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我的价值观
潘石屹：我的价值观
我的价值观若隐若现，有时候写在天空，有时候潜入深渊。但我知道，它一直引领我在大地上行走。
你幸福吗？这不太好回答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被问到如何处理诺贝尔文学奖奖金，他说：“我准备在北京买套房子，大房子，后来有人提醒我说也买不了多大的房子，5万多元1平方米，750万元也就是120平方米。”
莫言的回答里，透露着些许无奈。当央视记者问他“你幸福吗”时，莫言干脆地回答：“我不知道。”
无论莫言老师“奖金买房子”是调侃还是真有需求，都折射出了人们与居住的关系。可能与幸福无关，但肯定与内心相连。
居住能改变人的生活，但最重要的还是人。居住条件、生活条件都是我们的思想和智慧进步后的副产品。
今天，“居住”的概念大大地扩展了，它与其他的空间概念的界限也模糊了，这是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变化，这种变化将非常深刻地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观念、工作观念，也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价值观。
有一部分人是典型的欧美人的思想，认为公寓不适合人居住，人居住的环境应该是别墅。那是在欧美，在亚洲国家好的公寓也是适合人居住的，而且也更适合发展公寓，尤其中国人多地少，为了防止城市化抢了农民的地，我们是有一个十八亿亩红线的。因此，大家都想住别墅不太现实。
圣雄甘地说：“地球上的资源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但满足不了人们的贪婪。”因此，我们不能悲观地认为“居者有其屋”是个梦想，它一定是可以实现的。前提是我们要学会审视自己的内心需求：究竟是为了居住，还是为了享受？
其实，人的快乐与幸福与有没有固定的场所和怎么样的固定场所没有关系，真正的快乐来自于你内心，来自于为社会服务后的充实感、满足感。
生活每天都应该是快乐的，做家务为柴米油盐精打细算也是快乐的，我在外面出差吃的饭，肉多、油大，特别想回到家里吃饭，尤其是吃自己做的饭。这是一种享受。
对所有的人来说，他的自我实现、他的人生价值、他的社会地位不在于他有没有固定住所，不在于他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也不在于他拥有多少物质财富，更不在于他做多大官，而在于他的服务，其他的都是服务之外的副产品。
想想这些，再问自己一遍：“你幸福吗？”
朝鲜行漫记
2012年五一期间，我去了一趟朝鲜，短短几天的接触，感触颇多。
决定去朝鲜是因为一直以来觉得那里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现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全世界好多地方都开放了，人们都能够在第一时间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而在朝鲜信息是封闭的，他们国内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朝鲜的绝大多数人也不知道。另外，我们常常在电视上面看到，说他们缺吃的，经济不发达。我想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世界上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看看在这样一个信息不够畅通、信息被封闭的地方，人们的精神状态、真正的社会的发展水平、经济的发展水平是什么样的。我想就是不带有任何偏见的，靠自己的眼睛、靠自己的耳朵去感受一个真正的朝鲜。
飞机在平壤一落地，我透过窗户看外面的朝鲜人，觉得他们很整洁，无论男女，都穿着整整齐齐的制服，不知道是武警还是人民军。
朝鲜的普通民众比较流行穿军装，基本上都穿着黑颜色的皮鞋，皮鞋都擦得干干净净的，比我的皮鞋都干净。我觉得他们很注重自身形象，不会邋里邋遢地去见人。我还发现他们每一个人都戴着纪念章，纪念章上有的是一个头像，有的是两个头像。也有人带着手机，我看手机的牌子是他们自己的品牌，手机网络是埃及给他们提供的。比较令人震撼的是它的地铁，是全世界最深的地铁。
平壤周围有好多煤矿，空气比北京的空气好。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平壤的商业化程度很低。在国内，北京、上海这些城市都已经是极度的商业化，商店、餐馆、酒店、商场等各种设施一应俱全，给人们带来了很多便捷。可是在朝鲜基本上没有商店，餐馆也很少。飞机场没有餐馆，全国只有一个咖啡厅、一个比萨店，所以要买东西、吃饭，或有其他消费需求的话，是非常困难的。
没有市场，就没有任何的广告，所以朝鲜路边都是干干净净的，不像北京、上海这些城市路边充斥着大量的广告牌。人们没有炫耀和攀比心理，从内到外透露着一种质朴的美，跟三四十年前中国人特有的社会主义的美相似，让我感觉仿佛穿越到三十年前的中国。坦白地说，这样很质朴的美很能打动我的心。
朝鲜的夜景特别黑，除了两个广场亮一点以外，其他地方都很暗。电力供应明显不足。食品供应上，导游说我们游客吃的饭是以前他们国王吃的饭。打开一看，一碗豆芽菜，一碗豆腐，一碗朝鲜泡菜，还有绿颜色的菜，全是素的，油还是有一点，没有一丁点肉。小孩看到没有肉说什么也不吃。
从平壤到三八线的路上，我看到山坡上许多老人和小孩在挖野菜，这场景我太熟悉了，小时候这时正是闹春荒的季节，就是靠野菜充饥。我的一位朋友看到了UN送粮食的汽车，回到平壤，看到野餐的人们吃得非常好，她们都热情地给我敬酒，可惜我不能喝酒，又无法说，感觉自己非常不礼貌。这是我与普通朝鲜人接触最深入的一次。
几天的参观过程中，我们真正接触到的朝鲜普通老百姓很少。朝鲜政府对所有去朝鲜的外国人，包括中国人，管理得都很严格。我们都被带到一个叫羊角岛的小岛上住着，岛上有个饭店。出去旅行的路线都是他们指定的路线，跟朝鲜当地老百姓接触的机会非常少，只是在地铁里面、在马路上看到过，打过招呼，但语言不通，没有更深入的交流。但从他们的眼神来看，还是非常羡慕外面的世界。我们这个团里面共有17个人，有5个人是黄皮肤的亚洲人，另外12个人都是欧美人。我们这一行人走在路上，很能吸引朝鲜人的注意。
他们看西方人的眼神，让我想起来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的眼神，充满了好奇。我们团有一个欧洲的小伙子，非常豪爽，他手上长着特别长的毛，漂亮的女导游看见了非常好奇，就摸了他一下，把这个小伙子高兴了四五天。
不过也只能好奇，在朝鲜，满足人们对外界好奇心的渠道很少。所有人的信息来源主要是看报纸，他们的电视没几个台，而且效果不好，都是雪花，电视节目大部分是唱红歌，歌的调子都比较高，跟我们“文革”期间唱的歌差不多。
作为一个现代的人，我对知识和信息的渴求比对服装、对食物的渴求还要大。在国内的时候，虽然更多时间是在办公室里工作，但每天接触的信息很多，处理邮件、开会、打电话、发E-mail，都跟信息有关：而且我有三个随身携带的宝贝，手机、iPad和电脑。这三个和它们背后非常强大的互联网保证了我每天对公司、社会和世界各地信息的摄取。
可是到了朝鲜，三件宝贝都不能用了，我就像被强制戒烟的烟民一样，非常别扭，又像突然失明的人，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不知所措。这是我在朝鲜最大的不适应，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之前在国内天天上网，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到了朝鲜我才体会到，我对互联网的依赖性已经非常强了。比如在国内，我要见个人，先到百度上查一下这个人的背景，或上微博了解下他的近况；遇到不懂的词，直接百度一下就知道什么意思。在朝鲜，我记得去三八线的时候，突然想确切地了解三八线是怎么形成的，三八线有多宽、有多长，我头脑中第一个反应就是上百度查一下，可是这个时候没有网络!我感觉自己像与世隔绝一般，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万一家里和公司发生什么事情，或者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根本无法及时知道。
我曾经怀疑过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去了朝鲜之后，我对于改革的信心反倒坚定。虽然朝鲜人质朴的美很打动我，但向往的同时我又对他们充满同情。我觉得，无论是国家还是民族必须要与时俱进，而要发展和进步，最关键的是要跟这个世界融为一体，如果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全都自主了，实际上是发展不了的，这是我最深的体会。其实朝鲜人在智力等各个方面绝不比其他国家的人差，但他们目前的生活状态、经济发展的状态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相差甚远。而且朝鲜也非常注重教育，有好多的学校，可是我觉得这样的教育还远远不够，还一定要跟外面的文化和知识进行交流。社会的进步一定得给所有的人自由，一定得开放，如果不开放的话，获得知识、信息的途径会非常少，与外界文化和经济等各方面的交流就少，各种思想不发生碰撞的话，各行各业很难有本质上的提高。
谁的世界谁的心
2005年，在从九寨沟到松潘的路上，看到一个小寺院，叫尕米寺，我们停车在寺院的门口，出来了一个小和尚。
小和尚13岁，他说他10岁时就来到这个寺院出家了。
他不怎么会讲普通话，只能讲几个字，借助手势也能表达清楚他的意思。他带着我们看了寺院的里里外外。
我这个年龄的时候也是在一个寺院里读小学，读的是“+、-、×、÷”和“毛主席万岁”，从来没有读过“b、P、m、f”，因为我们那里的老师都不会讲普通话，也没办法教汉语拼音，也从来没有像这个小和尚这样读过佛经：佛经的故事我都是在学校的墙上看的。
当时，我没有信仰任何的宗教，也没有加入任何的团体和党派，但我相信有另外一个世界存在。那个世界是我们所不了解的世界。所以我对各种宗教都怀着一颗敬畏之心，也很想去了解它们：我想，我基本是属于无宗教信仰的有神论者，这可能与我小时候在一座寺院里上小学有关。
父亲平反后落实政策，被安排在县政府工作。这个县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县，当时全县境内没有一条一米宽的柏油马路。
晚上我住在父亲的办公室，隔壁住着一位姓景的叔叔，这可能是政府办公区里面住的仅有的两个人：后来我出来上学了，还时常惦记着这位景叔叔。过了几年，听说他升官了，当了这个县的县长。
又过了几年，听说他又升官了，调到另一个县去做县委书记。
又过了几年，说他到麦积山管理处去当主任了。
又过了几年，父亲对我说，你景叔叔当了天水市纪委主任。父亲说，这个职位对你景叔叔最合适，他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一定能干好。没多长时间，景叔叔提前退休了，到北京我的办公室来，我们聊了好长时间。
最近父亲告诉我，景叔叔出家了，是市里面发现他六个月都没有领工资了才知道这个消息，但谁也不知道他在哪个寺院。我想也许会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方和他相遇，也许会擦肩而过，永远地擦肩而过。
作为一个在北京开发房地产的商人，我非常地向往丰富的精神世界。但看到这个小和尚，我想他更向往的可能是物质世界。小和尚对我说，你是不是已经照了三张照片了？我说，不止。在几分钟之内我已经给这个小和尚拍了六十多张照片。临走时我给这个小和尚放下了100块钱，张欣说，这小和尚以后不会好好念经了，会在马路旁边等着下一个100块钱，你会把这个小和尚给毁了的。听了张欣的话，我一路很不安。
（本文摘自在《我的价值观》，潘石屹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