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8毛泽东就皖南事变，谈《三国》矛盾
　　
　　1941年1月，我国历史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之后，在如何对待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问题上，党内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的同志主张从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全面反击。毛泽东说：“皖南新四军军部被歼———这是蒋介石杀我们的一刀，这一刀杀得很深。许多人看了这种情形，都非常气愤，就以为抗日没有希望了，国民党都是坏人，都应该反对。我们必须指出，气愤是完全正当的，哪有看到这种严重情形而不气愤的呢?但是抗日仍然是有希望的，国民党里面也不都是坏人。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毛泽东又说：“三国时期，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操’。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所以当孙权数次讨荆州时，诸葛亮总是一再推诿软磨，而不硬抗，直到最后才让出荆州的部分地方。刘备不了解这一点，派了根本不执行‘联吴为根本，争夺荆州要有理有节’方针的关羽去驻守荆州。关羽这个人虽然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擒庞德，威震华夏，但孤傲自大。刘备封‘关、张、赵、马、黄’五虎大将时，关羽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位与吾相并，可也。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当孙权派诸葛瑾为儿子向关羽女儿求婚，以结秦晋之好，共伐曹操时，关羽却勃然大怒，说：‘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诸葛亮)之面，立斩汝首!再休多言。’诸葛瑾抱头鼠窜而去。孙权便攻占了荆州，孙刘联盟瓦解。刘备见关羽被杀，荆州丢失，遂起兵攻打东吴，众臣苦谏都不听，实是因小失大。正如赵云说：‘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诸葛亮也上表谏止说：‘臣亮等窃以吴贼逞奸诡之计，致荆州有覆亡之祸；陨将星于斗牛，折天柱于楚地，此情哀痛，诚不可忘。但念迁汉鼎者，罪由曹操；移刘祚者，过非孙权。窃谓魏贼若除，则吴自宾服。愿陛下纳秦宓金石之言，以养士卒之力，别作良图。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可是刘备看完后，把表掷于地上，说：‘朕意已决，无得再谏。’决意起大军东征，最终导致兵败身亡。”
　　
　　毛泽东由此总结刘备的失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的矛盾”。所以，毛泽东认为，只有“抓住主要矛盾，分清主次与轻重缓急，先曹后孙是大局为重的上策”。毛泽东通过分析《三国演义》这段刘备兵败身亡的历史故事来给大家以启示，很快统一了全党同志对皖南事变的认识。(《党史文汇》1994年第9期)
　　
　　009毛泽东屡赞马援“马革裹尸”精神
　　
　　“有个大将军叫马援”
　　
　　(1950年)6月27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颐年堂接见赴越南的顾问团成员。毛泽东说：“你们到了越南，要虚心，守纪律，见到人家的同志，不但不能摆架子，还要先向人家赔礼道歉。”他又说，“这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对人家不起，侵略过人家。大概是汉朝吧，东汉时期，有个大将军叫马援的，带领兵将把人家征服了，有个成语马革裹尸，就是从他那里来的。史书上马援征交趾，说的就是这回事，交趾，就是现在的越南嘛！”（陈志斌、孙晓《开国第一战》，华龄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47页）
　　
　　庐山会议谈马援
　　
　　（1959年）8月1日，毛泽东在庐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现在有无线电、电话、汽车，还可以步行、骑马嘛。封建时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相隔太远，遇紧急措施，专之可也。马援打常德五蛮、水苗，年老了，一定要打，害了病，毫无办法，少数民族厉害得很。汉兵无纪律，内部矛盾，将领之间，硬无办法，只好妥协。用皇帝诏书宣抚，讲和，赦免。洛阳太远，假传圣旨。这种事可作，所谓矫诏。对此历史家有各种评论，可以，不可以。没有可能请示时，可以矫诏，用上级命令名义。”(《庐山会议实录》第190页)
　　
　　“我建议高级干部都读《马援传》”
　　
　　60年代，应非洲某国革命者请求，中央派一位中将去这个国家，但他没有能去。毛泽东听到后，心情沉重地说，我建议我们的高级干部都读读《后汉书》里的《马援传》。他又叹道：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马援之后，是一代不如一代哟。……(权延赤、杜卫东《共和国秘使》，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11月版)
　　
　　与驻外使节谈中越关系史，称赞马援有政治头脑
　　
　　毛泽东在外交部小会议室，在陈毅陪同下，接见十几名归国的外交使节。
　　
　　毛泽东不慌不忙喝掉杯中的茶水，待工作人员重新沏满水后，作了一个潇洒的手势，便开始了他那知识渊博、引人入胜的讲话。
　　
　　讲话的大致意思如下：
　　
　　越南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越两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现代越南是多民族国家，其中以越族为主。越族与古代中国南方的百越人有关系。是百越的一支。古代越人有许多分支，在公元前三四世纪，越人大致分五部分，多在中国境内：东越在浙江省，闽越在福建省，南越在广东，西越在广西省和越南部，雒越在越南的红河流域。
　　
　　百越中的雒越，大约是在公元前4世纪，就是东周春秋战国时期占据了红河流域。已经有了发达的炼铜术，创造了东山文化，开始向阶级社会发展。最初是组成了雒越部落联盟，后来，其中一个蜀部落在蜀王子泮率领下占有了部落联盟的领导地位，建立起越南第一个王朝，史称安阳王。“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占有土地者叫雒王、雒侯、雒将。秦始皇统一中国，征服了齐、楚、燕、韩、赵、魏诸国，也征服了百越之地。秦派去百越之地的地方官叫赵佗，他搞割据，建立了南越国。到了汉武帝时，国势强盛，消灭了赵氏割据势力，将南越国“分置九郡”，后来又改成7郡。这7郡统称为交趾，长官称交趾刺史。汉献帝时，改交趾刺史为交州牧。不久，孙权分交州为交广二州。交州有东汉时交趾、九真、日南3郡，广州有东汉时的南海、苍梧、郁林、合浦4郡。秦始皇曾经迁徙内地50万人“戍五岭”，与越人杂居。其中，南海等4郡，也就是交、广二州的广州，由于文化较高，交通便利，汉影响也较强，越人逐渐朝着与汉人融合的方向发展了。而交趾等3郡，也就是交广二州的交州，由于条件不同，汉人朝着与越人融合的方向发展了。
　　
　　西汉时，朝廷常把罪人发配到交趾等郡。与当地人杂居。到东汉献帝时，内地大乱，士人到交趾避难的很多，而且常常是举家迁徙，汉人与越人互通语言，总的趋势还是朝着与越人融合的方向发展。
　　
　　在汉朝统治时期，雒越人所受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日益加重。东汉光武帝时，锡光做交趾郡太守，这个官大体上还可以。后来换了个叫苏定的人去做太守，这就糟了。苏定是个“张着眼睛看钱，闭着眼睛办事”的贪污官。他残酷剥削人民，又竭力压制雒将。雒将大体相当一名部落首领吧。苏定杀死了雒将诗索，诗索的妻子征侧是位了不起的女英雄，首先举义反抗，她的妹妹也起兵响应，叫征贰；征侧、征贰成为起义军领袖，历史上叫做二征起义。起义军得到交趾、九真、日南、合浦等郡越人俚人的响应，击败汉朝驻军，取得65座城，征侧自立为王。《后汉书》说征侧是为了个人愤怒而起义，这种说法不对。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个阶级斗争问题。为什么四郡越人俚人群起响应，为什么刺史太守困守孤城得不到居民援助呢?可见这些刺史太守都是苏定一类的贪劣官。东汉光武帝刘秀派伏波将军马援率汉兵8千，合交趾兵共2万多人击败起义军，“二征”在作战中壮烈牺牲。
　　
　　马援虽然脱离不开其阶级局限性，但他确是一代名将，有政治头脑。他一面修城治郭，设官驻守，强化统治，一面下令兴修水利，穿渠灌溉，为当地人民办了几件好事，稳定了那里的局势。
　　
　　讲到这里，毛泽东略作停顿，深深吸口烟，又缓缓吐出，叹一声道：“马援之后，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地方官大多贪婪苛虐，对越南人民的压迫和榨取十分暴烈，人民忿不能忍，不断举行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是却给中国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增强了越南人民为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斗争意志。唐朝灭亡后，吴权击败中国南汉的驻军，自立为主，越南从此独立。经李朝到陈朝，200多年，民族文化得到很大发展。在汉字基础上创成了本国文字‘字喃”。越南人民具有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元朝统治者三次进犯越南，都被击退了。明朝封建统治者侵占越南，也被击退了。越南独立后，中越两国仍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两国的使节和人民的往来更是从未断绝。越南的占城稻种传入中国，还有木棉，对中国农业做出很大贡献。中国的印刷术传入越南，13世纪中叶，越南开始用木板印户口帖子。15世纪后，开始刊刻四书五经。越南人常有举族移住中国广州、海南岛等地。明初参与设计修建北京城的阮安，被明代士兵奉为火器之神的黎澄善，都是越南人。中越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确是源远流长。”(《共和国秘使》第256～259页)
　　
　　010毛泽东要王洪文读“刘盆子”让张春桥与刘禹锡比
　　
　　王洪文终究没有读懂“刘盆子”。
　　
　　有一次，王洪文回到上海搞调查研究，同时为召开党的十大作准备。一到市委康平路办公室，他就急要找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朱永嘉。王洪文说，在北京的时候，毛主席要他读“二十四史”《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因为是古文，很深奥，他读不懂，所以要朱永嘉给他讲讲。
　　
　　毛泽东要王洪文读《刘盆子传》，无非是提醒他：按照刘盆子的资历、能力和社会地位，是没有资格当皇帝的，只是依仗着刘氏宗室这一条，“摸彩”摸得一个皇帝的宝座。你王洪文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不学习，不长进，结果也会像刘盆子那样，即使身居高位，仍然不务正业，整天和一帮“牧童儿”嬉戏，最后将以失败告终。
　　
　　当朱永嘉把《刘盆子传》看了一遍后，就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但他懂得：这种讯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朱永嘉打定主意，只做古文翻译，不发表任何议论。王洪文也是乖巧人，政治嗅觉很灵，他只消把翻译成白话文的《刘盆子传》听了一遍，就明白了毛泽东叫他读这篇文章的用意所在了。然而，王洪文终究没有读懂，最后变成了刘盆子。(《采风报》1995年9月)
　　
　　“还是刘禹锡说得好呵”
　　
　　8月下旬，毛泽东和张春桥在有次谈话时，提及到唐朝刘禹锡的一些诗。“喜欢读诗吗？”毛泽东问。张春桥笑了笑：“偶尔也读点，但经常读的是主席的，公开发表的大多都会背了。”说着背了几首。“会背《西塞山怀古》吗？刘禹锡的。”“看过，背不下来。”毛泽东用手击着床帮子，铿锵有力地呤诵起来：“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而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主席的记性真好！”毛泽东沉思地说：“中唐的刘禹锡，是个唯物主义者，忧国忧民，立志革新，最后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中国这片土地，人事沧桑变迁，惟有事业永留。他遭贬后过上了流放生活，还写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的诗句，你们行吗？”张春桥低头不语。毛泽东长叹一口气，挥起手无力地晃动了一下，说：“‘文化大革命’可能要失败，你们要准备被人请上断头台。还是刘禹锡说得好呵：‘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像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不知你们有何感想，让文元写篇文章，怎么样？”（师东兵《决定中国命运的二十八天―――粉碎“四人帮”集团纪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8～369页）
　　
　　011毛泽东谈清末民初政论家
　　
　　1958年3月30日，毛泽东在江峡轮上和田家英、吴冷西一起闲谈。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谈到，他在成都会议时收集一些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选了十几首印发与会的同志。还特别称赞杨慎的诗，说他是明朝一位很有才学的人，因议论朝政被流放云南30年以至老死，很可惜。他又说到，四川历代人才辈出，我们党内好些将帅是四川人。
　　
　　毛主席又谈到在会议上印发的“苏报案”。毛主席说，邹容也是四川人，他的日文很好，而且是在四川学的。接着，毛主席详细讲了清朝末年有名的“苏报案”。他讲到，“苏报案”是由邹容写的《革命军》引起的。他写这本小册子时只有18岁，署名“革命军马前卒邹容”。《革命军》一出，上海的《苏报》为之介绍宣传，章太炎为之作序，影响极大。于是，清政府大为恐慌，下令抓人并查封《苏报》，《苏报》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的主要舆论机关，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章士钊、柳亚子等都在该报发表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进行论战。
　　
　　毛主席强调说，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章太炎当警察拿着黑名单来抓人时挺身而出，说：“别人都不在，要抓章太炎，我就是。”从容入狱。邹容本未被抓，待知道章太炎已被捕后，不忍老师(邹称章为老师，章比邹大15岁)单独承担责任，毅然自行投案，终于病死狱中，年仅20岁。《苏报》当时的主编章士钊倒没有被捕。
　　
　　毛主席很称赞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家。他谈到，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英年早逝。章太炎活了60多岁，前半生革命正气凛然，尤以主笔《民报》时期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后来虽一度涉足北洋官场，但心在治经、治史，以国学家称著。鲁迅先生纵观其一生，评价甚高，但对他文笔古奥，索解尤难，颇有微词。他出版一本论文集，偏偏取名《訄书》，使人难读又难解。
　　
　　至于章士钊，毛主席说，这位老先生是他的同乡，湖南长沙人，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除担任《苏报》主笔外，还给其他许多反清报刊写文章，其后赴欧洲游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等职。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好读，没有那么古奥、怪僻，也较梁启超谨严而有条理。抗战中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建国后同我党合作，他自己说他“反动而不反共”。
　　
　　毛主席在船上对这几位清末民初的政论家讲了这许多话，显然他在青年时期对他们印象甚深，也同他自己从办《湘江评论》开始一直写过许多政论有关。他更多的兴趣在于这些政论家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与文风。
　　
　　大概是4月11日上午，毛主席早饭后散步回来，叫田家英和我一起同他在湖边凉棚下闲谈。毛主席从长江大桥谈到八七会议、武昌起义、黎元洪以至张之洞，接着又谈到章太炎曾一度应张之洞之请到武昌办报，但因同张的观点不同，不肯就任主笔，终于离开。他又谈到像章太炎这样激进的革命派，开始也并未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分清营垒，而是同他们一起办报。章太炎就曾给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清议报》写文章，共同主张维新，是后来才分道扬镳的。
　　
　　毛主席又泛论在近代史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需要自己的舆论工具，都热心于办报。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是这样，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也是这样。
　　
　　毛主席接着问我是不是广东新会人，我回答是。然后，毛主席就议论起梁启超来了。
　　
　　毛主席说，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毛主席还讲到，梁启超是在两次赴京会试落第之后，才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一起搞“公车上书”的。“戊戌变法”后，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其后即逐渐失去革新锋芒，成为顽固的保皇派，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后来，他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和段祺瑞执政，但也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欧战结束后出国游欧，回国后即退出政坛，专心著作和讲学。
　　
　　毛主席又说到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
　　
　　毛主席说，写文章尤其是政论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梁启超那个时候写文章的人好卖弄“西学”，喜欢把数学、化学、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论，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写政论，常常闹出许多笑话。做新闻工作既要知识广博，又要避免肤浅，这不容易做到，但一定要努力学习做到。
　　
　　毛主席还谈到，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开始确实很辛苦，他自己写评论，又要修改别人来稿，全部编排工作和复校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后来才增加到七八个人，其中3位主要助手也是广东人。现在我们的报社，动辄数百人、上千人，是不是太多了?(《忆毛主席》第159—161，162～164页)
　　
　　012毛泽东：“请替我给岳王坟献个花圈”
　　
　　“岳飞军，饿死不掳掠，冻死不拆屋”
　　
　　（1935年）3月2日，毛泽东到达四川古蔺县马蹄滩宿营，朱德向他讲了两件红军遵守纪律的事，一件是路过永营盘山的橘林，饥饿的红军秋毫无犯，在没有找到萝卜地主人时，每挖一块萝卜，就塞进一个铜元。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地对朱德说：“玉阶呀!《宋史》言：岳飞军，饿死不掳掠，冻死不拆屋。我们朱毛红军的纪律在井冈山是这样，到了总司令的四川家乡也是这样。”（《毛泽东长征在四川》第49页）
　　
　　“秦桧在朝，害死岳飞”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谈到当时整个中国的形势时说：中国历朝以来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正当的，另一条是不正当的。如果朝廷里是贤明皇帝，所谓“明君”，那就会是忠臣当朝，这就是正当的，用人在贤；昏君，必有奸臣当朝，是不正当的，用人在亲，狐群狗党，弄得一塌糊涂。宋朝徽、钦二帝，秦桧在朝，害死岳飞，弄得山河破裂。历来有这两条路线。组织路线，即干部政策，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我们要讲正派路线，反对历朝的不正当路线。(陈晋《毛泽东之魂》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367页)
　　
　　“岳飞也不是什么地方毕业”
　　
　　（1936年）8月，毛泽东在抗大的一次演讲中说：李逵什么也没有学，仗打得很好，岳飞也不是什么地方毕业，陈胜、吴广、石达开、杨秀清都是农民出身。(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页)
　　
　　斯大林听完毛泽东的解说赞叹：岳飞真是有勇有谋啊！
　　
　　（1950年）2月，毛泽东在苏联有一次在回忆同国民党军队战斗的艰苦岁月时，向斯大林介绍了共产党军队被敌军包围的情形。当时的形势极端危险，多次冲锋，而未能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于是指挥员号召战士：“不畏艰险，视死如归。”翻译费德林对这个警句很费解，请求毛泽东用汉字写在纸上。毛泽东拿起纸和笔，飞快地用他那有特色的豪放笔锋写了8个大字。翻译由于不明白最后一个中国字“归”，所以简直无法理解整句话的意思。只好再次请求毛泽东给予解释。毛泽东说，这是12世纪古代中国的一个著名统帅使用过的一种说法，岳飞以抗女真人入侵的军事远征而出名。杭州市至今保留着宋代这个有代表性的英雄的陵墓，这座陵墓以加害岳飞的叛徒的下跪形象而驰名。毛泽东接着说，“中国字‘归’，在这里不作通常的‘回来’、‘再来’解。在中国历史上，‘归’的原始含义是‘回到原本状态’，因此，这个成语应该理解为：‘藐视一切困难和痛苦，像看待自己回到原本状态一样看待死亡’。”斯大林听完毛泽东的解说和费德林的翻译之后，沉吟了一下，轻轻说：“这位将领，真是有勇有谋啊。”（武原、曹爽编《外国人眼中的中共群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1页）
　　
　　在岳飞故里说：岳飞是个大好人
　　
　　（１９５２年）11月1日，毛泽东视察山东、河南黄河流域返京途中，执意要在岳飞故乡汤阴站下车，去看岳庙。这可急坏了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罗瑞卿。
　　
　　在岳飞故里车站附近碑林，毛泽东对那块雄姿昂扬的《岳忠武王故里》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仔细观赏后，又小声念起了碑文。
　　
　　“宋岳飞，字鹏举，汤阴人，……少负气节，沉重寡言，家贫力学，好左氏春秋孙武兵法……，力未冠，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靖康初破敌有功……飞绝酒，帝为飞营荑，飞力辞，或问天下何时太平，飞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夜宿，民开门愿纳，无入者，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卒有疾，亲为调药，诸将远戍，遣妻慰其家……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终以不附和议，为桧所害……”
　　
　　虽然此碑高大且字多，年近60岁的毛泽东看起来很吃力，有时不得不停下来仔细辨认，但他还是耐心地一字一句地读完了那篇文字优美、较为客观记述和评价了岳飞的碑文。从毛泽东低沉缓慢的读文声中，随行人员感觉到了毛泽东对岳飞的敬佩和赞颂。
　　
　　汤阴县县长王庭文向毛泽东汇报说：“据我们所查，岳家后代没有一个当过汉奸的。”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很好，很好，岳飞是个大好人，岳家又没有一个当汉奸的，都保持了岳飞的爱国主义气节，好！”（《和省委书记们》第84～85页）
　　
　　“请你替我给岳王坟献个花圈”
　　
　　（１９５４年）春天，在杭州刘庄办公室里，毛泽东按铃叫来王芳。
　　
　　“快到清明节了，是吗？”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轻声问。
　　
　　王芳赶紧回答：“主席，后天就是清明节了。”
　　
　　“你知道‘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是谁的话吗？”毛泽东的声音还是很轻。
　　
　　“这是宋朝民族英雄岳飞的名言。”王芳说。
　　
　　毛泽东这时满脸不高兴地问：“王芳，你知道西湖边上有多少座坟墓吗？”
　　
　　“具体数字，我说不清楚，反正到处是坟墓。”
　　
　　“是啊，我们这是与鬼为邻、成天与死人打交道，这些达官贵人们活着时住深宅大院，过着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生活，死了，还要在西湖边上占上一块宝地，这怎么能行？”
　　
　　“主席，您说怎么办好！”
　　
　　“除了岳王墓等少数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坟墓外，其他的应该统统迁到别处去。西湖风景区应该成为劳动人民休息和游览的地方，不能让人们看到这里到处是坟堆、墓碑，这些真是大煞风景啊。”
　　
　　说到这里，王芳猜测：莫非主席想去祭奠岳飞？
　　
　　“岳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爱国英雄。公元12世纪，女真族在北方建立了金国。金人不安心偏居于北方，随着国力的增强，他们吞并宋朝的野心日益膨胀起来，并不断肆无忌惮地侵袭和骚扰中原地区。面对国家山河破碎、百姓民不聊生，甚至生灵涂炭的悲惨景象，岳飞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他主动请缨提旅，率领英勇善战的‘岳家军’，驰骋抗金前线，杀得金人弃盔丢甲，闻风丧胆，真是英勇无比啊！”
　　
　　毛泽东舒缓了一口气，又接着讲：
　　
　　“1140年，当岳飞正乘胜追击，即将打过黄河，‘直捣黄龙府’时，被苟且偷安的南宋小朝廷一纸命令召回临安，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杭州哟。岳飞回来后，就被宋高宗和奸佞秦桧等人以‘莫须有’罪名惨害致死。岳飞精忠报国，心昭天日的爱国壮志，千百年来，在民间广为传颂，他，可以说是个家喻户晓、妇幼皆知的大英雄。……当然，他受朝廷差遣去湖南镇压农民起义的行为我们应该批判，他那愚昧的忠君思想，我们应该摒弃，但就其短暂的一生而言，他为国家和民族立的功劳还是远远大于过错的。他是个值得我们称颂的民族英雄……”
　　
　　毛泽东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片刻的沉默之后，王芳开了口：“主席，人们用生铁铸成的秦桧夫妇的跪像至今仍然跪在岳飞坟前。当年出卖民族利益，认敌为父，残害忠良的奸臣及其走狗，将永远被世人所不耻、所唾骂。”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这诗写得真是入木三分。”毛泽东毫不掩饰心中的爱和恨。
　　
　　“王芳，岳飞的《满江红》你会背吗？”
　　
　　毛泽东上次在汤阴也曾这样问过那位县长。
　　
　　“背不好。”王芳的山东口音较重，他怕毛泽东听不清楚，想推辞。
　　
　　“你背背，试试看。”毛泽东热情鼓励王芳。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王芳尽力用山东腔的普通话背诵着。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毛泽东也情不自禁地随着王芳的声音低吟着。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岳飞的词背诵结束了，但他们两人都还沉浸在《满江红》所创造的意境之中。毛泽东对王芳说：“快到清明节了，按我们民族的习惯，清明节是祭奠先人的日子，请你替我给岳王坟献个花圈。”
　　
　　于是，当天下午，在岳王坟前的花圈丛中又增添了一枚制作精美但没有标明敬挽人姓名的花圈。（《和省委书记们》第82～86页）
　　
　　岳飞被杀，就流芳千古了
　　
　　（１９５８年）有次中央几位领导人闲聊，贺龙曾发感慨：“都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我就见不得英雄落难，尤其见不得岳飞遇难，一见就担忧，就落泪。”毛泽东说：“我也是看三国掉眼泪的人。听见风波亭，心里就难受。可是后来我还发现，人这一生经多大难，办多大事。英雄一死就出了名。岳飞被杀，就家喻户晓并且流芳千古了。他流了血，这血就渗透到我们民族体内，世世代代传下来，他要是没流血，就不会有这么大的作用。”(《龙困》第84页)
　　
　　“文官不要钱，武将不怕死”有片面性
　　
　　（１９６３年）2月15日，罗瑞卿在陪同毛泽东会见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时当面向毛汇报了张国华讲的在中印边界反击作战的主要经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说：“是呀，过去岳飞讲文官不要钱，武将不怕死，天下太平矣!这句话有片面性，因为它缺了一面，好像文官不要钱，但是可以怕死，武将不怕死，却可以要钱。我们解放军则是文官既不要钱，也不怕死，武官既不怕死，也不要钱，这样岂不更好，天下岂不更太平!岳飞还有两句话：饿死不抢掠，冻死不拆屋。就是饿死也不能抢劫，冻死也不能拆房子烤火。看起来，岳飞治军是有他的一套的。所以那时金兀术不怕别的，只怕岳家军。他说过：‘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说到这里，毛泽东加重了语气：“谁要撼我们解放军，那就更加困难了。撼山易，撼解放军难。”(《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384页)
　　
　　毛泽东高度评价武则天：有容人之量，识人之智，用人之术
　　
　　这天，毛泽东谈锋甚健，面无倦色，谈得兴致勃勃。小孟听得非常认真，她觉得自己增长了很多历史知识，真是大有收获。她看到毛泽东愿意谈。她也就不断地提出自己想到的问题。她又提出了关于武则天的问题。
　　
　　“武则天，一个女人当了那么多年的皇帝，可真是不简单啊！”
　　
　　对于武则天，毛泽东以前谈过许多，看来，他对这个人物是注意研究的。
　　
　　“你觉得武则天不简单，我也觉得她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上皇上，人们连想都不敢想。我看过一些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量，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她提拔过不少人，也杀了不少人。刚刚提拔又杀了的也不少。”
　　
　　谈到这里，小孟记起了毛泽东曾给她讲过一个关于武则天的故事：
　　
　　武则天当政时，一位大臣见她经常杀人，就向她提出建议说：“你这样杀人，谁还敢当官呀？”武则天听后不急不恼，只是让那大臣晚上再来一次。当然，那大臣吓得不知所措，天威莫测呀。当天晚上，武则天让人在殿台上点了一把大火，黑暗中的飞蛾见火便纷纷扑来，结果飞来多少，就烧死多少，可还是不断地有飞蛾扑来。武则天笑着对那大臣说：“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本性难移吧！”那大臣立刻明白了武则天的用意。看来，只要高官厚禄，要当官的人会源源不断，哪里会杀得尽呢？
　　
　　毛泽东还谈过武则天立碑的事：
　　
　　武则天有自知之明，她不让在她墓前的碑上刻字。有人说其本意是功德无量，书不胜书。其实，那是武则天认识到，一个人的功过是非，还是由后人去评论。（《毛泽东的晚年生活》第8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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