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少年中国说》（全文）赏析(第4页)
　　
　　《少年中国说》这篇政论，其鲜明的特点首先表现为它强烈的批判性。此文以主要篇幅用于对中国这个“老大帝国”逐层进行解剖。其中心扣住一个“老”字。而在备述“老大帝国”的种种“老大”现象之后，特别去着力揭示当时那些手握“国权”的“老朽之人”的卑微的人格，空虚的灵魂，尸位护权的自私心理。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老”“少”，主要表现在灵魂、精神的“老”“少”，而国家精神的“老”“少”，又主要取决于“握国权者”其人如何。他说，西欧、日本之所以称中国为“老大帝国”，首先“则以握国者，皆老朽之人也。”而这些人本来就无德无能，“自其少壮之时”，就不知亚洲、欧洲为何地，汉祖、唐宗为何人，再加上封建伦理、官场倾轧的“搓磨”“陶冶”，“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其肉体已非盲则聋，非跛则瘫，“步履”须左右扶捉，“言语”更“不能自了”，而将“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交于其手，国家精神怎能不老，民族气血怎能不衰!更严重的是那些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们，在极端自私心理的支配下干出来的坑害民族、贻误国家的种种行为。在中国古代的散文作家中，很少有人以冷静、客观的心理分析见长，而梁启超在这里几乎是借用了欧洲小说家描摹人物心理的手法，对那些手握国柄而又老朽不堪的人的心理状态作了无情的解剖。他说这些人，“积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喏、磕头、请安、千辛万苦”，才弄到“红顶花翎”，“中堂名号”，自然要“出其全副精神”“以保持之”。这些人，“既七十矣，八十矣”，“今日且过”，管它明日；“今年且过”，管它明年!为自己能够“快活”地了结余生，自然甘愿“割三头两省之地”，“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人民”、“赎我一条老命”!“以此为国，安得不老且死”!这真是入木三分的精彩刻画!梁启超以“老”为中心，对清帝国所作的系统批判，确实抓住了封建政体的痼疾。但是，他对于“少年中国”的本质、特点、精神、追求的描述却是朦胧的、肤浅的，而把一切希望不加分析地寄托于中国新起的一代少年，也是片面的进化论观点。他对于少年中国的未来，于字里行间，虽然充满了炽热的情感，但他到底也没能指出一条奔赴未来的可行之路。
　　
　　《少年中国说》的另一特点是其形象的丰富性。形象性是中国古代政论文的优良传统，在历史上早就有贾谊《过秦论》那样的传诵千古的名篇。梁启超的散文则把传统散文创造出的意象体系，大大地扩展了、丰富了。其写“老”则不仅用“夕照”，用“瘠牛”、用“秋柳”、用“陨石”，用浔阳江头的琵琶妇，西宫南内的白发女等等民族的、传统的、为人熟知的形象，作多侧面的揭示，而且大量地运用了新时代、新生活、新知识、新事物提供的丰富形象。诸如“死海”“金字塔”“西伯利亚大铁路”，拿破仑的流放，阿剌飞（或译阿拉比帕沙）的幽囚，玛志尼的革命等等，自然而然地把读者的目光引向中华帝国之外的广阔世界。让人在不知不觉中领悟到要使古老的民族恢复青春，就必须以欧洲为师。更值得赞赏的是，梁启超使用丰富的形象，不仅围绕着一个思想中心，而且在众多的形象之中也是有主有从，突出了中心形象。这个中心形象就是手“握国权”的“老朽之人”。如果没有这个中心形象，前面的形象虽然丰富，但难免杂乱，有了这个中心形象，前面丰富的形象就与之共同构成了有机的整体，集中地为批判、揭露腐败的清廷服务了。
　　
　　“笔锋常带情感”是梁启超“新文体”的又一特色。而他写政论文，也往往以抒情之笔出之。《少年中国说》通篇就不是用冷静的分析、严密的逻辑逐层论证，而似乎是顺着情感的奔流，纵笔而成。一落笔，“欲言国之老少，请言人之老少”。就像久遭禁锢的情感的火山，突然爆发，一气用了十个排句，将“老年人”与“少年人”的两种生理状况，心理特征，精神状态，思想方法，反复地进行对比分析。开头是两个长句，长句中又包括几个短句，分述相关相异的几层意思，气势稍缓；但越往后，句式越短，节奏越快，奔腾直泻，一发难收。开头好像是火山的熔岩滚滚外溢，而往后则是短促的、猛烈的、势不可挡的连续喷发了。以后的几大段情感的节奏渐趋平缓，而情感的力度却伴随着论题的开展而加强、而深化了。最后以一段四言韵语作结，把情感再次推向高潮。但这不同于开头那久遭禁锢后的情感爆发，而像江水出峡后的汪洋恣肆，其中充满了对“少年中国”的未来的热切追求，美好向往，让人觉得天空海阔前程无量，文虽终而情未尽，悠远绵长，耐人回味。
　　
　　《少年中国说》文学语言上的独创性，在梁启超的散文作品中也很有代表性。就词汇来说，这里有“俚语”如“赎我一条老命”，“走无常当医生”之类；有韵语如末段“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有外国语法，如“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一段。这三者，细辨似有不同，但又共同构成一篇文章的有机整体，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传统的文学语言的重大改革。中国传统的文学语言在西汉以前基本上是口语型的，也就是说当时的书面语基本上是规范化的口语，“言”与“文”大体一致。两汉以后，书面语脱离了口语，而逐渐变成一种人为的文字型的文学语言了。它的极端形态就是骈俪文。唐宋古文运动使接近自然语势的单行散体，恢复了在叙事、议论、写景、抒情之文中的统治地位，但在公私文翰，科场应制等领域，依然为骈体留下生存的空隙，而且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言”“文”一致的问题。宋、元以后，白话文学虽然越来越兴旺发达，但却只能占领“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剧领域，而作为文学正宗的“古文”的写作，还是继续排斥口语。待到梁启超的“新文体”出世，古典散文中的千年禁地就被一举攻克了。在他使用的散文语言中，不仅大量地吸取了口语的精华，而且还融进了外来词语和外国语法。这无疑是对中国古代散文使用的词汇系统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变革。而梁氏的文章之所以能够做到“平易畅达”，挟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也正同他所创造的新的词汇系统的表现力不可分割。这个新的词汇系统，虽然还没有实现“言”“文”一致的历史要求，还保持着旧有的文字型文学语言的基本形态，因而对文学创造使用的词汇系统进行的变革，还很不彻底；但是，在中国散文和中国文学语言演化更革的历史上，它无疑是从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从文字型文学语言复归于口语型文学语言的过渡形态。它适应了历史本身对文学语言变革提出的要求，所以难怪梁启超的“新文体”一出现，学者竞相仿效，而使“文界革命”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了。由此可见，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梁启超不仅是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的卓越的宣传家，而且是赋予新的资产阶级思想以新的语言文字形式的杰出的文学家。这篇《少年中国说》，不妨作为鼎中一脔，推荐给当代读者去细细品味。
　　
　　《少年中国说》写于1900年，全文共十段，约三千多字。课文选录其开头两段及末尾一段，并作了适当删节。作者把封建古老的中国和他心目中的“少年中国”作鲜明的对比，极力赞颂少年勇于改革的精神，针砭老年人消极保守的思想，鼓励人们发愤图强，肩负起建设少年中国的重任，表达作者热切盼望祖国繁荣富强的强烈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文章从帝国主义者讥讽我中国为老大帝国开篇，接着点出老大之说是“日本人”“袭译欧西人之言”，这样就概括了东西方帝国主义者当时对中国的看法。文章先立起了批驳的靶子，然后马上用一设问句“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引出下面的反驳文字。作者标出姓名作答，以示尊重和负责。重叠“是何言”，语气强烈，更足以表达愤激不平的情绪。段末一语“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是从正面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
　　
　　第二段，用老年人和少年人的不同性格和处事态度来比拟国家之强弱。开头两句，针对开篇“老大帝国”之说，以人之老少喻国之盛衰，挈领全段方案，而后列举、对比老年人和少年的种种不同性格。段末再标作者的姓名，庄重地指出：“人固有之，国亦宜然”，这既对前面列论人之老少的性格不同的内容作一概括总结，又自然地回到本段所论主旨，与段首句相呼应，且照应了“少年中国”这一论题。
　　
　　第三段，指出造成今日老大中国是老朽者的罪过，号召和激励我中国少年为创建少年中国而奋斗，热烈讴歌少年中国的光辉未来。此段分两层阐论。
　　
　　第一层（从段首到“则国雄于地球”），阐明中国少年肩负建设重任。
　　
　　段首把文意转到建国立业上来，突出少年承担建设少年中国的重任。首先从老年人、少年人活在世上的时间长短来说明少年人对建设未来中国的重要作用。接下去从智、富、强、独立、自由、进步、胜于欧洲、雄于地球等方面，竭力强调国家命运直接拴系在少年人身上。句子内容的排列，从小到大，从部分到全体，步步发展，并且合理运用反复、排比的修辞，使文章气势磅礴。
　　
　　第二层（从“红日初升”至段末），热烈讴歌少年中国。
　　
　　这一层用四字句写出，热烈赞颂我少年中国、中国少年的英姿及其光辉灿烂的前程。其中用了八种象征、比喻：以“红日初升”，象征少年中国的灿烂前程；以“河出伏流”，象征少年中国发展的无可限量；以“潜龙腾渊，鳞爪飞扬”的生动形象和“乳虎啸谷，百兽震惶”的巨大声威，以“鹰隼试翼，风尘吸张”的冲天气势，喻我中国少年创建的少年中国的英姿；“奇花”“干将”两句，前者是歌颂少年中国在发展中的壮丽前景，后者以刚刚磨砺过的无比锋利的宝剑比拟为创建少年中国立功的中国少年；“天戴”“地履”句描写中国少年像顶天立地的巨人屹立在地球之上，雄视整个世界；“纵”“横”两句，一指时间之长，一指空间之广，为下句所表现的少年中国的“前途”展现了无比广阔的前景。
　　
　　文章的最后，赞颂少年中国不断发展与天长存的壮美远景，讴歌中国少年永远向前的精神。“少年中国”“与天不老”，而“中国少年”则“与国无疆”，表现两者的前途和命运是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的。这里，饱含着作者强烈的感情，歌颂为创建少年中国的中国少年，赞美有着无限壮丽前景的少年中国。语调高昂，给读者以巨大的震撼力量。
　　
　　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作者感情的影响，文章中也反映出作者对一些问题的片面认识。例如：作者把国民按老年、少年来区分并加以否定和肯定，把保守与进取，怯懦与豪壮，无为与有为等等，仅仅归结于老年和少年性格上的差异，把少年人全部看成先进，老年人全部斥为保守，并且把旧中国的衰弱，仅仅归根于官僚的老朽，这些认识并不完全符合实际，甚至有些偏激，对于这些提法都应历史地加以认识。
　　
　　本文在写作上很有特色。作者对自己写的文章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学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然其文条理明畅，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少年中国说》是体现他这种“新文体”（或名报章体）特色的典型作品。
　　
　　1．自由运用语言，“纵笔所至不检束”。为了晓畅地表达思想，作者使用词语无所顾忌，不求雕饰，不以文害意。
　　
　　2．务求说得详尽，不嫌反复强调。如第二段写老年人和少年人种种不同性格的对比、推论，以及老与少对比的比喻、象征句，都充分显示出梁文这方面的特色。
　　
　　3．感情充沛，“别有一种魔力”。作者说，他写的文章“笔端常带感情”。本文便是这样。为了表达他那奔纵的思想感情，他运用了大量的排比、对偶、反复、重叠的修辞法，文章酣畅淋漓，热情洋溢奔放，如第二段运用重叠排比层层推进的手法，从正反两面加以反复阐发；又如结尾部分也是用重叠、反复、排比、对偶写法，在对称中富于变化，在整齐中饱含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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