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与愚蠢
聪明与愚蠢
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上过一堂印象极深的课。一位老师讲温庭筠的《花间词》，为了证明自己的讲课能力，他离开放着讲稿的讲台，直接对着下面的学生一首接一首地背诵，突然身子一歪，前排的几个学生赶紧冲上去把他抱住，正抬出教室门的时候，另一位老师侧身硬挤进来，迫不及待地挥手把黑板上先前那位老师留下的字迹擦干净，龙飞凤舞地写出了自己讲课的题目，随即就口若悬河地开讲。两位老师的形象反差很大，前面那位苍白瘦弱，萎缩木讷，后面这位精干潇洒，神采飞扬。隔天我们听到了前面那位老师去世的消息——因为脑溢血面积太大没抢救过来。过了一个月我们听到了后面那位老师的喜讯——如愿以偿晋升了副教授。又知道前面那位老师当时争取的也是副教授职称——他连着申报了两年都因为讲课能力被认为不如别的老师而落选。这件事让我很感慨，写了个不咋样的短篇发出来，内中用了一句话：“二桃杀三士”。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句话的来龙去脉，借用这句话只是想比喻当时大学里评职称僧多粥少的现象。
好多年后我才知道这句话出自《晏子春秋》，那是记述春秋时期齐国宰相晏子言行的一部书，以晏子为中心人物，通过记载他治理政务等一系列事迹，展现他杰出的才能和智慧。其中的《谏下》篇有个著名的故事突出了他的谋略，那便是“二桃杀三士”。
2500年前的齐景公时期，齐国的三位武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意气相投，彼此互壮声势，恃功骄横，目中无人，甚至对历经三朝的晏子也颇不敬。晏子便想了个主意，请齐景公赐三武士两枚桃子，让他们论功分桃。公孙接曾经打虎救主，先夺一桃；田开疆平徐国、拓边疆有功，抢了第二桃；古冶子当年入河杀鼋，救过国君，现在却无桃可吃，愤而拔剑。公孙接、田开疆当即醒悟，论功劳和勇气他们都不如古冶子，却“取桃不让，贪也；不死，无勇也”，两人觉得对不起朋友，颜面丧尽，当场自刎。古冶子震惊：为一桃竟与朋友翻脸，真是不仁不义，也随即抹了脖子。
晏子精心策划的这起诛杀，可谓创造了人类诛杀史上的奇迹。两个桃子就杀掉三个武士，干净利索，而且不落谋杀痕迹，真让千古为之惊悚。
这则故事，本是夸耀晏子的谋略，却没有想到结果最打动人的是三位武士的“君子之风”——至少我被三士深深撼动。他们也许鲁莽，也许骄狂，也许愚蠢，并因此而被人利用。但他们把仁义、勇气和荣誉看得比性命更重要，宁愿用鲜血洗净耻辱，用生命维护尊严，决不苟且偷生，取死迅如炸雷闪电，烈若山崩地摧，干脆决绝。如此的刚烈，使看似荒谬的死亡变得异常悲壮。相对于政治层面上的阴险和卑鄙，显得如此高贵。
这则悲凉的故事影响深远，以至“二桃杀三士”成为一个围棋术语，《玄玄棋经》上有一道死活题就叫“二桃杀三士”，难度等级为中高级。
在这则故事中，晏子自然是聪明者，三士自然是愚蠢者。后世文人和政治家对此给予了无尽的慨叹。
……
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纪。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
诸葛亮的《梁父吟》对“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纪”的三士很惋惜，对晏子为相的不仁是持批评态度的。我也很有同感，以为足见其器识的远大、立身的崇高。
关于聪明与愚蠢孰是孰非的问题，其实也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问题。我们常常会看到有的人聪明绝顶，长袖善舞，得了好还卖乖；有的人死心眼，一根筋，撞了南墙也不知回头。然而对此二者，人们未必只是加以简单地肯定和否定。
近读作家邓刚的长篇小说《绝对亢奋》，其中的主人公最后的谋生手段是贩卖鸡蛋：每天“从城里骑到农村，往返将近200里地……很多人干不下去，累趴下了”。即便如此，他也决不依附成了公司老总的姐夫。“但我却是个贱骨头，觉得沙发比山坡上的石板还硬，酒店里的好酒好菜，赶不上我在乡下喝河沟里的水嚼冷馒头香甜。”与他一块长大的许多人都靠坑蒙拐骗或攀附权贵改善了处境，他却在非人的环境中始终保持思想和心灵的纯洁：无论多么艰苦，都能苦出兴趣来。抬煤能抬出扁担颤悠的滋味儿，捡破烂能捡出冲锋陷阵的劲头……面对现代文明表面喧嚣之下的种种卑琐，绝对不识时务、绝对不与时势妥协，执拗地拒绝卷入狂飙突进的时代游戏。作为一个永不屈服于生存困境的草根意志的体现者，矗立在繁华辉煌、光怪陆离、物欲横流、信义沦丧的滚滚红尘中。
这样的执拗当然是愚蠢的，但以我的愚见，晏子式的聪明的成功者固然让人羡慕，三士式的愚蠢的失败者有时却让人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