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景阳
文学作品使人产生愉悦、兴奋的情绪,就是通常所说的美感作用。这种美感作用,首先使欣赏主体获得种种精神上的愉悦和美的享受,同时也获得一定的思想启迪。而在这一过程中,欣赏主体不是被动的,欣赏之中也寓有创造,也就是说欣赏的过程,就是再创造的过程。一篇散文的生命不是作者一个人所能维持,也要读者帮忙才行。读者的想象和情感是生生不息的,一篇散文的生命也是生生不息的,它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一切艺术作品都是如此,欣赏中离不开创造,没有创造便称不上欣赏。然而不同的艺术作品有着不同的内在规律和表现特点,因此我们的欣赏过程中也必然有着不同的欣赏规律和创造特点,那末,散文作为文学艺术中的一种重要体裁,其欣赏有什么特点呢?
一散文欣赏自始至终洋溢着想象和情感活动
在欣赏艺术作品中,欣赏和再创造是同时进行的,而不论创造和欣赏都是要见出一种意境,创造一种形象,都要根据想象和情感。对此,朱光潜先生举了一个很中肯的例子:“比如说姜白石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一句含有一个受情感饱和的意境。姜白石在做这句词时,先须从自然中见出这种意境,然后拿这九个字把它翻译出来。在见到意境的一刹那中,他是创造也是在欣赏。我在读这句词时,这九个字对于我只是一种符号,我要能认识这种符号,要凭想象和情感从这种符号中领略出姜白石原来所见到的意境,须把他的译文翻回到原文。我在见到他的意境一刹那中,我是在欣赏也是在创造。（青少年读书网）倘若我丝毫无所创造,他所用的九字对于我就漫无意义了”。①由此可见,想象和情感活动贯穿于文学欣赏的始终,而在散文欣赏活动中显得尤为突出,因为散文是直接表情的艺术。贾平凹认为:“散文是情种的艺术,纯、痴,一切不需要掩饰,甚至暴露、解剖自己。”②散文既然是饱蘸着酣畅淋漓的情感写出来的,那么欣赏主体在欣赏过程中,必然受到作品所饱含着的强烈情绪的感染和熏陶,并激发出丰富的想象。当我们阅读巴金的散文《怀念萧珊》的时候,“四人帮”残酷迫害善良知识分子的罪恶勾当,始终激起我们强烈的憎恨;而巴金夫妇之间的那种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伉俪深情,又不断撞击着我们的心弦,引起强烈的情感共鸣,为他们的不幸遭遇洒下一颗颗炽热的同情之泪。同时在欣赏中,作者的娓娓描述,也激发我们展开丰富的想象:巴金夫妇在“文革”的险风恶浪中,生死与共的幅幅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生活画面,都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拨动我们的心弦的颤动。当然,欣赏主体被散文作品的艺术形象所激发的,并不只是一般的喜怒哀乐,它并不排斥理性的参与,相反这种情感与建立在正确审美观基础上的高尚的道德感和理智感是紧密相连的。优秀的散文作品是真实性(真)、思想性(善))和艺术性(美)的有机统一。欣赏主体在欣赏时,也便会同时产生道德感、理智感和美感。所谓道德感是在欣赏过程中,欣赏主体根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在评价散文作品形象的言行是否符合道德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情感。例如革命先烈林觉民壮烈殉国前夕所写的《与妻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吾至爱汝,即此爱汝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的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接着又安慰和鼓励其妻:“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欣赏主体被这些充满爱国爱民、舍已忘生的崇高道德情操的话所激发的情感,就是道德感。
由于散文中的形象往往就是作者自己,或是作者所亲闻、亲见、亲历的其人、其事、其景;散文中的情感往往是作为抒情主体的作者的真情实感,因此它给予欣赏主体的道德情操的感染和熏陶往往更为直接,更为强烈。所谓理智感,对散文欣赏主体来说,是欣赏主体审美认知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而产生的一种情感。当欣赏主体领会了作品的精神实质时所产生的愉悦的情感,或者看到与某种规律相矛盾的事实现象而产生的疑虑、惊讶的情感,都属于理智感。例如我们读朱自清写月夜、梅雨潭、秦淮河的散文,为其中的清丽的文字和优美的意境所吸引,从而产生美的愉悦之感;而读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则对段祺瑞反动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残酷镇压爱国青年产生强烈的震惊和愤怒之感:这二者都属于理智感。由于散文重抒情和重真实的特点,故给予欣赏主体的理智感便更直接、更强烈。
二散文欣赏中,作品的形象与欣赏主体之间的同一性大于差异性
正如上文所说的,由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作品的形象是由想象去把握的,它与其它艺术样式比较起来,有着更大的创造性。因此不同的欣赏主体由于生活经历、文化教养、个性特征的差异,对于同一作品中的形象,也很可能所得到的印象不一样,认识不一致,这在欣赏戏剧与小说中更显得突出,比如43集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放映后,有的观众对宋江深恶痛绝,认为是他出卖了梁山弟兄;而有的观众则认为宋江是个好人,他不遗余力地为起义兄弟谋出路。正是由于欣赏主体这种在欣赏过程中对于作品形象的想象,总不免要根据自己的审美理想、道德观念和生活经历而有所加工改造,从而所得的印象也就是往往带有个人特点,因此人们认为“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文学的本质既然是作家对客观生活的能动的反映,那么在人物的基本性格特征上,哈姆雷特还是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个特定的哈姆雷特,而不可能是于连,或者是堂吉诃德,唯其如此,文学鉴赏才有一定的普遍性。散文则不同于戏剧与小说,它不必运用艺术虚构来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而是通过对真人真事的描写来表达和抒发作者自己的真实的思想情感。尽管作者在创造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审美理想和生活体验,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艺术创造能力。例如在朱自清关于荷塘月色的那绘声绘色的描写里,那荷塘虽是清华园的荷塘,却又不是自然界里客观存在的荷塘,而是作者心目中的一片绿荫。同样,欣赏《荷塘月色》读者心目中的荷塘,经过了欣赏主体的再创造,也已不是《荷塘月色》中的荷塘了,而是搀杂了自己曾经目睹过、欣赏过的各种各样的荷塘的影子。但是作者与欣赏者有一点始终是共同的,那就是溶溶月色下的荷塘是美的。写景如此,写人亦然:《背影》中朱自清对父亲的拳拳之心,父亲对儿子的舐犊之情,谁读了都会感动得泪沾胸臆的。这与人们看了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后,对宋江评价存在巨大的差异性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由此可见,在散文欣赏中,作品的形象与欣赏主体之间的同一性是起着决定作用的。
三散文欣赏能使欣赏主体潜移默化地受感染、移性情
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能够通过情感的力量感染读者,扣动读者的心弦,从而使读者不知不觉地受到陶冶,这是文学欣赏的一般规律和功能。然而不同的文学体裁给予欣赏主体的陶冶方式又各具特点。
戏剧、小说主要通过主人公的人生历程和命运给予欣赏主体以情绪的感染和思想的启迪。例如:“五四”初期,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剧作《玩偶之家》介绍到我国后,深深地感染和影响了千千万万年轻女子,她们潜移默化地受到娜拉追求自由,摆脱资产阶级市侩丈夫束缚的感染,纷纷冲破封建礼教的樊篱,奔向个性解放的新生活。散文则不同,它是一种最钟情的文体,因此它主要是通过作者一片真情来感染和陶冶欣赏主体的。贾平凹在《浅谈儿童文学中散文的创造》中,对散文的审美本质作了如下透视:“散文失去了真情,散文就消失了。它不靠故事来吸引人,不靠典型的人物形象,它就靠的是情绪的感染和思想的启迪。”
纵观古今散文名篇,如《出师表》、《岳阳楼记》、《赤壁赋》、《指南录后序》、《项脊轩志》、《藤野先生》、《给亡妻》等等,或抒情,或记人,或叙事,那忧国忧民的赤子丹心,那先忧后乐的志士情怀,那真醇高洁的友情、亲情、爱情,无不给予欣赏主体以情感的陶冶和思想的启迪。例如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其中论述他和宾客嬉游于安微滁州一带的山中的情景,篇末点题之笔是:“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不知从太守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作者移情于禽鸟,谓其“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真可谓神来之笔。接着作者进而指出“人知从太守之乐而乐”,可以想见,这是生活常态或人情之常,譬如没有高山显不出平地;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则突兀而起,真正显示出欧阳修“高山”般的情怀来了。原来太守之乐别有会心,他不自得其乐,而乐人之乐。换句话说,如果知人不乐,他也就没有什么可乐的了。这还不是高山流水一样的高尚情怀?当我们的欣赏主体读到这里时,必然胸襟为之豁达,情趣为之悠然陶然,其乐融融。当然这种陶冶和启迪并不是立竿见影的,而像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风化雨般地滋润着我们的心田。即使是托物言志的咏物散文,也无不饱蕴着真挚深沉的情感。例如1997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施友明的《见紫荆花》,作者以紫荆花为对应物,写它“满枝红艳,独领风骚”,早被定为香港的象征。作者借紫荆花来歌颂香港人民渴盼回归与大陆骨肉同胞团聚之情。然而花木无知,怎么会有情呢?于是作者深入开掘,寻找巧妙的契合点,先从祖国诗歌宝库中,采得唐诗人韦应物的《见紫荆花》诗:“杂英纷已积,含芳独暮春。还如故园树,忽忆故园人。”表现紫荆花具有唤起人怀念故园的情愫。接着作者又是从民间传说中,借来一则有趣的故事:汉代田真兄弟三人分家,欲把屋前的一株紫荆花也一分为三,紫荆花闻之而枯萎待死。三兄弟深受感动,遂改变主意,不再分家,紫荆花也重归于繁茂。作者借此者直述紫荆花反对分离,以赞颂香港人民渴望团结统一的深情。作者寓情于物,借物抒情,真是“百丛紫荆花,千人赋深情。”欣赏主体在阅读此文时,自然会被紫荆花这种“多情的花”的形象所感染,所陶冶,潜移默化地获得一种高洁的美的享受,获得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的教育。这种陶冶和启迪对欣赏主体来说,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而启迪是离不开理性思考的,因为文学表现人生,而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悟道,所以这一层最难。好的散文作品都是某种程度的“悟道”之作,读这些作品,我们会被其中的哲理意蕴所吸引。
这些哲理意蕴,可以简称为“诗韵”,因为它是由丰富的生活形象传达出来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便是这种“悟道”的典范之作,它的点睛之笔是:“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这是作家体验众多志士仁人的博大胸怀而总结出来的名句,当他当日登岳阳楼,追思千古,既超乎“忧谗畏机,满目萧然”的悲叹,也超乎“心旷神怡……把洒临风”的游乐,而达到人格的升华。此语一出,千古传诵,给欣赏主体以哲理的沉思,九百年来,这种崇高的忧乐观不知激励了多少人,使他们的一生过得更丰富、更崇高。
我们的散文欣赏一旦进入这样一个哲学层次,那就来到了一个真正自由而广大的空间,我们就可以在广袤的大地上自由自地耕耘和创造了。
【注释】
①《谈美书简二种》Ｐ14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②贾平凹:《关于散文的日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