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 它们在鸣叫时,发出的是“呱、呱、叽”的声音。这种声音,常常使我想到民间的一种曲艺艺人。每天夏初的时候,当苇丛长起,它们便带着它们的竹板儿从南方迁至这里。它们只栖居在苇塘,它们的造型精巧的杯状巢就筑在距水面一两米的苇茎上。它们的数量必然有限,且很易滑向濒临绝灭的边缘;平原上的苇塘在逐年减少;它们的巢历来也是杜鹃产卵首选的目标。它们不能分辨哪是自己的卵,哪是杜鹃的卵。它们也不会料到它们所哺育的杜鹃的雏鸟,要将它们自己的雏鸟从巢内全部拱掉。它们每天毫无疑虑不停地往返,填充着巢中这个体型已经比它们还大的无底深渊。它们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做苇莺。它们的命运,比莎士比亚的悲剧更能刺痛人心。 六十二 在北方,每年一进入阳历的十二月份,如果你居住在北续四十度以上的地区,如果你早晨散步时稍稍留意,你会发觉太阳不是从东方升起来的,而像是从南方升起来的。 每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太阳很像一个巨大的永不止息的钟摆,我们的祖先天才地将它摆动的幅度标识在“夏至”与“冬至”之间,而它呈现在大地上的两个端点,即是应该立碑明示的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 六十三 鸟类的丰富,使它们的分类呈现多种角度。除了生物学上纲、目、科、属、种的划分以外,鸟类学家对它们还有多重区分。比如,依据它们的生理特征,将它们分为鸣禽、攀禽、游禽、涉禽及猛禽;依据它们的栖息环境,将它们分为森林鸟、旷野鸟、沼泽鸟和水泊鸟;依据它们的迁徙习性,将它们分为候鸟、留鸟、旅鸟和漂鸟等。 从本质上讲,旅鸟是一种候鸟,漂鸟是一种留鸟。我是最近才看到“漂鸟”这一富于意韵的名称的,它是指由于食源关系随季节变化而做较短距离漫游的鸟类,它的命名映现了作为科学工作者的鸟类学家可贵的诗意心灵。在全部的留鸟中,最典型的漂鸟是仿佛身负重大使命的,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从一片树林到另一片树林的啄木鸟。它们夏在山林,冬去平野。它们迅疾的、灵动的、优美的、波浪般起伏的飞行,使大地上到处都投下过它们漂泊的身影。 啄木鸟一般被人们喻为树木的医生,而我更多在想到的是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称做“漂泊者”的俄罗斯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是拉吉舍夫(18世纪俄罗斯最卓越的人物。他的卓越之处不在于独创的新颖思想,而在于他对实现正义、公道和自由的努力),他预见到并且规定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20世纪俄国的“黑格尔”,尼。别尔嘉耶夫在他的著作《俄罗斯思想》里讲道:“当他(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便诞生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神圣特性,决定了“俄罗斯作家进行创作不是由于令人喜悦的创造力的过剩,而是由于渴望拯救人民、人类和全世界,由于对不公正与人的奴隶地位的忧伤与痛苦。” 六十四 在昌平和我的出生地之间,有一条铁路线(即京包线)。过了这条铁路线,往西便是开阔的田野了。我出生的那座名叫北小营口市的村庄,也遥遥在望。 一次,我刚过了铁路,忽然从铁路边上的树上,传来啄木鸟叩击树干的声响。它激烈、有力,自强而弱,仿佛一段由某种尚未命名的乐器奏出的乐曲。我停了下来。我想在树下找到这位乐手,看看它是如何演奏的。就在我寻找它时,我隐约觉得我在树上看到了另一只大鸟。但我不能断定。因为它又像一截粗枝。我继续寻找啄木鸟。这时,我意外地听到了一声“咕、咕、鸟“的啼叫,那截粗枝也在动:”我看到了一保猫头鹰。由于距离较远,光线也暗,我只能看清它的轮廓。为了接近它,我不动声色慢慢向那棵树走去,将近一半距离,它似乎有所察觉,我看到它的跳便消失在树干背后了。到了那棵树下,我绕着树干来回察看,没有发现可容一只猫头鹰的树洞,但它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一直目击者不旁视地盯着它,它没有飞走,也没有降落到地面。)我捡起一块石头震了震树干,没有任何反应。 那天恰好是春分,天也有些晦暗。在上千九点三十分左右,我遇见这了件富于神秘色彩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实地看到昼伏夜出的猫头鹰,回来后便做了这个记录。 六十五 在鸟类中,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除了部分地区的渡鸦外,鸦科鸟一般均为留鸟。但我曾遇到过一次寒鸦与秃鼻鸟鸦的混群迁徙,并把它写进了当天的日记。 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四日薄西山,农历正月初二,在京北以温泉著称的小汤山,上千约十一点,我和妻子到一家疗养院内散步。这个园林化的疗养院面积很大,里面有水、有树,还有一座十数米高的小山。在北方树木稀疏的平原,这里是鸟类的黄鑫乐园,也是旅鸟迁徙征途的理想驿站。起初是一片喧噪的鸦鸣,吸引了我们。我们走了过去,惊奇地发现小山周围的树上有许多颈部及胸、腹部呈灰白色的寒鸦,和通体辉黑、泛着金属光泽的秃鼻乌鸦(乌鸦的鼻孔多广被鼻须。秃鼻乌鸦鼻孔祼露,有别于其他鸦类,故此得名。秃鼻乌鸦在冬季常常与寒鸦混群活动)。它们像累累的果实,缀满了枝头,在冬天光祼的树上,非常醒目。更令我们兴奋的,从北方,从旷远的天边,鸦群依然在不时涌现。它们一群群飞来,鸣噪着降落在这里。而先行到来的鸦群,经过短暂的休整,已陆续开始启程。仿佛这里汇聚了北方所有的乌鸦,一些鸦群离去,一些鸦群到达。在春天即将降临的时候,它们集结起来,令人不解地浩浩荡荡向南方赶去。 六十六 (美车生态学家杰?内贝尔在他的《环境科学——世界存在与发展的途径》一书中指出,一球对人口数量的承载能力——在维持人们基本生活,并且不会使环境退到到未来某时期因缺乏食物和其他资源而突然出现人品减少的情况下,地球所能负担的人口数量——约在五亿至一百五十亿之间:即如果人人都过类似非洲居民那样的简单生活,地球对人口数量的承载能力可达到一百五十亿;如果人人都过西方发达国家国民那样的富裕生活,地球对人口数量的承载能力为五亿。美国另一位生态学家欧?拉斯洛也测算过,一个预期寿命为八十岁的普通美国人在目前的生活水平下一生要消费约两亿升水,二千万升汽油,不万吨钢材和一千棵树的木材。如果五十五亿人都这样毫无顾忌的消耗自然财富,那么地球“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会流尽最后一滴血”。而温哥华大学教授比?里斯的结论是:“如果所有的人都这样地生活和生产,那么我们为了得到原料和排放有害物质至少还需要二十个地球。”) 有一天,人类将回顾它在大地上生存失败的开端。它将发现是一七一二年,那一年瓦特的前驱,一个叫托马斯?纽科门的英格兰人,尝试为这个世界发明了第一台原始蒸汽机。 六十七 (我在《上帝之子》一文中这样写过:“在所有的生命里,我觉得羊的存在蕴义,最为丰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羊自初便位于对立的一极,它们草地上的性命,显现着人间温暖的和平精神;它们汇纳众厄的孺弱躯体,已成人类某种特定观念标准的象征和化身。”) 它们在J.H.摩尔的著作中,被称作天空的孩子。它们是从文明之前的险峻高山,来到平原的。它们的颜色和形态,至今依然像在天上一样。它们没有被赋予捍护自己的能力,它们惟有的自卫方式便是温驯与躲避。它们被置于造物序列的最低一级,命定与舍身联在一起。它们以其悲烈的牺牲,维系着众生的终极平衡。它们是一支暴力与罪恶之外的力量,微弱而不息地生存在世界上。 六+八 在雀形目鸟类中,体形最大的是鸦科。鸦科鸟下分两支,一支是鸦,一支是鹊。鸦的种类较多,如寒鸦、松鸦、星鸦、渡鸦、白颈鸦、秃鼻乌鸦、大嘴乌鸦、小嘴乌鸦等。鹊主要为喜鹊和灰喜鹊两种(还有一种数量较少、分布不广的红嘴蓝鹊)。 喜鹊的躯体比灰喜鹊壮实,粗拙。它们站立时惯有的警觉动作和那身从早到晚的燕尾服,使它们被儒勒?列那尔戏谑地称作“最有法国气派的禽类”。它们仿佛拥有一副金属的喉咙,叫声锐利、干燥、毛糙,一派大巧若拙的气度。灰喜鹊的形体柔美,羽色具有灰蓝和苍蓝的光泽。它们的叫声娇媚、委婉、悠然。它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很像一群占代仕女。 这是两种北方典型的留鸟。在冬季,看着它们,你会想到一个王国:喜鹊是王,灰喜鹊是后(它们喜欢在山地和树林活动,如在后官),而那些在它们周围起落的、时而尾随它们飞行一程的麻雀,则是数量众多的国民。其他偶尔出现的鸟类,如乌鸦啦、老鹰啦及啄木鸟等,都像国外来的旅行者。 六十九 “四十岁以前的相貌上帝负责,四十岁以后的相貌自己负责。”这是上个世纪林肯的一个说法。它的直接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容貌在四十岁之前取决于他的双亲,在四十岁之后取决于他的心灵。即一个人的心质、灵魂能够影响他的容貌,或者说一个人的心质、灵魂能够通过他的容貌得到准确反映。 莎士比亚曾经让哈姆莱特向他的母亲指出两个兄弟肖像的天壤之分:一个堂堂的先王,一个狠琐的篡位者。在《心灵史》中,我也读到过这样一段文字;“关里爷是一位坚毅而善良的白须老者,永远手握一枝竹笔,满腹阿拉伯和波斯词汇,一脸圣洁的苏莱提之光。”“苏莱提”,阿拉伯语,意即信仰者特有的容貌之美。 传统的“文如其人”(“人之邪正,至观其文则尽矣”)的结论,由于存在古今一些作家“言行不一”的反证,正受到愈来愈多的现代读者质疑。我想,这一富有真理色彩的成语,也许将来会被“貌如其人”代替。 七十 在放蜂人的营地,我曾看到过胡蜂(即我们通常所称的马蜂)同蚂蚁一起在密桶偷食蜂蜜。这个经验,导致我后来犯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过错。 胡蜂在我的书记窗外筑巢期间,为了酬劳它们,我在巢下的窗台为它们放过一只尚有余蜜的空蜂蜜瓶。我是下午放上的,但到了傍晚,也未见一只蜂触动蜜瓶。晚上9点,我突然发现外面蜂巢大乱,只见窗户上,瓶子里,到处是蜂。可能它们天黑停止工作后,部分蜂出来吃蜜,这些带有蜜味的蜂回巢后遭到了攻击。直到夜里11点,蜂巢才渐渐安静下来。我打开纱窗,奖瓶子放倒,因为里面还有七八只蜂无法出来。这些满身是蜜的蜂,艰缓地沿窗向上爬去,它们小心翼翼地接近蜂巢,身后的玻璃上留下了道道蜜痕。 翌日一早,蜂群又正常地开始了它们紧张有序的建设工作。一种预感,使我忽然想到楼下看看。在楼下,我找到了10余只死蜂。由于愧怍,我没有将这件事情写进《我的邻居胡蜂》里,但我当天写了日记,我在最后写道:“请原谅,胡蜂!” 七十一 一双谛听的比脑袋还长的耳朵,两条风奔的比躯干还长的后腿,以及传统的北方村庄的颜色,鱼一样的寂哑无声,这些大体构成了一只野兔的基本特征(同时也喻示了它们的黑暗命运)。 这是一种富于传奇色彩和神秘气氛,以警觉和逃遁苟存于世的动物。它们像庄稼一样与土地密不可分,实际它们看上去已经与土地融为了一体(我将野兔视做土地的灵魂)。传说白天见到一史野兔的地方,夜晚便会出现一群。而误伤同伙或自伤,往往是那些捕猎野兔的猎手的最后下场。在西方,野兔不仅曾经与月亮女神有关,也曾被民间当做遭到追逐而远处躲藏的女巫化身。 野兔本有一种令人惊异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它们在全球的分布比麻雀更为广泛和普遍(上至海拔的山地,远至两极的冻原),但是现在人们却很难见到它们的踪迹了。我一直居住在北京郊区,且常深入田野,但我对野兔的印象主要来自童年的记忆。一次愚人节,我打电话庄重地告诉城里一位朋友,说我赤手抓到了一只野兔。其实,甚至今年春天在河北霸州,我提着望远镜在平原上徒步走了一上午,也未发现一只。是的,野兔已从我们的土地上销声匿迹,正如它们在一支西方民歌中所慨叹的:“这是人的时代。” 七十二 “杜鹃”更像一个人的名字,一个在向日葵、碾盘和贫匮院落长大的农家姑娘的名字。我喜欢它们的别称:布谷(尽管在鸟类学家那里,杜鹃属中只有大杜鹃才被这样称呼)。“布谷”一词,让人联想到奇妙的、神异的、准确无比的二十四节气,洋溢着古老的土地和农业气息。在鸟类中,如果夜莺能够代表爱情的西方,布谷即是劳作的东方的最好象征。 就像伊索寓言里夏天沉迷于歌唱、冬天向蚂蚁乞粮而遭到嘲笑的蝉,惟一不自营巢而巧借它巢繁衍的鸟,即是引吭沥血高歌的杜鹃(杜鹃可产出与寄主的卵酷似的拟态卵,它将卵放入寄主的巢后,便会衔走寄主一个或多个卵,以免被寄主觉察卵数的异常)。如冠军或独裁者,杜鹃在世上的数量不多。我从未听到过三只以上的杜鹃同时啼叫,通常只是一只。每一个巧取的富人须有若干本分的人作他的财富基础,而每一只杜鹃后面必有一个牺牲寄主满巢子代的血腥背景(出壳后的杜鹃幼雏,会将同巢寄主的卵或幼雏全部推出巢外,独享义亲哺养)。 杜鹃的胆子,与其人智能、体形均不相称。它们一般隐匿于稠密枝隙,且飞行迅疾,使人闻其声却难见其形。华兹华斯即曾为此感叹:“你不是鸟,而是无形的影子,是一种歌声或者谜。”迄今我只观察到过一次杜鹃,当时它在百米以外的一棵树上啼鸣。我用一架20锐望远镜反复搜寻,终于发现了它。它鸣叫的样子,正如我们通常在鸟类图谱中看到的:头向前伸、微昂,两翼低垂,尾羽上翘并散开,身躯上缘呈弧形。在望远镜里,这羞怯的、庄重的、令整个田园之为动容的歌手,无论大小、姿态及羽色都像一只凶猛的雀鹰。 七十三 过去,我一直认为麻雀行走只会向前蹦跳,因为我从未看到过它们像其它鸟类那样迈步。这种怪异的、仿佛两腿被绊住的行走方式也许是麻雀所独有的,我注意过比麻雀体形更小的鸟在地面上行走时也是迈步。一次在北京西站候车,正是清晨,旅客稀少,在候车大厅外面的小广场上,我看到一只正在觅食的麻雀。我观察着它,它啄一下,便抬一次头,警觉地向四周瞧瞧。我忽然发现它会迈步:当它移动幅度大时,它便蹦跳;而移动幅度小时,它则迈步。法布尔经过试验推翻了过去的昆虫学家“蝉没有听觉”的观点(蝉听不到低频的声音,但能听到高频的声音),此时我感到我获得了一种法布尔式的喜悦和快感。我想,作为一种在人类周围生息的“蓬间雀”、一种地面鸟,麻雀在危机四伏的环境里觅食品店需要大步快速走动,但是“企者不立,跨者不行”,由此便形成了它们像袋鼠一样跳跃行走的习性。 七十四 在张家界,有一次夜宿天子山。晚上我独自出来在漆黑的山路上漫步。听着近在咫尺的汩汩水声,我忽然想到一个水系与一个国家的“对应”关系。 就像任何水流都开始于水滴,任何人类社会行政单位的构成都需要有它若干数量的个体。一滴水,即一个人。而若干水线形成的溪流,即是一个乡。若干溪流结成的已具备拥有自己名称资格的小河,则是一个县。若干小河汇成的仿佛能够划地独立的支流,就是一个省。最后,支流合成进干流,省合成国家。一条干流的流域,就是一个国家的领土面积。 从存在角度讲,一个孤立的水滴意味着什么呢?死亡!故每个水滴都与生俱来地拥有一个终极愿望或梦想:天下所有水滴全部汇聚在一起。在这个伟大梦想的驱动下,河流最终消失了,诞生了海洋。在人类这里,自古以来它的个体同样怀有与水滴相似的梦想,但它的废除了边界、海关或武器的“海洋”,至今尚被视作乌托邦。 七十五 在世界上,现在有两种事物的循环或轮回比较相像。一种是树叶,一种是水。 这是两种壮美的、周而复始的运行:树叶春天从土地升到树上,秋天它们带着收集了三个季节的阳光又复归土地。而水从海洋升到天空,最终通过河流带着它们搬动的土壤又返回海洋(江河就是它们永恒的道路和浩荡的队伍)。 不同的是,对于水来讲,以前它们从海洋出发最后再回到海洋,只是完成了一次次轻松愉快的旅行(它们徒手而来,空手而归)。后来,由于人类的崛起及其对地表的无限开掘和占据,它们便沦为了苦难的往返搬运不息的奴隶。 【作者简介】 苇岸,原名马建国,1960年1月7日生于北京市昌平县北小营村,198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在大学期间开始写诗,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起主要转向了散文的创作。1999年5月19日因癌症医治无效而去世,“他在这个他并不满意却又热情爱恋着的喧嚣的世界上生活,总共不足四十个年头。”在短暂的一生中,苇岸生活在“天明地静”淳朴平和的都市边缘,一生关注的是“大地上的事情”,他留下来的文字不多,不到二十万字,生前只出版了《大地上的事情》一部很薄的散文集,而他在病榻上编就的散文集《太阳升起以后》和朋友袁毅编辑的文集《上帝之子》,都是在他死后不久出版的。 苇岸喜欢徒步旅行,通过旅行亲近大地,投入大地的怀抱并细致的观察,进而从其中汲取创作的材料和灵感。“自然本身的丰富蕴含”使他在阅读大地,书写大地的旅行中,获得一种精神家园的归宿感和满足感。为此,在1998年,苇岸开始了为二十四节气的拍照工作,即在其居所附近的田野上,选一固定点,在每一个节气日的上午九点,观察,拍照,记录,最后形成一段文字,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工作,形成了他的《一九九八:二十四节气》系列散文,然而当他写到《谷雨》便嘎然而止,如同他的生命。这也就此变成了他“最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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