州都督。张虔陀贪赃狡猾，利用职权横征暴敛，搜刮珍宝，使南诏不堪重负。当贪欲不能完全满足时，张虔陀竟向朝廷诬告南诏意欲谋反。唐玄宗派宦官贾奇俊到云南调查，又被他收买。天宝九年(750)南诏第五代王阁罗凤携重礼赴姚州，打算安抚贪婪的唐朝边官。此行途中，阁罗凤收乌蛮部罗次酋长女儿为妃。张虔陀见诏王新妃秀美，顿起黑心，在安排食宿时借故将她分开，并在深夜将其强暴。罗次女刚烈，自杀身亡。阁罗凤一怒之下杀张虔陀祭妃，捣毁唐姚州城。此后阁罗凤听从众臣劝阻，两次派使奏明实情向唐朝谢罪，又自加许多屈辱条件请自赎。而杨国忠好大喜功，边吏对南诏百般刁难，策划对南诏严酷惩罚。

　　天宝十年(751)秋，杨国忠派遣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五万人马征讨南诏。军至西洱河畔，唐将王天运自告奋勇率一万人马深入苍山西坡，欲与唐军主力形成腹背夹击南诏军之势。南诏少年王子凤迦异在白蛮将军段俭魏、段佺葛的协同下设伏险道，全歼这股唐军。当王天运首级高悬南诏军坚守的龙尾关城楼时，唐军不战自乱，惊恐后撤；在撤退路上，又屡遭南诏军伏击和追歼，回到西川所剩无几。这就是第一次天宝之战。

　　杨国忠不甘心失败，谎报战功，奏败为胜，又在中原大规模征兵筹饷，准备报复南诏。天宝十二年(753)，杨国忠命剑南节度使留后李宓率军七万多(连同辎重粮草辅军共二十余万)再次征讨南诏。这就是第二次天宝之战。

　　小说开篇呈现西洱河畔一片惨烈厮杀战后的场景。在此战场，三万多唐军主力被围歼，主帅李宓已沉江而死。诏王阁罗凤带领文臣武将巡视战场，作品中的主角由此纷纷登场。通过将领们的报告，各个战场的战况和战局已经了若指掌。蛮王视察营地，吐蕃“友军”和南诏乌蛮、白蛮军主力也显示出不同的风采。当夜宿于东河蛮贵族董家庄院，南诏军队统帅段俭魏和王子凤迦异夜审俘虏，对唐军的来源、建制、战略思想和将帅士兵的表现也已十分清楚。阁罗凤、凤迦异和段俭魏彻夜不眠，他们的回忆和思虑揭开了南诏三大矛盾之密：一是与唐朝和吐蕃的矛盾，二是国内的民族矛盾，三是南诏国王室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

　　吐蕃与唐朝开战始于贞观年间，双方打打停停，互有胜败。虽然唐朝逼反南诏，吐蕃本可从中取利，但吐蕃和南诏的关系一开始就十分微妙而错综复杂，因而显得紧张和反复无常：一方面，南诏乌蛮贵族中的进步势力和白蛮贵族崇仰汉文化，以施行仁政为理想，对残酷野蛮的奴隶制度十分反感；另一方面，吐蕃无休止的勒索(要金银、珍宝、军粮、盐茶和美女)，使南诏统治者不堪重负并深感屈辱。

　　南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魏晋以来，中原人笼统地将云南人分为两类：文化先进与汉人交往较多的被称为“白蛮”，其他统称为“乌蛮”。白蛮主要是今白族的先民和因各种原因流入云南的汉人；乌蛮则包括今彝族、景颇族、傈僳族、阿昌族和佤族等民族的先民。白蛮人向往把南诏建成“诗礼之邦”，顽固的乌蛮贵族则要以吐蕃贵族为榜样；南诏王室和部分开明的乌蛮贵族则学习白蛮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走一条“白蛮化”的道路。各派政治力量的明争暗斗从南诏立国时就已开始，天宝战后又进行了充分的表演。

　　唐至德元年(756)秋，吐蕃以报复为名，驱南诏为先锋，向成都进军。南诏不得已派凤迦异和段俭魏为帅出兵。凤迦异谨记老师不可蹂躏成都的教导，军至成都平原边缘，便以“唐军已有重兵把守”为托词，严令全军撤回。尽管此次未攻入成都，蛮军还是在川南进行了抢掠，俘获十余万俘虏。凤迦异传令对俘虏严加甄别，将官吏、知识分子、能工巧匠单独编队，给予保护和优待。凤迦异发明了“官奴制度”，把俘虏作为“官奴”，按军队编制组织开垦荒地、经营马场，组建官办的造纸、酿酒、纺织、皮革、军器等作坊；允许他们自由择配成家，给有功者恢复自由民身份；许多官奴被成批释放，成为自由民。这些人道的政策促使南诏人口增加、生产发展、社会安定。

　　被俘唐朝县令郑回得到东河蛮贵族王姓的保护，还受到王子凤迦异和国师张建成的敬重，被推荐为王室教师。由于他亲见南诏贵族在天宝战后妄自尊大，大兴土木，便向阁罗凤敲响居安思危的警钟。他指出在大唐和吐蕃夹缝中偷安的南诏已危机四伏，需有自固之策，并进而提出“内修文治武功，西开寻传，东定昆川”的基本国策。

　　寻传是今大理、保山以西广大区域，是南诏重要的兵源和粮源地。由于三江分割阻隔，交通极为困难。到唐天宝年间，道路年久失修，南诏对这片区域的治理已名存实亡。吐蕃和三浪残部顺怒江南下策反，寻传部落还有可能发展成为反南诏的敌对势力。经郑回提醒，阁罗凤极为重视，率军亲征。王子凤迦异接替父王完成西征大业。南诏军开拓交通，在各战略要地筑城设卫，不失时机传播先进耕作技术、推广良种和农具，为山民治病送药，传送文明与关爱。在抓捕三浪奸细中，郑回长子郑敦诗与寻传大酋长早巴的女儿诺相喜结良缘。寻传各部落与南诏大军消除了误会，以盛大的“太阳和百鸟的舞会”(木脑盛会)向南诏表忠心。后来凤迦异将异母妹阿扎下嫁勐卯(今瑞丽)乘象国王混等。凤迦异又与骠国王子舒难陀在管摩零都督城(今缅甸八莫)会晤，确定两国边界和友好关系。在三年多时间里，南诏大军筑成十二座城池，奠定了直至近现代的中国西南边疆。

　　永泰元年(765)，凤迦异率军东征昆川。昆川是滇池周围广阔富饶的南诏领土，魏晋以来，由蛮化汉人贵族爨氏大姓统治。天宝初年这里发生反唐叛乱，阁罗凤曾率兵配合唐朝李宓军平叛，并乘机将这一地区划归南诏版图。原来，在此区域，平坝区以白人居住为主，山区以乌蛮人居住为主。南诏立国时，阁罗凤不放心白蛮人聚居在远离蛮都的东方，强迫十余万户白人向滇西大迁移。白人迁走后，山区乌蛮人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家园，于是滇池周围大片良田荒芜，成为野水牛的天堂。与此同时，乌蛮部落间互相仇杀，一代代恶性循环，没有地方官治理，致使人口减少，商旅停顿。郑回向凤迦异提出治理昆川的方略：首先是筑城设卫，建设以昆川为中心的城镇体系，设官理政，打破乌蛮部落头人无法无天的统治；其次是充实城乡人口，开发耕地，发展工商，创造安定和繁荣的局面。大匠师恭韬精心规划，构筑了拓东城，成为昆明市建城历史的开篇。乌蛮贵族迷信祖灵和鬼神，凤迦异在昆明附近嵩明筑盟台，邀请附近部落在火把节盟誓，使南诏统治意识深入人心。面对即将筑成的空城，凤迦异正为新城内百姓的来源发愁。郑回在奴隶市场上发现，一匹马可以换取几个健壮的奴隶。他建议由国家向家支头人大量赎买奴隶，使他们成为缴税纳粮的百姓和南诏的兵源。凤迦异目睹奴隶的悲惨遭遇，内心十分同情，在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仍然解救了数千奴隶，使之成为拓东城的第一批百姓。

　　大历三年(768)，吐蕃在完成对唐朝灵武一线的军事部署后，在东线集结十万大军，准备三路出击，一举夺占成都，并命南诏出兵为其南线先锋。南诏无奈，派段俭魏率军(时凤迦异染病)参战。吐蕃军主力被唐军击败。神川都督出卖南诏军，让出侧翼，使段军前队被唐军包围。在突围中，段俭魏受重伤，被部下抬回故乡后去世。南诏损失惨重，朝野响起一片反吐蕃要归唐的呼声。于是吐蕃加强对南诏的勒索和监控，并将王孙异牟寻扣在神川为人质。南诏兵败国弱，危机四起。凤迦异身心交瘁而病逝，阁罗凤中风瘫痪，卧床不起。一心投靠吐蕃的乌蛮贵族在巫师鲁古带领下，企图趁异牟寻在神川做人质之机，扶持二王子蒙传铎夺取政权，断绝南诏归唐之路。在千钧一发之际，异牟寻突然逃归，平定了叛乱，惩处了顽固贵族集团。异牟寻将老师郑回尊上首相宝座，开始了漫长的归唐之路。

　　唐代宗李适向智臣李泌求教对付吐蕃侵扰之计。李泌提出“结好回纥，使吐蕃不敢轻犯河陇；招抚南诏，砍断吐蕃右臂”的策略。唐朝剑南西川节度使韦臬积极响应。南诏以异牟寻和郑回为中心，一心归唐。然而由于吐蕃的严密监控，唐南双方从互探动向，传递信息，发展关系到策划战役，整整经历了十年，这期间挫折与反复不断发生。贞元十年(795)正月五日，双方在蛮都苍山神祠举行庄严的会盟大典。四日后，南诏大军秘密北进，突袭吐蕃军，取得辉煌胜利。

　　贞元十六年(800)，异牟寻派白蛮音乐家杨嘉明率庞大的乐舞团到长安献舞。演员们服饰奇丽，身佩璎珞珠宝，足蹬锦靴，在演出中不断变换衣装；乐队使用三十多种乐器，有许多是中原人见所未见，参加演出的乐师多达二百余人，轰动京华。这大约就是词牌“菩萨蛮”的来由。

　　作品贯穿六大历史事件，写到的人物有六十余人，其中详写的十二人。

　　南诏王子凤迦异是作品的主角。他幼年丧母，但美丽善良、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世时就把一切美德和天赋都传给了他。迷离扑朔的身世、敬爱的叔叔被诬陷流放，初恋的少女悲壮而死，使其一生充满悲剧色彩，因而对人性、人情与人生有深刻的思考，对乌蛮贵族的残暴的奴隶制度和巫师的欺骗宣传深恶痛绝。从小生活在王宫卫士群中长大，使他勇敢、坚定、关爱别人，甘愿做一个“大山之子”，粪土名利和权位。十二岁时到长安朝觐和白蛮老师张建成的长期教育使他对汉文化无限景仰，决心把南诏建成“诗礼之邦”。在文明与野蛮的拼搏中，凤迦异的特质表现在富有仁爱、人性、人情。这是对乌蛮奴隶主的残暴的勇敢反叛。作品描绘了王子三个方面的故事：一是对奴隶阿鲁妹、刘凤芝二人的刻骨铭心的爱情；二是一辈子都在为解救奴隶而努力；三是对各类人材的尊敬和关爱。这一位十五岁就带兵取得辉煌胜利的传奇人物，他的宽厚善良和牺牲精神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北山人将他奉为土主(保护神)，世代膜拜至今。

　　凤迦异有开明政治家的胸怀与眼力。天宝战后，举国欢腾，他却对父亲说：“小国打败大国并不是吉祥的事情。”以后制定宽待俘虏的政策，起用战俘中的人才，西开寻传，东征昆川，一心一意努力于归唐事业，处处显示其卓越的政治才华。由于一开始就站在乌蛮奴隶主的对立面，决定了他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命运。

　　第五代南诏王阁罗凤被乌蛮人称为“哀牢山之虎”。除了巫师宣传的“大贵仪容”，还因为他勇敢顽强，性格暴躁，身先士卒，出生入死开创了南诏霸业。文明与野蛮拼搏的矛盾交织于一身，使他不堪重负。他童年丧母，在汉妃养育下长大；早年配合李宓唐军到安宁平乱，回师时天马关木桥突然断裂，李宓所赠胡马飞越天险，救了他的命。这使他对李宓深怀感激之情。巫师求问祖灵，认定天马关大案是二王弟蒙诚节的叛逆行为。于是蒙诚节母子被流放，国师张建成引咎辞职，大批白蛮文臣武将被杀、被捕或被罢黜，以致造成以后南诏长期反唐的祸根。阁罗凤于是成为乌蛮奴隶主顽固集团利用的工具，一生中做了三件终生内疚的事：一是开元二十七年(739)配合父亲制造“火烧松明楼”事件，以火把节祭祖开宴为借口诱杀王室中的异己份子和已经投顺的六诏贵族；二是将抚育自己的汉妃和异母弟长期流放；三是酿成天宝大战中好友和救命恩人李宓连同二子一婿惨死。但阁罗凤粗中有细，关心国家前途，有正义感，接受儿子和智臣们的意见。他对占南诏人口一半多的白蛮人心怀疑惧，但能顾全大局，对乌蛮贵族挑起的事端进行制约。他接受儿子建议，优待战俘，立碑国门，申述反唐的无奈。以后在西开寻传，东定昆川等重大举措中，他坚定地站在开明势力一边。迷信鬼神和长期内疚的精神负担使他中风躺倒。在弥留时刻他的最大愿望是弟兄们握手言欢，消泯前愆。阁罗凤矛盾而痛苦的一生，反映了那个时代斗争的复杂和残酷。

　　乌蛮人盛传蒙诚节是“哀牢山之龙”。解释有二：“一是他身躯颀长白净，言语步态潇洒，有一种遨游天水的龙子凤度。”再就是他在南征北战中总是以智取胜，用兵变化莫测。在统一六诏的战争的各个战役中，冲锋陷阵以阁罗凤为先，出谋划策总是听蒙诚节的。而蒙诚节成为乌蛮顽固集团的第一攻击目标，实际是因为他有一位汉人母亲，一位白蛮老师，又与众多白蛮将领亲如兄弟。南诏反唐后，他更被诬为“汉人走狗，唐朝奸细”，不断遭到迫害和追杀。蒙诚节在白蛮老师张建成教育下，有渊深的汉学修养和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精神。他与嫂嫂(么些妃)真挚而难以抗拒的恋情和王子凤迦异隐秘的身世，使他负疚不安，甘愿忍受痛苦和折磨。惊悉王兄不久人世，他冒着生命危险到蛮都探视，中毒箭后与诏王携手同逝。蒙诚节的故事是汉人与南蛮血肉相连的象征。

　　蒙阁皮(蒙诚敬)是第四代诏王皮罗阁第三子。因为秀美的体态和机警沉靜被乌蛮人称为“哀牢山的云豹”。他的母亲是施浪诏公主遗南。在施浪残部生死存亡关头，她被献予皮罗阁，换取了数万同胞的性命。在白蛮智士张建成的教育下，他学识渊博，心灵敏悟，洞察南诏王室潜伏的杀机，暗中饲鹰畜犬，研究地理，做好逃离蛮都的准备。天马关事件后他成为被捕杀的目标，开始艰难的逃亡生活。逃到神川，他视为“同命好友”的猎鹰被藏地雪雕扑杀，猎犬被强暴的藏獒撕碎，使他领悟到生存斗争的残酷和自己的脆弱，在绝望中寻死。他被吐蕃僧多吉救入山洞，向他传讲佛陀憎厌杀戮和报复，以慈悲的光明对抗邪恶的道理。多吉自称功力不足，鼓励他树立信心，寻找上师，证悟光明。吐蕃神川都督论纳舌发现这位南诏小王子，想激发他对王兄的仇恨，甘当吐蕃鹰犬。论纳舌女儿达娃一见钟情，爱上了蒙阁皮，帮助他逃出神川，前往罗些(拉萨)。那时印度佛教密宗僧侣莲花生正在藏王赤松德赞支持下开始大规模振兴密宗佛教，蒙阁皮投到他的门下。他不久就发觉，他没有逃出吐蕃王朝的魔爪。另一方面，儒学的长期影响和对汉传佛教义理的研究，使他对密宗教义产生了困惑，陷入思想矛盾的旋涡中。达娃追寻他来到罗些，毅然献身当他修行的“明妃”。吐蕃王朝一面要派间谍进入南诏，一面又企图以密宗教理控制和改造南诏王室，便以宏伟的仪仗把他送回蛮都，威逼诏王封为国师。出乎吐蕃王室预料，蒙阁皮回南诏后逃离国事，专心潜修。在阁罗凤弥留之际，吐蕃僧控制了王室大寺崇圣寺，逼迫蒙阁皮以圣僧和王叔双重身份扶持亲吐蕃的蒙传铎夺取政权。蒙阁皮悄然出走，看望王兄后在寂静的石宝山坐化。南诏后期佛教国教化并产生了受密宗、土产巫教和儒学影响的阿吒力教，从蒙阁皮的故事可见其源头。

　　白蛮张姓是土生土长的河蛮人。张建成三十一岁被盛罗皮请到蒙舍，担任王子皮罗阁的老师，以后又成为阁罗凤三兄弟和凤迦异两兄弟的老师。南诏军政首脑大都出自门下，他成为南诏霸业的核心人物。他对南诏的贡献首先是建议皮罗阁依附唐朝，使统一六诏大业合法化；其次是创造了一种亦兵亦农的军事制度，又依照唐朝的典章制度建立了效率较高的封建王朝。他在培养王室子弟的同时，培养了一大批以白蛮人为主的文臣武将，以儒学观念将南诏从原始的鬼神信仰中解放出来。天马关大案后，乌蛮贵族得势，他藏身隐退。南诏反唐后，被紧缚在吐蕃战车上，他在忧伤和失望中去世，临终向阁罗凤宣传施行仁政和归唐的政治理想，并推荐郑回为王者之师、朝廷栋梁。

　　唐朝西泸县令郑回是张建成政治路线的忠实继承人。他在南诏军入侵四川时成为俘虏，见自己夫人投江而死，对南诏充满仇恨。在俘虏队里装哑巴藏身，决心不为南蛮所用。他侦察南诏军事和山川地理，计划兴兵报复。他伺机逃回西川，中途被巡兵抓回。在深明大义的道长杜光庭劝说下，白蛮将军王乐宽的关爱和保护、张建成和凤迦异的礼敬中，使他完全改变了立场，改名王蛮利，以入赘蛮乡，变为一个白蛮人为荣，终生为南诏的强大和归唐奋斗。他审时度势，及时提出“内修文治武功，西开寻传，东定昆川”的基本国策。他身体力行，帮助凤迦异实施国策，使南诏疆域扩展数倍，经济迅速发展，兵源充足，成为可以与大唐和吐蕃分庭抗礼的大国。他又致力于南诏归唐大业，最终实现“苍山会盟”。张建成和凤迦异的政治理想和治国目标在郑回手中基本实现。

　　天宝五年(746)，唐玄宗赐胡部、龟兹乐各一部给朝唐的南诏使团。大音乐家李谟和琵琶仙子张翠翠作为文艺使者来到蛮都。他们在长安有过传奇般的恋情，来到蛮都又陷入生死交关的灾难中。他们与多才多艺的王子凤迦异和善良多情的公主阿多诺结缘，信守着坚贞的爱情，顽强地坚持艺术的探索和追求，为南诏归唐作出贡献。最后，他们把呕心沥血探索整理的南蛮和骠国乐舞素材编成《南诏奉圣乐》，由他们的学生送到唐都献演，轰动朝野，他们自己也在晚年实现了恩爱之梦。

　　作品塑造了一批各族妇女的形象：南诏公主阿多诺、吐蕃郡主梅朵措和达娃、么些妃和金兰、汉妃张大妹、乌蛮少女阿鲁妹、施浪公主遗南、么些少女阿金秀、汉人奴女刘凤芝等等。善良、多情、深明大义、富于自我牺牲精神是她们的共性。作品往往在民族风俗画卷中展现她们的风采，注重她们各自的民族特色和民族心理素质，所以特别富有魅力。

　　作品花了许多笔墨塑造民族将领的形象：三军统帅段俭魏、东河蛮英雄王乐宽三代人、姚州白蛮将军洪光乘、乌蛮将军罗凤和罗眉等等。作者描绘他们传奇性的身世和功勋，特别注重他们的民族风格和独特的个性。他们的故事至今还在民间广为流传，他们也被尊为民族或村寨的保护神被世代供奉。

　　作品对一些次要角色也没有掉以轻心。诸如建筑大师尉迟恭韬、大画家书法家杜光庭、工曹长杨忠义、南诏画师李询仲成，在历史的大喜大悲和各人在与命运的抗争中都留下感人的故事。

　　文明与野蛮拼搏中的黑暗势力的代表人物，诸如三浪头领利罗式、神川都督论纳舌、吐蕃千户长朗仲那、朵兮簿鲁古等等，作品没有对他们进行简单化、漫画化的处理，而是从历史发展的特定条件去理解他们，表现他们人格的多样性，不时对他们的勇敢、顽强、忠于民族、忠于事业和理想表示同情和赞叹。

　　三

　　《五华楼——大理遗梦》写元末明初白蛮贵族为恢复大理国英勇奋斗直至败亡的历史悲剧。全书以吐蕃军攻入大理、昆弥岭血战、蒙段滇中对阵、红巾军侵入云南、梁王谋杀段功、明元曲靖之战、明军平大理等七大历史事件为红线，在适当场合还回顾插叙了大理国、大理总管的历史概况。全书出现的人物七十余人，主角十余人。

　　白蛮人建大理国，与中原宋朝相始终，后为元蒙所灭。元初，为平复各族人民的不断反抗，不得不任用各民族上层进行有限的统治。大理国主段氏被任命为大理总管，治理范围只有滇西部分地区，在监督官达鲁花赤严密控制下。段光是第八代大理总管。元末中原战乱，朝廷无力顾及西南边疆，白蛮人不忘亡国之痛，对元朝横征暴敛和残暴的民族压迫极为不满，“大理复国”声浪忽起。统治云南的蒙古藩王孛罗(梁王)察知段氏扩军筹粮，内心恐慌，接受部下建议，派人深入康巴部落，挑动藏兵抢掠大理，并欲乘机消灭段氏。段光胞弟段功、弟媳高兰和老师杨渊海识破梁王阴谋，制定了不伤害康巴弟兄而让他们退出战争的“恒河善策”。实际就是将吐蕃军诱入邓川低地，以不致命的浅水围困，再将断粮被围的士兵用船救出。康巴勇士被解除武装后又当作客人迎入大理款待，段氏以粮、茶和众多礼品相赠。康巴各部落与白蛮人端阳节盟誓，永结兄弟，互不侵犯。段氏解除西北后顾之忧，乘机将蒙古势力彻底赶出大理，从此开始蒙段在云南对峙争杀的局面。

　　白蛮青年将军杨生好大喜功，粗率轻敌，企图发动突袭夺取蒙军占领的重镇威楚城(今楚雄市)。白蛮军前队二千人遭到蒙古军伏击，全部阵亡。蒙军虎将巴尔斯残酷暴躁，下令将二千白蛮军割头示众。蒙古军乘胜西进，要“扫平大理”。蒙军进至昆弥岭下，段功、高蓬、高兰伏兵等待。蒙军谨慎，先搜山数日，行军中又将哨探派出数里之外。大理军早有准备，发挥数百猎人才智将伏兵和燃料妥善伪装藏匿，又巧妙地诱杀蒙军前军哨探，换成自己的猎人。一万三千蒙古军进入昆弥岭危道，大理军突然发动全线火攻，将进山的蒙军全部歼灭。这就是著名的“昆弥岭血战”。它使梁王集团元气大伤，从此再没有大规模进犯大理的实力。

　　段光巡视昆弥岭战场，战争的惨烈使这位生性善良懦弱的白人领袖触目惊心。段氏数百年在佛家慈悲为怀的教养中长大，段光决心放下屠刀，“不以千万人的血肉之躯重塑段氏王朝殿堂”。在祝捷宴会上，大理统治集团发生决策分歧：段光提出休兵后请中央朝廷出面调处的主张。段功、杨渊海及多数将领则认为“开弓没有回头箭”，大理已经处在存亡危机之中。段功终于劝说段光采取折中政策以求自保：一面在滇中罗那关一线布置防御，一面联络各族反元势力，扩军备战，开始了漫长的滇中对峙局面。

　　蒙段两军在滇中对峙，梁王孛罗将大都述职归来的王子巴匝剌瓦尔密(以下简称巴匝)派到威楚前线监军。巴匝是汉儒李好文的学生，有渊深的汉文化修养，正直善良，忌恶如仇，是蒙古贵族中极为难得的开明人物。他在少年时到大理视察，与白蛮将军高蓬相交为好友。在两军对峙期，高蓬是滇中大理军统帅。故友战地相逢，重叙友情，把酒评议时政，抛开敌对立场和民族偏见，无限感慨忧伤。一个雨夜，大理军厨工杨青闯入巴匝帐中，向他献上高蓬的人头。原来是蒙军原大理达鲁花赤阿忽台得到梁王同意，买通杨青刺杀了高蓬。一时间大理紧急动员，云南各族部落也出于义愤声援大理，一场血灾就要降临。巴匝深明大义，悲愤中叩祭高蓬，在灵前审案，当众斩杀杨青，又威逼阿忽台自杀赎罪，化解了一场血灾。

　　这时，由明玉珍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红巾军中的一支攻入四川，在重庆建立了大夏政权。明玉珍策划夺取云南为后方根据地，扩大势力后再相机夺取中原。明玉珍派义弟万胜和胞弟明二攻取昆明。梁王军主力则还在滇中与大理对阵，昆明空虚，蒙古军在昆明保卫战中不堪一击，仓皇逃出昆明。巴匝退向滇南集结兵力，孛罗退向威楚。段功率大理重兵守滇中罗那关。三支大军对立滇中，段功的向背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勃罗采纳右臣必勒革献策，将幼女阿盖派入段功军中担任联络军使，实际是实施美人计拉拢段功。蒙古军利用大雾挑起红巾军与大理军的拼杀，并使双方冲突一次比一次严重。段功英勇机智，阿盖聪慧多谋，设巧计在滇中击溃大夏军。大夏军在败退中又遭到巴匝的夹击。在大夏军败逃断粮走投无路之际，段功萌生对农民军的同情，赠粮让道，放他们逃走。梁王和他的谋臣则产生了大理军迟早会与红巾军勾结围攻蒙古军的疑惧。在大夏军退出云南后，孛罗担心大理军驻昆明威胁自己，又怕大夏军报复突袭，只准大理军一万留驻昆明附近的安宁，命其他部队撤至滇中罗那关，并开始密谋消灭大理军。这时，蒙元王朝在各路义军打击下仓皇撤出大都，在北漠维持北元小朝廷。北元派钦差来到昆明，责令孛罗死守云南，按元初战略，以北元、吐蕃、云南构成弧形战线对付中原，于是消灭段氏、全面控制云南，成为梁王当前的战略目标。孛罗遣开巴匝，与右丞必勒革、钦差彻里的斤和萨满(巫师)布日格德合谋，设计了刺杀段功，突袭大理的连环毒计。

　　段功与阿盖新婚后乐不思归，在接到高兰和孩子们来书催归后才匆匆赶回大理，但仍然刻骨铭心地怀念着阿盖，执意重返昆明。高兰请杨渊海同去昆明，随时提醒段功安全。先是梁王付孔雀胆毒药予阿盖，命她毒杀段功。阿盖催促段功趁夜逃出，段功不相信梁王恩将仇报，迟疑不决。阿盖情急中自吞孔雀胆明志，二人才发现那是无毒的糖丸。他们推想这是梁王测试女儿忠诚的一次玩笑，因而放松了警惕。梁王安排在东寺演梵祈福，热情邀段功赴会，途经通济桥，被蒙古伏兵杀害。大理智臣杨渊海被关入必勒革后园，悲愤服毒自尽。孛罗突袭安宁大理军，发现大理早有应变措施，已将军队撤离。勃罗又以送段功灵柩归大理为名，组织多路军尾随灵柩仪仗，图谋抢夺罗那关，也被大理军识破，严阵以待，围捕了送灵军前队。段功被谋杀，激起云南各部落义愤，掀起新一轮反蒙古王朝的高潮。巴匝和高兰为避免流血战乱，多方出面安抚，暂时稳定了局面。段功卫士陈惠身怀绝技，在阿盖的帮助下追杀了谋害段功的各个凶手，才使各族人民反梁王的情绪平复下来。梁王在滇池畔避暑宫庆寿，向宾客宣布阿盖公主再婚的信息。阿盖投水自沉以表抗议。礼棚失火，酿成大灾。梁王因屡遭惊吓而猝死，巴匝继承了王位。

　　巴匝继梁王位后，一面与大理和云南各部落改善关系，一面任用贤能，减轻赋税，平反冤狱，力图在云南创建清平社会。这时，明朝在安定中原后已将平云南列入议事日程。朱元璋三次派使节往云南劝降，终因各种巧合事变未能实现目标。特别是派王祎赴昆明，因北元特使脱脱也同时到达，竟杀害了王祎，阻绝了梁王与明朝和谈之路。大理方面，对明朝的招降出现了主和与主战两派分歧。段功长子段宝生性怯懦，在恐惧和忧患中病逝。段功次子段世英勇果断，认为梁王和大理各有十余万人马，加上各部落力量可以对付明军。高兰不愿意云南各族流血，又不愿大理成蒙古人的附庸，也看到统一是大势所趋，在关键时刻支持了主和派。

　　大理主和派还迷信于所谓“金宝诏书”。“金宝诏书”是洪武七年(1374)朱元璋命已归顺明朝的元威顺王子伯伯送到大理的劝降诏，诏书写道：“……朕命臣僚议，准唐宋故事，封尔段氏为大理国王。”虽然高兰悟到这是朱元璋分化云南两大势力的诡计，但她也看到硬拼的结果终是失败，却要付出血的代价。段世不得不屈从主和派，与昆明梁王保持距离，防止与明朝结怨。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决定征伐云南。为进一步安定国内，他要以此战张扬军威。明朝选军二十五万在南京集训，又调五万人马从四川南进。小说在描绘南京整军练军中，对明初政治状况，朱元璋和傅友德、蓝玉、沐英三将军的身世、经历和德行有简略评介。

　　十万蒙军面对二十五万明军在曲靖摆战场，更由于蒙军统帅达里麻指挥失误，使蒙军迅速溃败。昆明门户洞开。巴匝让族众绕道滇西逃向北漠，自率王室二百口沉于滇池，以维护黄金家族的尊严。

　　明军西进，占领滇中重镇威楚后整军待命。数月间战书往还，傅友德得朱元璋扫平大理密诏，摆出强暴的军阀面孔，要求大理无条件投降。段世力求兑现“金宝诏书”的承诺，谴责明军背信弃义，并揭露明军在曲靖昆明等地焚掠屠杀和抢夺妇女的暴行。眼看和平无望，段氏向将领们宣布“玉碎”计划，申言保卫大理之战“不是求生之战而是求死之战，是捍卫白人尊严之战” 。

　　明军兵临城下，白人败类李兴父子出卖军事情报，为明军当向导。龙尾关和大理城军民与城共存亡，使明军损失惨重。大军阀蓝玉实施疯狂报复，又在城破后演出了抢库、寻宝、掘墓、勒索富户、搜寻美女等一系列丑剧。蓝玉焚烧六百年古迹五华楼，屠杀高兰和二百白人学士，消灭少数民族文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明军的残暴激起云南各族十余年的反抗，沐英在疲于奔命的镇压中毁碑掘墓，焚毁南诏大理国官方档案和历史文献，企图毁灭各民族传统文化。

　　明朝平定云南本来是维护国家安定统一的进步事业，但由于军阀缺乏民族平等的观念和民族团结的进步意识，实施了暴虐的屠杀政策，给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也使民族历史文化遗产遭到不可挽回的损失。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至于沐氏十二代统治云南的功过，在作品第三部中加以评述。

　　元末明初统治云南的历史人物段功、段世、高兰、巴匝和阿盖是本书的主角。从他们身上不仅可以看到那一时代民族的历史命运，也可以看到民族的历史传统、精神文化和品格。

　　出身高贵的白人才女高兰，受过良好的汉文化教育，有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化修养。她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在乱世中知兵习武，是白人中仰慕中华文化的精英人物。她对天下兴亡有远见卓识，早早地看到元初大理国败亡的主要原因是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当“大理复国”声浪突起时，她内心十分矛盾：穿透历史迷雾，她认为这是一部分白人知识分子自我陶醉的梦幻；但嫁到王者之家，她又必须支持父兄的大业。所以她对丈夫和儿子抱着谨慎支持的态度。高兰在佛学氛围中长大，虽然与丈夫一起检讨祖先业绩，发现佞佛使段氏“国已不国，家已不家”，但是佛教平和、宽厚、慈悲和自我牺牲的理想早已深入她的灵魂。作为段氏集团决策层的核心人物，在吐蕃部落入侵时她制定了“恒河善策”，达到了避免伤亡，化敌为友的目的。在昆弥岭大战获胜的时候，在威楚阵亡的将士的家属相约，要血洗只留驻色目人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奥鲁营(老少营盘)，高兰与达果等死守村口，苦口婆心劝说，挽救了无辜的生命。在云南爆发每次战乱危机时，她总是顾全大局，挺身而出化解矛盾，避免流血。丈夫移情别恋，她在怀孕和孤独中，以诗词表达了深切的情与怨；但在丈夫归来后，见他魂不守舍思恋阿盖的苦情，竟萌生了真诚的同情，鼓励丈夫去把新妇接回大理。明军大军压境，她明知“金宝诏书”是一骗局，也明知朱元璋一贯阴险毒辣的德行，曾表现得动摇、犹豫，使大理失去战机。她实际是在寻求减少同胞流血的良策。兵临城下，她要求儿子尽可能放出城内百姓逃生。她挂念着五华楼内的莘莘学子，幻想自己出面可以说服明将放他们一条生路，最后却与他们同归于尽。作品中展示的高兰的勤谨、宽容、善良、深明大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体现出白族妇女世代相传的美德。

　　大理总管段功从小在儒者杨渊海教导下长大，是一位文武全才的儒将。他深怀亡国之痛，目睹蒙元贵族的腐败凶残，对“大理复国”有雄心壮志和使命感。战争中他作为大理的主帅，有勇敢、机智和善待士卒的将才。他虽然宣称“敬佛而不佞佛”，但段氏世代相传的软弱、慈悲的天性总在潜移默化影响着他，虽然他比哥哥段光坚强一些，但也总是处在矛盾动摇中。他屡次违背老师杨渊海的提醒贻误战机；要“复国”，却静守滇中无所作为；与蒙古贵族打打停停，甚至帮助梁王击败红巾军，最后中了人家的美人计。他的爱情也常在自相矛盾中：一面深爱高兰，一面又不能抗拒对蒙古公主的思恋；时而潇洒奔放，时而又在自责和内疚中忧伤。他对梁王孛罗心存侥幸，导致中奸计死亡。他鼓励“大理复国”，实际上却断送了这一理想。他身上反映了白人优秀品质的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白人贵族软弱狭隘的劣根性的另一面。

　　阿盖公主幼年丧母，在王子巴匝家中长大。她继承了畏兀儿(维吾尔)母亲多情善良的品德和多才多艺的禀赋，也继承了草原祖先的英勇豪放。巴匝的教育使她热爱汉文化，正直和有见识，能果敢地选择人生之路和追求幸福与爱情。在段功军中为军使，她大胆献计，促成了对大夏军的决定性胜利，为白人将军们所敬重。看到段功的勇敢、沉稳和对人的关怀，她萌生爱心。在一次追歼红巾军的激战中，她只顾猛追，脱离了自己的队伍，几乎被敌人“返身箭”射死。段功不顾安危赶来救了她的命，这又加深了对段功的爱心。她勇敢地向段功表达了情意，鼓励他向梁王提亲。于是他们一步步双双成为梁王奸计的牺牲品。当梁王要她以孔雀胆毒杀段功时，她假意应允，却愿意牺牲自己帮丈夫出逃。段功被谋杀后，她表面依顺梁王，却决心为丈夫报仇。在帮助陈惠消灭了谋杀段功的元凶后，她视死如归，投向滇池。段功与阿盖的爱情有很深的寓意：表明蒙古族、维吾尔族、白族等少数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过恩恩怨怨，但他们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是一致的，民族之间的谅解和亲情仍然是历史主流。

　　由于投身在正直而有学问的汉人老师门下，自己又勤奋学习，认真思考，巴匝成为蒙古王室中最有学问和远见卓识的大才。他抛开民族偏见，与白蛮小将高蓬结成深厚友情。在大理奥鲁营遇畏兀儿少女萨曼献舞，他一见倾心，请人说媒。但是大理达鲁花赤阿忽台阴险，趁王子到大都代父述职之机将萨曼献给了梁王孛罗。从此，一对年轻的情人笼罩在悲剧的浓雾里。萨曼在生下阿盖后含恨而死，巴匝则把这小美女当做萨曼的化身精心抚养长大，又把她培养成文武双全的才女。在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动乱年代，巴匝生活在矛盾的旋涡中：一方面对蒙元皇室和贵族的荒淫无耻深恶痛绝，孤芳自赏，与他们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他又崇仰草原民族的伟大，把忠于黄金家族视为至高无上的人生目标。他崇仰汉文化，又对草原文化怀着深情。他尊重生命，热爱人民，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他信守圣洁的爱情，对萨曼的爱致死不渝。他在云南一次次化解民族冲突，又整肃吏治，平反冤狱，想创造使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但事与愿违，明军大兵压境，一定要消灭蒙元势力。他千方百计寻求和平解决方案，筹划将蒙古同胞迁回北漠草原，又鼓励大理与明朝议和。曲靖之战前，他已预见到失败的结局，特别关照主将达里麻，兵败时不必追究士兵逃亡，让更多的人死里逃生。他忠于民族，悲壮地自沉于滇池。从巴匝身上可以看到蒙古民族的伟大业绩和高尚品格，也可以看到中华文化巨大的凝聚力。

　　作品描绘了平云南三明将傅友德、蓝玉、沐英的身世和成长过程，以及三人不同品德的形成背景。傅友德忠正沉稳，被朱元璋看重，作为三军统帅，能尽职尽责把握大局。但他成熟老练，有自知之明；知道沐英是皇帝义子，又是内定镇守云南的掌门人，也深知蓝玉是皇帝的爱将，所以在紧要时退到川黔侧翼战场，把抢占曲靖、昆明、大理的功勋让给两位年轻将领。沐英是一个饱经忧患，洞明政局的阴险统帅。他早已获悉未来镇滇的使命，进行深谋远虑的谋划：他希望彻底消灭段氏割据势力以扫清未来统治云南的障碍，但又惧怕朱元璋以屠戮无辜罪名而降罪，所以他稳守下关，表面讨好白人，实际纵容蓝玉在大理城大规模屠掠。蓝玉一生保持市井无赖的德性，由于朱元璋的纵容利用，贪欲和残暴恶性膨胀，成为沐英消灭白人贵族集团和在少数民族中张扬军威的工具。

　　贯穿七大历史事件的描绘，作品塑造了三组人物群像：少数民族妇女高兰、段宝姬、赵素珍、萨曼、阿盖、忽的斤、其木格；第二组是各方的文臣武将；第三组是作品揭露和鞭挞的黑恶势力和民族败类。在离乱世界中，每个人都经历着时代的考验，留下许多可歌可泣，或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的故事。作品着重从民族精神和人格力量去描绘他们的形象。

　　四

　　《史诗》第三部《红土地——南明遗恨》主要写南明十四年抗清和吴三桂八年叛清的历史。全书贯穿沙定洲叛乱、大西军进入云南、南明抗清、永历帝逃亡缅甸、吴三桂叛清等五大历史事件。

　　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和清军入关的消息如晴天霹雳传到云南，明朝统治云南的第十二代黔国公沐天波十分恐慌。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乱，沐氏考虑了许多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措施，并策划大规模扩军备战。沐天波派亲信到各府县向地方官交底，并督促实施应急方案。沐府武教练杨世英被派往滇西。他除向地方官交代国公的政令外，又召集义兄弟“滇西四杰”段钟秀、杨祖诒、杨国训、陈佐才，向他们介绍全国战局，特别强调清军南下和张献忠农民军进占四川威胁云南的形势，并要求他们献身于抗清大业。

　　沐天波得到元谋土司吾必奎即将反叛投奔张献忠的情报，又派杨世英到滇中和滇南调兵保卫昆明。办差中，杨世英得到新情报，沐府参军余忠林一伙与黑心土司沙定洲等勾结，将成云南最危险的乱源。沐天波母陈氏贪财，以家资入股与余忠林为首的一伙黑心土司经营商队，余忠林借机掌握了沐府的内情和部分军队的控制权。元谋土司吾必奎的叛乱被镇压，昆明欢庆胜利，余忠林引诱众土司入沐府参观“以开眼界”。十二代黔国公积累的巨额财富展现眼前，勾引土司们的贪欲。

　　弘光元年(1645)腊月初一日，沙定洲和余忠林策动叛乱占领昆明。杨世英力战掩护沐天波逃出，自己壮烈牺牲。沐天波母、妻在逃亡中死去。沐天波向滇西逃窜，一路上没有可以抵挡叛军的力量，只好一气逃到永昌(今保山市)。

　　沙定洲派黑恶土司王灼、李日芳率部队追击沐天波。明朝金沧道杨畏知带巡兵四百，被楚雄百姓请留城中。面对豺狼成性的土司军，一万五千有志百姓奋起自卫，杨畏知挑起指挥重任。在付出重大牺牲无法攻下楚雄的情况下，沙定洲作出“围而不攻，困死楚雄”的决定，留下部分人马继续围困楚雄，大军向滇西开去。土司军一万五千人包围大理城，城中只有临时拼凑的官军一千和段钟秀组织的民军二千。大理军民英勇抵抗，土司兵从水道潜入攻破城防，段钟秀率军突围逃向邓川。三月十九日，匪兵屠城，数千百姓被杀害，财物被抢掠一空。段钟秀的母亲痛斥匪首，被惨杀后悬尸五华楼。

　　沙定洲匪帮祸害大半个云南，困处永昌的沐天波无兵可调。开明土司龙在田建议向四川农民军大西军借兵平乱。沐天波畏惧“引狼入室”，请白人名医张自仁赴四川酌情联络。

　　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攻入四川，建立大西国政权。大西军在转战中不断失败，张献忠因仇恨和不安而性格变态，嗜杀成性，又由于横征暴敛和大规模诱杀知识分子，遭到四川各阶层的强烈反抗。在困境中他竟提出“杀尽川人，夷平成都，北上陕西”的荒谬口号。大西军内人心混乱，将领们反对张献忠的自杀政策，大西军面临分裂和败亡的边缘。正当大西军在川北集结之际，多路清军已在平定陕西后严阵以待。张献忠在雾中与一支清军突然遭遇而被乱箭射死，二十余万大西军就如无头苍蝇。在此关键时刻，白人义士张自仁带来了云南黔国公和正直的众土司欢迎他们进入云南的信息。原云南巧家县彝族奴隶李定国是张献忠义子，此时正率领张献忠五大主力中平西营一军。他接受了张自仁的建议，并向主要将领介绍了云南的各种有利条件。经过一番争论，大西军决定开进云南。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存在原由张献忠亲率的老营和由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义子率领的平东、平西、平南、定北等五大主力。孙可望奸狡残暴，合并老营、平东营后势力最强大，其次是李定国的平西营。军中又以勇敢机智，爱民爱兵的李定国威望最高，被孙视为潜在威胁。大西军初进云南，孙可望命李定国守滇黔边境，自率其它三路军进驻昆明。孙可望制造第一次内讧，妄图杀害李定国。他安排在昆明南校场大阅兵，又命部下制造事端，故意阻碍李定国按时到达校场，原想以违抗军令捕杀李定国，或至少夺去他的兵权。当孙可望获悉李军主力已于昨夜赶到昆明近郊，部下和众土司看穿他的阴谋极为反感，只好将“捕杀”改为责罚。李定国忍辱负重，自愿受罚，被责打四十军棍，从而平息了这场动乱阴谋。

　　大西军初入云南匪性不改。孙可望纵容部下抢掠屠杀，激起各族人民愤恨。李定国一心发展抗清复明大业，忧愤而无奈。他尊重人才，真诚待人，终于请到昆明才士金初麟辅佐，向他提示了许多打开抗清局面的措施：首先投其所好，以奉承讨好方式与孙可望和解，争取军队的控制权；其次是放弃过去反明的口号，争取得到南明王朝的承认，树起扶明抗清旗帜号令全中国；第三是整饬军纪，使大西军成为纪律严明的爱民大军；第四是依靠沐天波和地方官在云南各地广泛动员，征兵筹粮，为大西军补充新鲜血液并改善大西军的装备。李定国自请平定内乱。由于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得到正直土司的大力帮助，沙定洲土匪集团很快土崩瓦解。虽然孙可望集团不断干扰破坏，李定国和沐天波却在两三年间开创了政治清明、军民团结、武备充足的全新局面。

　　清军进逼，由明藩王建立的弘光王朝、隆武王朝相继覆灭。顺治三年(1646)，由各地逃来的明朝官吏和零星武装聚集于广东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为新君，年号永历。朱由榔自幼养尊处优，生性怯懦，胸无主见，挑不起乱世复国重担。永历王朝节节败退，直到广西，仍避免不了内讧，暴发了残酷的“吴楚党争”，在内耗中更被削弱。孙可望决心先全面控制永历王朝，在适当时机再加以抛弃。永历四年(1650)孙可望在昆明五华山建王府，演出自称秦王的丑剧。孙可望一面派正直无私的杨畏知去向永历请封，一面又派出贯匪贺九仪、王自奇率军直奔南宁，制造了“邕江血案”，将南明重臣严起恒等残酷杀害，抛尸邕江。他还将沐天波、李定国好友，南明大学士杨畏知诱捕到贵阳，招降无效后予以杀害。

　　由于抗清形势严竣，面对孙可望的倒行逆施，李定国、沐天波仍不得不顾全大局，最终争取到三路军出击抗清的局面。三路军中，孙可望率中路军，在控制贵州后驻贵阳按兵不动，保存实力。李定国东征势如破竹，攻占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兵败自杀。李军出师七个月，攻克十六府、三十二州县，进军三千里，打乱了湖广清军的部署。在清军慌乱中，李定国又突入湖南，沿湘江北上，攻下衡阳、株州、湘潭、长沙等重镇，并在运动战中设伏于衡州西南，消灭清军精锐主力一万五千人，阵斩清和硕敬谨亲王尼堪。

　　吴三桂在配合清军平定陕西后屯兵于汉中。白人智士张自仁受沐天波之托，冒着生命危险前往策反。张自仁化装潜入吴宅，先对三桂被逼引清军入关及受多尔衮欺骗表示深切的同情，继而晓以民族大义，指出清廷实施屠城、“剃发令”和圈地运动已激起中国人的全面反抗，吴军周围都是被迫降清的明兵明将，是举义反清的最好时机。当时吴三桂刚从北京回到军中，得到满清新皇的嘉奖和信任，正在春风得意之时；他又痛惜与他生死患难的关东将士，不愿让他们冒流血牺牲的风险。他拒绝了张自仁的策反，但对这位白人义士却十分敬重。

　　顺治八年(1651)，吴三桂奉诏进击四川。吴军出师顺利，不长时间攻占四川各战略要地，但所部官兵三万留守各地后，只能有一万机动兵力与大西军北伐部队刘文秀部对阵。一场恶战在川滇黔要冲叙州(今宜宾)展开。刘文秀采纳了押粮官彝族将领陈佐才的建议，派两万人马奔袭重庆。吴军担忧后路已被截断，军心大乱。后来对阵中又寡不敌众，惨败北逃。由于吴军从前在追击李自成农民军和明军时曾是常胜军，因而骄傲的吴三桂几欲羞愤自杀。吴三桂集结败兵于川北保宁坚守待援。刘文秀在攻占成都后兹长骄气，不接受副将王复臣劝告，以缺粮孤军北进千里与吴军在保宁对阵。大西军单线立营数十里，为吴军创造了分割围歼的条件。饥饿和战略性的错误使大西军惨败，几乎面临被消灭的绝境，幸而押粮官彝人将军陈佐才和白子将军杨祖诒及时赶到，死战掩护主力突围，得以退到嘉定(今乐山市)。从此，大西军在四川无力恢复北伐反攻。

　　永历七年(1653)，满清对西南战局恐慌，派兵部尚书洪承畴为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经略，统筹指挥对南明的围剿。清军构筑常德至长沙再至江西的弧形防线，阻止李定国在长江沿线发展或突入北方。洪承畴一针见血看准了南明的复杂关系，对心腹部下言：“亡永历者孙可望也！我宜守株待兔，候其崩溃。”

　　正当两路大西军在前线苦斗之际，孙可望在后方串演了一系列丑剧：他将五华山秦王宫改造为皇宫，要搞登位大典。暴雨干扰了登基梦，迷信天命鬼神的他只好灰溜溜地奔回贵阳。他用武力将永历王朝驱赶到黔南山沟小镇安隆。他在逼宫中屠杀十八大臣，迫使李定国撤回全部前线部队来救援九死一生的南明君臣。沐天波和李定国拥护永历帝进入昆明，孙可望调集部下从贵州出发夺取昆明，在兵败于曲靖之后众叛亲离，他逃向湖南降清。

　　在南明内部自相残杀之际，洪承畴调集大军准备对南明进行决定性的攻击。李定国忙于对付孙可望残部的叛乱，失去了备战的宝贵时机。在危急时刻，他才率部赶赴湘黔前线。滇黔各部落头人在关岭誓师，拥护南明。金初麟发现清军正在等待总指挥信郡王多尼到来，大军缺粮，驻营分散，戒备松懈，建议以主力突袭洪承畴中军，取得战争主动权。但李定国不信任军中的孙可望旧部，顾虑重重，又失去战机。在南明军等待观望中，清军完成了进军云南的战略部署。在黔南黄草坝一场惨烈的大会战中，由于李定国判断失误，几乎将南明军主力全部输光。

　　南明军残部已经没有保卫昆明的能力，永历帝携百姓开始向西逃亡的苦旅。吴三桂军向西追击，只遭遇零星抵抗。金初麟建议在怒江西岸磨盘山设伏。由于叛徒出卖，伏击未能完全成功，但还是给吴军沉重的打击，使吴三桂不敢追出国门，为南明残部赢来两年多喘息时间。

　　南明军残部三路进入缅甸，北路白文选部万余人，中路永历帝和沐天波等朝臣及家口一千四百人，南路李定国万余人。而缅王他格利性格怯懦，同情南明君臣，但见数万明军入境又心存疑惧。缅邦将南明君臣迎至王都阿瓦附近，将他们解除武装，分为水陆二路行进，并瓦解陆路八百余人，将剩余人当作人质，在阿瓦附近设集中营监督控制。

　　吴三桂回师昆明，清世祖诏命他镇守云南。吴三桂担忧“兔死狗烹”，向老师洪承畴和幕僚请教“自固之策”。洪承畴教他“不可使云南一日无事”，谋士刘茂遐从政治、军事、经济全面推论，提出“镇滇十策”。当时云南的巨额军费开支使朝廷不堪重负，朝中传起撤军裁军的呼声。为了保存军事实力，也为了在云南进一步制造事端以自固，吴三桂向清廷呈奏《三患二难疏》，提出“出兵入缅，斩断南明根苗”的建议，获清廷诏准。

　　李定国和白文选率军前往营救永历，与缅军发生“锡江大战”，重创缅军。缅国发生政变，王弟莽猛白夺取政权，对南明采取更强硬的政策，一面与明军作军事对抗，一面联络清军入缅。与缅军在阿瓦相持一段时间，南明军因缺粮和疾疫流行不得不撤走。缅王制造“咒水之难”(让永历臣下喝“咒水”向缅王表忠心，实际以毒水杀之)，只留下永历父子及少数近臣，以便押送至吴三桂军营。沐天波见缅兵残酷虐杀妇女儿童，刀劈凶手，壮烈牺牲。白文选残部被清军合围，为挽救数千随军妇幼的生命只好投降。历经磨难的永历帝父子被押送到昆明，在五华山下被绞杀。李定国率残部屯驻云南边境勐腊，得知永历被害，营救无策，悲愤而病死。金初麟自杀身亡。

　　吴三桂全面实施“镇滇十策”。他在昆明扩府造园，金屋藏娇，享声色之乐。他残酷地镇压土司的叛乱和反抗，虚报战果，造成“治滇难”的舆论。清廷对他虽然不断恩赏，但已经不再信任。他因眼疾请辞云贵总督后成为“闲王”。朝廷不断派人监视他的行动，又派曾经在江南大肆屠杀汉族知识分子的忠实走狗朱国治为云南巡抚，实施对他的监控。

　　康熙十二年(1673)与儿子闹矛盾的广东藩王尚可喜上疏朝廷，恳请归老辽东。康熙早对“三藩”心存疑忌，便抓住机遇，扩大宣传，加以施压。康熙与兵部尚书明珠密议：“……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已有逼反三藩然后加以消灭的意图。吴三桂在春城创建了自家的人间天堂。部下借他的权势都已飞黄腾达，多数人在云南成为庄主、矿主、官商，过着奢侈的生活。他们对于寒苦的关外心有余悸，将清朝的背信弃义视为残酷的迫害，举旗反清成为上下一致的愿望和决心。吴三桂在昆明举行誓师大典，哭祭永历亡灵，处死巡抚朱国治，开始反清的军事行动。他一开始就犯了政治上和战略上的严重错误：他过分相信自己的军事实力，决定自立开国，使国人将他看成不择手段，在明叛明，在清叛清的野心家。战争初期，吴军旗开得胜，很快夺取了广西、贵州、四川和湖南，但在儿子吴应熊在北京被处死后，他兹长了恐惧流血牺牲的消极情绪，又迷信鬼神，在有利形势下放弃进取，幻想与满清划江而治，在江南徘徊，以致坐失良机，使清廷从容部署，完成了对云南的战略包围。在军事形势越来越不利的形势下，他又自欺欺人，在衡州称帝，国号大周，加速了败亡的命运。兵败山倒，使他身心交瘁，在衡州病死。三路清军进逼昆明，经过长时围困，粮断城破。清军血洗昆明。平叛战后，康熙对吴三桂亲属和部属进行了残暴的镇压。

　　南明“滇西四杰”中，在吴三桂押解永历回昆明时，杨国训组织民军劫救永历失败，被清将爱星阿惨杀。其他三人和白人智者张自仁，在吴三桂治滇时隐姓埋名，观察时局。吴三桂叛清，他们预见到他必然败亡的结局，并未参与。战乱带来饥馑与瘟疫，他们利用金初麟的献金藏宝和社会征集的募捐开展赈灾和救疫的行动。

　　小说所写人物多是史籍有载的历史人物。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作者谨慎查证史料，尽可能弄清各自的家族史、经历、民族和文化背景，使这些形象不但鲜明生动，还合乎历史环境和生活逻辑。

　　南明晋王李定国是本书主角。他出身于云南巧家县一个奴隶家庭，亲历父母被出卖而生离死别，自己也被当作牲口一样在市场出卖的惨剧。后来他被河北李姓商人收养，但养父又在张献忠部下的屠刀下死去。张献忠见他聪明倔强，收养他为义子，逐渐成长为大西军将领。苦难的童年生活使他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养父的儒家思想教育使他有归化意识和忠君爱国思想。他刻苦学文化，尊重才士。从小在军中陶冶，使他勇敢善战，运筹有方，爱兵如子。养父一家的惨死使他对张献忠倒行逆施的“匪性”深恶痛绝，早就存有清除农民军中的恶棍的思想。清兵入关后，他将抗清当成头等重要的大业，所以为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竭力避免内讧，以保存抗清实力。他对婢女出身的韩蓉儿的深厚忠贞的爱情，是他优秀的纯朴的民族品格的体现。他对沐天波和金初麟才学的敬仰也是本民族谦虚乃至有些自卑的优良品质的反映。他在临死前对儿子说：“我是大山之子，我的兵有一大半也是大山之子！我们一世坎坷，走过无穷无尽的血泪之路……江河不洗古今恨，苍天能知忠义心！”这壮语是对他一生的总结，也是对一个伟大的忠义民族的总结。“宁葬身荒郊，决不降清！”是这位铁血男子的临终誓言。作品没有把他写成完人。由于文化水平比较低，他缺乏远见卓识，心胸不够开阔，不能善待孙可望部下良将。在清军大兵压境时，只顾收拾内乱，忘记了东方大敌。在清军集结未定时优柔寡断，贻误战机。在黄草坝大战前固执己见，判断失误，这些都成为南明抗清大业失败的重要原因。但瑕不掩瑜，他作为一位忠勇的民族英雄的光辉永存。

　　名医张自仁和“滇西四杰”是南明抗清义士中白族和彝族的代表人物。他们有民族上层世家子弟的道德传统和文化传统，都文武全才，是民族的精英。他们淡薄名利，但关注着天下兴亡。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贡献自己的才智，发挥了一定的历史作用。慈悲爱人是他们突出的美德。小说卷末，他们舍生忘命投入战后赈灾救疫，显出高尚的人格美。陈佐才表达不与满清共世的石棺至今犹存。他留下的许多诗篇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沐天波出身高贵，由于幼年遭遇父亲犯罪被祖母毒杀的悲惨事件，对沐世十一代统治云南的功过有清醒认识，立志做一个忠君爱民的好官。清兵南下，他又将扶明抗清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由于从小的富贵生活和善良品质，使他对黑恶势力缺乏鉴别和防戒能力，造成沙定洲之乱，给云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干扰了抗清大业。作品突出沐天波的忠正形象。他为匡复明室献出巨额家财为军资，奋斗一生，死而后已。他忍辱负重，力戒内讧，调动各派势力支持大西军东征北伐。在逃亡缅甸期间，他茹苦含辛护卫永历至最后一刻。当目睹缅兵恣意屠杀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时，他怒发冲冠，大义凛然，挥剑拼杀，悲壮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吴三桂也是本书的主角之一。作品描绘了他充满矛盾的一生，也描绘了他为追求家族和部属的出路，被阴险的满州贵族逼反直至败亡的历程。作品多层次多角度地透视了他的历史和品格：在中国传统的“儒将”教育的熏陶下，他曾经树立过身先士卒，英勇善战，忠君爱国，爱民爱兵的优良品德。面临严峻的历史考验，他在走投无路中求助于多尔衮。由于多尔衮背信弃义，将借兵平乱改变为灭国入侵，他也在无奈中越陷越深，沦为国家和民族的罪人。追名逐利是他降清前期成为满州贵族鹰犬的主观原因。然而由于背负叛国罪的历史重负，他时刻处于内疚、自责的矛盾中。例如在拜见永历的一场戏中，他虚汗淋漓，几乎晕倒，便是他内心怯懦矛盾的明证。镇滇初期纵情声色，一半是为了自保，一半也是为了麻痹精神的痛苦和空虚。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作品描绘了他的许多优良品质，关心百姓疾苦，治军严整，避免伤害平民，尊重社会贤达，关爱朋友和同僚，热爱艺术，景仰文明，以及他对陈圆圆始终不渝的真爱，也显出他的真诚、守信和宽容。作品从众多历史事实中揭露满州贵族对他的猜忌和反感是一贯的，一天比一天露骨和深刻的。作品指出吴三桂败亡的原因首先是没有远大的政治目标。清初经历数十年战乱，满州贵族也在不断调整政策，实施了许多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社会已经安定，人民盼望安居乐业。吴三桂反清是逆历史潮流和人民愿望而动。他徘徊江上，不思进取，没有致力于打击满清的有生力量，从而导致了血洗滇池的悲惨结局。

　　作品塑造了一群可敬可爱的妇女群像，她们的共同美德是深明大义、爱憎分明、正直、多情、善良、宽厚、仁慈。在离乱世界，她们忍受了比男性更多的苦难，最终落得令人长叹的悲剧结局。作品从不同的命运，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个性展现了她们多姿多彩的风貌：与南明抗清大业同呼吸共命运相始终的侠女杨娥，勇敢地追求真爱并站在抗清第一线的晋王妃韩蓉儿，一生懦弱但对丈夫降清以命抗争的秦王妃刘杏娘，感恩报德、温柔多情、勇于献身的陈如莲都活生生地展现了人性美和人格力量。小说对风尘女子陈圆圆寄以深切理解和同情：她对吴三桂悲剧命运的理解，渊深的文化艺术修养和看破红尘的敏悟，使她成为同时代女性中难得可贵的精英。她的悲壮结局也是对命运的最后一次抗争。

　　作品生动地描绘了几位谋臣智士的形象。李定国身边的金初麟、吴三桂身边的方光琛和刘茂遐，他们博学多才，洞明世事，早就看清了历史潮流，在国破家亡的历史时刻舍生取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投身于时代的逆流中。他们以才智取得过一次次几乎扭转乾坤的成功，最终还是在历史的洪流中悲壮而逝。他们淡薄名利，爱国爱民，正直善良，像诸葛亮保蜀一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显示了令人尊仰的人格力量。

　　小说塑造了一群少数民族土司头人的群像。他们总的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如沙定洲、王灼、李日芳，残暴贪婪，荒淫无耻，给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另一类如左星海、龙在田、那嵩，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云南少数民族忠君爱民、诚恳善良、坚强勇敢的优秀品质。

　　小说塑造了一群舍生取义的知识分子群像。他们忠勇正直，把国家和民族的兴亡放在第一位，视死如归，演出一幕幕感天动地的历史悲剧：南明大学士杨畏知、都督邓凯、户部尚书龚彝是光耀千秋的忠臣。作品还有声有色地描绘了一批为正义和理想出生入死拼博的铮铮铁汉：南明锦衣卫指挥张虎，南明将军刘文秀、白文选、冯双鲤，吴三桂部将吴国贵、佴寿寿、卫璞。他们经历的悲壮场景震撼人心，可歌可泣。作品对历史上著名的黑恶人物张献忠和孙可望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谴责。他们绝不是农民起义的英雄，而是社会底层的渣滓。他们在乱世中利用农民起义风暴顺势而起，抢夺胜利果实，利用农民的善良无知为所欲为。作品揭示了他们疯狂变态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他们是断送南明抗清的元凶，也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

　　五

　　“史诗”作者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搜集资料，包括正史、稗史、地方志、碑碣、家谱、民间故事、民歌民谣及近现代人的史学论著，历时三十余年。作者当过农民、工匠、木材采购员、公务员，先后在三十多个少数民族农村或山寨生活过，曾经随运木料的马帮跋山涉水，参加过各种民俗活动，其间与许多白、彝、藏、回、纳西等各族劳动者结下深厚友情。作者从十五岁起遭受政治迫害，三十余年间受尽残酷折磨。各族乡亲在苦难中给予的关爱和保护刻骨铭心，使他对社会、人生、人性和民族品格有更深刻的感受和认识，表现家乡各族同胞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成为自觉而强烈的创作动机。作者足迹遍及云南，又三次到内蒙，一次到西藏，十余次到四川、湖南、贵州等地考察民风民俗和古战场遗址，切实地学习各地历史文化和体验生活。

　　“史诗”内容丰富，有多种主题思想重叠。云南各族人民有过艰难的创业史，在发展中有过恩怨情仇，但各民族血肉相连，亲情、关爱与宽容是历史的主流。作者关注民族发展的历史，探索各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状况和心理素质，追寻民族的血脉，展示其精神和文化传统，从现实性和永恒性两个维度出发，艺术地再现历史，就是要揭示“民族之魂”。

　　“史诗”揭示的另一中心思想是文明与野蛮的拼搏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三部小说人物众多，但主角都是云南少数民族的精英。他们以创造和谐的人文社会为最高理想，表现出中华文化有着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自古以来，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崇仰，即在民族上层中深入人心的“归化”思想，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巨大力量。

　　人道主义是“史诗”创作的基础。诚实、善良、正义、勇敢、爱美、尊重友谊、对爱情的忠贞、对贫弱的同情，这些在云南各族人民中普遍存在的美德，在作品中得到反复的表现和深情的赞叹。在对真善美讴歌的同时，作品对各类残害人民的军阀、暴徒、土匪、民贼进行了揭露和谴责，对云南各族人民经受的苦难和抗争充满人文关怀和悲悯精神，对人性美进行了深度的挖掘，表现了人性的崇高和伟大。

　　作品选择了“纪年小说”的写作手法，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经，以重要历史人物为纬，不轻易旁出枝蔓，力求脉络清晰，人物形象与故事完整。

　　“史诗”塑造人物的原则是，对史籍有载的历史人物，对其身世、主要经历及其在历史事件中的表现和作用尽可能符合历史真实。作品中虽然涉及众多历史人物，选择主角的原则是他们是时代和社会的“镜子”，是窥见人性的“一斑”，作品注重主角言行和思想有典型性、民族性和鲜明的个性特色。“史诗”主角人物形象感强，易于记忆。作品注意多层面多角度地透视历史人物，避免脸谱化和漫画化。

　　场景的精细描绘是“史诗”的一大特色。作品塑造了一系列场景化的历史地理环境，从景观到民风民俗全面刻画，又与主人公的活动和心理相共鸣，创造了生动的环境气氛，也渲染了史诗的悲壮基调。

　　作者在创作中向自己提出三个努力方向：

　　1.创作史诗式的宏伟壮丽的历史画卷；

　　2.创作云南独特的风景画中的风俗画；

　　3.努力锤炼诗化的文学语言。

　　作品以云南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心，把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统一于文学形象中。作品庄严肃穆、自然和谐，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作品场面广阔，气势磅礴，具有悲壮的史诗气质。

　　“史诗”展现的历史事件大多发生在雄奇壮美的云南山水间，一幅幅美丽的风景画和民俗风情画成为小说情节发展的灵动元素。依从故事情节的展开，作品生动地描绘了许多少数民族的婚礼、葬礼、求爱、交友、狩猎、祭祀、宴会、歌场等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表现了各族人民对真善美的热爱和追求，也为史诗丰富了传奇色彩和魅力。

　　与作品史诗的特质相协调，作品选用了稳健沉郁的叙述语。为了使人物个性化，在会话引语中注意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广泛使用了各族人常用的俗语、俚语、谚语和歇后语。关于文学语言，作者的努力方向是力求准确、流畅，叙述风格力求淡雅、舒缓、隽永。

　　诚然，由于作者长期在工程界谋生，创作经验不足，理论水平还低，所谓努力方向，在作品中未必达到一定水平。这里仅向评委报告，以增进对作者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