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隐喻魅力
　　
——兼谈现当代散文的表现特征
　　
作者：朱曦

　　散文如何写?这似乎是很可笑的话题,但又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散文是中国文学形式中的国粹,上自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下至当下的文坛新锐,都是散文的传承者。近来,随着现代文明的深入,现代人对生存状态的忧虑和审美意识的提高,散文写作更加红火,品类繁多,风格多样。文化散文、学者散文、游记散文、女性散文层出不穷,可谓热闹。但是,无论提法怎样,散文还是离不开一个如何写的问题。就散文家而论,写什么是形而下的思考,如何写却是一个形而上的美学追求,它关系到作家的美学思想和文化积淀问题。人们常说散文的性质是“形散神不散”,“形散神聚”,其实这只是一种写作的技术问题,不是审美问题。在我看来,散文的魅力不在于语言的华美,情感的浓烈,而在于它的隐喻,没有隐喻就没有神韵,就好比人只有肉体没有灵魂一样。隐喻的体现就是意义,也就是文化的蕴涵,因而,真正的散文应该具有丰富的文化隐喻。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格雷马斯在其名著《结构语言学》的开篇就说:“对人而言,人类世界从本质上来说大概就是意义的世界。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决不会称为‘人’的世界。”据此发挥,对于文本世界的认知也是对意义世界的探求,一个没有隐喻的文本世界绝不能称其为“文学的世界”。优秀的文学文本不是再现的,而是隐喻的;纯粹的形式是表象的,文化的意义才是永恒的。因此,散文的魅力不仅在语言和情感上,更在于文化的积淀上。所以,散文既是文学的,它体现了文学的若干技巧,又是文化的,它是作家文化世界的整体性显示,优秀的散文应该是符号形式和文化意义的结合。
　　
　　关于散文的隐喻问题,我们不妨结合当代散文创作,以及“五四”文化人的创作情况来谈。从17年散文的主题意义来看,歌颂新时代,礼赞新生活,“向困难进军”是其主要特征。从形式来说,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直白式散文,作家在字里行间传达一种情绪,杨朔的《茶花赋》、《荔枝蜜》、《雪浪花》,刘白羽的《长江三日》等文章大都属于这一类。这类散文激情有余而含蓄不足,情多累人,甚至有点“大喊大叫”,故弄玄虚之嫌。这类文章更看重的是文本的听觉、视觉效果,即能指层面的问题,而对于意义层面的表现却不足。随着岁月的流逝,读者审美水平的提高,这类散文很难再激起读者的联想和阅读兴趣。二是隐喻式散文,写这类散文的人大多是学者型作家,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很深,把爱国主义精神与历史文化巧妙融合,使散文具有浓烈的抒情意味。秦牧、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就是代表。他们的散文很像“五四”散文,把思想性、知识性和艺术性巧妙地融为一体,既提升了精神又体现了美感。（青少年读书网）秦牧的散文很有大气,虽然政治指称性也很强,爱国主义也是其创作的主题,但他善于把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结合起来,增强文章的隐喻性和表现力。《社稷坛抒情》可算作17年散文中的经典性名篇,作者从中山公园的社稷坛、五色土展开联想,写了古代五行观念的演变,比较了古印度、古希腊的万物起源学说,最后题旨仍然定格在爱国主义上,在“传道解惑”中表明了思想,抒发了激情。这种写法很像“五四”时期语丝作家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风格。邓拓的《事事关心》的意旨也同秦牧散文一样,政治指涉意义也很突出,但它以史实说话,并无说教媚俗之态。作者开篇便以明代东林党首领顾献成的一副对联为由头来写,夹叙夹议,字里行间流溢着丰沛的爱国主义精神:“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文章既有响亮的“音响”,又有感人的力量,这就是隐喻的效果,也就是散文的魅力。实话实说,17年散文作品在艺术的形式层面和意义层面上融合得好的并不多。
　　
　　新时期以来,由于思想解放,人们的审美视野和表现领域拓宽了,散文写作的现代意识也增强了。尤其是90年代以后,散文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散文作家也形成了一些庞大的群体,其中较为突出者有学院派作家余秋雨、陈思和、夏中义等人,专职作家贾平凹、韩少功、史铁生、于坚、张锐锋、汤世杰、张庆国、范稳等人。从散文作品来看,更是“星罗棋布”,其中,云南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走进西藏”和“解读云南民族文化大散文丛书”系列文化散文影响颇大。此外,散见于各类报刊的小品散文也十分火爆,数量之多,不胜枚举。从形式上说,这些散文各有特色,如“文化大散文”更注重的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审视不同的地域文化,民族风情,作家往往是以“他者”的眼光来审读西藏,审读云南的。值得一提的是于坚近年来写的文化散文,既不晦涩,也不雕琢,但十分耐读,作家凭着对滇文化的深度理解,凭着特殊的审美感悟,平心静气地写,表现了淳朴的情感和丰富的文化,《棕皮手记》等作品就是例证。读这类散文很容易使人想起他的《尚义街6号》等诗作,但可惜这类散文在当代文坛上太少。新时期,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许多散文家的写作心态太浮躁,功利心太重,因而,高品位的作品并不多。所以,散文如何写还是一个应该研究的问题。
　　
　　说到这里,我们是否可以回到“现代”去,不妨从“五四”散文中寻找一些启示。在现代散文史上,鲁迅、周作人、朱自清、林语堂、丰子恺等人都是杰出的大家,他们虽已作古,但他们的许多作品至今仍是不朽名篇。这是为何?我认为原因仍然在散文的隐喻上。隐喻是他们散文的深层意义,文化是隐喻的表现世界,深厚的学理和丰富的传统文化积累是他们创作的源泉,而这一切正是后人难以企及的。用语言哲学家卡西尔的观点“凡文化都是符号的”来看,作为符号化的散文,它的根就深藏在文化之中,因而,散文应该表现文化,言说意义。散文家同样是文化的演绎者,但是,这种文化的阐释不是一种简单的“再现”,而是一种深度的“发现”,作者要对文化进行“深度描写”,这样,散文才会有意义。朱自清是现代散文的杰出大家,他的散文被称为“白话散文的模范”,但我认为朱自清的成就并非在作品的形式层面上,而在于文本的深层隐喻上。具体说来,朱自清散文的隐喻性主要表现在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领悟与表达上,这种儒家文化的集中体现就是“中和主义”思想和“中和”之美的表现。何谓“中和主义”?“中和主义”是朱自清在人生的碰撞、追求、困惑,乃至幻灭后得出的哲学感悟,它是许多现代人的深刻体验。朱自清在1922年11月7日的残信中写道:
　　
　　我的意思是说,写字要一笔不错,一笔不乱,走路要一步不急,一步不徐,呷饭要一碗不多,一碗不少;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有不调整的,总竭力立刻求其调整,无论用积极的手段或消极的手段……总之,平常地说,我只是在行为上主张一种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
　　
　　由上可知,朱自清所信奉的是一种“既不执着,也不绝灭的中性人生观”①。这种人生观实际就是受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也就是儒家中庸思想的体现。孔子把“中庸思想”作为最高的道德规范,以此来约束人的行为举止,使之符合“德”的要求。朱自清的“中和主义”也是力图以此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想做到感情、行为的适度。他希望社会和睦,人间友善,天地万物和谐,他把这种思想作为生存的盾牌来抵御现实的干扰。因此,这种“中和主义”思想也在他的散文中流露出来,如《执政府大屠杀记》、《白种人———上帝的骄子》、《新中国在望中》等文章中都有体现,这一切正是传统文化的影响所致。可以说,“中和主义”就是朱自清散文的文化隐喻,也就是他的散文的魅力所在。不仅如此,“中和主义”还是中国传统美学“中和”之美的一种文化基础,它产生一种含蓄、悠远、缠绵的情思,形成柔和之美和凝重之美,表现出“哀而不伤”、“含而不露”、似动非动、似静非静的审美效果。这一特征在他的代表作品《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绿》、《春》等作品中都有体现。可不是?《荷塘月色》中写景的一段就很特别:花是零星的,“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香味是清淡的;风是徐徐的;月色是朦胧的,荷塘就像“笼着轻沙的梦”一般。这些情景描写极为雅致,正是“中和主义”的感情投射,产生出若隐若现,若聚若离,混沌朦胧的“中和”之美。这是对现实、对景物的“适度”表现,可见,朱自清散文的隐喻,有一种高妙的艺术境界。相比之下,当代作家的散文情思就显得贫乏得多,文化的厚重感也不足。虽然当代散文“硕果累累”,但如“五四”文化人所写的那种精品散文却并不多见,给读者的印象是散文的魅力减弱了。又如周作人散文的隐喻也极为丰富。他的散文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颇多,其中,儒家文化的比重极大,也可以说,中庸思想极为突出。从美学风格上看,他的散文也体现着朱自清式的“中和”之美,并且在宣泄与控制,隔与不隔,空灵与粘滞,诡谲与平淡,苦涩与清甜,谐谑与端庄的美学对称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具有突出的艺术功力。这些特征在其代表作《乌篷船》、《北京的茶食》、《喝茶》等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不再赘言。当代散文家是否可以放下架子,体会一下前人的写作意识呢?
　　
　　由此看来,散文的散应该是文化的“散”和意义的“活”。高明的作家往往会在文化的开掘,意义的表现上着力,浅薄的作家只能在文字上做游戏,其文章的魅力极其有限。当作家文思枯竭的时候,应该去思考文化,寻找意义,不妨潜心研究一下“五四”文化人的思想和艺术精神,也许会发现一片希望的绿洲。
　　
　　注释:①见朱自清1923年4月10日残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