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话难说
真话难说
一位尚不足60岁的作家住进了医院，经过一系列现代医疗技术的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已无法做手术，也没必要了。家属却坚决要求医生给开一刀，不能白白地等死。现代医疗技术无论多么先进，终归是隔皮看瓤，打开后万一还有希望呢！把毒瘤多少切去一点，总比一点不切要好吧？更重要的是为了安慰病人。家属告诉他是肺里长了个良性小瘤子，如果不手术，关于良性的谎言岂不就得戳穿？家属还请求作家协会出面，以组织的名义要求医院给实施手术。于是我们也加入撒谎行列。
医生虽然明知手术对病人有害无益，也只能答应病人家属和所在单位的请求。因为他们也是撒谎者，从一开始就和家属一起向病人隐瞒了真实病情。哪一个癌症患者的家属不是这样做的呢？从谎言变成了行动，病人的身体被切开了，跟医生预料的一样，决无手术的可能了，原样又缝合起来。绝症在身的病人又白挨了一刀，损伤了元气。得到的只是一句新谎言：手术很成功，很快就会好的。
所有到医院看望他的人不仅重复着家属提示的谎言，还即兴创造出一些新的谎言。包括他家的小孩子，一副天真烂漫的神态说着大模大样的谎话。没有一个人为此感到有什么不安。相反倒有一种神圣感，一种悲壮感，都在扮演保护他的角色。
大家心安理得地形成了一种默契：只要是为了他好，怎么骗他都没有关系。
自以为比对方强大，可以撒谎，出于同情对方，为了让他高兴，也可以撒谎。
他的生活被谎言包围着，也许他的余生就得靠这些谎言支撑着。
他的精神居然真的好起来，要求看文件；给医生写了感谢信；提出了病好后挂职深入生活的计划；要求再分给他一套房子，他的孩子多，已经给过他两次房子都不够用的；要求专业职务评定委员会把他由二级作家升为一级作家……他的全部要求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人们无法拒绝一个不久于人世的人。这些应允又是不可能马上都能兑现的。正因为用不着兑现，别人才答应得那么痛快。
为什么欺骗一个快死的人就不觉得是缺德呢？因为说谎的动机是善良的。是诚实的虚伪，是诚诚恳恳地在说谎。深恶孩子说谎的家长，同时又教孩子撒谎。其实也难得有自己从不撒谎的家长。
有人喜欢这样标榜自己：“你什么时候听我撒过谎？”——这本身就是一句漂亮的谎言。在文艺作品里形容正面人物的正派总是用“他从不撒谎”这类的套话——这又是一种貌似豪迈的谎言。人不能没有真诚。即便是最无耻的骗子，也有知心朋友，也有说真话的时候。同样，什么时候生活中又真正禁绝过谎言呢？我想找到一种关于谎言的权威解释，却意外地发现许多不朽的人物都说过关于谎言的好话：英国人文主义者阿谢姆说：“在适当的地方说适当的谎言，比伤害人的真话要好得多。”法国作家法朗士说：“若是消失了谎言，人类该是多么无聊无趣呀！”拒绝任何宗教，宣布上帝已经死了的德国哲学家尼采说：“从来没有说过谎的人，不知道真实是什么。”法国道德家沃夫纳格说：“人人生来都是纯真的，每个人死去时都是说谎者。”
够了，再举下去就有点“谎言广告”的味道了。
恶意的谎言应属造谣、诽谤，不在此列。
美国作家冯纳古特说：“人需要好的谎言，可惜好的谎言难逢，烂的谎言太多。”
一个欧洲大作家到政府禁止垂钓的地方去钓鱼，而且向旁边的人瞎吹：“昨天我从这儿钓了7公斤！”正巧警察走过来，要按他自己坦白的数字罚款。这位作家说：“先生，你不能罚我的款，我是作家，虚构是我的工作。”这算不算冯纳特所喜欢的“好的谎言”？那么，人们也可以把成功的创作、美妙的想象视为“好的谎言”。
尽管人们推崇真话，还是搞了一个“愚人节”，其实就是说谎者的节日。大大方方地享受说谎的快乐和被谎言欺骗的快乐。
有人称作家为“人精”，这位患晚期肺癌的同行，怎么会听不出或看不出大家是在骗他呢？病长在他身上，即便别人能骗得了他，他的身体、他的感觉还能骗得了他吗？人，也许更多的是对自己撒谎。所以“人才离自己最远”。不愿或不敢正视的事实，就宁愿相信它不是真的。
一个平时最瞧不起人或许是他最瞧不起的人，听说他得了绝症，到了医院跟他和解，不慎说漏嘴，桶穿了窗户纸。他奇迹般地开始昏迷，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是真话害了他，还是谎言害了他？是被欺蒙地活着好呢，还是明白真相后死去好呢？在为他治丧的日子里人们还议论几句，不久便没有人再去想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