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书
晒书
出梅入伏，烈日当空，自然而然想到了晒书。遗憾的是恐怕现在已鲜有人知农历六月六是苏州人传统的晒书日了。据说，是日龙晒鳞不施雨，而且恰巧是唐僧西天取经归来途中晾晒被水打湿的经书的日子。
南方多雨，书籍容易发霉、长虫，一旦天气晴好，就会把书籍、字画拿出曝晒，祛湿驱虫，防止霉变虫蛀，顺便为那些尘封的书重新归归类，哪些可以温故知新再读一读，哪些应该继续读完，哪些可以入柜，哪些可以上架，渐成了一种个人习惯。
晒书，也是尊书、爱书。在这一点上，古今是相通的。因为居住环境的改变，现在已无法像以前那样将书籍、字画摊放在桌椅板凳地上庭院天井通风向阳之处恣意晾晒，晒书成了一种意象。所幸，古人所作的“晒书图”还鲜活保留了古人晒书的情形：充满书卷气的名家、士子、僧道……拿着一本又一本书，或摊于石桌上，或摊于路边，形象生动，妙趣横生。
儿时，就喜看父亲整理书柜、书架。两个人都打着赤膊，赤脚盘腿坐在地板上，面对着唯一一架开放式书架和几箱平时藏匿在旧式大床下的书箱，汗流浃背的，却乐在其中。父亲忙着翻晒整理他的宝贝书籍，我就在一旁半懂不懂地翻看带着霉味书页泛黄的绘画本。那种愉悦至今不忘。
因为乐享，我始终视晒书为文俗和雅玩。殊不知这貌似文雅的行为偏偏是因袒胸露腹曝晒的粗鄙举止而起。《世说新语》记载：“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这就是“仰卧曝日”的出典。类似的还有康熙年间，学者朱彝尊满腹经纶，六月初六，他袒肚露胸晒太阳，谓之晒书，后被微服出巡的康熙看见，封其为翰林院检讨，负责撰修明史。一时引得文人纷纷效尤，后来“晒书”也逐渐演变成拿书来晒了，在山东新泰就有曝书山，清初对书籍十分钟爱的著名大诗人朱彝尊还特意在浙江嘉兴王店建有“曝书亭”。
若论初衷，晒书晒的可不是书，晒的是放浪形骸之下的满腹经纶以及怀才不遇的胸臆。后来晒书了，可依然摆脱不了书主人显摆家学渊博学富五车之嫌疑。古时之晒倒与如今网络带有炫耀的晒颇为相似。若以此论，当下时兴的各种书展、新书签售会、赠书仪式、新书推介会、旧书交易会、各类读书会以及阅读助推活动等也算得上是出版商、书商、作者、书友在“晒书”了。
书展如此热闹，本不该再耿耿于不见了当年曝书场景或介怀于人们遗忘了魏晋成俗汉唐成制北宋成会的六月六或者七月七的晒书日了。可心中块垒依旧，难以释怀，因为实在不甘于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晒书日沦落于被人们遗忘的角落，因为现在国人读书的热情和数量实在堪忧。
据媒体报道，中国人年均读书0.7本，与韩国的人均7本，日本的40本，俄罗斯的55本少到让人汗颜。日本管理大师大前研一在《低智商社会》中的论断：“中国人均每天读书不足15分钟，人均阅读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中国是典型的‘低智商国家’，未来毫无希望成为发达国家！”更是让人激愤！
或许有人会说我国人口基数大，统计不尽科学。但即便如此这也改变不了国人不爱读书、国民素质偏低、从小没有养成阅读的良好习惯、好书越来越少的事实。非常赞同这样的说法：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应该是一个人的阅读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社会到底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就看阅读能植根多深，一个国家谁在看书，看哪些书，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可见，读书不仅仅影响到个人，还影响到整个民族，整个社会。一个不爱读书的民族，注定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既然在悠久的历史中晒书早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甚至成了绘画诗歌文学里的经典美学意象，就不该让晒书的习俗湮没在历史的故纸堆里，就应该恢复六月六或者七月七的晒书日以激励全民读书的热情，让晒书作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文化现象发扬光大，甚至像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受到保护传承。
记住晒书日吧，记住多读点书，记住多读点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