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我的母亲何正璜

我的母亲何正璜，在我眼中是一位和蔼可亲,受人尊敬的母亲。从小到大，对我生活的关照和启蒙、人生的教诲、艺术的认知及接人待物的一些示范，都在她言传身教中学到。我父亲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总是见他伏案疾书，把时间都倾注于自己对艺术研究的执着上，也很少和家人沟通，所以在我的心中是位严肃的父亲。我们家的生活，对外的调理关系、联络等事情，也都是母亲做主。母亲生我的时候，已经四十岁了，我父亲也五十多岁了，在我眼里，他们没有那种青春的气息，而是严谨治学的状态和苍老的一种人生。
　　
　　记得才上小学时，一天中午，母亲塞给我些饭票，并托付碑林的同事代管我，我问她干嘛去，她说要出差，我那时不懂事，一下子抱住母亲的双腿，说什么也不放手。母亲急了，叫周围的人赶快把我拖走，然后一股风似地走了。那时的母亲就是上班、学习、出差，永远忙着，很少见到她的身影。
　　
　　我从小生长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和西安美术学院。记得在我十二、三岁时的一天，正在家后院玩耍，母亲拿给我一本书《东周列国志》，对我说：“你已经不小了，该读些深层次的书了。”这本书是繁体竖排本，母亲要求我在三个月内给她一个答卷，分三个步骤，第一个阶段是可以用字典，把这本书先通读一遍。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文言文的书，这本书象砖头一样厚。那时，我认识的汉字大概在500—800字，但这本书里有许多字非常陌生，读起来需要大量查字典；第二个阶段，对于这本书，母亲任意指一段，要求我能流畅的读下去；第三个阶段，要求我说出书的内容梗概。读完这本书后，我的收获是巨大的。不仅陪养了我读书的热情和爱好，面对文言文虽然心里有些发怵，但是已经不陌生和畏惧了。1966年初，还有一段和平的时光，母亲又给我拿了几本《聊斋志异》后来又接触了《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典故，这对我学习书法颇有帮助。现在想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母亲让我及早接触了同龄人没有接触到的古典文学，使我获益终生。母亲对我是有期待的，应是个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一种链接的融会者。记得在后来为纪念司马迁我写的诗里有两句母亲较为赞赏“韩城声自司马响，千年景仰司马坡。”我在陕南参加铁路三线建设时，给母亲写信中描述当地景色有这样一句“大路小路没入高高低低树”母亲都及时回信给予肯定和鼓励。母亲知道我喜欢写字，给我拿了几本字帖《华山碑》的原拓，《灵飞经》小楷影印本，《汉•曹全》的影印本，让我临摹。这些书帖，是我最初练习书法的基础，也是我最衷爱的碑帖。当时练字没有条件，只好用水在地上练，在报纸上练，母亲就把办公室的废旧报纸拿来让我练习，现在想来母亲就是我书法的启蒙老师。
　　
　　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的一天，当时我在外面玩耍，听说家被抄了，赶快回到家，看到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几个身穿红卫兵服装年轻人，打着“造反派”的小旗子，冲着母亲大喊大叫，母亲就象一个囚徒，站在家门外，面无表情，脸色惨白。几个暴徒似的红卫兵在翻、砸、骂，现在仍历历在目。还有一个女红卫兵手里拿着一个亮闪闪的匕首，骂的都是文化革命最时兴的粗话，母亲已是五十几岁的人了，稍微把脚舒缓一下，马上就遭到拳打脚踢。我看到这种情况，就冲过去要和他们拼，母亲赶快把我拦住，狠狠地拧了一下我的耳朵，然后用眼睛瞪着我，示意不要有任何举动，我只有听母亲的话，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批斗母亲。就这样他们还不肯善罢干休，又钻出两个男红卫兵冲过来准备收拾我，母亲赶紧转过身护着我说,“你们冲我来吧，孩子小不懂事”。当时够抄家的条件也蛮有意思，不妨赘述：“人家问你这个街巷里，谁家有钱？有钱人是什么概念？他家的女人是穿过高跟鞋的，抹过红嘴唇的，烫过头发的，戴过戒指的，家里还有沙发的，甚至有学问的，这都是被抄家的理由。母亲白天在单位要写交代材料和随时批斗游街，晚上回到家还得强忍着悲愤，照顾全家惨淡的生活，操心儿女们的安全。深夜还偷偷地帮着父亲修改未完成的书稿，她百折不挠地在逆境中耕耘不辍。就这样我们家和全国人民一样悲伤地度过那段恶梦般的日子。
　　
　　我父母那一代人，读的是洋文，吃的是洋面包。母亲1914年出生在日本，大学毕业回国抗战。1940年跟随父亲王子云参加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一头扎向祖国的大西北。首次以政府行为对西北文物进行大规模的考察和研究。当时西北的工作生活条件是何等的艰苦，考察团一行10多人，只有母亲一位女性，她不仅担当整个团里的书记员，还负责全团的后勤生活。他们不避艰辛，跋涉在荒郊野外，常常伏案于昏暗的煤油灯下，却写出一篇篇美妙动人的文章。正如中国美术理论家李松先生评论的“何正璜40年代初和王子云一起到陕西各地考察，自那时以来，留下很多文化散文，她写得那么美，那么生动、那么亲切、那么深入浅出，是美好的心灵和渊博的文史知识、深刻的人生阅历相融汇的结晶”。那些具有历史价值的学术论文和考古文献就是在当时完成的。母亲在日记中发下要为“中国古代文化事业奉献终身”的誓言。他们置身其中风餐露宿乐此不疲，每到一地都会拿出画架纵情于山水之间，用相机拍下一张张难忘的瞬间，为后人留下历史的记载。真正做到了安贫守道。这个道，太曲折了……。我记得哪个哲人有这么一句话：对艺术的热爱疯狂近乎达到对宗教的信仰。从这句话可以折射出他们那一代人给中华民族留下最宝贵的精神遗存，在他们身上和血液之中，流淌着一种使命，成就着一个过程。
　　
　　母亲年轻的时候就有写日记的习惯。到后来文革期间，这些日记竟成了批斗她的“罪证”。母亲对我说：“一辈子不要写日记，不要留下文字性的东西，免的到时候惹来祸端”。那时的人已经被整怕了。母亲在1988年患有肠癌，手术后醒来用看报来转移疼痛，用坚强的毅力与病痛抗争，体现了对生命的渴望。她临终前对我说：“妈这辈子没留下什么东西，只有几篇文章，代表着我曾经存在的价值和全部人生的意义，如果能够编纂成书该多好啊！起码能让亲朋好友和一直关心我、欣赏我的朋友看到，这对我是最大的欣慰”。后来是李宪基先生最先将母亲的一些文章发表在《艺术界》让我们全家非常感激。2004年，在母亲辞世10年后，我们儿女为她老人家，整理出版了一本《何正璜考古游记》。2006年陕西历史博物馆编辑出版了《何正璜文集》。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母亲一直关心着我的成长和事业的发展，她看到我在书法上凸显悟性，在我并不知晓的情况下，运用自己人缘好的关系，为我铺平以后从事书法专业的道路。母亲在一次开会时，结识了西安市人事局管招工的一位同志，拜托人家把我从安康三线分配回西安铁路上工作。不管怎么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为我操碎了心。母亲的伟大的爱让我感到无比温暖，让我在任何艰难困苦中都能够勇敢地面对。在1984年美术家画廊落成，母亲为了让我实现自己对书法艺术的追求，把我调到了陕西省美术家协会，让我所学专业对口，这是我人生关键的转折。
　　
　　过去的老友对我说：“王蒙，以前你有些沉默寡言，后来发现你的为人处事竟是这么广博。”我说：“主要是家庭得到解放，我的思想也从阴影中解脱出来。能走到今天真是孰不敢想啊！我现在总结自己，之所以具备综合的知识。是和我的家庭有着密不可分的原因。对于我们兄弟姐妹来说，也有过阳光灿烂的日子，孩子们聚在一起，谈论学习的内容，互相竞猜、提问、解答。在争辩不下时就请父母做出评判。知识分子家中那种关于对知识的渴求，知识寓教娱乐的生活化的过程，现在想起都有甘醇之味津津乐道。我最能体会到知识分子家庭，才能感受到有知识即是快乐的。可好景不长，阴霾笼罩着全家若干年。当年父亲的手稿在文革前已经完成了，准备付诸印刷，但后来在文革中造反派将他的手稿全部烧掉，几十年的心血毁之一炬啊。拨乱反正后，父亲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又重新鼓起生命的风帆，以九十多岁高龄，用他颤抖的双手，艰难地凭着记忆和撷取一些断断续续的资料，重新写出了他的巨著《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这本书应该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他的遗作。
　　
　　同时，他还完成了《中国雕塑艺术史》，填补了中国美术史关于雕塑专业无史的空白。父亲早年留学法国，学的是西画专业，后来游历欧洲各国，感受到中国与欧洲在雕塑艺术观上有很大的差异，他又上了雕塑专业。最后以双学位毕业回国。他这几个大部头著作都倾注了母亲极大的心血和全部的积蓄，用她细腻、清丽而优美的文字，使那些枯燥的专业叙述，经过润色后，凝结成生动活泼、意趣横生的语言文字，可读性极强。
　　
　　我的父母有着很多共同语言、兴趣爱好，她们俩都从事文化艺术专业，视专业为事业，视事业为生命。他们的结合无疑是最美丽的童话故事，相学相伴，荣辱与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