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红楼梦》的情感立场
阅读《红楼梦》的情感立场
阅读小说作品，读者常常会有个情感立场的定位问题，即在作品中选择一个或多个人物作为自己认同的对象。这个选择，不同的读者通常会趋于一致，不会受读者在现实社会中的身份地位等的干扰。比如说，读《水浒传》，在武松、武大郎、西门庆三者之间，人们通常都会倾向于武松，不太可能是武大郎，决不可能是西门庆。读鲁迅《祝福》的时候，一般人都会选择第一人称的“我”，而不会是鲁四老爷。即使现实生活中更接近武大郎、西门庆、鲁四老爷，作为读者，也会是如上的选择。
原因何在？阅读小说作品时，人们自然而然、不约而同地将理想主义作为自己的选择标准，而不是以实用主义作为选择标准。比如说，选择武松，是因为他相貌英俊、做事勇敢等特点，既不是武大郎的相貌丑陋、为人懦弱，也不是西门庆的家庭多金、性情风流。读《祝福》时选择第一人称“我”，是因为他同情弱者、对传统观念持反思批判的态度，而不是鲁四老爷的道貌岸然、保守顽固。现实社会中，西门庆、鲁四老爷，都属于“成功人士”，有钱有势，呼风唤雨。许多读者在放下作品后，可能都愿意跟他们“做朋友”。
但是，有一些作品，人们在阅读时，出现了分歧，出现了截然不同的选择。比如《水浒传》，不少人认可、认同“山东及时雨”宋江，但也有人认为宋江是一个欺世盗名的小人。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人们在阅读《红楼梦》时的情感立场。多数读者倾向于认同林黛玉，认同她的真诚、自然。但是，也有不少人，更喜欢大方、贤惠的薛宝钗，甚至提出“娶妻当娶薛宝钗”的说法。总之，出现了“拥黛”“拥钗”的两派。
原因何在呢？有人认为，是因为《水浒传》《红楼梦》等古代文学名著的作者为了逼真地表现现实社会和人物的复杂性，采取了类似写实主义的艺术手法，不对人物进行表面化的褒贬。而我认为，这种手法其实可以上溯到孔子撰写历史著作《春秋》时采用的特殊写作手法：春秋笔法。即以隐晦、含蓄的手法和语言，对人物或事件进行描绘、叙述，寓褒贬之意于叙述性词语之中。因此，普通读者很容易上当，望文生义，读不出作品真正的用意。只有少数细心阅读、善于独立思考、拥有丰富阅读经验之人，才能够识破文字迷障，透过表面现象，看到深层意思，看出作者真正用意所在。
一般读者看到了《红楼梦》表现薛宝钗大方、贤惠的段落，便照单全收，认薛宝钗为大方、贤惠之人。殊不知，《红楼梦》中表现的薛宝钗待人大方、贤惠的段落文字，都是皮里阳秋，明褒实贬。分析薛宝钗的大方表现、贤惠行为，不难发现，其中有着明显的“阴谋”，换个说法，叫做做秀。比如，史湘云因为没有参加诗社开幕式，自罚做东请海棠诗社同仁。薛宝钗为她出主意，表示自己愿意赞助。因为她赞助了几篓螃蟹（不是薛宝钗本人的）和几坛好酒，便完全改变了聚会的性质，变成了整个贾府的一次隆重宴会。最后，请客的名义归史湘云，光荣却归了薛宝钗。贾母、王夫人等实权人物，都再一次加深了薛宝钗办事大方得体的印象。再比如，王熙凤生病期间，由探春代理管家一职，李纨、宝钗襄助她。按理说，宝钗有啥好主意（从承包者手中拿出几吊钱，分发给没有成人），悄然告诉探春即可。但是，薛宝钗不然，她要举行大会，然后在会上做了一番声情并茂的演讲，然后隆重宣布，人人有得。结果，大观园里的老婆子们对薛宝钗的大恩大德，感激不尽，表示愿意对她言听计从。探春包产到户改革的好处，反而被淹没了，落得一个待下人刻薄厉害的坏名声。
著名文学史家刘大杰先生有个说法：不喜欢林黛玉的人，都是因为没有读懂《红楼梦》。此言有理。
上述情况，西方文学名著是不会出现的。西方的文学名著，好人、坏人，或者说正面人物、反面人物，通常是分得清清楚楚的，不会有读者出现分化、分歧的现象。
2014-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