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收博览
　　
　　读书广收博览是毛泽东一贯提倡和践行的。1957年10月，毛泽东在给秘书林克的信中曾这样说：“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这句话其实也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他自己的读书范围就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西方社会科学名著到马列著作，从古代作品到近人新作，总之，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宗教、地理、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报纸杂志，都在毛泽东的涉猎范围。到了晚年，毛泽东读书时侧重的是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著作。文学书籍中，包括诗词歌赋、楹联、笔记小说，毛泽东都百读不厌。对于文学作品，毛泽东一方面是在鉴赏和品味，另一方面也把它们当作“历史”来读，因为那些诗文小说之中深埋着历史事实和思想。中国历代史书则是毛泽东的最爱，对此他几乎什么都读。除《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些正史外，各种野史、稗史、历史演义等毛泽东也读，甚至连小人书都不放过。毛泽东读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他非常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以从中找出可资利用的东西。正因为熟谙历史，毛泽东在自己的著作、讲话中，常常引用中外史书上的历史典故来阐明深刻的道理，也常常借助历史的经验来指导自己领导的革命事业。毛泽东在延安时曾说过，读书可以使人增长学问，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这段话点出了知识对人的重要性。这也许就是毛泽东为何一生博览群书、吸取新知的动力所在，同时也是毛泽东为何要革命者努力学习、认真读书的真谛所在。毛泽东之所以成就为大思想家，不仅在于他有远大的眼光、开阔的胸襟，更在于他读书时广收博览，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知识结构。
　　
　　系统钻研
　　
　　毛泽东提倡博览群书，同时又提倡认真研究、系统地掌握书本知识。毛泽东对社会科学知识的系统掌握和对自然科学知识的深入了解，从他的著作和演讲中可以明显看出来。同时，从他的存书和借书的情况也可以窥其一斑。在中南海毛泽东近10万册的个人藏书中，主要有这么几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集与选集；阐释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各种教科书和理论书籍；中国历史典籍及各种中国古书，包括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部分收藏），各代笔记体小说、随笔，诗词、文论及市井笑话集；中国近现代名著，如《鲁迅全集》、《革命军》等；工具书；有关自然科学的书籍，以及译成中文的世界名著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经常到北京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等馆借书阅览。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10月至1966年9月，毛泽东曾从北京图书馆等馆借用各种图书2000余种，共5000余册。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更是号召系统研究。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政治报告中讲到学习问题时，毛泽东曾这样指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对于这种研究，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他还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强调：“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对于自然科学的理论，毛泽东同样有研究兴趣。他认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哥白尼、布鲁诺的著作，坂田昌一、李四光、竺可桢、杨振宁等科学家的著作，毛泽东曾反复研读过多遍。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系统钻研过农业、土壤、机械、物理、化学、水文、气候等方面的著作。
　　
　　勤动笔墨
　　
　　勤动笔墨是毛泽东读书时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与毛泽东对所喜之书要反复研读的习惯有关。动笔墨主要表现为毛泽东在读书时常常在书页上圈圈点点，勾勾画画，留下自己的心得或评论。这种与众不同的读书习惯是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养成的。早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研读德国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毛泽东就曾在书页上写有12000字的读书批注。投身于中国革命事业后，毛泽东在戎马倥偬的岁月利用时间读书时，仍保留了这一习惯。在领导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由于有了以延安为中心的较为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为全面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尤其是哲学学说，又一次开始发愤读书。他的这种发愤读书，不仅为当时的人们耳闻目见，也通过他所研读过的书籍——后来整理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留下的手迹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毛泽东所读过的书页上，到处都有他留下的阅读符号，如竖线、横线、斜线、浪线、三角、方框、圈、点、勾、叉及问号等等。有些符号不止圈画一次，而是杠上加杠、圈外画圈。从毛泽东所留下的批注看，它大多写在书页的天头、地脚、页边、中缝或字旁行间。有不少批注呈“密集型”，即密密麻麻写满书页，这样的文字密集型批注多达100余页。此外，毛泽东在读书时，还细心地改正了原书中一些排错的文字和标点符号，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专心读书的精神状态。经统计，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毛泽东留下的总字符数为27604个。其中在10本书上作的批注为830条，总字符数为22834个；1篇读书摘要、1篇读书日记及1封书信的总字符数为4770个。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形成的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习惯仍然保留着，故他读书时作批注更勤。199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收集有毛泽东阅读40部文史古籍时所留下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这本批语集计有批语314处，总共有6733个字符。其中对16部文学书的批语75处，计2468个字符；对24部史学书的批语239处，计4265个字符。这些读书批注，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历史纪录，是毛泽东读书时全神贯注、细致入微和善于思索的证明，也是我们研究和学习毛泽东读书方法的珍品。
　　
　　学思结合
　　
　　毛泽东提倡多思，在学习方面也是这样。这与孔子的名言“学而不思则罔”一致。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青年毛泽东就曾批评学而不思的陋习。他这样写道：“吾国二千年之学者，皆可谓之学而不思。”与这种陋习相反，毛泽东在读书时善于独立思考。尤其是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毛泽东把所读之书放置在一个恰当的历史背景中，注意把握所读之书形成的时代特点、社会条件和作者成书条件、写作动机、指导思想和目的，弄通读透书的内容。他以自己特殊的价值取向，从书中鉴取历史兴亡之道，通过品评历代政事，臧否人物，吸取经验教训，悟出自己所需的为政方略，并在同古人的对话中激发出自己的新思想、新观念。毛泽东以自觉的清醒的批判意识来读书，从不为书所俘虏。在恰当评价书中所言风物政事、以明利害得失时，总是显露出自己的独具智慧。毛泽东凭借自己渊博的知识，善于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对所读之书作认真考证，辨别史学真伪，甚或勘正文字错误，校改和添加标点符号，这是一般人尤其是知识菲薄的人难以做到的。例如，毛泽东喜欢读史，但他却又这样说：“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毛泽东不仅对中国历史有根本的把握，也对历史上忠奸贤庸各式人物及其行为有中肯评价。在《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他对一些杰出人才的赞誉比比皆是：“臧质豪杰之士”，“生子当如李亚子”，“伟哉虞公，千古一人”。对一些历史人物，毛泽东进行认真比较，如“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李恪英物，李治朽物”，“袁觊无能”，“袁粲死节”。对于一些无能、昏庸、奸佞之辈，毛泽东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给予客观评价，如（刘表）“虚有其表”，“‘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王建庸人，不知政治”，“笑里藏刀李义府”。读书时严于考证是毛泽东的一大特点。他像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甚至对所读书中的史实哪怕是一些别人认为微不足道的细节也不予忽略。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书时，毛泽东也表现出了独立思考、不盲从的精神。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商品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回避了“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问题”。他还指出：“斯大林说，苏联的‘特种的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这看来很不妥当。”对于产品分配问题，毛泽东认为：“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总之，在学习态度上，毛泽东认为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另一种是“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他认为前一种态度不好，需要的则是后一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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