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文化大师——余秋雨
我心中的文化大师——余秋雨
早些时候看余秋雨在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点评试题，我很觉得秋雨没这个必要，但他确确实实在那里一本正经地评论着那些很简单的文化常识，看起来还很有忧患意识的样子，没有过分在意他身后的流言蜚语。我对秋雨的文化散文一直很欣赏，而且长时间的没有去改变秋雨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近期，还颇有趣味地咀嚼着他的《行者无疆》，他的书我都看，都收藏。哪怕是出门，也要选择性的带本《霜冷长河》或《文化苦旅》或别的秋雨作品，尽管翻看的时间其实很少。安姐姐说，看一个人的文字不会去在意他的品格，顾及一个人的品格时就不会去看他的文字。我想我是做不到这样界线分明的。所以，在人们都在‘论余秋雨的倒掉’时，在大家都在声讨我心中的文化大师时，我不安了，继而恼怒了。
于是，我不止一次用文字与秋雨对话，不止一次深深地怀念印象初的他。于秋雨，个人也好，事件也好，我不能释怀，以至毕业论文也坚定地选择了与他有关的论题。也许是导师的引导，也许是事情的真相，我把过去因他带来的伤痛一古脑抛开，相信了正面的秋雨，相信关于他的那些‘公众事件’只是‘古余肖沙’们不怀好意的捏造。我情愿如此相信。只是觉得茫然，无端地如此折腾一番又为哪般？
余杰一度和余秋雨展开了激烈论战，我过去相信余杰的言论，因为不愿自己心的大师有污点。现在我也还欣赏余杰的才华，尤喜欢他的那段抨击中的文字，他说：“设身处地的替那个时代的人们想想，确实是‘选择之难，难于上青天’。假如让我生活在那个时代，当专政机器用装满子弹的枪口对准我的脑袋，逼我写文章的时候，我会不会写呢？坦率的说，我很可能、而且有极大的可能会写。”是的，是我，我也极大可能会写。
三国魏人李康的《运命论》里说得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一个人的成就太大总会引来些蜚短流长，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余秋雨虽然不是领教这些古训的第一人，但他至少是当代诠释此类古训的最好证人之一。
余秋雨的应对方式及回应态度，一度沸腾了那些是是非非，以致于混淆了旁观者的视听。对余杰提出的他在“文革”期间的恶行，他在岳麓书院演讲时回应说：“就像有人在路上硬说你长了尾巴，我不能当众脱裤子给他看。即使证明了确实没有尾巴，但当众脱裤子的动作比有尾巴还要难看。再闹下去我就要愤怒了。请所有的人拿出证据来。”暗指了余杰的无中生有，也表明自己即将“愤怒”的态度。
当批评家们一致将批评的枪口对准这个历经风雨、跋山涉水带人们去领略文化河流中的风光和险滩的苦行者时，他慨叹‘名人大多感到委屈，觉得本来名声也是你们给的，怎么一下我倒成了谁都可以指手划脚的对象？’他的确有理由愤怒，愤怒毁灭不该来或者不该来得这么快；他更感无奈，无奈那些是非曲折不容他辩白。
是的，余秋雨不过是一个冉阿让式的逃犯，他的罪行也只是偷了一块面包，为一块面包要付出坐19年牢的代价，这实在是太滑稽，也确实可笑至极。（心灵驿站 www.fox2008.cn）对余秋雨持严厉批判态度的智者，如果能对余秋雨的某些人格弱点有所宽容，从散文与西方流派的关系来看，就可能发现他超越任何外来流派的横向移植，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提供了最可贵的本土性的原创。他就像是被米里哀的主教感化了的冉阿让，尽管他有太多报复社会的理由，但他还是选择了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用的人。
一个人停留在书斋之前，要经过多少思想的沉淀；一个人漂泊在路上，要舍弃多少安逸与温馨。一个有追求的人，纵然饥寒交迫，纵然遍体鳞伤，坚定的心却永远也不会变，因为他本身就是一条河流，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他无愧于一个行者，他也必定始终都是一个行者。
沉静在喧嚣之中的余秋雨，像极了他笔下的苏东坡，他在《苏东坡突围》中写到，“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想必如此淡泊缘于沧桑历尽后灵魂的升华，可以说，他们都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无人追捧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